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27年邹鲁与蒋介石关系探微

作者：罗 敏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94 更新时间：2005-10-29

邹鲁和蒋介石均为孙中山晚年最信任的国民党人。邹鲁是培养革命党骨干的“文学校”—国立广东大学的校长；蒋介石则是培养革命军骨干的“武学校”—黄埔军校的校长。但孙中山逝世后，二人的政治选择却大相径庭，一个成为主张坚决分共的“西山派”，一个则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张坚决联共的“红色将军”。此时二者的关系果真“左”“右”分明吗？邹、蒋在反共问题上一致后，为何纷争再起？学界目前对此尚无专文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1924—1927年间邹鲁与蒋介石关系的梳理，对上述问题作初步解答，并借此透视国民党内部主流派与反对派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

一

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做法，一开始便遭到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公开反对。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还潜存着一股疑共的暗流。这部分国民党人对改组国民党持怀疑和保留态度，但他们出于对孙中山的忠诚和服从，没有公开反对这一政策。邹鲁与蒋介石便是其中的成员。

邹鲁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一开始便私下存有疑虑。他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系统的研究，仅是有所“耳闻”。在任广东大学校长时，他经常请校内外的专家讲演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次数最多[1]。在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理性认识的情况下，他从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理由，他认为：“苏联之法，我国古有行之者”，“盖商殃治秦，其法甚密，与苏联等。以商殃己身聪明，亦不能逃，至叹作法自毙；其重法不重情，于此可见。况秦虽已并吞六国，但一夫揭竿，天下瓦解，不旋踵而亡。较之姬周向礼重情者，东周虽弱，犹赖诸侯尊王，延数百年之祚，究何以得其利，而无其弊乎？”[2] 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组织制度重法不重情，不值得效法。

1923年8月，蒋介石被任命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率队赴俄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前后四个月的实地考察竟然成为他反对共产主义起点。访苏期间的种种见闻与感受，使蒋介石对容共政策产生了怀疑与消极抵制的情绪。[3]蒋回国后致函廖仲恺，严厉指责苏俄，声称“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同函又称：“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 、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期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4]不过，由于孙中山方针已定，蒋介石不便立即公开反对，暂时服从了孙中山。对此，多年以后，他在日记里对此曾有说明“上午，在寓整理旧稿，见十三年春复仲恺函，言苏俄之居心叵测甚详，阅之自慰。徒以总理既决心联俄，不能转移其方针，乃只有赴粤任事，以图逐渐补救。”[5]

这一时期，邹鲁与蒋介石虽然都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存有疑虑，但他们出于对孙中山的忠训，没有公开反对。因此，共产国际在列举中国的 “反共分子”时，暂时没有他们的名字。[6]不过，蒋介石访苏期间流露的不满情绪还是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猜疑。[7]

邹鲁与蒋介石虽然私下都对“联俄容共”政策存有疑虑，但是，孙中山逝世后，他们的实际行动却大相径庭。

国共合作后，邹鲁任中央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其职责是指导国共合作的关键环节――党务合作的进行。党务合作是国共合作中矛盾和磨擦最多的环节。正是在这一具体实践过程中，邹鲁形成分共、反共主张，最终走上了反共的不归路，成为西山会议的召集者和主持者。

当邹鲁因参加和主持“西山会议”而成为众矢之的时，身为军事将领的蒋介石则成为“联俄容共”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苏联的军事援助和共产党人的协助，蒋在军事上取得了镇压商团、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的“四连胜”，成为当时广东国民政府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作为“联俄容共”政策的受惠人，他似乎完全忘却了先前对苏俄和中共的怀疑，激烈地左倾起来。1925年12月5日，他在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也”[8]。11日，他又在宴请俄方顾问时，高呼“中俄同志团结万岁”的口号。

一左一右，界限何等分明！实则不然，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关系非常微妙。

西山会议时期，蒋介石在政治上空前“左倾”，但是参与西山会议诸人却只严惩了高喊“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的汪精卫[9]，而对同样高呼“为共产主义而死”的蒋介石非但不予指责，相反却大加称赞。1925年12月25日，西山会议派在《告海外同志书》中指责俄顾问鲍罗廷笼络汪精卫把持党务，“凡一切党务政治上重要机关，无不为共产派分子所攫夺”，但只有党军例外，这是幸亏“蒋介石同志及各级官长皆为三民主义信徒，不为所动”，云云 [10]。

汪、蒋当时都是支持“联俄容共”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西山会议诸人缘何要“薄汪厚蒋”呢？是出于私谊吗？非也。他们这一策略实有其良苦用心。其一是等待蒋介石自觉反共。邹鲁后来在《警告蒋介石同志书》对此解释道：“去岁第四次全体会议，及本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同志仍未有责言者，非于同志有所私原，意或为人牵制，不能如志以行，或共产党覆党之谋，同志未尝深悉。”[11]用心之二是离间汪、蒋关系，分化左派阵营。廖仲恺被刺后，汪、蒋互相配合，先后排挤了胡汉民和许崇智，成为了广州国民政府中的最有实权的人物。但是，第二次东征后，蒋介石威望愈隆，地位如日东升，汪对此渐感不安，认为蒋是其潜在威胁。加上汪、蒋两人个性迥然不同，彼此间的关系日趋微妙。在这种情形下，西山会议派批蒋而不及汪的作法，不能不令汪精卫感到疑惑，从而加深了汪、蒋间的不信任感。

西山会议时期，蒋介石在政治上虽然空前左倾，但是对公开主张分共的西山会议派的态度却非常暧昧。他反对西山会议的公开宣言――《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发表于12月25日。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空前左倾，高呼“为共产主义而死”的蒋介石是在观望了一个月后方才表态反对西山会议。而且，这一宣言与先前的左倾口号相比，调子降低了许多。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批判道：国民革命未完成之前，不应惧怕何种主义之蚕食，而且此种蚕食现象即使已有发生，即如你西山会议宣布应开除4名共产党籍的中央执行委员，然而在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跨共产党籍的才4人――仅占六分之一，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便“惴惴焉惟被共产主义蚕食”，“非自暴自弃而不自振作者，决不作此奇想”，他还进一步指出：“人患不自强自立，惟国与党亦然。本党同志能自振奋”，则“决无被他种主义蚕食之危险”，“若不自强自立，且不自悔，即严拒一切主义于千里之外，亦终于自行崩溃，鱼烂而亡耳。”蒋的上述主张与其说是对西山会议的批判，不如说是规劝。但在宣言的结尾处，他的态度陡然强硬了起来，严厉批驳了“精卫同志先不主张讨伐刘、杨，而其后乃攘人之功”之说，他声明说：“中正躬与是役，敢为切实之声明：精卫同志本年五月自北京归粤，先抵汕头，而于讨伐杨、刘之议决策之际，实先得精卫同志之赞同，惟今日反对精卫同志最力之人，乃真有于讨伐杨、刘时避居香港者。”[12]蒋介石此处实质是在点名指责邹鲁。因为当时众所周知的邹鲁罪状之一便是平定杨、刘叛乱时，避居香港，主张调和。

除去文章结尾处针对邹鲁的严厉批驳外，我们发现蒋对西山派“自暴自弃”、“不自振作”的批判与西山派中缓和分子的主张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参与筹组西山会议的诸人在反共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方法不同。邹鲁、谢持主张坚决分共，而吴稚晖、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上海帮”则持缓和态度，主张“对精卫为劝告，而勿为弹劾；对共党之同志，宜邀守常等为切实之协商，而勿使为片面分裂之行动” [13]。吴稚晖在西山会议召开的前两日发表意见说：“开会与否及开会能成与否，比较尚均为小事，主要者，仍在吾人之能团结旧同志及自动的负责奋斗，乃有可望”。邵元冲在会议召开的当天发表意见说：“吾人主张应分为积极消极二者，消极则在分离共产派，积极则在自己努力”[14]。由此可见，蒋介石与吴稚晖、戴季陶等人所持主张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之前，便因与共产党有磨擦而片面分裂，是消极的办法；面对磨擦，新旧国民党同志应相互团结，振奋精神，自强自立，才是积极的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左派的蒋介石与右派的吴、戴、邵的主张如此相似，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事先有所商量呢？笔者尚未发现具体的证据，因此不好妄下结论，但是，吴稚晖、戴季陶、邵元冲早年都在上海及江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很早便与蒋相识，私交甚密，他们在立场和观点上接近或一致是并不奇怪的。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惩处西山会议派诸人。1月10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宴请与会的代表。席间，他即席演讲了解决党务纠纷的办法，提出处理的原则应“以总理之心为心，总理之志为志”，“切不可使总理在天之灵稍有不安”，处理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方面是要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是要严重处罚；一方面是要安慰总理的灵魂，不使本党分裂[15]。第二天，蒋介石与孙科商谈时，坚决主张西山会议案不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可以保留至第三次大会再作决定[16]。在弹劾西山会议案表决的前一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代表曾专门为西山会议案开过讨论会，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曾列席参加。会议主张对西山会议案的处置应“以总理之心为心”，对一两主动的个人自然应开除党籍，但其余有一时受惑或受人利用的，应该从宽处分[17]。结果，吴稚晖、戴季陶、邵元冲三人都被从轻发落。吴稚晖虽参加了预备会议，但由于及时转向，因此仍被视为革命同志；戴季陶则因向吴表示过忏悔，因此仅被训令“促其猛醒”；邵元冲处分略重，但也不过“警告”而已。由于对戴季陶的处分“太轻太轻”，遭致与会代表的反对，认为：“设使戴没有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一本书，可以说就没有今天的纠纷”[18]。

被国民党“二大”点名的西山会议的“主动者”，只有邹鲁一人。

蒋之所以一再格外“关注”邹鲁实非偶然，既有顺应时势的考虑又有“以公济私”之嫌。邹鲁是当时公认的西山会议的策划者和主持者。谭平山在向“二大”代表们所作的党务报告中称“西山会议主动是邹鲁”，“林森素来老实，或系一时感情冲动，与邹鲁究竟不同”，“至戴季陶之言论行动，非有意破坏本党及国民政府。不过，他此次实受人利用”[19]。在这种情形下，蒋对邹鲁的集中批判，可谓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另外，蒋对邹鲁的批判还有“以公济私”之嫌，因为邹鲁不仅主张分共，而且曾一度主张推倒广东“革命政府及党军”[20]。借反对西山派之机去掉一个反对自己的老广东派分子，真可谓一举两得。

与对邹鲁的态度不同，吴稚晖、戴季陶、邵元冲三人不久成了蒋介石麾下的亲信。戴于1926年夏，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9月，应蒋之邀，赴粤上任。邵则于1926年6月，应蒋之邀，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长。非常巧合的是邵、戴二人出任的职务都是邹鲁原先就任的职务。

可见，蒋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若只反共，可以规劝，从宽处理，甚至暂且不处理。但是，若既反共又反“党军”，则应加以不实之罪，甚至毫不留情地开除党籍。

二

从蒋介石既主张坚决容共又偏袒西山会议派的矛盾行为中，可以看出，此时他的思想正处于激烈的斗争中。国共合作后，由于苏联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援，尤其通过学习红军先进的治军经验，党军的战斗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从军事角度上说，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是心存感激的；但同时，国共合作后，两党间的党务磨擦确实有增无减，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他统率的军队内开展的政治工作又着实令他放心不下。如何能够充分利用“联俄容共”的好处而避免其危害呢？蒋认为惟有立即开展新的军事行动，即开始北伐。因为战事一发动起来，他一方面可以理直气壮要求苏联增加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口军务紧急而延缓党务合作的开展，并且更可以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在党和政府内的绝对权威。[21]蒋的北伐主张遭到了季山嘉及苏联顾问的反对。季山嘉及苏联顾问认为，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北伐应该从缓。从廖案以来一直与蒋并肩作战的汪精卫此时公开支持季山嘉的意见，这使本已微妙的汪蒋关系急剧恶化起来。

鉴于蒋与季山嘉及汪精卫的矛盾日趋尖锐，邹鲁等西山会议派诸人除继续坚持“薄汪厚蒋”的宣传外，还在暗地里利用蒋介石此时多疑的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以进一步扩大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拆散广州的局面”[22]。这些谣言帮助蒋介石打消积存在心头的疑惑，加速了他反汪、反共的步伐。蒋在未得到确实的反对自己的消息之前，对季山嘉和汪精卫的意图心存疑虑却无从证实，只好以提出辞职、申请赴苏等方式加以试探，与汪和季的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但在3月7日，刘峙、邓演达告知他有人发送油印反蒋传单时，蒋非但没有生气，反倒“心转释然” [23]。此后，他反对汪精卫、季山嘉的决心变得愈加坚定，甚至不惜公然“反脸”。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惟自恨缺乏政治能力，又乏组织长才，前以政治组织信人太过，故未加注意，亦毫不防范。今后若欲脱人羁绊，免受束缚，则非事事详思熟虑不可，勉乎哉。”[24]

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邹鲁等人正在上海筹组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广州既驱逐苏方顾问又迫走汪精卫的消息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度兴奋。邹鲁等人本只期望蒋能及早自觉反共，结果，没想到“求一得二”，“不止反共，而且也赶了汪”[25]，这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之外。3月29日，当日大会主席谢持报告了“广州事变”的经过，指出：“我人对于此事底蕴，虽无从得知”，但是，“蒋介石同志之忠实于党 ，而为彻底清党运动则是实”。大会当即通过了《训勉广州同志电》，电文称赞蒋介石等人“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同时勉励蒋介石等人“祛恶必须彻底，与其图蔓，莫如徙薪”。[26] 31日，与会的代表讨论了派遣代表去广州的问题，态度不一。持保守主张的代表普遍对蒋心存疑虑，认为蒋介石是军事专家，非政治家，因此，现在应取冷静的态度，看他后半截如何变化，再议决处置的办法。他们怀疑蒋发动此次事变是为个人问题，并非完全清党，所以主张“先打电报去讯问，再派二代表去接洽”，接洽条件是“一、要他抱‘清党’主义，贯彻下去；二、要他取消在粤之二次代表会议”，若可容纳上述条件，则“本党实力合一”，若不能容纳，“是彼方仍受共产党鬼祟未醒”，然后“与之再战”。激进派主张无论如何必须派两个代表去广东接洽，甚至主张全体代表一起到广州去，将大会移至广州续开。消极派则认为此时派代表去，广州方面一定不接受，恐怕还要有危险，所以主张打个电报去问询一下即可，不必派代表前往。在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作为主席团成员的邹鲁倾向保守的主张，提议先由大会去电训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训令发出后，然后再由各团体派代表去，这样，代表们所起的力量一定要比较大些[27]。大会对蒋介石寄于厚望，最后还通过了《移粤继续开会案》和《派先遣特派员案》。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因自身根基未固，加上北伐仍离不开苏联的援助，所以事变后决定仍然继续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为了打消苏联和中共的顾虑，避免决裂，他一方面向苏方表示中山舰事件是“对人”问题，并因对中山舰“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自请从严处分”；另一方面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正极力拉拢自己的西山派，借批判西山派以表明自己的左倾。4月3日上午，他通电反对西山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责西山派破坏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摧残革命，“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声称自己今后将“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阔清之”。5日，蒋收到邹鲁、谢持等人从上海发来的“移粤继续开会案”后，认为邹鲁等人是“利用机会以捣乱”，同日，他还令吴铁城制止广州右派分子的示威活动。8日，他在对中央军校官兵演讲时，指责西山派在上海的“二大”是“伪”“二大”，是“非法行为”，因此，“为党国计，不得不群起而攻之”，并斥责西山派为“立意捣乱，使党分裂的分子”，因而，“要当他是本党的罪人，是我们全体党员的仇敌，这种仇敌，比什么仇敌都厉害的”。[28]

蒋介石借批判西山派以表明自己左倾的策略大获成功，中山舰事件后，中共与苏联都仍然视他为左派，并把和西山派这一老右派集团作斗争当成主要任务，从而完全忽视了革命阵营中正在发展的蒋介石新右派集团。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发表文章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内的一般右派及国民党外的一般右派”，“一起号召反俄反赤反共”，“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的运用，“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29]。直到5月15日，陈独秀还在发表文章说：“反动的右派现在在上海及其他各处宣传说：此次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共同的是要重新讨论联俄联共政策的问题。我们敢说这完全是谣言”，“广州中央的中央委员最大多数是革命左倾的分子，那会和西山会议以来被国民政府命令称为‘叛徒’的右派走到一条路上去？”[30]

蒋在公开抨击西山派的同时，又暗中指使吴稚晖前往接洽。在西山派的上海“二大”闭幕后不久，吴稚晖前往上海对邹鲁等人说：“广州中央预备成立五院，把在沪的同志，安置在监察和考试两院内，特来请我们全体回去，共同合作。”邹鲁等人则明确地表示：“此间同志唯一的希望就是清党，广州方面若实行清党，我们就可以无条件的回去合作，他非所问”。[31]由于蒋注意在暗中做疏通工作，西山派此时对蒋介石激烈的抨击保持了缄默，对他在中山舰事件后放缓分共步伐也表示了理解。上海“二大”在4月13日发表的《告在粤同志书》中，对蒋将中山舰事件归结为局部问题仅表示“不胜急忧”，并希望“粤中各级党部立行清厘党籍” [32]。邹鲁认为蒋此时之所以迟迟不前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害怕因反共而影响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政策；二是怕因步西山派的后尘反共而被时人怀疑与“反革命”的西山派相勾结。三是怕因清党而造成内部纠纷而影响北伐。当他听说广州即将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讨论调整国共关系的办法时，就出于帮助蒋介石解惑的用心于5月9日主动致函蒋介石及张静江等。对于联俄问题，邹劝告蒋说：“清党为一事，联俄为一事，二者原不相连”，“况总理之联俄以平等待我为条件，今俄之不以平等待我（事实是如此）。吾党何必联之，以自破坏乎？”对与反革命相勾结一事，邹解释称：“凡有以正义裁制彼者，必彼目为反革命勾结，以钳制之。闻介石兄之处理中山舰，彼亦以此口调中之，致介兄亦有所迟疑”，因此，“清党运动为一事，弟等是否反革命又为一事，清党只问共产党在本党有破坏本党之行为否？”关于北伐问题，邹鲁劝告蒋介石：若不实行清党，党内纠纷会更厉害，军阀会借“讨赤为名”反对北伐，使得“北伐更难见之事实”。邹鲁最后表示只要广州清党，则“吾党同志固无丝毫隔阂于其间”，是“在广州一堆”，或是“在上海一堆”无关紧要。[33]

三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以解决党内纠纷，促进两党“根本上之合作”为借口，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旨在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发展。这虽与邹鲁等人的某些主张有契合之处，但距离邹鲁等人坚决“清共”的激进主张尚有很大出入，为此，邹鲁等人感到“万分失望”[34]。此后，邹、蒋围绕“限共”与“清共”展开激烈的论争，矛盾日趋尖锐。

邹鲁得知“整理党务案”的具体内容后，立即去函指责蒋介石，指出：“整理党务案”的大部分内容是在“第一届第二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和“第一届第三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中申明纪律案”早已提出但未见成效的老方法。至于“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一条，邹鲁认为：此条的意义，“自然可以减少共产党之操纵。但此办法，行之二年前甚有效，今则彼之党羽，早已分妥各处，即不为部长庸何伤？”邹鲁得出结论认为：“十五日之郑重大会，其效等于零。”[35]除了以私人名义致函表示反对外，邹鲁、谢持主持的上海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发表了《告同志书》，公开指责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违背了孙中山的“容共”政策的精神，是变“容纳共产分子”为“两党合作”，这一新政策没有理论根基，其用意仅是“卖党而已”，规定的九条具体措施是“约束共产党则不足，限制国民党则有余”，“联席会议”则相当于“共产党之领事裁判权” [36]。

“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又故计重演，开始打击右派势力，不过这次他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右派分子实行打击，对远在上海的西山派则实行拉拢。1926年5月8日，他拒绝和胡汉民会谈，迫使胡于次日离开广州。30日，他下令拿办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同日，他通过张静江和孙科、伍朝枢商量，表示因“外人传言梯云（伍朝枢）亦与香港有所往还”，所以希望伍“暂行离粤”，由孙科充当“政府及党之代表赴俄与共产国际接洽”[37]。鲍罗廷见蒋打击右派深感安慰，为此他竭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并声言：如蒋不就，自己也将立即辞职回国[38]。

蒋介石的“近攻”策略可谓如愿以偿，但“远交”策略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蒋介石对邹鲁主持的上海党部抨击“整理党务案”，并把攻击矛头对向自己，“不胜郁愤”[39]。但是，考虑到“长江方面宣传之重要”，决定一面与张静江、谭延闿等联名致函邀请林森、张继、田桐和周震麟等南下赴粤晤谈，一面派邵元冲赴沪与西山派商谈党务。7月1日，邵元冲在许崇智住宅会见了张继、居正、谢持、田桐等人，与会者逐一陈述了对粤的意见。其中许崇智“殊牢骚，谓应有表示”，张继则认为“非与共产派脱离决无办法”，谢持等“辞旨亦极激昂”。见双方隔阂如此之深，邵元冲不得不对和解的前景表示“殊为忧之”。此后数日，邵与沪方代表交换了几次意见，但成效不大，沪方甚至主张在最近公布蒋介石的罪状。鉴于双方的意见很难协调一致，邵只得于12日怅然离沪。[40]

和解无效后，蒋介石继续对西山派实施分化策略。7月24日，他在回复张继的信中，对张继与邹鲁攻击自己的性质作了区分，指出：张继攻击自己是因为“爱党”“不敢轻循私交”，所以为“真爱党者”，而邹鲁的“放言高论”则是“反对革命势力之巩固与发展”，因此，“尤不愿同志为之也”[41]。在此他虽未明言，但指责邹鲁为“反革命”之意已呼之欲出。此时，邹鲁的反蒋言论亦日趋激烈。他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迟迟未有“清共”的行动，不是“为人牵制”或对“共产党覆党之谋”“未尝深悉”，而是想在一段时间内利用共产党，以便“大权统于一人”，“攫党权、政权、军权集于一手”。对蒋介石愈来愈显露出的独裁野心，邹鲁抨击道： “国民党乃党员公有之党，总理改组以后，尚云以党付之党员。今日同志乃欲个人独负其责，并将已废之总司令恢复之，而益崇其权。除总理外，须临时推举之党主席，今乃因而自兼之。举凡政权、党权、军权，均属于总司令，俨然一专制之君主，比现代军阀而有加”[42]。至此，可以说邹蒋间的争论已由“限共”、“清共”之争而渐渐转向了党内独裁与民主的争论。

四

“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通过打击右派和限制左派，个人的权势不断膨胀。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的野心愈来愈明显。为了保证国民革命的健康发展，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团结合作，先后发动“迎汪复职”和“恢复党权运动”，企图以此来限制军权的膨胀。面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如火如荼的反对运动，蒋介石不再掩饰自己的反对“联俄容共”政策的态度与决心。

蒋介石终于下决心要反共了，这令邹鲁等人非常兴奋。就在旨在反蒋的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日，邹鲁、谢持等人主持的上海党部决定派林森赴庐山会晤蒋介石[43]，并开始着手制定统一党务的办法，议定了四种方案：一、恢复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施行职权。二、粤、沪两方之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合并施行职权。三、沪、粤两方中央党部，分别举出同等人数，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集事宜。四、沪中央党部宣告清党目的已达，自行结束。

正当邹鲁等人积极筹划与蒋合作时，蒋介石却在“清党”前的一星期，委托吴稚晖亲自到邹鲁家中“以半公式的性质”通知说：此次清党，决心无论精卫如何缓和，共产党如何退让，终当彻底做去，惟表面仍称联俄容共及打倒西山会议。邹鲁对其“清共”决心表示赞同，但对其表面办法表示反对，并与吴稚晖激烈争论了三个多钟头[44]。吴未作丝毫让步，坚决表示所定的主张不能变更，并拒绝了邹鲁等人提议的党务统一办法[45]。4月9日，蒋介石抵南京后，对党务问题发表谈话称：有叛党及破坏革命之联合阵线者，以打倒西山会议派之精神打倒之[46]。4月12日，蒋介石一面借口“工友大肆械斗”“为维持地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面通电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西山会议派非法机关”，并下令查封[47]。“清党”之后，蒋一面委任西山派的林森、石瑛、沈定一为清党委员，一面对西山派“公开诋毁，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48]。

蒋介石对西山派“既打又拉”的策略既有现实政治的需要，又有未来权力分配的考虑，可谓虚实结合、真假难辨。首先，从现实政治需要看，当时蒋介石的“清党”已有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他在东南各省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可观的成绩，自己指挥的东路军于1927年2月29日 占领了杭州，3月下旬，又相继攻占了上海和南京。但与军事实力相比，直接策划清党事宜的政治实力则显得相对薄弱些。4月2日，在上海举行的号召清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由于与会者只有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8人，因此，会议不能作出决议，只好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所谓检举中国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在政治实力匮乏的情形下，蒋介石认为有必要拉拢西山派，借助其组织的反共力量实施清党，因此，他通过吴稚晖私下向邹鲁表示：西山派是清党的先觉者，西山派诸人统统须请出来办事[49]。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西山会议派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与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的反对势力的代名词，公开合作无异于暴露了自己的反动本质，于是，为了欺骗舆论，蒋保留“打倒西山派”的口号。其次，从未来权力分配看，西山派诸人大部分是国民党元老，在党内资力比蒋介石老，反共又比蒋早，是未来权力格局中对蒋威胁最大的一个潜在势力。因此，蒋打击西山派也是为自己今后建立独裁统治扫除障碍，做好准备。

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既打击又拉拢的两面派作法，使得邹鲁对蒋表里不一、不择手段的品性和独裁野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而，当西山派诸人大都以精神上的胜利聊以自慰，并对遭受打击的现实“密密不言”时，邹鲁则仅凭一己之力孤军奋战，冒险犯难[50]。4月15日，他去信严厉驳斥了蒋介石等人指责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为非法机关的通电，称：“若云开会地点何不在粤，昔日之粤为共产派把持，犹夫今日之鄂。介石同志等手握党政军大权，今日不能赴鄂开会，又何责乎其时手无寸铁之各委员乎。若云开会人数不足，……在宁之十五会议，又真能使其人数满足，真欲使其开成会乎。同是委员，岂出诸有枪者则为合法，出诸无枪者便为非法乎。在此点言，以云合法则皆合法，以云非法则皆非法。他人可欺，鲁不可欺也”；对于蒋介石等人对西山派排斥和打击，他斥责道：“国民党忠实同志经共产派之用乙倒甲，用丙倒乙，一摘再摘，所存何几，若仍再加排挈，非特力分愈薄，相煎之痛，尤不忍言。岂以共产派在党时，曾以反革命、不革命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与军阀勾结之罪加诸西山会议，今日未便立反乎，则何以共产派在党时所谓反革命、不革命、与帝国主义勾结、与军阀勾结、应行枪毙之蒋介石（九江等处之标语）又可立反。徒令人疑为有人为首领欲所迷，排除纯粹同志，使党内不能团结而已，安见其有法与非法问题也”；他还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等人之所以“清党”而“不执行西山会议议决案，又不坦白承认革命手段，仍欲假借种种会议，以求貌为合法，甚至以四十四号为非法发出查封文电”，是为了“自居合法”，因此，目前的“清党”，“非特清党无功，而党内之纠纷殆将愈甚，且诸同志进退失据，更恐有不久即覆之祸”[51]。5月，邹鲁又著《清党感言》一文，对“清党”问题发表了四点隐忧：（一）出发点不正，“此次清党自然是一般党员热烈运动，尤其是介石同志的大力主持，才有这个结果。但是，介石同志清党的出发点则完全不正”，“介石同志不是立在党上来清党，乃立在介石同志身上来清党。不然，何以共产党许多危害本党之事情发生，介石同志不惟不清党，还要卵翼着共产党来压迫同志。到了危害到本身的时候，方剑及履及来清党”。（二）态度暧昧，“要杀要捕的共产党偏说要容，要一致合作的西山会议，偏说要打倒，说的与做的不同，究竟使人相信他的言，还是信他的行呢？”，“至于西山会议呢，现在清党的，言西山会议的言，行西山会议的事，用西山会议的人，并且认为先觉，认为先锋，认为正气，却口里头偏要说打倒，我料或者不久将有由某同志‘貌合神离’的说，进到‘神貌一致’的可能性”。（三）事实荒谬，“使向不接近党务的人来办清党的事，更不能不根据共产党所把持党员的名册，为党员根据，这样一办，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都认不明了，所以共产党重要人都跑得精光，不是有名的共产党，却仍牢牢固固盘踞党的底下”。（四）个人拥护，“党员站在党里头做事，做得对是应该的，做得不对是要负责的，用不着人来拥护。这回清党前后‘拥护蒋介石’‘拥护汪精卫’的呼声，闹得我耳鼓欲穿，尤其是‘拥护蒋介石’每日新闻上总占了一大篇幅。此种个人的拥护热烈，党的趋势是不好的，今日可以拥护介石同志，明日就可拥护汪精卫个人，……这样一来，一党之中，只拿个人来代表，在责的党员拿着权，已失党之精神，犹背总理付托全体党员的意”[52]。

鉴于邹鲁批评蒋介石的言辞过于激烈，为了不使宁、沪分歧继续扩大，在沪的西山派同人劝他：为了不与“介石同志伤了感情”，“请缓点发表”，甚至扣留了他写好要发表的文章，在宁的国民党老同志则截留了他责备蒋介石的书信。在这种情形下，他亦“只得忍气不言” [53]。

宁、沪双方在一致“清党”后却未有实质性的合作迹象，这使得当时的双方势力控制下的各省、工会及海外党部的国民党人充满了疑惑，一时间呼吁两党部统一的通电纷至沓来，希望宁、沪双方“不宜过泥于党部分合承袭之迹，而求事实之可通，不宜计较已往之异同，而当平心静气、公而忘私、心口若一，力谋团结一气”[54]。此时，主持南京政府的中枢的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等人也都主张沪、宁既一致清党，党务应行统一，于是沪、宁合并之事正式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的态度才开始由攻击、谩骂转为同情。5月22日，他在对黄埔同学会改组代表大会训话时说：“打倒西山会议派，或打倒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口号，不要说我们同学，一般民众心理中也已经印得很深。……各位要详细研究考察，西山会议派这个名字，是哪一个造出来的；是CP造出来的。……我们要详细的考察一下，西山会议派是不是个个都落伍退后，不配再来做我们的党员的！照我们国民党本身来讲，也断不能因一部分人不对，就把全部人一概抹煞。所以我们现在不管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什么派别，我们总要审查里面份子有革命，或反革命的。”[55]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正式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7日，南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正式决议：查因纯粹反共而开除党籍之同志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均应先恢复党籍，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提出追认[56]。紧接着，南京的执监委员胡汉民、吴稚晖等人又连名致函邀请上海的西山派以瞻仰总理墓地为名，商议党务统一的办法。此时，张继正好由日返国，沪方于是派他前往南京接洽。7月7日，由邹鲁、谢持等所主持的上海党部召集第四次临时会议，决定与南京中央协商统一党务办法，并推举张继、覃振、刘积学三人为代表，赴南京进行具体磋商。最后，宁、沪双方商妥“由宁、沪中央党部各举出相等人数，筹备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57]。沪、宁合作进行中，蒋介石由于正在徐州前线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后由于徐州战役的失利和汪精卫的反对，蒋于8月12日宣布下野，15日，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也宣布引退，沪、宁合作因此中断。

结 语

通过上文对1924---1927年邹鲁与蒋介石关系的梳理，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邹鲁与蒋介石“清党”之争的性质不是要不要“反共”的政策性分歧，而是到不到时机、采取何种方式的策略性分歧。正因如此，邹鲁在反共伊始对这位当时的“红色将军”优待有加，采取了“薄汪厚蒋”的策略，直至“整理党务案”后，邹鲁方因对蒋的“限共”策略表示失望，转而公开攻击蒋，邹蒋矛盾由此表面化。由于双方的分歧仅是方式和方法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因此，双方在“清共”问题上最终达成共识，实现和解。

二、各自不同反共时机及方式的选择与两人不同的品格特征、行为方式和政治野心有很大关系。邹鲁在国共合作之势最盛而自己又无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仅凭自己坚定反共的信念踏上了反共的不归路。这一选择，使得邹鲁此后成为了一个既遭新革命者批判，亦为后来的国民党当权派所排斥的过时人物。蒋介石虽然在国共合作之初反共信念比邹鲁坚定、深刻得多，但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对共产党采取了利用的策略。这一策略的运用使得蒋介石由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一跃成为了政治领袖。

三、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的存在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反共提供了掩护。蒋介石后来虽然对共产党采取了限制、打击的措施，但由于他声称打倒“西山会议派”，因此，中共和苏联一直视他为左派，并把和西山派这一老右派集团作斗争当成主要任务，完全忽略了革命阵营中正在发展的新右派。

四、邹蒋围绕“清党”问题进行的争论中已孕有后来民主与独裁之争的因子[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