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悲惨世界
　　父亲年轻的时候，上面总是宣传“老有所养，病有所靠”，据说这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是那时父亲健康，除了偶尔头疼脑热的之外没有什么病。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父亲单位持续十几年都处于半死不活状态，多达四万五千名职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处于下岗状态，在岗的也经常是一连八九个月领不到工资，父亲那所谓的“公费医疗”也就只能变成一个画上的饼子，实在没法指望。由于由于没有钱，他们单位到现在医药费只报销到一九九四年的，好多老工人因为没钱耽误了治疗，人都没了好几年了，还没轮到医药费的报销。即便是这个画上的饼子，也不是全额报销，而是每年最高报销限额为两万元；但是即便是这种难以指望的报销，也有很多药是不能报的。是啊，活人都养活不了，那有功夫顾得上死人呢？
　　根据我所查得的资料，二○○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一九百九十一个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居然排名第四十三位，远远超过我国，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卫生发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乡卫生差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显示穷人健康状况在恶化。过去十五年来，中国结核病增长四倍，过去四十年来一直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也在贫穷地区上升，而一些早已消灭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等也卷土重来。尽管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免疫疫苗，但由于农村诊所要收取“管理费”、“针头费”和“针管费”，贫穷地区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区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区的水平。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极少听说过有看不起病的情况。当时我年纪尚小，因此对农民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一般的城镇居民，没有哪家把看病当作洪水猛兽来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费医疗，而是指那时低廉的药价和治疗费用。那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花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治好。由于当时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比现在小的多，因此这样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农民也消费得起。

　　然而从九十年代起，一股名为“医疗产业化”的妖风破门而入。之所以说“破门而入”，那是因为这项所谓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里来的、看不惯公费医疗和廉价医疗卫生服务的“精英”们强加给人民的。从那时起，医院的收费几乎以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四倍以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医疗体系出现了极度的异化：一方面医疗从业人员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广大居民医疗费用支出暴涨，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顺口溜表达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
　　二○○三年十月，我陪同父亲到医院做化疗。以前的病友在这三个月之间死掉了十多个，听一个幸存的病友说，上次挨着父亲的那个白血病孩子已经死了，才十七岁。那孩子的父母都是下岗职工，我以前见过他们：男的戴付眼镜，又黑又瘦；女的面色苍白，因为她也患有乳腺癌。为了给孩子治病，做母亲的自己有病不看。为孩子治病累计花了二十多万，全部是靠借债得来的。现在人财两空，孩子的母亲也到了晚期，就要和她的孩子一同走了，留下一个孤独的男人还债。一个曾经美满的家庭，瞬间只剩下了孤独的他。二○○三年年底，我父亲最后一次化疗期间，几天内就先后有两个无钱继续治疗的病人，从父亲所在的住院部大楼上跳楼自杀。这就是“医疗产业化”给中国普通百姓带来的结果。
　　“医疗产业化”给中国人民健康带来的惨祸远远不止无钱看病、因病致贫这两项。由于“医疗产业化”之后，有关医疗产业的产品利润丰厚，引来了无数投机者进行“医疗产品开发”。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很多这样的投机者在连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开工，给人民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重复使用血液透析器导致患者染上肝炎，输入不洁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时有报导。特别是，由于大搞所谓“医疗产业开发”，河南省上蔡县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不正是“医疗产业化”下我国一些地区现实的写照吗？！
　　有些从不担心自己如何支付医疗费用的人，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由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托词实在毫无道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二○○○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三，处于世界末流。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只有二十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由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七十，接近我国以前“公费医疗”的水平；而在瑞典、英国等高福利国家，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例还要更高。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百分之六十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对这种现状，就连一贯鼓吹市场化的美国经济学萨克斯都觉得，中国由政府支出的卫生费用所占的比例只有区区百分之三十六，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中国政府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太小了。
　　况且，即使是这区区的百分之三十六，在分配时也被极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国，越是有权有势的人，如各级“公仆”，越能够享受到“公费医疗”的好处。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其间花费无论是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可以由“公费医疗”解决；即使没有生病，他们也可以定期体检、疗养。而越是穷人，越需要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国有企业工人虽有名义上的“公费医疗”，但是因为是由企业负担，而多数国有企业经营的困境，使得这些所谓的“公费医疗”跟我父亲单位的一样，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城镇一般居民、农民则根本没法从政府的医疗投入中获取丁点好处。
　　可见，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即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医院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进而使得医院不得不靠坑宰病人、鼓吹“产业化”来维持其必要的开销。而坑宰病人的恶劣先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从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个得到政府默许的恶劣先例鼓舞下，我们原来尊敬的白衣天使们的灵魂一步步受到腐蚀，一部分人最终堕落成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白衣刀客、白衣恶棍。
　　就这样，“医疗产业化”与政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虽然我国被福布斯评为二○○二年度全球赋税最重国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国的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军费开支等指标均在世界末流。请问，老百姓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在本来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关系中，随处能够感受到政府那只本不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在里面翻云覆雨。为此，我们常常抱怨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抱怨说这是“不当干预”。然而，在教育、医疗等的确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那只本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却不见了。不奇怪吗？看看每天在电视上大讲学习“三个代表”深刻体会的公仆，再看看老百姓悲惨的生存现状；看看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再看看越来越多的无钱就医的穷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面是庄严与神圣，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十三、非典型肺炎
　　二○○二年年底，我通过互联网得知，在中国广州地区流行一种怪病，得了这种病发烧不止，最后因呼吸衰竭死亡。而且这种怪病传播得很快，难以预防。后来又知道，这种病叫“非典型肺炎”。武汉离广州毕竟还比较遥远，我们没有感受到什么恐慌。再看看《新闻联播》里天天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也就以为真的控制住了，也就没有再关心这件事。
　　然而，到了二○○三年三月初，我到某地出差时，当地一位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朋友跟我说，北京现在传染得很厉害，已经死了不少人了，你赶紧准备买些口罩吧。当时我看电视上全是人大会的消息，仍旧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样子，也就当作谣言而不予置信。然而到了三月底，传闻越来越多，连电视上也开始报导有关情况了。不过当时电视仍旧是说，要放心，控制住了，没有问题等等。此时我已经开始怀疑新闻的正确性了：早就说控制住了，可为什么从去年年末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什么传闻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恐慌？
　　后来电视上开始有了例行疫情报告，一贯不怎么看电视的我我每天都要坐在电视机前面把疫情报告看完。一开始还觉得数字不多嘛，每天只新增那么一两个。到了四月十八日，当时的卫生部长大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笑谈：“北京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仅仅两天之后，他这个撒谎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卫生部长就下台了，到那时我才知道北京的非典流行趋势有多可怕。顿时，全国上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药店里的口罩、板蓝根全都脱销；人们只要一见到从疫区来的人都视为洪水猛兽，不敢接近。出于对家人和自己健康的担忧，我也上药店买了几十副口罩。当时口罩已经脱销，问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问到位于武汉亚贸广场附近的一个“春天大药房”时，里面回答说“有”，不过涨了价钱。但此时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立即买了三十副“汉江医疗器材厂”生产的口罩。等到戴了几天以后才发现，这是一批假冒伪劣的口罩，外面只一层纱布，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纤维头。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间，我得知“非典”感染的高危人群是医务工作者。在与臧教授打交道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简直对这些吃人不吐骨头恶医深恶痛绝。此时看到这个消息，最初竟然产生出一种欣慰，一种幸灾乐祸。这大概就是我在恶政、恶人的压迫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恶意吧。不过，当我看到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医院，与那些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并向他们鞠躬致敬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鼻子一阵酸楚，禁不住热泪盈眶。在这个充满着道德沦丧、心地不良和麻木冷漠的国度里，多少年来，我终于再一次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动。
　　“非典型肺炎”的流行，可以说是对中国“医疗产业化”恶政的报应。虽说SARS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发现，但惟独在中国却酿成了全国流行的惨祸。相比之下，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流行的规模要小的多，甚至在远比我们穷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政治目的，竟然据此断言说，SARS是美国发明的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而是认为这是“医疗产业化”的必然恶果。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医疗产业化”下SARS流行的路线：二○○二年十一月，出现了一种从野生动物转移到人的冠状病毒，随即出现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于对这种新疾病缺乏认识，SARS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后传染给了其他人。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钱就医，有些却没有钱，于是乎照例被医院拒收，只好游离于社会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来日无多，乘交通工具返乡，造成了病毒向全国扩散，传到了山西、河北、内蒙古，以及首都北京……要不是最后中央下死命令对SARS患者无偿治疗以及强制隔离疑似病人，继续按照“医疗产业化”下的必然模式进行治疗，我真不敢想象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现在灾难好像已经过去了，一切照旧……
　　灾难并不可怕，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可怕的是对灾难缺乏深刻的反思和麻木不仁，假如不立即废除祸国殃民的“医疗产业化”，那就等着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吧。
　　　　　　　　　　　　　　　　　　十四、为恶政敲响丧钟
　　随着夏日的到来，“非典型肺炎”渐渐销声匿迹了。这次瘟疫的流行，使我产生了很多反思和联想。于是，我决定以我父亲看病的遭遇做线索，对“医疗产业化”这一恶政进行最严厉的讨伐。于是在构思了两个多月、奋笔疾书一个星期以后，一篇名为《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二万七千字的长文写成了。之后，我通过互联网将其昭示于世人面前。“医疗产业化”和部分医生医德的沦丧，早已是千夫所指、万民皆恨。我的文章一经贴出，就如同在水中投入一块巨石，立即掀起阵阵巨浪，形成了人民群众对医疗产业化口诛笔伐的高潮。我的《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被一些网友改名为《当今中国最肮脏的产业》和《吃人的医院》等，被转贴于全球各大中文网站，并且被《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改革内参》刊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人民中早已蕴藏了极大的能量，只要有人擎起这杆旗帜登高一呼，就有千百万的劳苦大众应声云集。
　　在写完《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之后，我又产生了写一篇反击教育产业化的《学院黑幕》，作为《医院黑幕》姊妹篇的念头。但是，由于我毕业之后已经有八年时间没有与学校打交道了，对目前学校的内幕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切身体会，因此我觉得没有办法写出像《医院黑幕》那样面面俱到的《学院黑幕》，而只能对教育产业化下学校收费迅速上涨这一外表现象做出分析。当我在互联网上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立即有很多国内外朋友不辞辛苦地为我提供了不少非常有用的资料。其中特别是一位叫“元明”的网友发过来的一篇名为《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的文章给予我极大的启发，该文的许多高水平、系统化观点几乎与本人的零碎思考完全一致，读起来禁不住让人拍案叫绝，因此我大量地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弥补了我对教育问题理论上的空白。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元明网友发来的那篇《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是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萧雪慧老师所作。

　　恰在此时，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了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该片讲述的是陕西榆林一位农民景统仕可悲遭遇：生活贫困的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今年高考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而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居然没有盖下来。七月十四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电视上景艳梅流着眼泪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现在这些充斥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电视节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凑巧，当我从书房出来喝水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当时，我握着茶杯呆站在电视机前，屏住呼吸把这个节目看完。沉痛？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愤？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悲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压抑，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黑暗，为什么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常言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百年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求生的中国劳动人民总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点、辛苦点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子女读书、成材——这是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的一个传统。女儿考上大学，这本应该是全家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的喜讯，然而在极度扭曲的“教育产业化”之下，这喜讯却变成了吞噬人命的魔鬼，变成了噩耗。
　　假如景统仕的遭遇还离我太遥远，还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话，那么二○○三年六月份发生的另一桩惨剧则如同在我身边炸响的一声惊雷。在我曾经去过的一个国有企业，由于经营困难，从二○○二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九个月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工资。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几个歌舞厅赶场子拉琴挣钱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在催交一万元学费。胡××出门借钱。可是全厂工人都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了，自己家里尚揭不开锅，谁又有能力借出一万块钱呢？胡××出门一天，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无所获就唠叨了几句，胡××本来就又气又恼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骂使得他倍感绝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气绝身亡……
　　两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当下中国工人、农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丧尽天良的“精英”们压迫、掠夺、践踏而无可奈何的事实。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东北到西南，类似的惨剧处处可见，时时发生。无数贫穷而善良的人们，被教育产业化这把大刀夺去了欢乐、财富甚至生命。在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比 “医疗产业化” 和“教育产业化”更能生动地体现出处于强势地位的精英们，是如何借“改革”的名义来疯狂敛聚钱财、无耻践踏劳苦大众权益的事例了。医疗和教育，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发展权；这两个行业是“产业化”的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两个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这两个底线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早在二○○○年八月，我就写了一篇名为《穷人受教育权利不容剥夺》的文章，呼吁社会关注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的情况。然而，从那以后，教育产业化一直甚嚣尘上，浊浪排天。无数人间惨剧发生了，无数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被大学拒之门外。不受监督的特权与贪婪野蛮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疯狂、无耻地压榨人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种侵犯人民利益的异化改革被假以神圣的名义强加在人民头上。而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正是这种异化改革的极端产物。在我看来，鼓吹这两个“产业化”的人实在是恶毒——“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于消灭了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剥夺了人们的发展权；“医疗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的生存权。耳闻目睹这一个个血淋淋的事实，我实在无法平静下来。我决心用我自己的力量，把恶政和它们的吹鼓手们一起踩在脚下，让它们烂在泥里。于是，又一篇名为《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的文章诞生了。
　　《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全文长达二万九千字，分为八个部分：当喜讯变成噩耗、当改革变成掠夺、当学费成为壁垒、当谎言嘲弄真理、当教育沦为产业、当政府逃避职责、当悲愤化为力量、当丧钟为你而鸣——连续八个“当”字，对应以丧钟轰鸣的声音。一个星期之内，我每天为了写这篇文章都要工作到凌晨。写文章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国际歌》，写到悲愤哀痛之处，我自己一边写，一边放声痛哭。我所渴望的，就是用真情唤起社会的良知，用我的文字为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敲响丧钟。我当时就坚信：我的呼吁决不会没有回响，我的眼泪决不会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果然，不出我所料，二○○三年八月十八日我的《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刚在一个官方论坛贴出，就立刻再次传遍了全世界。香港的凤凰卫视、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都专门在节目中谈到了这八个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当”字。此后，虽然学校的高收费暂时还未得到扭转，但我相信从此再没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于理直气壮地大谈特谈“教育产业化”这个邪恶的概念，也相信离彻底埋葬这一恶政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十五、沙利度胺
　　从二○○三年那个炎热而漫长的夏季开始，父亲的病就愈发沉重了，感冒发烧不断。尤其令我们害怕的是：由于化疗次数过多，父亲体内的浆细胞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化疗已经渐渐地失去了作用，浆细胞的数量居高不下。到了二○○三年国庆节前夕，父亲已经开始感觉到后背和两肋骨骼的剧烈疼痛。不过，父亲仍然是坚强的，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父亲和我们一起到汉口江滩公园观看了四川自贡灯展。
　　父亲也自感来日无多，就跟母亲说让我姐姐一家来武汉，趁自己还能行动的时候最后团聚一下。国庆节那天，姐姐、姐夫和外孙贝贝都来了。见到亲人，父亲很高兴，那几天家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姐姐走了以后，父亲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到了十月中旬那次化疗以后，我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父亲还能自己行动，每天我下班回家，父亲和我都要谈很久。那时临近年底，我每天上班也很忙，都是母亲一个人照料着父亲。
　　到了十二月初，我又被单位派到外地出差了二十多天，回来时已经临近年底。回家那天父亲又在医院里化疗，我赶紧跑去照顾，发现父亲已经很难起床了。但父亲见了儿子，仍然相当高兴，凡是能起来的时候都和儿子一起抽一会儿烟，谈论着儿子的工作和生活。儿子总是问父亲一些以前的事情，因为儿子已经打算动笔为父亲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这次化疗效果不好。父亲回家以后，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而且每天起床都显得非常吃力，需要抱着母亲的肩膀，慢慢地找疼痛相对比较轻的姿势，一点一点地挪动着站起来。父亲的脊背已经不能起到支撑作用，站立时要拄着儿子为他买的拐杖，吃饭的时候要用一只胳膊支撑着桌子，才能勉强坐一会儿。一月份那些天，我每天都不回自己家，而是下班后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父母家里住着。每天吃完晚饭，儿子就依偎着父亲，跟父亲交谈很久，逗父亲开心。
　　二○○四年的春节比较早。父亲说自己可能是过最后一个春节了，想到儿子家里，再把姐姐一家接过来，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为了让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节，我从单位放假那天起连续做了四天的卫生，把家里角角落落收拾得一尘不染。还跑到街上买了不少窗花、对联、年画，把家里布置得既温馨，又喜庆。
　　大年三十那天，父亲被120急救车抬到儿子的家里，一来就直接躺到床上。大年初三，姐姐一家在去了姐夫合肥老家过年之后，也来到武汉。小外孙贝贝是个活泼的孩子，每天在我家里跑来跑去的玩。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拄着拐杖，来到客厅里，一边抽烟一边微笑地看着贝贝玩耍。那一些天，我的家里总是被一种快乐喜庆的氛围笼罩着。
　　其实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脊背和肋骨时时刻刻地都在疼痛，需要口服曲马多或者贴芬太尼止痛。过年那几天除了有一天父亲强打起精神和我们坐着吃了一顿饭以后，其余时间都卧床由母亲喂着吃。由于见到亲人过于兴奋，父亲体力透支，姐姐他们走的那一天就因为喉咙发炎发起了高烧，呼吸困难。我急忙找了一个可以上门治疗的医院，为父亲打了几天针才算治好了病。病愈后，有一天下午父亲跟我谈话时说到自己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化疗已经不起作用，而且这个病实在太痛苦，治疗又太费钱，子女的负担也很重。因此父亲说自己打算放弃治疗，到医院里绝食几天，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和父亲谈话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以往我也知道父亲早晚要被病魔夺去生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面对这种情况，甚至想都不愿意去想。可父亲跟我谈了以后，我猛然警醒了。不，我不愿意父亲走，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父亲留住。哪怕是一个月，一年；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都要尝试。那天我打开电脑，在“Google”中搜索“多发性骨髓瘤”这几个字，希冀着能否找到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突然，一个“沙利度胺可以有效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消息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跳猛然加快，认真地读完这个消息，又打开很多链接，证实了这个消息。就如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我奔到父亲的房间里，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喊：“爸，你的病有救了，现在有了一种新药可以治好你的病！”
　　沙利度胺又名反应停片，原来是作为治疗孕妇孕期反应的药投放市场的。但很快发现，沙利度胺会导致严重的出生缺陷。在西方国家，有数千名婴儿因母亲服用了沙利度胺而先天性肢体残缺，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海豹胎事件”。因此，沙利度胺成为禁药，被禁止销售达四十年之久。这几年才通过研究发现，沙利度胺在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方面具有良好疗效。由于被禁时间太长，目前全中国只有江苏常州制药厂一家生产沙利度胺。
　　刻不容缓，我立刻按照常州制药厂网页上留的电话号码与对方联系。但是拨打了很久都没有人接，这时我才想起这天是个星期六。但这是救活父亲的唯一的希望，早一分钟服药，就多一分希望。我立即穿好衣服到街上找药，从武昌问到汉口，大药店、小药店、新药特药店、医院药房，一家家问遍了，都没有这种药出售。那天晚上，当我迈着酸痛的双腿沮丧地回到家里，我跟母亲说要到常州去一趟，亲自到厂里买药。母亲也心疼儿子，说那没必要，等人家上班了联系也不迟。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苏州的一个朋友，一看地图发现苏州与常州相隔不远，于是立即跟他取得了联系，拜托他立刻到常州为父亲买那救命的良药，再通过特快专递邮寄过来。沙利度胺，这个原本陌生的名字，此时竟然变得如此亲切，有了它，仿佛就有了希望。当我们跟父亲把情况一说，父亲也很高兴，说：这好啊，将来能等到抱孙子了。
　　虽有朋友帮忙，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星期一刚上班我就与常州制药厂取得了联系。当听到对方说可以邮购时，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觉得那个接电话的人简直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放下电话，我又给母亲挂了个电话，母亲说她也给常州制药厂打了电话，人家跟她说武汉协和医院的药房里有少量这个药。我放下电话，立刻跟单位请了假，直奔协和医院药房，买回了这个药房所有的十七瓶“沙利度胺”中的十瓶。晚上我回到家里，全家人又兴奋又激动。父亲拿着这白色的药片，对我们说，我的命是儿子的孝心换回来的呀。
　　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于是，我开始动笔写《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父亲听了我的想法，也很支持我，因此我们父子二人，一个写文章，一个审稿批改。父亲对儿子的文章看得如此细致，以至于不止是纠正儿子文章中的张冠李戴或者其他谬误，甚至连用辞不当和错别字都一一纠正。我每天上班时，父亲就躺在床上批改我的文章，累了，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回忆自己经历的那些往事；儿子下班以后，父亲就给儿子讲述白天回忆起的那些事，因此我的文章越来越准确，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奋笔疾书到凌晨两、三点钟，父亲有时晚上睡不着觉，就经常拄着拐杖到书房看看儿子，跟我说要注意身体，早一点休息。我不断地将完稿的部分发表在网络上，获得了读者的好评，陆陆续续地有不少出版社跟我联系，想跟我签订出版合同。
　　儿子始终是父亲的骄傲。那天我从单位捧回了二○○三年度赢得的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案例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团队。父亲看了，高兴地点燃了一枝香烟，对母亲和儿子说：我的儿子，无论到哪里都是最优秀的！父亲躺在床上，微笑着看着儿子的证书，眼神里充满着对儿子的自豪和赞许。
　　父亲服用沙利度胺以后，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药的作用还是心理作用，显得有些好转的迹象。有几天父亲每天都等儿子下班回家一起吃饭，有时儿子加班回来晚了，父亲也不吃饭，而是等着儿子。等儿子回来后，父亲就拄着拐杖，慢慢地坐在儿子身边，和儿子一同吃饭。那饭，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一天，父亲竟然整整一天没有吃止痛药，坐在沙发上看了一天影碟《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是几个月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形，我和母亲还以为真的出现了奇迹，兴奋到了极点。
　　沙利度胺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越来越强。父亲经常便秘，都是由母亲搀扶着到卫生间解手，但解不出来，一天往往要去十几次卫生间。到了后来，父亲连续十几天解不出手来。同时，由于连续服用吗啡类药物，导致父亲小便潴留，肚子憋得像一口大锅，腿也渐渐地不利索了，难以站立。恰好在此时，我的妻子查出来怀有身孕了。因为妻子以前有过一次自然流产史，因此这次我们格外重视，让我妻子住院保胎。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回家写作到凌晨；而母亲本来就有高血压，还要伺候两个病人，负担非常沉重。
　　母亲过元宵节期间抽空卖了一些灯笼给武汉的百步亭社区，因为父亲的病重一直没有结账。后来母亲打电话问结账的事情，谁知对方竟然耍起了无赖，说自己只用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没用上，要退货。灯笼这种东西，过元宵节挂那么两天，摘下来以后还是完好的，说自己没用上谁能看得出来？况且，我母亲是按照对方要求的数量送过去的，当时对方说都要用，只是当时太忙没功夫取钱，要母亲过完节以后再来结账。而过年以后家里始终离不了人，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母亲跟对方联系后，打算找个时间去跟对方结账，再把货物收拾一下，于是父母先回常青花园住几天办办事情，由我的岳父岳母来招呼一下我的妻子，事情办完了以后再回来。父亲仍然念念不忘我的那本书，对我说，回去以后想起什么来，就让我母亲用家用摄象机录下来，免得自己脑子不清楚给忘记了。
　　然而，父母回去的第二天，父亲的病突然急剧恶化，一天一个样子，全身剧痛难熬，吗啡已经丝毫不起作用，连话也说不好，下肢也完全瘫痪了。母亲见状急忙给姐姐打电话，姐姐回来了；我也跟单位请了假，回来照顾父亲。即便是这样，父亲见了我仍然忍着痛苦，向我讲述了几件新回忆起来的往事：一个是自己经历的日本投降，一个是解放前开封处决犯人的情形，第三是镇压反革命期间的见闻。姐姐回来的当天，父亲感觉自己可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就对我们说：去医院吧，最好死在医院里，也好看看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止痛。
　　就这样，三月二十七日父亲住进了离我家比较近的一所医院。刚去那天在医生采取导尿措施后，父亲的精神稍微有些好转。我见了以后又开始心存侥幸，跟父亲说这是个小关口，挺过去就行了。父亲对自己的病体会得更清楚，就对我说，儿子，别抱太大希望了，这个病我看好不了了。几年了，咱们每次抱的希望都挺大，但结果都不好。我知道你跟你姐俩都孝顺，可是没办法，该分手的时候就得分手。你也别太难过，这个病太痛苦，死了也是一种解脱。你妈身体不好，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也是一个解脱。你和你姐都成家了，你妈一辈子都很不容易，以后我不在了要知道疼你妈。
　　医院对父亲的病也束手无策，除了弄点麻醉药，就是打点葡萄糖。但是，即便是做手术用的麻醉棒，此时对父亲的疼痛也不起作用。父亲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走出医院大门了，也不想再忍受这种痛苦，就不让打葡萄糖。父亲对母亲说：知道你们都是一片好心，但是已经是这样了，扭转不了，就不要再费劲延长痛苦，也给子女造成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以前战场上的马受了重伤，骑兵虽然对马有感情，但见到马没救了，就会给它一枪，让它尽早解脱。你们就别在费劲延长我的痛苦，尽早让我解脱吧。看着母亲的泪眼，父亲又说，你的身体也不好，血压那么高，这些天你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再拖几个月，我的病也好不了，你却要走在我前面了，还是让我利索一点走，别再拖累你们了。
　　看着父亲受罪的样子，母亲痛在心里，坐在父亲床前热泪连连。父亲看了，忍着痛，微笑着对母亲说：“唉，怎么那么俗气，坚强点啊，这几十年你一直照顾我，我很满足了，现在要分别也要高高兴兴地分别。”一开始我们还要医生给父亲打点葡萄糖补充营养，但父亲不让，对我们说：“现在别惹我生气了，怎么要亲人配合一下这么难啊。”说完，就挣扎着要拔针头。母亲见状和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父亲的意思办，不再采取积极的措施延长父亲的痛苦。父亲也知道儿女孝顺，就勉强吃了几口儿子买来的甲鱼汤，女儿买来的财鱼汤，之后就坚决拒绝进食，每天服用医院开的催眠药沉沉入睡以躲避疼痛。就这样，父亲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