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过朝廷

1901年9月7日，中华帝国代表李鸿章、庆亲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义、日、荷、俄11国代表正式签订“最后议定书”，即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除了正约之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为：中国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将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界内由各国驻 兵管理，禁止中国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从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12处要地；惩办祸首诸臣；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各国仇视”的各种组织，违旨处死，各省官员对辖境内发生的“伤害各国人民”的事件，必须立刻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任用；外国人“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科举考试三年；按照外国人的意愿修改通商行船条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其侵略性和掠夺性达到空前骇人听闻的程度。《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辛丑条约》中最要害的条款是外国人有权在中国领土上驻军和帝国要支付的巨额赔偿。这是无论按照什么样的国际惯例都寻找不出根据的强盗式的条款。外国在中华帝国的国土上堂而皇之地驻扎军队，这使中华帝国的门户尽失，使这个有着漫长边境的国家被剥夺了所有的“国防安全”，甚至不再有国家“领土完整”这一概念。仅此两款，就足以让任何一个主权国完全处在被奴役和宰割的境况之下。《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和伤害以及随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瓜分，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即使当时的满人也预感到了：“此纸上条文，又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90页。）

近百年后，曾经有一个中国孩子在课堂上向正在讲解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的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在宛平城？年轻的老师一时语塞，他似乎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问题来考虑过——即使是孩子也知道任何战争爆发的合理地 点应该是边境线，而卢沟桥实实在在是北京附近的一个中国的月亮映在中国的河水中、月光涂满桥边的中国垂柳的地方——1937年日本军队出现在北京近郊宛平县从而挑起后来持续八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正是因为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的“外国人有权在北京驻军以保护使馆”的这一条款。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陆续从北京撤军。但是，一直声称自己的领土大得用不完的俄国人却没有从帝国的东北撤军。对俄国人的行径，怀有同样野心的日本人十分愤怒。终于，日俄战争全面爆发，其战场竟然是在中国的东北。令人不解的是，两个异国在自己的国土上为瓜分自己国土而进行的战争，大清帝国朝廷竟然宣布自己“保持中立”——如同两个强盗在张三家里因为谁有权利对这个家实施抢劫的问题打架，而张三躲在一边声明自己和这场斗殴无关。这个庞大帝国的精神已经完全被屈辱而悲伤的往事折磨严重畸形了，这种精神的畸形导致了类似1900年不足两万的各国联军轻易打垮了数十万帝国军队的历史事实一再在这块国土上重演：“卢沟桥事变”之时，当时日军在整个华北的兵力不超过9000人，而仅仅在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宋哲元部的兵力就在10万以上。而此前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驻军总数仅为两万，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兵力就有19万之众。可战斗的结局人所共知：日军第二天占领沈阳，一个星期占领辽宁、吉林，四个月后占领整个东北。

1901年帝国政府的赔款数额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4.5亿两，年息4厘，连本带息总额为982238150（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当时帝国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也就是说，此一赔款相当于帝国政府10年的财政总收入。这笔巨额款项可以使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立即成为世界强国。帝国建立北洋海军的时候，用了600万两白银便把帝国海军地位提高到世界第六，而“庚子赔款”之额可以建立160支位居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巨额的赔款完全奴化了本来刚刚向着近代化起步的帝国经济。连年的赔款更使百姓对捐税的负担程度达到极限，整个帝国陷入极端的不稳定之中，直接针对帝国政权的造反层出不穷，最后终于导致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导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灭亡。

慈禧在批准条约最后文本的时候，就赔款问题说过一句惊人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帝国主义列强们拿到中华帝国的赔款数额分配表是：

俄国：130371120（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两；

德国：90070515（九千零七万零五百一十五）两；

法国：70878240（七千零八十七万八千二百四十）两；

英国：50620545（五千零六十二万零五百四十五）两；

日本：34793100（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

美国：32939055（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

意大利：26617005（二千六百六十一万七千零五）两；

比利时：8484345（八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五）两；

奥地利：4003920（四百万三千九百二十）两；

其他国家：1222155（一百二十二万二千一百五十五）两。

连列强自己都说，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联军所蒙受的损失”。其中俄国人分得最多，其公使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按捺不住兴奋地说：“这是一场最够本的战争！”本来由于连续的对外战争使国内财政感到相当困难的日本，得到赔款之后有一种发了横财的感觉，立即扩大了军费预算。

美国人在赔款问题上的做法至今还让中国人评论不休。1901年，美国人曾经私下里做过计算，认为他们如果能够得到200万美元就满足了，而他们实际得到的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到1905年，他们得到的赔款就已经达到200万美元（按白银折合美元计算）。到了1908年，美国政府把除200万美元以外的其余赔款“退还”给了中华帝国政府。1924年，美国宣布其余的赔款也全部放弃了。跟随美国的举动，各国相继也“放弃”了索取剩余赔款的要求：英国于1922年，俄国于1924年，法国于1925年，比利时于1928年，意大利和荷兰于1933年。美国将“退还”的款项对帝国政府做了专用的规定，即在帝国建立一所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这便是如今举世闻名的中国清华大学的前身——有的中国人说这是美国营造世界文明的“友好表现”，也有的中国人把美国的此举称之为“鳄鱼的眼泪”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无论如何，清华大学至今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的知识殿堂之一。

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回来的李鸿章再次吐血了——“紫黑色，有大块”，有半痰盂之多，西医诊断说是“胃血管破裂”。这位大清重臣已是“寒热兼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精神和肉体彻底垮了的李鸿章给朝廷写了《和议会同画押折》：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八十。）

难以想像就要去了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该是什么心情。他多年“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现在才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他警告说，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现在犹如一个重病人，如果还“好勇斗狠”，必有性命攸关的忧患——而作为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好勇斗狠”之气概到了大清帝国末期竟成了连累身家性命的毛病！

《辛丑条约》签订后，北京一座曾经是义和团坛口的寺庙大门口，出现了一幅仿昆明滇池大观楼楹联体制的长联，上书：

五百石粮储，助来坛里，上名造册，乱纷纷香火无边，看师尊孙膑，技演毛遂，乩托鸿钧，礼崇杨祖，伸拳闭目，何嫌大众讥评？趁古刹平台，安排些席棚草铺，便书符念咒，遮蔽那铅弹钢锋，莫辜负腰缠黄布，首裹红巾，背绕赤绳，手持白刃。

数千人性命，丧在团头，熟睡浓眠，明晃晃刀枪何用？想焚毁教堂，搜剿民舍，秽污佛地，威吓官衙，张胆欺心，一任旁观笑骂。况劫财杀客，值自同疯狗贪狼。纵作怪兴妖，今已化飞禽走兽，只赢得律犯天条，身遭法网，神归地府，魂赴阴曹。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下）之《北京清凉庵楹联》。）

混乱的1900年过去了，中国人回想起那些“举事”的义和团的农民们时情绪万般复杂。毫无疑问，义和团的农民们以他们面对列强的反抗起到了阻止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作用。贫苦农民们的自发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的继续。但是，另外一点也 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情绪的一次大规模“非理性”的爆发，农民们的反抗凭的仅仅是心中的万丈怒火和严重沾染封建毒素的“法术”。于是，在客观上，1900年中华帝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所导致的后果是惊人的。虽然中华帝国因俄国人在帝国东北的野心所引发的国际纠纷而暂时避免了被瓜分，但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从此成为了一个凌驾于帝国政府之上的特殊的权利团体，大清帝国政府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们控制中国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中国人看见了中华帝国即将崩溃的迹象，并在这种迹象之中再次回顾起了“戊戌变法”时“康党”们所主张的那些变革国家的措施——这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开始革命的前奏。

自1901年的春天开始，来自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全国各地的官员和那些著名绅士的奏折纷纷向西安呈递。这些奏折大都是要求朝廷变革的。在这些奏折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是慈禧和光绪听都没听说过的，这就是“国民”。

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什么是国民？国民就是人民拥有国家的财产，能够行使国家的主权。而封建体制下只有臣民而没有国民，所以，“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国家，这真是大可骇大可悲之事。”

强烈要求朝廷宣布实施“新政”的呼声迅速成为一股潮流，一时间竟然到了“人人欲避顽固之名”，“维新”再次成了时髦名词的地步。虽然依旧在流亡中的慈禧绝对不情愿再重提“变法维新”之事，但是她也敏感地认识到了经过1900年一年的大变故，如果仍不顺应民 心，即使洋人们愿意保护她的权力，她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此，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慈禧指示光绪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的诏书：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大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六，第九页。）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几乎不敢相信这番话是慈禧说出来的，因为它像极了那个被朝廷通缉的康有为的原话。特别是“误国在一私字”一句，使得这道诏书酷似慈禧的检讨书。诏书极其准确地剖析了中华帝国虚弱的原因，观点之精百年后依旧让人感到其锋锐。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诏书好像没有涉及如何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等问题，直接着眼于帝国政体的变革了 。

紧接着，慈禧要求各地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为此，1901年4月，慈禧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帝国关于变革奏折的机构，叫做“政务处”。历史兜了一 个大圈子，让整个国家备受创伤之后，又转回来了。所不同的是，1899年呼吁帝国变法的是光绪皇帝，现在是慈禧太后。

1901年，流亡中的中华帝国政府的变革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在教育体制上，宣布废除科举和八股，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学堂和相应的考试制度；在军事上取消八旗兵制而改为省军制；在行政体制上裁减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官吏队伍；在财政上进行全面整顿，首先是统一混乱的货币制度，疏通贸易交流之间的障碍。

1901年的帝国变革从一开始就是被迫的，于是决定了它始终是一篇表面文章。对于慈禧来讲，她最关心的依然是自己的权力，对自己的权力是否稳固依然备有措施，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依然“拥有”守卫在她身边的那群顽固的满族大员。帝国的变革最终演变为满族朝廷和贵族与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激化的结果只能导致大清帝国的迅速灭亡，这一点慈禧心里比谁都清楚。

1901年，即使表面上积极支持帝国变革的洋人们也不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他们支持这个古老的帝国艰难地变革的最高目的是：让中国人至少懂得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通商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会使中国人再不至于像1900年一样碰到洋人就砍一刀。

水中之鱼不可能变成空中之鸟。

外国联军撤出京城了。第一笔赔款划到各国的账上了。一块巨大的纪念被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牌坊在京城繁华的街头矗立起来了。前往德国向德皇“谢罪”的醇亲王载沣出发了。中华帝国这条大鱼终于度过了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节里的最干涸的日子。

帝国的生机复活了。

慈禧该回家了。

《圣驾回銮》诏书依旧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的：

上年七月以来，仓卒播迁，朕侍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暂驻关中，瞬将经岁。睠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亟欲即日回銮。惟现在时令已交仲夏，天气炎热，圣母高年，理宜卫摄起居，以昭颐养，万难于溽暑之际，跋涉长途。自应俟节候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朕恭奉慈舆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著各该衙门先期望敬谨预备，此通谕一体咸知，俾慰天下臣民之望。（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1页。）

慈禧从西安启程回京的日期是1901年11月30日。拖延了朝廷启程的原因很多，重要的是慈禧还没有最后弄清楚各国如何对待她——“太后急欲知列强对于其权位之意见。”大臣们反复转达了洋人们对她“没有任何恶意”的信息，她又得知各国的“内讧”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她回京不但人身没有危险，权力不会丢失，而且可能还会“颇受欢迎”。虽然有人还是建议把都城迁到别的城市去，理由除了关于帝国的安全之外，还多了条以免太后“去那个经洋兵亵渎之地”的理由——有人报告，占领颐和园的俄军曾经在慈禧的卧室里挂了一张“淫秽的图画”——但慈禧还是下了回北京的决心。尤其是她得到“宫中储藏之宝物未被联军所掠”的报告时，回京的心情更加迫切了，因为她“恐太监等窃取也。”

起程的那天，西安城一片混乱，地方官员不但张灯结彩，而且还准备了盛大的仪仗。百姓们都出来看，跪在打扫干净的大街两旁，慈禧的大轿一出现，哭声震天。后来才搞清楚，哭声不是西安城的百姓发出的，哭的是那些不能跟随慈禧回京的京城人。庄亲王的弟弟就在哭送的行列里。庄亲王自杀后，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的庄亲王的亲属家眷没有依靠。几次要求晋见慈禧都没有得到恩准，于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苦日子开始了。据说慈禧一走，庄亲王的弟弟在一个小衙门里当差混饭，而他“年轻貌美”的妻妾只好“卖身为奴”。慈禧说：“他们愚暗（指受到惩办的大员），险些亡国。我只可惜赵舒翘一个人。”原来一直侍候宫廷的西安知府，现在已经被提升到陕西盐法道、江安粮储道的胡延，“叩别天颜无任依恋奏对，哽咽不能成声。”慈禧除了赏了他黄金40两用以作为他赴新任的路费之外，特赏给他的东西更是种类数量繁多，超过任何一个官员所得到的赏赐：

大卷袍料二件；江绸袍褂料四件；海参、江瑶柱、鱿鱼、笋干、鳆鱼、珍珠菜、厥菜干、鱼肚、桂圆、干荔枝、建莲子、葛仙米、香菇各一匣；鲜荔枝、奶子各两筒；宣威火腿四条；黄羊一只；糟鱼三坛；虾子鲞鱼五十包；香片茶叶一箱；新会橙一篓；御书福字一方；板鸭凤鸡各两只；汤圆五十枚；内制太乙紫金锭、灵应痧药、万应锭、平安丹、藿香正气丸、金衣却暑丸六合定中丸、清温解暑丸各一匣；鄂铸银圆三十枚；粳米五斗；鹿筋四条；御笔画兰摺扇一柄；熏猪、晾羊各一只；黄葛布二匹；粽子两盘；普洱茶一大团；干蟹 肉一匣； 红绸袍料两件；雷州葛布袍料一件；月饼一盒。（胡延《长安宫词》，载《清代野史 》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21页。）

即使是逃亡中的慈禧依然是富可敌国。

慈禧和光绪在西安城外的一座寺庙里烧香之后，就出发了。由3000人组成的庞大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出了西安。皇家车队刚到第一站就不顺利，3000人马直接进了临潼县城，谁知不但不见知县夏良才的人影，全城烟火饮食一概全无。“王公大臣多至枵腹，内膳及大他坦（大他坦，满语，宫内太监住所）均不得饱食，大他坦且无烟火，夜间殿上竟不具灯烛。”太监报告：“此间办差，一物未备，县令亦未在伺候，请老佛爷示下。”谁知慈禧没有发怒，只是说：“应用之物，在我这里拿几吊钱去买吧。”太监们对慈禧的平和感到惊讶——“上赏内银二百两，令自觅食，亦绝异之事。”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太监们很清楚。太监提前到达这里准备一切的时候，按照“规矩”，向知县夏良才索取3000两见面礼。帝国的官员没有不知道这个“规矩”的，因为太后和皇上要到这里，只要太监收到了银子，便会在太后和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如果银子送得够意思，闹不好由于太监的夸奖，官员还可能得到提升。但是，这个夏知县不知为什么，就是不给。结果，太监把夏知县准备的所有物品都砸了，“并水缸亦击破之。”砸了东西还不算，太监们还“寻殴县令，良才骇而逃，匿避于乡村。”知县因为拒绝向太监们送银子而被打跑，太监们反而对慈禧说“夏令实已领款二万七千金，不肯发，所以诸事不备。”夏知县被抓了回来。更让太监们不解的是，本该掉脑袋的事，到了太后那里这回好像也没什么事了，太后的结论是“从宽免议”。人们都说这是太后“更历患难，心平气和”了。

可太监们还是不甘心，因为帝国皇家这样的大规模转移恐怕是最后的一次了，他们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到达洛阳的时候，怒气未消的太监对洛阳知县发威，说给太后准备的木炭不符合宫廷的“尺寸”，知县送了银子，于是没事了。

慈禧出发时的那种兴奋很快就消失了。庞大的皇家车队在苍茫的原野之中起起伏伏，沿着黄河南岸东行进入了帝国北方最富庶的中原地区，但是慈禧看见的却是满目苍凉，一片荒芜。也许在前方开路的马队已经把百姓赶跑了，或者经过连年的灾害，活着的百姓已经不多了，车队所经过的一座又一座的村落都已经没有人影，没有炊烟，没有鸡鸣犬吠，这让慈禧感到很伤心。她吩咐随行人员在她经过的地区豁免一年的赋税，并且让那些知县们别害怕，尽管来晋见，然后她“发银以赈之”。光绪更是一路默然，把轿帘拉得紧紧的，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晚上住宿的侍候，慈禧把皇帝叫到跟前，说：“从前在宫里的时候，不知小民之苦。那些地方官总是说民情安顺，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距离郑州20里的时候，突然大道边出现了彩棚，这让皇家车队为之一振。郑州知府已经早早地征发民工，把大道一律修整成宽三丈高一尺的“叠路”，上面铺满干净的黄沙。官员还特别选取了不少长相说得过去的民女在彩棚里“侍候皇差”，并且下令郑州全城“鸡上笼，狗上绳”，谁要是惊了驾老爷饶不了他。慈禧住在郑州衙门里果然安静舒适。从郑州出发的那天，皇家队伍由在天津和北京前线打了败仗的帝国将领宋庆带领马队为先导，然后是侍从人员的车轿，慈禧和光绪的八抬黄色御轿左右由四人挽纤，后面便是数不清的黄色、红色和蓝色的轿子。出城往西至中牟县，数十里大道边跪满了百姓乡民，他们从方圆数十里内早几天便赶来了，日夜在道边等候，名曰来看“过朝廷”。

帝国的百姓乡民们大多世代没有看见过太后和皇上是什么样子，虽然慈禧下令把轿帘全部打开，可侍卫们已经预先严禁百姓乡民抬头。所以帝国的百姓乡民看见的只是抬轿的人的脚、马蹄和车轮。只有身穿蓝色长袍的秀才和廪生才有上前一步下跪磕头的权利，他们对自己的这个“特权”感到无比荣光，个个都很恭敬地把准备的礼物高举过头顶。这些礼物五花八门，从炖熟的一只鸡到写的一首诗，虽然大都被总管太监挡了回去，可他们还是举着，日后再把鸡和诗供奉起来。让百姓们骚动起来的是侍卫们每走100步，就向空中抛撒“金叶子”。“金叶子”实际上是银制的极薄的小片，每片上面印有图案，每片大约价值铜钱数十枚。银光闪闪的“金叶子”在空中飞舞，慈禧笑了，有一种与民同甘共苦的感觉。百姓们顾不得礼仪，纷纷站起来抢夺，侍卫呵斥着，慈禧说：“得啦，别吓着他们。”

郑州知府李元桢连续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在疲惫和紧张中已经精神恍惚。皇家的队伍刚一出他管辖的地界，开封府那边的官员迎了驾，他一屁股坐在郑州开封两府的交界线上，站不起来了。衙役们拉他起来，他还是站不起来，于是临时雇了一辆农民的小独轮车，把知府大人一直推到了郑州东门，才换上了等待在那里的官轿。在轿子里依然半昏迷的李元桢嘟囔着说：“老佛爷过去啦，我的命保住啦。”第二天上班升堂，衙役们发现知府大人一夜之内“须发皆白”。

到达开封的时候，正是慈禧的生日。开封城内挂满灯笼，搭满戏台，为慈禧祝寿。慈禧在开封住了10天，官员争相孝敬，使她的行李又多了很多。从开封启程，慈禧乘坐龙舟过了黄河，接下来的事便让她刚刚恢复的心境重新悲伤起来。

过了黄河之后到达卫辉府，慈禧一行从南城门入城，谁知一个法国天主教神甫搬了把椅子，坐在路中央挡住了帝国皇家的去路。3000人马停止了前进，这种时候，不要说随行人员，就连宋庆的护卫官兵也不敢上前。一个洋人和中华帝国的皇家队伍对峙了很久，最后慈禧竟然下令往后退，退出了南门，绕到西门进城。

接着，另外一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传来了：李鸿章去世。

这两件事都让慈禧的心情迅速地恶劣了起来：对于大清帝国，洋人们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没了，更无人敢和洋人交涉了。有人立即上奏，请求慈禧改变行程，不要回京，以免“落在洋人手里”。慈禧把奏折摔在地上，烦躁之极。

还是在前几天，慈禧接到李鸿章的电奏：

臣病十分危笃，京师根本重地，非庆亲王回京，不足以资震慑，乞天恩电饬庆亲王奕劻，无论行至何处，迅速折回，大局幸甚！（《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528～529页。

慈禧回电，希望他不要死：

览奏深为廑念，该大学士为国宣劳。忧勤致疾，著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荣膺懋赏。有厚望焉！（同上）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进任何食物，躺在贤良寺的病床上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年事已高，高烧吐血，处在油尽灯枯之际。按照梁启超的描绘，这位大清帝国的重臣已是“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加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吓催促，于邑难堪。拊心呕血，遂以大渐。”（梁启超《李文忠公事略》。）所谓“俄使助天为虐”，指的是在李鸿章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对俄占领东北地区的条约上签字。这个时候，李鸿章睁开眼睛，他已经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你不能就这么走！”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和中国为难！还 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口欲动”。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李鸿章“目乃暝”，享年79岁。

李鸿章留有遗折一封：

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多，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恩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零泣。和 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九）月十九日（10月30日）夜，忽咯血碗余，数日之内，遂成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授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扶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暝。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共事之人，此次复更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纡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王亮编：《西巡大事记》，卷十一，第11～12页。）

李鸿章还遗留一诗，更是悲凉凄怆：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高拜石：《南湖录忆》，第332页。）

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令“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而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

大清帝国再也没有了“舍我其谁”的李中堂。它如果再面临国破山河碎的危机时该怎么办呢？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了皇皇大作《论李鸿章》，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他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他将李鸿章和中外历史上的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逐一类比，得出无一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结论：“今日举朝二品以上大员，五十以上达官，无一能及彼者，则吾可以断言也。今后如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不可复观也。”

日本国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帝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之时，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笑骂痛斥之时，万“不可不深自反也”，万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不复自知其罪”也。

而李鸿章为中国国计民生的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的事业，令他身后的中国人一直在受益。

但是，直到今天，该怎样评价一百年前的这个不同寻常的帝国重臣，中国人大多的定论与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含着泪水和惊慌的慈禧到达了保定。

保定火车站的站台上插满了“五色旗”，即袁世凯命令制作的五种颜色的旗帜。车站的地上跪满了身穿官服的官员。官员们磕头之后纷纷献上礼物，把朝廷的总管太监忙得够呛。刚刚接任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献上的礼物是一对鹦鹉，一只会说“老佛爷吉祥如意”，另 一只会说“老佛爷平安”，都口齿娇脆，宛如童子。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安排慈禧在这里乘火车回京城——他特地为慈禧制造了一节豪华的“龙车”。慈禧登上“龙车”的时候感到很新鲜，这是她此生第一次乘火车。站台上响起乐队的奏乐声，慈禧听那动静更新鲜，原来是一支西洋乐队在吹奏一支西洋曲子，这些也是袁世凯弄来的“稀罕玩意儿”。

慈禧乐了。袁世凯这个名字从此牢牢地记在了她的心里。

火车开动，群臣磕头，乐队吹奏起“进行曲”。可能连袁世凯都不知道，这首叫做《马赛曲》的曲子是法国国歌。

慈禧乘坐的那列“龙车”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奇特的东西：10年之后，它成为了颠覆大清帝国政权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的专车。又16年后，它载着一个名叫张作霖的中国军阀，在一个叫做皇姑屯的小车站被日本特务埋下的炸弹炸成了一堆碎片。

“龙车”到达北京。车站上早已准备好了“金漆宝座，祭坛用品及其各种贵重佳瓷，以备太后皇上之用。”长达三十多节的火车进入站台后，站台上发出“万岁”的山呼海啸。紫禁城里的皇家仪仗全部出动了，所有的京官全部来到车站跪接。首先下车的是大太监李莲英，他忙着监视随从往车下卸东西，从西安带来的箱包“堆积如山”。然后是光绪。光绪没有抬头，直接进了轿，走了。最后慈禧下车了。慈禧走出站台，迟疑了一下，对旁边的人小声地说：“这里怎么有那么多的洋人？”

洋人们带着他们花枝招展的家眷们都来接驾了，他们被有计划地集中在固定的一个区域里。洋人们向中华帝国的皇太后和皇上脱帽致敬。内务府大臣继禄微笑地提醒洋人们：“脱帽，脱帽。”慈禧站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面前，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分钟。她愿意让人们观看她。她需要让整个帝国和全世界都清楚两件事：一、她和她的政权不但依旧存在，而且还很稳固；二、她不但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忙活完的李莲英把行李清单给慈禧看，慈禧很仔细地看了，然后点点头。

慈禧开始发赏，赏在场的所有的人。慈禧的大方令所有的人无不惊讶。全是白花花的银子，都是袁世凯事先为她准备好的，达百万两之多。

慈禧一行走到正阳门前，她再次走出了轿，给城门下的关帝庙上香。

正阳门城楼现在是假的。真的城楼已经被洋人烧毁了。为了迎接慈禧，也为了不让她伤心，用苇席和绸缎在废墟上搭了个布景。

又有太监对慈禧说：“老佛爷，那么多洋人！”

洋人们站在被他们烧毁的城楼上，向下观看帝国的皇帝和太后拜关帝。

慈禧“仰见西人”，然后微微地“俯首而笑”。

洋人和他们的家眷们都在看见帝国皇太后的那一瞬间惊讶得叫出声来，他们惊异于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里一个60岁的女人美貌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