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
　　　　　　　　　　　　　　　　　　一、求职之路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梦想着去首都北京去学习、工作。然而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我到武汉上了大学。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我非常想去北京发展。恰好，我的叔叔在农业部一所院校里工作，他当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已经当上了农业部的副部长，叔叔跟那位老同学谈了我的情况后，人家也挺愿意接收我这个大学生，北京又一次向我招手了。
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家里无权无势，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可以去北京，但我的女友毕业时是不可能进北京的。那样，我们之间也就没戏了。在经历了是谋求个人的发展，还是留下来与女友在一起的痛苦抉择之后，我还是选择了留在武汉。我的母亲也尊重我的感情和选择，于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开学不久就来到武汉，为我找工作而奔波起来。
我们家在武汉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大伯已经离休多年，而且没有什么官场上的朋友；我堂兄只是一个工人，也无权无势。我找到工作，一是凭自己的特长，二是凭运气，三是靠好心人帮忙。当时我堂兄在单位里有个好朋友是个技术员，姓高；而高技术员又跟他们单位原来的一个工程师关系比较好；这位工程师姓文，后来调到G银行当了一个处的副处长。于是，通过这个拐弯抹角的关系，我们找到了文处长。
文处长是个相貌堂堂的知识分子，人非常和善。那天我堂兄和高技术员领着我的母亲和我到了文处长家里，说明来意以后人家并没有因为不认识我们而表现冷漠，反而非常热情、细致地问了我很多情况。去文处长家那天，我还特意带了我从娜塔莎那里暂借出来的《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和《关塔那摩》两幅画给文处长看。文处长见了我的画，觉得挺不错的，就答应向人事处推荐一下，并且指点我们，还要找一下人事处管干部的段科长。
第二天，文处长领着我们带着我的画来到了段科长家。段科长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听了我的情况以后不断点头，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眼中似乎流露出一种赞许的目光，说正好前些天储蓄处的孙处长说，行里缺一个会美术的人搞储蓄宣传，我的绘画特长兴许能用得着。临走时，段科长要我把就业推荐表和画作留下，拿到人事处给处长看看。从段科长家里出来，我和我母亲都非常高兴，觉得真是运气好，自己的特长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段科长把我的画拿到人事处给大家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我的水平不错。后来我们又去段科长家时，段科长就通知我们，大家对我反映不错，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处长助理（【注】处长助理是正科级行政级别，一般都是比较能干的年轻人担任，是正科到副处之间的一个过渡，代行副处长职责），姓赵，对我的画很是欣赏，希望见见我这个人。第二天我就按着约定去了G银行，先找到文处长，文处长又带着我们到了人事处，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赵助理。
赵助理是个面容英俊的年轻人，虽然个子不高，但举手投足都有一种沉稳和干练。此时见到我，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以后，又把我引见给处长。人事处长只是简单问了我几句，就让我回去听消息。从处长那里出来以后，赵助理要我把画先拿回去。临走，叮嘱我说：你画的不错，下次复试时行长要亲自挑选，一定要带上你的作品当场展示给他看，让他留下你不同于其他人的印象——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赵助理那天没有对我说任何有把握的话，但凭借直觉我感到自己给他们留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我在学校里时，曾经得罪了一些政工人员。当时学校里的很多政工人员闲的无聊，也没什么本事，就喜欢整学生来突出自己的工作成绩。那时我还是学生干部，他们起初经常问我一些学生的动向：谁说过领导坏话啦，谁谈了恋爱啦之类的。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溜须拍马，更不喜欢打小报告、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因此碰到这种情况，我一概是一问三不知。此外，我对这些一没水平，二无品格的政工人员打心眼里瞧不起，自然私下里经常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喜欢打小报告不等于别人就不打小报告，于是我的一些话被某些人添油加醋地汇报上去了。
我得罪最深的政工人员就是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这个辅导员是大二下半学期我们原来的辅导员下海经商后调来的，是个工农兵大学生。他来了我们班以后，立刻显示出当年搞阶级斗争的本领：拉一派，打一派。拉的是学生干部、家里有当官的背景、学校子弟；打的是没背景没后台的一般学生。起初他还拉过我，结果我不但不买帐，而且在背后对他这种趋炎附势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厌恶，结果被汇报上去了。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每日琢磨的就是如何报复我。很快他以我英语在大学二年级没过四级为理由，动员系里撤掉了我的学生会宣传部长职务。其实，这完全是公报私仇：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本人当时就没通过四级考试；我干宣传部长期间，我们系的宣传工作是全校搞的最好的，特别是财政部来学校检查工作期间，我主笔搞了宣传汇报墙报，给检查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系主任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不怕得罪君子，就怕得罪小人，系主任事情繁多，有这么个没事找事的人在一边不断地煽风点火，系主任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要命的是，学生分配大权就掌握在这些小人手里。那时我们还在上课，有一些用人单位来到学校挑人，就由辅导员决定叫谁去面试。那些平日里溜须拍马的学生，或者那些老子当官、辅导员力图巴结的学生，往往是优先考虑对象。这些人水平往往不高，经常白白浪费工作机会：这个学校挑不到合适的人选，用人单位自然就到别处去了。我母亲知道小人不好惹，在分配前还专门买了礼物看他，结果辅导员收了礼物，却依旧没安好心。
后来，G银行也到我们学校挑人。其实当时G银行人事处我们早就去过了，人家对我反应都很好。但是辅导员公报私仇，人家挑人时竟然不通知我去面试，只挑了几个他“欣赏”的和有老子当官的学生。那次见面会G银行是赵助理和段科长一起来的，当时一看这一帮学生里没有我，就问在场的辅导员我到哪里去了。那个辅导员心肠真是坏，说：我们有比他好的多的学生，干吗要找他？他成绩很不好，经常是全班倒数第一名；也很不守纪律，经常犯错误。其实这个人是信口雌黄，我在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确实不好，但到了三、四年级专业课没有了数学，也比较用功了，多数功课的成绩还不错呢。不过，赵助理倒是没有相信这个人的话，就说了一句：“我们看中的是才干，不是学习成绩，我们也知道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怎么回事。”结果，那次见面会到底是没有通知我参加。
不过，令辅导员失望的是，在G银行举行复试的时候人家仍旧叫我去了；而他们热衷推荐的那帮学生，倒是有好多连复试的机会都没捞着。那天复试是行长亲自参加的，复试的学生大概有二、三十个，除了我们学校两三个以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毕业生。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女生，学法律的，气质还不错，能言善辩、咄咄逼人，结果把行长不接收她的理由一一驳得体无完肤；另一个是跟行长乱攀亲戚的男生，说自己的姐姐、哥哥都是G银行的，自己也想来。结果，两人都落选了：前一个女生因为锋芒太露，引起了行长的不快；后一个男生则因为那时银行正好要搞“亲属回避”，不走运地撞到了枪口上。
不知道是不是人事处的同志有意安排，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当别人发言时我心里默默地揣摩行长的好恶，以及别人发言的经验教训。因此轮到我发言时，我用了不高不低、不卑不亢的调子，扬长避短地介绍自己，话也不罗嗦，行长听着不住地点头。然后，我看见赵助理在向我使眼色，知道自己该给行长留下印象了，就打开了自己的那两幅画作。听了几十个人内容雷同的发言而感到有些倦殆的行长一看，来了点精神，说：“喔，画的不错。”接着，又问了我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那天面试结束我临走时，赵助理对我悄悄地说，你今天表现不错。
没过几天，我就得到消息，人家已经决定录用我了。刚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和母亲欣喜若狂，没想到竟然如此顺利。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可是赵助理却在半个月后通知我到人事处实习。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很勤恳，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终于有一天赵助理问我：你想不想留在人事处？分到二级分行和支行去一下子就会被人海埋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露出头，你最好还是能留在人事处。我说我当然想啦。赵助理又想了一下说：你刚来就到人事处不太好，还是先到个城区支行锻炼一下，找个机会再把你调上来。就这样，我在报到之后被分到了A支行。
辅导员背后使坏的事情，当时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后来我调到人事处以后，已经成为同事好友的段科长跟我谈了这件事。并告诉我，当初决定让我到人事处实习，就是因为对我不放心，先弄到身边观察一下这小伙子是不是真如那个辅导员所说那般顽劣。反正如果发现人不好，那么没报到之前是可以退回学校的。结果，我反而给大家留下了厚道、勤奋、塌实的好印象，因祸得福。
那个工农兵辅导员虽然害我未遂愿，但是害了班上其他几个既没门子、又不愿意听从他的差遣的学生。班上有一个男生人特别老实，但就是成绩不好，没拿到学位证书。当时金融部门俏，这位同学自然挤不进去；而到大学里当老师则是最差的选择，那个同学就巴望着能够留在武汉一所学校里任教。一天武汉工业大学来学校挑人，跟那位同学谈了一会儿觉得这人挺老实，就打算收他的毕业生推荐表。谁知道这个辅导员却在旁边补充了一句：他没有拿到学位证。就这么一句话，人家就不要了。这个同学回来后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回天乏术，最后被广东湛江一所中专挑去了。对于这位辅导员的所作所为，我直到现在还都不明白：人心为什么可以这么坏？
那些帮助我的文处长、赵助理、段科长，跟我都是素昧平生。然而他们却对我这个外地来的、无根无基的穷学生能够如此帮忙，真是我三生有幸。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说在我一生所得到的恩情中，父母养育之恩是第一，那么他们的知遇之恩就是第二。为此，我一生一世都感激他们。
　　　　　　　　　　　　　　　　　　二、A支行
母亲在我的工作完全定下来了以后，才放心地回家去了。临走，她还专门到位于汉口岱家山的福利院里看望了我的祖母。前面提到过，祖母在我母亲当年落难、嫁给我父亲以后落井下石，残忍地虐待当时才十几岁的母亲。但是我母亲却以德抱怨，给她买了很多礼品，有奶粉、水果、童子鸡、饼干、罐头等等。祖母因为心肠太坏，几个子女谁都不去看望她，此时我母亲去了，又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她自然十分高兴。然而，只一会儿祖母就故态复萌，指挥我母亲为她干这干那，甚至连厕所都不去了，要我母亲为她倒便盆。其时，我母亲和她相比，早已经由弱变强，但母亲依然满足了祖母提出的一切要求。当时母亲心想，祖母这个人虽然坏，但毕竟是个老人，晚辈的义务该尽还是要尽的。临走，母亲又给祖母留了几百块钱零花。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到分行人事处报到以后，就分配到了A支行。分配时人事处还是照顾了我，A支行是G银行系统中效益最好的一个。当然，那时的几个国有大银行都在搞粗放经营，不讲盈利只讲存款，效益好不是指银行在经营中盈利，而是存款多，个人收入高。这也是当时中国金融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各个银行总行考核分行，都是以年底存款多少来论英雄，而不是以亏损还是盈利比高低。在这个大环境的决定下，所有的银行都拼命抓存款，特别到了年底更是为了存款余额不择手段，甚至是以答应放贷款为条件，求得客户在年底那几天弄点资金过过账。因此，那时的几大国有银行，年底的存款都一天比一天攀升，一过完元旦就马上垮了下来。中国国有银行的呆账比例奇高，与这种只顾存款规模、不讲经济效益的粗放经营方式有很大关系。
　　我到A支行报到后，单位分给我一个集体宿舍。宿舍位于汉口三阳北路（【注】现更名为澳门路），对面那是八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一室半一厅，建筑面积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三个单身汉。那个厅被隔成了一个房间，里面堆放着一位已经结婚搬走的职工留下的一些家当，平时都锁着。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一起住在那个大点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资格老一点的职工自己住那个小一点的单间。
　　集体宿舍位于顶楼，楼上也没有坡屋顶隔热层。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城市，夏天温度常常达到四十度，到处都是火辣辣的，但宿舍里没有空调。以往上大学时，我每到暑假就回山西了，因此始终没有感觉到武汉的炎热，一九九五年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火炉”的滋味。那年夏天，女友从家里（【注】女友家在湖北省孝感市）跑到武汉来看我，因为天气太热，白天我们俩就坐在窗户旁，买了一瓶医用酒精往自己身上擦，借助酒精挥发来散热。宿舍里也没有电视，自己也买不起，于是我从学校带来的小收录机成了唯一的娱乐工具，每天听听苏联歌曲，或者是莫斯科台的广播。别看那个宿舍面积小，结构也不怎么样，但我和女友当时谈将来的生活时，总是说，唉，要是有这么一套房子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和我住A支行集体宿舍的有大约七、八多个单身外地年轻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后谈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某某“官”，某某人因为老子是什么“官”就当上了什么“官”。总之，大家都想当“官”，都想走捷径，因为当“官”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财富与权力。
我在A支行被分配到房地产信贷科当临柜人员，每天和支票、印鉴打交道，科里的同事都对我还不错。那时银行还没有什么服务意识，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态度不好是常有的事情。我这个人待人比较和气，跟那些客户打交道时总是轻言细语、面带微笑，那些客户都对我挺满意的。其中有一个福建土木建设公司的老财务人员，在我调走两年以后在街头偶然遇见了我，还夸我这个小伙子和气、耐心。那时科里每个月都要向客户发回单，回单柜因为以前经过了很多人的手而早就混乱不堪了，开回单柜的时候需要一个一个地试钥匙。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万分头痛。
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一个见习生，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三百七十七块六毛六分钱。一九九五年的时候物价已经颇贵，这么点钱肯定不够花。但当时想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了，不好再向父母开口要钱，因此就只好节衣缩食：每天吃食堂只打一个素菜，再自己买点辣椒就着吃；晚上食堂不做饭，我就买了些挂面，自己在宿舍里用电炉子煮青菜挂面吃。当时正值盛夏，我也没有钱买个电扇和凉鞋，只好每天穿着皮鞋上班，晚上就睡在楼顶上。抽烟也从在学校里三块八一盒的“HOPE”牌，降到了一块钱一包的“画苑”牌。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就用手头不多的一点钱买了礼物去看望原来的系主任。系主任在学校里对我挺好的，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巴结领导，谁在任上我就跟人家保持距离，因此上大学期间我一次没去看过系主任。但如今我毕业了，就觉得也该去看看系主任了。系主任见到我很是吃惊，又很高兴。这是因为，原来在学校里屁股后面围着系主任转的那几个“好学生”，此时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领导，立刻就把系主任给忘了。其实，社会上充斥了这种过河拆桥的势利眼，大学也不例外。系主任那天跟我谈了好几个小时，说那些她觉得该来看她的学生一个没来，而她从来没想到会来的倒来了，可见世态炎凉。我说，在学校那会儿，我也觉得您对我挺好，但您是领导，我不好巴结；现在不同了，我参加了工作，自己挣了钱，当然第一个就要来看老师。系主任一听，直夸我有良心。此后几年，我与系主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每年春节、五一、中秋三个节日，我都要抽出时间带上礼品去看望她。其实人家并不稀罕我带去的那价值几十块的水果和糕点，人家看重的是，这个已经不再被她所管的学生所表现出的真正的情谊。
就这样在A支行干了三个月以后，G银行组织了一次分行系统的“金融知识电视竞赛”。由于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就作为我们支行的三个选手之一参加了比赛。我们几个脱产复习了半个多月，结果参赛时得了个冠军，因此受到行长的亲自接见。有当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不过，那时候自己挺穷，没有件象样的衣服，连参赛时所穿的西服都是借的。比赛后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处报到，是“借调”。临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们围住我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当了官以后别忘了在基层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们哪！
　　　　　　　　　　　　　　　　　　三、机关生活
一九九五年国庆节以后，我就到分行人事处上班了。我们单位人事处和组织部是合署办公的，人事处长就是组织部长。人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摊子——干部科：管干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职、调动、职称；组织科：管发展党员、党务管理；劳资科：管劳动工资、养老保险；教育科：职工教育；老干科：老干部工作。干部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门，由处长助理亲自挂帅。我被分到干部科的岗位，可见组织上对我的器重。我当然也受宠若惊，更加勤勤恳恳，也博得了处里同事和领导们的一致肯定。终于有一天，处长亲自带我到行长那里，对他介绍我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不错，我们已经决定正式调了。行长大人傲慢地瞟了我一眼，说：好，你就看着办吧。
这样在借调几个月以后我正式来到了人事处，不过仍然借住在A支行的集体宿舍里。回去办理调动手续时，A支行人事科长对我说，以前你在时对你照顾不周，得罪了，别往心里去！我笑笑说，没有啊，组织上对我一直挺照顾的。人事科长又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这里帮忙的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我说，也没什么困难，都挺好的。
到人事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年底到了，全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干部职工考核。根据总行文件的要求，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制作了一份长达二十多页的考核细则。这个“细则”确实名副其实，甚至细致到连谁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其实行服每个人只有一套，天天穿着岂不要穿成叫花子的衣服了？当然，最后这些“细则”根本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无法执行。作为变通，考核就依据五个“纲”来进行，这五条“纲”也很耐人寻味：第一条“纲”就是“是否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啦，大家都热爱，都拥护，都坚持。这样空泛的“纲”的结果就是一团和气。考核结果分成四个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第一次上报结果是：“优秀”的占到32%，“称职”的占到67%，“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合计占不到1%。其中有个县支行，连续几年发生大案，一百万人口的大县、二百多号职工，存款余额还不足一个亿，可是居然全部“称职”，还有30%的“优秀”。处长一看非常恼火，打电话把支行行长和人事股长训了一顿。结果又报上来了新结果——变戏法般地变出了16个“不称职”！后来处长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专门发了通知：“优秀”不得高于15%，“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合计不得低于3%。这个“比例限制”虽然是不得已为之，但总是让我不由得想起“反右”时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我们处长姓廉，当时四十来岁，瘦高瘦高的。廉处长身体很不好，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还患有其他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经常一边住院一边上班。后来曾经有人写匿名信诬告廉处长喜欢找小姐、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廉处长听了以后淡然一笑：“说我找小姐，喝醉酒，那实在是抬举我了，我倒是真的想喝醉一回看看，但我也得有这个身体呀。” 应当说，廉处长在我见过的干部中还算是很不错的——至少根据我的观察是如此。廉处长家住得比较远，于是行长专门配给他一部奥迪轿车。但是他不坐，每天坚持挤公共汽车，结果有一次下车时摔骨折了腿，三个多月才好。另外也不喜欢收礼，很多次看见他把拿着礼包的行贿者赶出办公室。也从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类的名堂。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种干部体制中是无能为力的，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
不久以后全行系统又搞职称评聘。各个二级分行、支行报来一大堆材料。根据上面的文件精神，职称聘任的原则是“择优聘任，宁缺毋滥”，可是这些人与我从来都未曾谋面，更谈不上了解，我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是否“优秀”呢？只好面对一大堆自我表扬的材料来筛选；至于“宁缺毋滥”，那更是我所不敢做的，因为职称问题本来就是直接与住房、工资挂钩的，向来都是一个敏感问题，经常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如果我胆敢“宁缺毋滥”，那大家不得把我这毛头小子撕成碎片不可？所以这个原则事实上是不可能被执行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客观的尺度来进行衡量，于是根据总行下发的相关文件依据学历、工作年限、论文数量等等几项指标编辑了一个打分标准，再依据标准来进行排序。至于这个“标准”是否完全客观公正，那只有天知道啦。不过这种方法倒是有一个好处：公开，你是几斤几两昭然若揭，在指标面前人人平等，于是避免了以往评职称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曾经有没评上的找上门来，我把打分表给他一看，他心悦诚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诉他，回去想办法多发表几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他很是感激，怒气冲冲地来，高高兴兴地走，临走还向我道谢。廉处长和赵助理很高兴，说我是“非常圆满地解决了职称聘任中的矛盾”，“实现了职称聘任工作的新突破”，还号召另外几个年轻人向我学习。不过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全行以前聘任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实际数目竟然比上报给总行报表上的数字超出一百多个！我向处长汇报，廉处长盯了半天，一脸无奈地感叹道：唉，假报表、假数字，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哇……
处长和处长助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班时间不许聊天、不许看报纸、不许打游戏。我这人没事喜欢画画，无聊时总是画些涂鸦之作，被赵助理警告过一次。还有一次乘处长和处长助理不在时打游戏，结果被推门而入的廉处长逮个正着，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还捎带批评了另外两个在场的年轻科长，说他们不闻不问，太不关心新同志进步了。
机关有个食堂，每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就餐，是份饭。我这人很挑食，有很多东西是不吃的，所以总是要求食堂师傅给我打我爱吃的菜。我刚到机关上班时，其中几个师傅给我换菜时都很不耐烦的样子。后来知道我是人事处的以后态度明显改变了，我要什么都给我加倍的给，同时还不住地夸我们：人事处的小伙子、大姑娘个个都长得……那个精神啊！
一九九六年春天，赵助理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临走他跟我谈了话，他说：你很聪明，也很有悟性，牢记住一点，在单位里混，三分靠做事，七分靠做人。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赵助理年轻有为，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无论从做人还是做事，都是刚刚踏入社会的我效仿的对象。他的离去让我心情很是抑郁了一阵子，觉得前进都没了方向。
那年夏天，廉处长让我写《人事处、组织部半年工作总结》，以往这都是赵助理写的，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本着责任心我还是花了一整天的功夫认真地完成了，廉处长开会不在，我在下班时放在处长办公桌上就走了。廉处长开完会回来读了我的《半年工作总结》，觉得写的很好，喜出望外。见我不在，就写了一封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信中写道：“……本以为要一个星期才能写好，没想到一天就写好了；来处时间不长，就能写下如此详细而准确的流水帐，可见是个有心人，令我喜出望外，可喜！可喜！……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文字功夫和业务学习，争取尽快成熟。”第二天我上班时读了这封信，感到廉处长既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绩，也指出了我的不足，话也说得很中肯，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当时机关有个阅览室，里面有万余册藏书和一些期刊。我平时喜欢看书，总是在午休时到阅览室去浏览一下杂志和报纸，或者借一些书回宿舍读。有一天我在借书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名叫《一九八四》的书，就随手抽出来翻了翻。不朽的文字是具有魔力，这本书一下子就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一九八四》是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传世经典之作，他用自己
　　　　　　　　　　　　　　　　　　四、姐姐的婚事
我的姐姐分配到廊坊J银行以后，一直在储蓄所里当储蓄员。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人给姐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姓王，是石油部某下属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小王高高的个子，长得也挺清秀，只是话太少。姐姐跟他见了几面，觉得这个人虽不善辞令，但勤奋好学，人又挺老实的，渐渐地喜欢上了他。后来姐姐跟家里打了电话说了这事，母亲就从太谷到廊坊去跟小王见了一面，也相中了这个未来的女婿。就这样，两人的婚事定在了一九九六年元旦。当时已经临近过年卖灯的关口，母亲就留父亲一个人在家招呼做灯的事情，自己到廊坊操办姐姐的婚事。
元旦前夕，母亲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了姐姐结婚的事情，要我过去帮忙。我就跟单位请了几天假，带着女朋友一起到了廊坊。姐姐和姐夫都属于年轻职工，没有分房子，姐姐的单位就把位于廊坊市南郊一个农贸市场储蓄所楼上的两间房子借给姐姐当新房。姐夫家里是安徽农村的，对婚礼的要求不高。但我母亲想女儿结婚只有一次，尽量想办好一点，因此整个婚礼和新房的布置都是母亲和我组织的。经过我和母亲一连好几天没日没夜的张罗，新房的气氛还真的布置起来了。
元旦那天我姐姐和姐夫举行典礼。典礼上，我和母亲由于一连多少天的操劳，都累得筋疲力尽。当司仪请母亲讲几句话时，一向泼辣的母亲竟然一句也说不上来。而我脑子则昏昏沉沉的，进饭店时一下子掉到饭店大厅里的养鱼池中。等到几条鱼在我身边游来游去，我才意识到掉进水里了。
姐姐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姐夫由于单位要在新疆施工，没法照顾姐姐。到了七八个月时候，为了便于照顾姐姐，母亲就把姐姐接回太谷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到快预产期时才回到廊坊。那时医风已经非常败坏，医生和护士服务态度都很恶劣。此外医院的规章制度也让人不可理解，女人生孩子时不允许家人陪伴在身边。由于是头胎姐姐极度难产，母亲又没办法进产房，只好徘徊在产房外面。透过玻璃窗上
母亲照顾姐姐生孩子的时候，父亲一个人留在太谷。正好当年几个宣传队的朋友来了，父亲就到街上买了一些卤菜招待朋友喝酒。大概是卤菜有些变质，父亲送走朋友以后就开始拉痢疾。为了不让母亲分心父亲一直没告诉母亲，自己到家属院卫生所去打了几天吊瓶。谁知那个时候卫生所已经承包给私人了，大夫为了赚钱进了假药，结果延误了病情，父亲的痢疾越来越厉害，后来拉出来的都是一滩一滩的血。到了最后，父亲连去医院的劲头都没了，躺在床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幻觉。幸好此时一个工友去串门，见父亲躺在床上已经濒死，赶紧把父亲送到晋中地区第二医院抢救。
也许亲人之间有心灵的感应，母亲在廊坊有一天梦到家里的房子塌了。醒来一想，房子塌了是伤及老人的意思，可家里谁是老人呢？当时外公、外婆、祖母都已经去世，家里唯一的老人就是父亲。母亲想到这里，赶紧给家里挂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却是邻居，先说父亲去医院了，下午回来。母亲听了，还是不放心，下午又挂了个电话，此时接电话的却是工友吕叔叔。吕叔叔对母亲着急地说：赶紧回来吧，老国不行了！母亲一听，放下电话收拾了行李，当晚就坐火车回到太谷。这样，父亲才算捡回一条命。
　　　　　　　　　　　　　　　　　　五、祖母去世
　　上大学那几年，尽管我就和祖母在同一个城市里，但因为祖母的那些恶行，我从来都没有去看过她一次，到上班以后也依然如故。祖母当时住在汉口郊区岱家山的一个敬老院里，每个子女每月出二百元钱交纳管理费和伙食费，剩余的作为她的零花钱。大伯年纪大了，也不愿意见祖母，就由已经下岗在家的堂兄每月去看望她一次，给她送钱或者买点零食。其他子女，每个月每人再出五十元给堂兄作为辛苦费。一九九六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一月份的一天，我堂兄到我单位找我，对我说祖母去世了。
　　虽然祖母活着的时候我不愿意见她，但作为晚辈该尽的义务还是要尽。于是，我和堂兄来到敬老院料理祖母后事。我们来到祖母房间里，看到祖母死在床上，半张脸上都是已经凝固的血。见我有些疑惑的神色，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连忙解释说祖母是冻死的。不过，我也不打算深究。
　　我打电话给父亲通知了祖母的死讯。所谓儿不嫌母丑，父亲一接到电话就哭了。母亲闻讯也哭了一场，不过母亲不是哭祖母的死去，而是哭祖母这个人太坏，本来儿孙们都很孝顺，但硬是没办法跟祖母生活在一起。母亲一边哭，一边给祖母缝制了入殓用的内衣内库，交给父亲捎过来。
　　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武汉。一见到父亲，我就觉得有些心酸。父亲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要焊灯，几个月都不理一次发，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有三、四寸长；脚上的皮鞋还是我上高中时买的，又脏又破。祖母火化那天，只有父亲、堂兄和我三个人去火葬场送她。在进炉之前，父亲哭着给祖母跪下磕头。我本来不愿意给祖母下跪，但为了父亲，我也给祖母跪着磕了几个头。当时我也流了眼泪，不过这眼泪不是给祖母流的，而是觉得父亲母亲一辈子生活得真不容易，做儿女的一定要好好孝顺他们。
　　办完祖母的丧事，我就带着父亲理了发，又带着父亲上商场里买了一双三百多块钱的“森达”皮鞋。父亲嫌这皮鞋太贵，我硬是买了。父亲喜欢吃酥糖和麻糖，我就给他买了六七斤给他带回家吃。晚上，父亲和我一起挤在我宿舍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父子俩一谈就是大半夜。后来父亲回家以后，高兴地跟母亲说，儿子长大了。
　　祖母的几个子女都恨祖母，祖母死后谁也不来看一眼。于是，一九九八年父母跟我到武汉落户以后，给祖母扫墓、交骨灰寄存费的事情全都落到我们家头上。到后来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没法动弹了，就由我母亲给祖母扫墓。祖母当年虐待我母亲是最凶狠的，最后却只有我母亲来祭奠她。二○○一年夏天大伯去世，按照家乡风俗前辈不葬，后辈是不能葬的。于是，也是我的母亲，把祖母的骨灰带到了汉口龙王庙，为她烧了纸以后把骨灰撒入滚滚长江之中。一九四八年祖父的骨灰失散在南京，如今祖母的骨灰从又武汉顺流东下，也算他们二人在九泉之下可以相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