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雪后城头草色新

一场持续数天的大风雪在一个清晨骤然停止了。洁白的积雪铺展在紫禁城的琉璃瓦顶上，铺展在皇城外的胡同院落里，使整个京城显得安详而静谧。大雪遮盖了烟熏火燎的王府废墟，遮盖了一座座城墙上残留的血迹，遮盖了官员上朝的纷乱的马蹄印和车夫们拉的洋车的车辙。当太阳露出半个冻得通红的脸时，帝国的都城仍毛绒绒地躺在北方的原野之上，落满天地间的白雪令它犹如沉入梦境。

突然，仿佛天边传来的一声歌唱——这是一个女子温存细弱的声音，娇嗔着、颤抖着、缭绕着，然后一下子清亮起来，于是，整个京城瞬间被惊醒了。

漫天的风雪一停，戏班子首演的戏为“开箱戏”。今天京城里的开箱子戏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名叫《玉堂春》。《玉堂春》说的是妓女苏三和吏部尚书之子王金龙相识相爱，两人共誓白头偕老。可王金龙因为银子花光了被妓院赶了出来，苏三被迫卖身于一个富商为妾。富商之妻因与他人私通而毒死了丈夫，反诬陷是苏三杀人，于是苏三被官府问成死罪。案子从洪洞上到太原衙门复审，审问者竟然是当了八府巡按的王金龙。王金龙既念旧情不能自持，又顾身份不敢相认，最后经过戏剧性的思想道德交锋，王金龙从中斡旋会审， 苏三被判无罪，有情人得以团聚。《玉堂春》全戏一折又一折，不是一天一夜能演完的，而其中最熟悉的一句唱词是：“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哪怕是在与洪洞县相隔千里的京城金鱼胡同里，老人也可能在一大早起来之后，一边喂着笼子里的鸟一边哼上一句关于苏三的事。

名剧名角惹得京城人趋之若鹜，神魂颠倒。戏园子门口人山人海，日场夜场场场爆满。骡车塞满了积着白雪的街道，仆人们满头大汗地为官吏和他们的家眷挤出一条入场的通道。尽管夜场一加再加，但还是把大量的观众挡在了戏园子的外面。没有买到戏票的和没有钱买戏票的各色人等久久地流连在戏园子周围，他们在凛冽的寒气里聚集在一起，激烈地为女主角跪唱时甩长发的身段、老解差白鼻梁的扮相和“苏三离了洪洞县”唱段尾音的味道而争论不休。同时，他们巴望着能够等到散戏的时候看上一眼名角的风采。突然，空中传来苏三那凄清委婉的唱腔，人们都不由地愣住了。循着声音奔过去，原来戏园子的棉门帘高高地挑开了，这是戏班子的班主和戏园子的掌柜对前来捧场的各位的照顾，关键唱段的时候让大伙都能听见，都能大声地喊一声“好”。于是，街道上迅速地安静下来，只听得那细如游丝般的歌唱嗡嗡嘤嘤地飘荡而来，这声音牵扯着每一个人的心，使他们都站在雪地上屏住了气息：洋车夫、饭铺伙计、绸布店的掌柜、乞丐、教会学堂的学生、官府衙役、托着鼻烟壶的旗人少爷、跑买卖的外省人、赶了几个饭局骑在骆驼背上打着饱嗝的官吏和恰巧出来给主人买夜宵的老妈子，京城里的人都在节奏鲜明的鼓板中渐渐地瞪大了眼睛，这是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运转的寂静的时刻。然后，突然，仿佛是洪水终于冲破了堤岸，京城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一声喊：“好——”

没有人会拒绝承认这个庞大帝国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北方庄稼的长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茁壮，覆盖着原始森林的黑土地的空隙中是向日葵和高粱的海洋。大量的日本货船在军舰的保护下在海港卸货，日本制造的木工工具、洋铁桶、猎枪和玳瑁梳子十分畅销。冻土解冻之前通往关内的大道上，由数百辆四套马车组成的车队一队衔接一队，它们正日夜不停地向关内运送东北的土产，沿途的车马店里住满了大碗喝酒的乐观豪爽的赶车人，他们在微醺时刻讲述的关于深山里的神灵、臀部和胸脯都丰满无比的女人以及俄国毛子生吃袍子肉的故事，成为帝国北方永远的传奇。在帝国的南方，广州码头仍然是最繁忙的贸易码头，无数货船拥挤在肮脏的珠江水面上。搬运的苦力、洋人包办、中方买办以及夹杂在货船之中的各式各样的花艇上的花枝招展的妓女，一切都使这个潮湿多雨的城市永远散发出一种类似熟透了的榴莲的气味。在另一个大城市上海，穿着干净体面的洋人隔着玻璃窗看着码头上刚到的货轮卸下，然后再去挂着一层叠着一层的豪华吊灯的大厅里倾听着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那只挂在股票交易大厅中央的亮晶晶的小铜钟果然叮叮地响起来，一个新的交易标准诞生了。而此刻，帝国古老的北京城慵懒地躺在春天和煦的日光下，城墙上被炸弹炸出的缺口和洋人们为了把铁路铺设到使馆区而扒开的城墙豁口让帝国古老的城墙显出一种怪异的模样。但是，京城人并不理会这些，它们随后就成了乡民、市民以及贩运私酒的贩子出入北京城的便捷通道。前门城楼已经凑齐了银两开始重修，每天都有不少洋人前往围观，他们对中国工匠竟然不用一颗铁钉而把脚手架搭上云霄感到万分惊奇。被烧毁的市场很快就被临时的零售席棚覆盖了，琉璃厂上的珍奇古玩格外的繁多，不少是“宫里出来的玩意儿”。花市大街除了从城西南花乡运来的大量鲜花应市之外，手工的绒花今年也格外好销，因为京城开始流行女人头上戴红绒花，无论府邸里的大太太少奶奶还是来自三河县的老妈子都讲究在鬓上插一朵。未出阁的姑娘们则在旗袍的斜襟上挂上一串，走起路来身子一扭一扭，花串一摆一摆的。南城先农坛一带的民房烧光了，正好亮出了场子，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变戏法的、耍流星的、卖膏药的和拉洋片的，集中在一起献艺，惹得那片废墟之上终日人声鼎沸。

1901年，新世纪开始的一年。

这一年，刚刚制造出四轮汽车的美国青年福特给他的弟弟写信，兴奋地描述他的新款汽车的诞生将会给他带来的财富：“谁不想赚大钱？我就是最疯狂的一个。”

这一年，第一束无线电“摩尔斯电码”从英国柯尼什奥海岸传送到2000公里之外的纽芬兰岛。

这一年，一个叫做澳大利亚的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诞生了。

这一年，一架由莱特兄弟设计的机动引擎式飞机升空。

这一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病逝。美国麦金利总统被刺。英国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头衔上多了个“海外自治领土的国王”的新名词。诺贝尔奖金开始颁发。画家毕加索的创作正进入“蓝色时期”。作家托马斯·曼出版了《巴登·布鲁克一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日交易 额首次突破200万股。摩根组建资产为10亿美元的巨型钢铁公司。印度因为人口过剩导致的饥荒夺去了120万人的生命。巴黎新电气铁路举行通车典礼。意大利政府下令“教堂不得用于非宗教活动”。美国白宫前因种族骚乱死亡34人。非洲连接蒙巴萨和维多利亚湖的乌干达铁路建成通车。挪威妇女首次参加地方选举。

这一年是世界物理学出现奇迹的一年。随着贝克勒发现放射性，居里夫人断定放射性原子是 稳定的，并且存在周期性的衰变现象。汤姆森爵士发现阴极射线是由带负电的、超微观的微粒组成，他把这些微粒称之为“粒子”——这个发现导致了近代科学上的“第四次革命”，世界开始进入原子物理学这个崭新的领域。

这一年位于世界东方的这个古老而辽阔的国家虽然刚刚遭遇了巨大的不幸，但相对于它生长了几千年的壮硕肌体而言也就是被蚊蝇叮了几下。国家不幸诗家幸——帝国的文人在纷乱的世道里奋不顾身地创作着。一个叫做李伯元的江苏人因为“屡试不第”而愤怒，因为愤怒而开始了一本叫做《官场现形记》的小说的写作，他的愤怒使他无意中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而另外一个中国文人却在这一年里不怎么走运，他叫刘鹗。他一边写一部叫做《老残游记》的小说，一边倒腾生意，他的生意是把从俄军那里低价购买的太仓粮加价卖给北京市民。他的小说刚写了个开头，就以“私售仓粟”的罪名被判流放新疆，并且竟这样死在了流放地。他的小说的序言以“哭泣的人生”而语惊四座，想必他当时是哭着离开京城的，其实“私售仓粟”首犯不是他而是俄军官兵。

京城里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西装铺子，缝制西装的是地道的中国师傅，欧式的肥大窄领的、美洲紧身宽领的以及古典燕尾服都做得挺地道，从洋兵到公使都来定做，因此生意比做长袍马褂时还兴隆。东安市场的一角有了间西餐馆，奶油布丁和咖喱浇饭味道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前者洋人太太们喜欢，后者是给英属印度巡捕准备的。竟然有个中国人也穿着洋服上了街！这不是个正常的中国人，是个“长人”——“高得出奇”。此人姓詹名五。《申报》载：“詹长人冠履衣裳居然西式……华人误以为外国长人至，如蜂之拥群。巡警呵斥分开一路 ，华人仍如山立，伸颈仰观，惊曰：‘什么洋人，这不是书墨店里卖墨的那个詹长子吗？’”老熟人见面就问：“看了洋人耍猴了吗？”可别说没看，不然显着土气。外国马戏真是邪门，大姑娘差点就什么都没穿了，硬把脑袋伸进狮子的嘴里。还有外国戏。“往观者携小扶老，道路间颇形热闹。”一个巨大的布帐篷，门口洋人把着，给钱进门。可进去一看，哪像戏园子？——“入见灯彩灿然，观者环坐，各铺锦褥座凡三层，集高下定值。上客得饮酒以器，座即满，既有以西人登场，手执火枪，一举而声发霹雳，突然灯光万点，照耀如昼。”（《晚清遗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8页。）这叫戏？连锣鼓家伙都没有，票还卖得俏，你说这不邪了门了？还有，茶馆里添了影子戏，机器往大块白布上一照，人就在布上活动起来，吃饭，玩球，抽烟，真人真事，就是全是洋人，新鲜倒是新鲜，可大白天的要把窗户捂上，闷得慌！年离着还早呢，有人就嚷嚷着过节了，一打听，说是“圣诞节”，还是洋人的东西。老人们说：中国人干吗过鬼子的节，不是贱吗？去年闹鬼子那会儿鬼子堵着门翻箱倒柜，两句话没说明白就开枪，那时候没听说谁嚷嚷着要过什么蛋节！

后来，刚从西安回来的朝廷也变了个人似的。太后有了辆汽车，德国人送的，叫“奔驰”，太后坐着说挺舒坦的，比骡车稳当。太后不让那个叫孙家富的开车奴才坐着开，可跪着他又不会开，他怕担上抗旨不尊的罪，跑了。老佛爷还迷上了照相，成天扮上菩萨王母什么的，乘船在海子里照，照完了让内务府把相片用金框子框起来，送给外国公使，上面的签名是：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1901年是中华帝国的麻雀年。麻雀，麻将也。麻将何时何地起源，考证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中国人之发明恐怕无人怀疑。麻将作为赌博工具之一而流行于帝国南方——“庚子之后，南风北渐，王公大臣热衷此道，官不能禁，麻雀之风遂靡京师。”《近代稗海》云：“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溺于此。”（《十叶野闻》，《近代稗海》第十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上至内廷，下至外府，再扩及全民，无日无夜不麻雀。为何国遭涂炭之后，麻将如此盛行？《大公报》刊出一个帝国小官吏的文章：

仆以庚子（1900年）第二年，自西安罢役归， 始学得麻雀之戏。其始不过藉遣愁怀，聊消长昼已耳。迨叉摸日久，妙趣横生，兴味浓深，变化莫测，洵有超然万有飘飘欲仙之乐。夫麻雀之为物也，提神旺气有如鸦片，排愁遣闷远过酒浆，公余则消案牍之劳，宴会且联宾主之雅，谋缺者藉以获联络之索，冶游者可以买娼鸨之欢。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不意人世间竟有如斯快事也！（《大公报》1908年8月6日《亡国奴戏》。）

原来麻将可以消愁、待客、买官和为嫖妓助兴。

那些跟着朝廷逃难饿瘦了一圈的嫔妃、太监们回到帝宫里玩得最凶。都是赌。王府里数庆亲王的夫人赌得有名气。她陪慈禧玩，每次带1万两银子，每次都输干净，如果不够，随时“遣人至家续取”。哪一次输得不够数，庆亲王就骂她不会办事。

1901年是中华帝国的彩票年。庚子事变使帝国的北方遭受巨大损失，为此帝国成立了“顺直善后赈捐总局。”该局贴出公告曰，为救济帝国的北方决定在帝国的南方发售彩票：

顺直居民惨遭兵燹，流离琐尾，亟待赈需。该公司设立此项彩票，系为推广顺直赈起见，与江南广济公司彩票是同一律。既经奏准，自应一体行销，以裕赈款。 如有私造伪票影射等情，准该商随时禀究，决不宽贷，各宜禀遵，切切特示。（《中 外日报》1901年5月19日《奏办顺直振（赈）彩票普济总公司谨登》。）

当时，帝国北方交易使用银子，而南方已经使用银圆了。“顺直义赈彩票”首发1万张，每张售价3元，头彩8000元，4月28日售票，6月1日开彩。此消息一经传出，帝国整个南方到处掀起了发行彩票的热潮。各省督抚马上发现这是一个无需任何投资而来钱最快的好主意。时任山西当巡抚的岑春煊立即宣布自己也要搞彩票，用于“山西赈灾”。安徽巡抚王之春宣布安徽也要发行彩票。1901年，帝国20个省共发行了二百多种彩票，名目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最奇特的恐怕是妓女界办的彩票了，谁中了头彩可以把最漂亮的妓女娶回家去，如果妓女本人中了头彩可以“赎身从良”。虽然有人指责彩票的发行无非是打着赈灾的名义而“奸商牟利”，但是此风一开便势不可挡。头彩金额从8000元一直上涨到5万元之巨，帝国无论官吏、绅士、平民、知识分子统统陷入了“一夜巨富”的疯狂梦幻之中。当时报载：“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处也。儿童走卒，里谈偶语者，买彩票之事也。”（《中外日报》1903年8月29日《论彩票大有害于实业》。）“开彩之日，众人心怦怦而突动，意摇摇而不安。一无所获者蹙 然神伤，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偶中大奖者，贫儿暴富，挥霍于花天酒地之中。”（《大公报》1906年7月22～23日《论速宜停止彩票》。）但是，刚刚知道彩票是个什么东西的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彩票的发行全部是“官票”——一律由官吏们控制。在中国，什么事只要衙门一掺和，准没百姓的好果子吃，结果疯狂一时的百姓都不买了，于是出现了只有帝国才有的“摊派”方式：张之洞手里有每票面值2000文的彩票3000张，于是令每个知府必须买500张。知府拿了彩票，令每个县必须买50张。知县拿着彩票挨家挨户地卖，哪一户不买都不行。一个商人被摊到两张，他只愿意买一张，结果被抓到知府里，知府判决如下：买两张，再罚两张。《中外日报》报道：“方今百姓既为重税所困，而又须勒购彩票，诚不堪其苦也。”追根溯源，彩票是洋人们在租界里先搞起来的。

1901年是中华帝国“头脑解放”的一年。被大清流放海外的人都悄悄地回了国，他们到处散发关于“国家和国民”、“朝廷和国家”、“民主和自由”之关系的小册子。3月24日，上海张园数百绅民集会，当堂跳上一位16岁的女孩子，让众人吃了一惊。女孩子叫薛锦琴，她自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性当众演讲者。她演讲的内容是：号召人们阻止俄国人占领帝国的东北，反对帝国大臣和俄国人就东北问题签订条约：“我等当联合四万万人，力求政府请将主持俄约之大臣撤退，另换明白爱国之人为议和大臣，则俄人胁迫之事庶乎可以挽回矣。”薛锦琴的出现和演说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少年女士当众演说实在可鄙”，也有人说“若人人能如薛女士，何患国家不强”。还有人把这件事上升为“国民精神”：“东方妇女当此时机，妻助其夫，母训其子，姊督其弟，以遍国妇女激励遍国男儿，使国民之精神，常巍然其不可拔，凛乎其不可挫，何惧白人之侵略！”薛锦琴，“一志士之女”，并“能操英语”，演说后即“赴美留学”。（《中外日报》1901年4月5日。）

不光是帝国的女孩子出国了，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走向世界”的一年。中华帝国第一次参加了巴黎国际博览会。在博览会场里花了45万两银子“特建中国宫室”，这个“中国宫室”建得“非宫非殿，非庙非衙，不能名其状也。”而再花数十万两银子运去参加展览的 中国物品也许更“不能名其状”：

烟枪十余支；烟灯数枚；官员一；刀数柄；杀人照片数方；知县衙门一；枷一；上海、北京、广东、宁波装束的缠足妇女各一；小木头人数百枚；草屋十余间；苗人一；绿营兵一；翰林学士、举人、秀才各一；魁星楼一；小城隍庙一；城隍鬼判全套；教会学校照片数十方；药王、财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外交小史》之《中国赴圣路易赛品》，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83页。）

上述人等，无论官员、缠足妇女，还是举人、药王，均不是活人，而是泥塑。

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官员纷纷出国的一年。这一年始开帝国官员“公费旅游”的先河。先是日本举行军事演习，邀请中华帝国官员前去观摩。为了能到日本去玩玩，各省官员争夺名额，帝国最后不得不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出国队伍来平息争吵。这批官员到达日本之后，没 有好好地看日本人的技术成就，而是吃喝玩乐，丑态百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旅日华人感到极大的耻辱，纷纷写信给国内报纸，揭露这些官员的行径：

安徽省官员联恩把重要文件丢失了，原因是犯了鸦片瘾而精神恍惚。日本国内禁止携带和吸鸦片。

安徽官员李光邺，半夜进入娼家求宿，因语言不通，被警察抓走。

苏州官员丁桥山潜入邮船的厨房取面包，被船员发现“推出”。又进餐时当众在洗手盆里小便。在日本最大的饭店住宿时，在楼上小便并淋到了楼下，使楼下的人“被秽淋湿，喧躁不已”。

江南官员杨某，于红叶馆大型宴会上，当众“强与艺妓互相裸露，以为笑乐”。

（《中外日报》1901年11月16日《论各省委员之辱国》。）

帝国官员出国回来后，没有人谈论外国的工业、科技、工商和教育，“逢人则侈言各国之淫糜逸乐，而于男女之事，尤津津乐道，一若外国妇女可任人戏侮者。于是居内地之人，不于国政民俗是求，而惟心醉其淫侈，一旦身至其境，如登极乐世界，将举向所耳闻之事而身践之，遂不觉丑态毕露矣。”

而在中华帝国经历了1900年的外国人，1901年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他们不但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受到了“热情的帝国”前所未有的接纳。以至于当年冲杀进来的联军中间有不少官兵没有跟随部队撤走，而是在北京逗留了下来。两个法国人，一个叫傍扎，一个叫白来帝，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开了一间酒馆，卖两毛钱一杯的葡萄酒，下酒的菜是煎猪排和煎鸡蛋。不久白来帝自己跑到长辛店又开了一家小酒馆，于是傍扎和一个叫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作把小酒馆迁到了东单菜市的西边，挂出的牌子叫做“北京饭店”。两个洋人没想把生意做得多大，因为挨着他们的小酒馆，还有西班牙人开的饭店、美国人开的妓院和德国人开的珠宝店，但是他们卖的是军舰带来的酒，不用上税，只要从木桶里把酒灌进瓶子里，价钱就翻了10倍，于是惟独他们的生意发达了——那个小酒馆就是如今北京饭店的前身。

有个叫维利戈拉的意大利海军士兵更是活得滋润。他跟随联军打进北京，却在联军撤军的时候溜号了，他留在了帝国开始了异国“创业”的生涯。先在东单牌楼附近开了个只有百来人座位的“电影院”，票卖得不错。赚了点钱后，他又在东交民巷开了间咖啡馆，然后又开办了一间啤酒厂。几年下来，生意做大了，钱也赚足了，成了百万富翁。他娶了中国老婆，买了车，在京郊盖了别墅，叫做“维家花园”，如今的温泉乡政府就在一百年前的这座花园里。

无论是回国的还是没回国的洋人们，甚至这个人自己，都把那个惹下“巨祸”的皇储忘得一干二净了。

皇储大阿哥在回京以后，因为在西安的放纵被慈禧打了40板子，又迫于洋人的压力被废除出宫。父亲载漪被流放了，他只有住在亲戚家。没几年就把家当挥霍干净，但是还摆皇储的架势，说：“蒙古十八家王子都是扶持我的！”高雨伯撰《听雨楼杂笔》记载了这个帝国“准皇帝”的日子：每日不得一饱，终日叹息“我是一个房子地亩都没有的人啦，宫中的生活，俨如昨日……”后来有人看见他担着两只筐在地安门和鼓楼附近卖臭豆腐，京城里的老人们都记得他叫卖的吆喝声，说那声音很特别，嗓子好，唱戏似的阴阳顿挫：“来买前门外延寿寺路西门牌23号真正老王致和的臭豆腐！”

突然东交民巷的巷口响起剧烈的锣鼓声。

今天是什么日子？中国人怎么啦？

洋人们出来观看，顿时吓了一跳：满眼全是他们似曾相识的“兵器”：两个开道的锣手走在前面，一只二尺直径的明晃晃的大铜锣挂在红漆杆上，杆子的一端挂着红底黑边的大旗，上面书写“开道”二字。然后是金灯四对，两米高的立杆上有黄色的伞帽，下面挂的是四面玻璃的座灯，里面燃烧着红色的蜡烛。接着就是由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和金长枪组成的执事队伍，然后又是四座金灯，接着是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和象鼻刀。然后再是金灯四座，接着是金立瓜、金天镫、金兵拳和金钺斧。这些“兵器”混杂在清道旗、飞虎旗、飞凤旗和飞龙旗之间，发出耀眼的金属光泽。洋人们回想起来，好像去年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过这些古怪的东西，不过那时是举在义和团农民们的手里——中国人要干什么？在巷口等活的拉洋车的告诉被吓着了的洋人：您踏踏实实的站稳了吧，那些家伙都是木头的，上了一层金漆！赶上了就开开眼，哪家大宅门今儿迎亲呐。

洋人们于是十分惊讶中国人两性结合时典礼的豪华。“兵器”过去了就是仪仗。一面高竿上悬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后面是两柄足有三米长的翠绿色的扇子，上面镶满了小镜子，中间有四个金字：子孙万代。两个巨大的遮阳伞，伞很大，举伞的人把伞柄插进腰间的竹筒里，伞的两边还有两个人用黄绸子拉着。无数美丽的宫灯，用红色的漆杆挑着。宫灯后面是乐队，锣、鼓、唢呐、海笛、笙，乐队至少有五十人组成。然后是抬着一个美丽新娘的轿子来了。这顶颜色鲜艳的巨大的花箱被一群穿戴奇特的轿夫们簇拥着。绿嫁衣，上面绣着金色的喜字，红色的肩搭，黄色的裤子，青色大绒的帽子和青色的靴子。而一面大红云缎的伞角形大旗更引人注目，那是一面三米长的大旗，被两米长的白旗杆举着，上面是圆形的伞盖，伞盖上的大字是“爱民如子”和“德政孚嘉”。下面的伞角旗上挂有无数排五彩的小飘带，飘带上用金字写着人的名字——为什么中国人在这个典礼上要开列这么多的人名？还是拉洋车的说了话：这叫万民旗，上面写的那些人，都是献旗人的名字。为什么献旗？意思是说，这家的老爷为国为民积了大德啦！

1901年帝国的婚礼仪式照旧，只改变了一个程序，那就是联姻的两家在互换喜帖时，把原来的“端庄顿首拜”这几个客气话简化成“顿首拜”了，原因是端王和庄王现在是皇犯，帝国需要避讳这两个字——据说原来的客气话是“端肃顿首拜”，同治年后，王爷肃顺被太 后杀了，才改成“端庄”的——不愿意改变一切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改变可以十分迅速。

冬天过去了，“二月二”快到了。宫里面也装扮了起来，太监们点燃了巨大的宫灯，把紫禁城照得一片殷红。慈禧在颐和园里看了几场外国马戏，召见了一次翰林们，并且哭了一场。她赦免了1900年从京城逃跑的所有的官员，然后赏赐了他们，最后她在一场春雨过后看 着宫女们在一块废墟上平整土地好种萝卜。

春天来了，在杨柳轻飘艳阳高照的一天，慈禧打扮得格外艳丽：粉色绣花衬衣，外面套着绣着金丝凤凰的孔雀绿的绸褂，褂上的凤凰被绣得飘然欲飞，凤凰的口里还衔着精细的珍珠一串。慈禧手指间夹着一条绣了牡丹的金黄色湘绣手绢，踩着盆鞋，一摆一摆地走出来了。她今天要宴请各国驻华公使的夫人们，她们是：美 国公使康格的夫人，美国参赞韦廉的夫人，西班牙公使佳瑟的夫人及其女儿，日本公使尤吉德的夫人，葡萄牙代理公使阿尔密夫人，法国参赞坎利夫人和法国武官的夫人，英国头等参赞瑟生夫人，德国公使夫人以及海关外国官吏的夫人们。慈禧对外国夫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 感到惊讶，说她们的衣服没一件合身的，说她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国的衣裳比旗人的衣裳好看。公使夫人们宣读了对帝国皇太后的“颂词”，和慈禧“握手”，谈话，然后吃饭。吃饭时，“有鼓乐一班，奏欧洲曲调”。慈禧又对外国妇女的脚、皮肤和眼睛发了言，说原来听说西洋妇女的脚很大，走起路来扑通扑通的，很可笑，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不过西洋妇女的皮肤很白，但是“两目间则有白毛被之，尔固以为美否？”至于眼睛，颜色多样倒是不难看，可是“惟睛做绿色，殊不秀媚，望之令人忆彼猫眼也。”宴会结束后，看戏。

　宫中今天供奉的戏码戏是《玉堂春》。那个叫做苏三的美丽女子在皇宫金碧辉煌的舞台的映衬下，显得愈加楚楚动人。太后微笑着，因为这些戏子还算懂事，开戏前太后临时改的戏词现在就按太后的意思唱上了。光绪皇帝照例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看见苏三戴着罪人的枷链走上台来时，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安。史书记载：“帝既久失爱于太后，当逃乱及在西安时，尚时询帝意。回銮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帝不得问朝政，例折则自批之，盖借庸暗以图自全也。”（罗敦融：《庚子国变 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6页。）

洋人们对中国戏里的男人扮演女人感到很不习惯，但很快令她们惊喜的御膳房制作的小点心端上来了。太监们个个鬼鬼祟祟的，一到宫里唱戏的时候他们便显得很忙，在戏场上走来走去——陪同看戏的帝国大员们因为宫里不许吸鸦片而坚持不住，但又绝对不能在皇帝和太后面前失礼，于是向太监们买泡过鸦片的茶水，一杯茶100两银子。

月亮飘荡在夜空的浮云上。明月照耀着帝国阔大的宫殿、参天的古树、逶迤的城墙，照耀着它美丽的山河。

整个世界都为中国人于苦难之后迅速复苏的能力感到震惊。以致洋人们得出了“中国人伟大的生命力与尚未开化民族的原始生命力不是一回事”的结论：游牧阶段的中亚人、尚处于渔猎阶段的东南亚雅克人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他们的原始生命力来自发达的肌肉和身体各个器官容忍恶劣环境的能力。历史的事实证明，这些原始民族一旦遭到异族入侵，其生命力便显示出极端的脆弱。他们能用弓箭来抵抗登陆者，但他们抵挡不住入侵的“白人携带的正常的细菌”。“在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欧洲人传染给未开化大陆上的疾病，很快就能把土著人扫除干净，这些疾病所发挥的作用比他们的火枪大得多”。世界各地的土著人因为没有对近代文明社会产生的新病菌的免疫能力而死亡。只有中国人，他们在异族的入侵面前不但没有死亡并且活得很好的根本原因是，中华帝国的文明的诞生比任何入侵者都早，而且早了千百年。“在高度农业化的国家，每一棵花草都是病菌的携带者，臭水沟代替了清澈的小溪，到处是适宜蚊子孳生的稻田。”当中国那位名叫李时珍的著名医生到处给中国人治病的时候，很多广泛流行于中国城乡的病症入侵者们恐怕还没听说过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病”能让中国人倒下去，中国人特殊的生命力和忍耐力使外国人感到吃惊又羡慕：人们饮用运河污染的河水而不患痢疾。天花只是一种轻微的小麻烦。麻疹和猩红热是普遍的疾病，中国人忍受高烧的能力使他们往往从死亡的边缘又走了回来。一个外国医生匆忙地乘船去给一位难产的中国妇女接生时，等他到达的时候看见那个妇女已经开始捕鱼了，而婴儿就被放在船板一角的竹筐里。中国人可以在不使用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忍受外科手术的痛苦：“一个中国苦力在一次事故中腹部被划开，乡村医生把肠子连同细菌一起送回他的腹腔内并且把肚皮缝合起来，结果这个中国人很快就康复了。”外国医生一致认为，“中国人的身体中有一种特殊的、比外国人优越的东西，这种东西总能帮助中国人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洋人们于是认为：“一种特殊的种族生命力在这个种族所长期经受的严酷生活中形成，与我们北欧祖先所经历的历史阶段相比，中国人经历的这种阶段的时间更长。这与其说是提高了这个种族的体能，不如说培养了他们受伤之后复原的能力和适应一切生活环境的能力。”（（ 美）Ｅ.Ａ.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 4～46页。）

只是，有历经苦难而不倒下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可以忽视、忘却痛苦——甚至是剧痛。

[快板］

玉堂春好比那花中蕊，

王公子好比采花蜂。

想当初花开多茂盛，

他好比那蜜蜂儿飞来飞去采花心。

如今不见公子面，我的郎呀，

闪锤，接西皮摇板］

花谢时怎不见那蜜蜂儿行？

皇宫里的苏三的声音哽咽，和着夜风儿飞出宫墙，和京城戏园子里各种各样的华美的唱腔混合在一起，向着帝国壮阔而广袤的原野飘散而去。这声音使整个帝国从皇家到平民都柔肠百转，心驰神往，因为中国所有的戏文无不在渴望着公正与宽容。

这个民族崇尚公正。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时代都是一部宽容的历史。

大幕垂落，戏结束了。

清晨，京城里遛早的人发现那些残破的城墙墙头上冒出了嫩绿的草芽。

“二月二，龙抬头。”中国人相信这一天是沉睡了一个冬天的“龙”苏醒的日子。“龙”睁开眼睛，打个哈欠，然后兴云作雨，于是一个新的春天便来临了。这一天，中国人家家户户要吃一顿龙须面，再吃一顿刻出一片一片“龙鳞”的面饼。然后等待着春风和春雨滋润土地，他们好播种、耕作、收获，好过日子。

没有哪一个人和哪一个民族喜欢自己身上的创痛。当这个人和这个民族终于有勇气、有力量正视自己的创痛的时候，那种认为侮辱与损害合理的说法应该被郑重地警惕和注意，因为任何说辞只能增加历史情节的曲折却绝不能令历史的实质含混。而那些在1900年到1901年间侵入中国的人，百年以来一直在混淆着最本质的历史事实，他们无论以什么借口、以什么为理由，最终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无不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与利益的践踏与掠夺，这就是侵略。外国的侵略被重重地写在中国近代史中，中国始知民族与国家之强盛有多么重要，这就是绝不应该忘记一百年前中国那段令人悲伤不已的历史的原因。

千百年来，中国即使备受磨难却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那“骑马弯弓射大雕”的一代代帝王，它那“人生代代无穷已”的一世世民生，它那“一百里间春似海”的一片片山河，真正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在那个古老的城墙上又一次冒出了绿草芽的日子里，京城里的一个孩子提着一只彩龙风筝跑出了家门，风筝随着照耀着这片国土的太阳越升越高，孩子脆脆地喊：

“我的龙，飞起来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