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27年鄒魯與蔣介石關係探微

作者：羅 敏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數：294 更新時間：2005-10-29

鄒魯和蔣介石均為孫中山晚年最信任的國民黨人。鄒魯是培養革命黨骨幹的“文學校”—國立廣東大學的校長；蔣介石則是培養革命軍骨幹的“武學校”—黃埔軍校的校長。但孫中山逝世後，二人的政治選擇卻大相徑庭，一個成為主張堅決分共的“西山派”，一個則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主張堅決聯共的“紅色將軍”。此時二者的關係果真“左”“右”分明嗎？鄒、蔣在反共問題上一致後，為何紛爭再起？學界目前對此尚無專文研究，本文試圖通過對1924—1927年間鄒魯與蔣介石關係的梳理，對上述問題作初步解答，並藉此透視國民黨內部主流派與反對派之間複雜微妙的互動關係。

一

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的做法，一開始便遭到一部分國民黨人的公開反對。與此同時，國民黨內部還潛存着一股疑共的暗流。這部分國民黨人對改組國民黨持懷疑和保留態度，但他們出於對孫中山的忠誠和服從，沒有公開反對這一政策。鄒魯與蔣介石便是其中的成員。

鄒魯對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一開始便私下存有疑慮。他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系統的研究，僅是有所“耳聞”。在任廣東大學校長時，他經常請校內外的專家講演當時社會的重大問題，其中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演講次數最多[1]。在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理性認識的情況下，他從中國古代的歷史經驗中尋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的理由，他認為：“蘇聯之法，我國古有行之者”，“蓋商殃治秦，其法甚密，與蘇聯等。以商殃己身聰明，亦不能逃，至嘆作法自斃；其重法不重情，於此可見。況秦雖已併吞六國，但一夫揭竿，天下瓦解，不旋踵而亡。較之姬周向禮重情者，東周雖弱，猶賴諸侯尊王，延數百年之祚，究何以得其利，而無其弊乎？”[2] 由此，他得出結論認為：蘇聯的組織制度重法不重情，不值得效法。

1923年8月，蔣介石被任命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率隊赴俄考察政治、黨務和軍事。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這前後四個月的實地考察竟然成為他反對共產主義起點。訪蘇期間的種種見聞與感受，使蔣介石對容共政策產生了懷疑與消極抵制的情緒。[3]蔣回國後致函廖仲愷，嚴厲指責蘇俄，聲稱“俄黨殊無誠意可言”，“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同函又稱：“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 、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期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4]不過，由於孫中山方針已定，蔣介石不便立即公開反對，暫時服從了孫中山。對此，多年以後，他在日記里對此曾有說明“上午，在寓整理舊稿，見十三年春復仲愷函，言蘇俄之居心叵測甚詳，閱之自慰。徒以總理既決心聯俄，不能轉移其方針，乃只有赴粵任事，以圖逐漸補救。”[5]

這一時期，鄒魯與蔣介石雖然都對孫中山的“聯俄”政策存有疑慮，但他們出於對孫中山的忠訓，沒有公開反對。因此，共產國際在列舉中國的 “反共分子”時，暫時沒有他們的名字。[6]不過，蔣介石訪蘇期間流露的不滿情緒還是引起了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的猜疑。[7]

鄒魯與蔣介石雖然私下都對“聯俄容共”政策存有疑慮，但是，孫中山逝世後，他們的實際行動卻大相徑庭。

國共合作後，鄒魯任中央執行委員兼青年部部長，其職責是指導國共合作的關鍵環節――黨務合作的進行。黨務合作是國共合作中矛盾和磨擦最多的環節。正是在這一具體實踐過程中，鄒魯形成分共、反共主張，最終走上了反共的不歸路，成為西山會議的召集者和主持者。

當鄒魯因參加和主持“西山會議”而成為眾矢之的時，身為軍事將領的蔣介石則成為“聯俄容共”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由於蘇聯的軍事援助和共產黨人的協助，蔣在軍事上取得了鎮壓商團、兩次東征和平定楊劉的“四連勝”，成為當時廣東國民政府中最為耀眼的明星。作為“聯俄容共”政策的受惠人，他似乎完全忘卻了先前對蘇俄和中共的懷疑，激烈地左傾起來。1925年12月5日，他在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作序中稱：“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也”[8]。11日，他又在宴請俄方顧問時，高呼“中俄同志團結萬歲”的口號。

一左一右，界限何等分明！實則不然，在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的關係非常微妙。

西山會議時期，蔣介石在政治上空前“左傾”，但是參與西山會議諸人卻只嚴懲了高喊“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向左去”的汪精衛[9]，而對同樣高呼“為共產主義而死”的蔣介石非但不予指責，相反卻大加稱讚。1925年12月25日，西山會議派在《告海外同志書》中指責俄顧問鮑羅廷籠絡汪精衛把持黨務，“凡一切黨務政治上重要機關，無不為共產派分子所攫奪”，但只有黨軍例外，這是幸虧“蔣介石同志及各級官長皆為三民主義信徒，不為所動”，云云 [10]。

汪、蔣當時都是支持“聯俄容共”政策的國民黨左派，西山會議諸人緣何要“薄汪厚蔣”呢？是出於私誼嗎？非也。他們這一策略實有其良苦用心。其一是等待蔣介石自覺反共。鄒魯後來在《警告蔣介石同志書》對此解釋道：“去歲第四次全體會議，及本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同志仍未有責言者，非於同志有所私原，意或為人牽制，不能如志以行，或共產黨覆黨之謀，同志未嘗深悉。”[11]用心之二是離間汪、蔣關係，分化左派陣營。廖仲愷被刺後，汪、蔣互相配合，先後排擠了胡漢民和許崇智，成為了廣州國民政府中的最有實權的人物。但是，第二次東征後，蔣介石威望愈隆，地位如日東升，汪對此漸感不安，認為蔣是其潛在威脅。加上汪、蔣兩人個性迥然不同，彼此間的關係日趨微妙。在這種情形下，西山會議派批蔣而不及汪的作法，不能不令汪精衛感到疑惑，從而加深了汪、蔣間的不信任感。

西山會議時期，蔣介石在政治上雖然空前左傾，但是對公開主張分共的西山會議派的態度卻非常曖昧。他反對西山會議的公開宣言――《忠告海內外各黨部同志書》發表於12月25日。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空前左傾，高呼“為共產主義而死”的蔣介石是在觀望了一個月後方才表態反對西山會議。而且，這一宣言與先前的左傾口號相比，調子降低了許多。蔣介石對西山會議派批判道：國民革命未完成之前，不應懼怕何種主義之蠶食，而且此種蠶食現象即使已有發生，即如你西山會議宣布應開除4名共產黨籍的中央執行委員，然而在24名中央執行委員中，跨共產黨籍的才4人――僅占六分之一，因此，在這種情形下便“惴惴焉惟被共產主義蠶食”，“非自暴自棄而不自振作者，決不作此奇想”，他還進一步指出：“人患不自強自立，惟國與黨亦然。本黨同志能自振奮”，則“決無被他種主義蠶食之危險”，“若不自強自立，且不自悔，即嚴拒一切主義於千里之外，亦終於自行崩潰，魚爛而亡耳。”蔣的上述主張與其說是對西山會議的批判，不如說是規勸。但在宣言的結尾處，他的態度陡然強硬了起來，嚴厲批駁了“精衛同志先不主張討伐劉、楊，而其後乃攘人之功”之說，他聲明說：“中正躬與是役，敢為切實之聲明：精衛同志本年五月自北京歸粵，先抵汕頭，而於討伐楊、劉之議決策之際，實先得精衛同志之贊同，惟今日反對精衛同志最力之人，乃真有於討伐楊、劉時避居香港者。”[12]蔣介石此處實質是在點名指責鄒魯。因為當時眾所周知的鄒魯罪狀之一便是平定楊、劉叛亂時，避居香港，主張調和。

除去文章結尾處針對鄒魯的嚴厲批駁外，我們發現蔣對西山派“自暴自棄”、“不自振作”的批判與西山派中緩和分子的主張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參與籌組西山會議的諸人在反共的立場上是一致的，但方法不同。鄒魯、謝持主張堅決分共，而吳稚暉、戴季陶、邵元沖、葉楚傖等“上海幫”則持緩和態度，主張“對精衛為勸告，而勿為彈劾；對共黨之同志，宜邀守常等為切實之協商，而勿使為片面分裂之行動” [13]。吳稚暉在西山會議召開的前兩日發表意見說：“開會與否及開會能成與否，比較尚均為小事，主要者，仍在吾人之能團結舊同志及自動的負責奮鬥，乃有可望”。邵元沖在會議召開的當天發表意見說：“吾人主張應分為積極消極二者，消極則在分離共產派，積極則在自己努力”[14]。由此可見，蔣介石與吳稚暉、戴季陶等人所持主張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國民革命尚未成功之前，便因與共產黨有磨擦而片面分裂，是消極的辦法；面對磨擦，新舊國民黨同志應相互團結，振奮精神，自強自立，才是積極的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左派的蔣介石與右派的吳、戴、邵的主張如此相似，是英雄所見略同還是事先有所商量呢？筆者尚未發現具體的證據，因此不好妄下結論，但是，吳稚暉、戴季陶、邵元沖早年都在上海及江浙一帶從事革命活動，很早便與蔣相識，私交甚密，他們在立場和觀點上接近或一致是並不奇怪的。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國民黨在廣州舉行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如何懲處西山會議派諸人。1月10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宴請與會的代表。席間，他即席演講了解決黨務糾紛的辦法，提出處理的原則應“以總理之心為心，總理之志為志”，“切不可使總理在天之靈稍有不安”，處理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方面是要整飭紀律，對於犯法的黨員，是要嚴重處罰；一方面是要安慰總理的靈魂，不使本黨分裂[15]。第二天，蔣介石與孫科商談時，堅決主張西山會議案不應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可以保留至第三次大會再作決定[16]。在彈劾西山會議案表決的前一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黃埔軍校的代表曾專門為西山會議案開過討論會，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曾列席參加。會議主張對西山會議案的處置應“以總理之心為心”，對一兩主動的個人自然應開除黨籍，但其餘有一時受惑或受人利用的，應該從寬處分[17]。結果，吳稚暉、戴季陶、邵元沖三人都被從輕發落。吳稚暉雖參加了預備會議，但由於及時轉向，因此仍被視為革命同志；戴季陶則因向吳表示過懺悔，因此僅被訓令“促其猛醒”；邵元沖處分略重，但也不過“警告”而已。由於對戴季陶的處分“太輕太輕”，遭致與會代表的反對，認為：“設使戴沒有發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一本書，可以說就沒有今天的糾紛”[18]。

被國民黨“二大”點名的西山會議的“主動者”，只有鄒魯一人。

蔣之所以一再格外“關注”鄒魯實非偶然，既有順應時勢的考慮又有“以公濟私”之嫌。鄒魯是當時公認的西山會議的策劃者和主持者。譚平山在向“二大”代表們所作的黨務報告中稱“西山會議主動是鄒魯”，“林森素來老實，或系一時感情衝動，與鄒魯究竟不同”，“至戴季陶之言論行動，非有意破壞本黨及國民政府。不過，他此次實受人利用”[19]。在這種情形下，蔣對鄒魯的集中批判，可謂是順應時勢的明智之舉。另外，蔣對鄒魯的批判還有“以公濟私”之嫌，因為鄒魯不僅主張分共，而且曾一度主張推倒廣東“革命政府及黨軍”[20]。借反對西山派之機去掉一個反對自己的老廣東派分子，真可謂一舉兩得。

與對鄒魯的態度不同，吳稚暉、戴季陶、邵元沖三人不久成了蔣介石麾下的親信。戴於1926年夏，被任命為廣東大學校長，9月，應蔣之邀，赴粵上任。邵則於1926年6月，應蔣之邀，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青年部長。非常巧合的是邵、戴二人出任的職務都是鄒魯原先就任的職務。

可見，蔣對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採取了區別對待的策略：若只反共，可以規勸，從寬處理，甚至暫且不處理。但是，若既反共又反“黨軍”，則應加以不實之罪，甚至毫不留情地開除黨籍。

二

從蔣介石既主張堅決容共又偏袒西山會議派的矛盾行為中，可以看出，此時他的思想正處於激烈的鬥爭中。國共合作後，由於蘇聯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援，尤其通過學習紅軍先進的治軍經驗，黨軍的戰鬥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從軍事角度上說，蔣介石對蘇聯和中共是心存感激的；但同時，國共合作後，兩黨間的黨務磨擦確實有增無減，共產黨在黃埔軍校和他統率的軍隊內開展的政治工作又着實令他放心不下。如何能夠充分利用“聯俄容共”的好處而避免其危害呢？蔣認為惟有立即開展新的軍事行動，即開始北伐。因為戰事一發動起來，他一方面可以理直氣壯要求蘇聯增加軍事援助，另一方面又可以藉口軍務緊急而延緩黨務合作的開展，並且更可以保證自己作為一個軍事領導人在黨和政府內的絕對權威。[21]蔣的北伐主張遭到了季山嘉及蘇聯顧問的反對。季山嘉及蘇聯顧問認為，由於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條件還不成熟，北伐應該從緩。從廖案以來一直與蔣並肩作戰的汪精衛此時公開支持季山嘉的意見，這使本已微妙的汪蔣關係急劇惡化起來。

鑑於蔣與季山嘉及汪精衛的矛盾日趨尖銳，鄒魯等西山會議派諸人除繼續堅持“薄汪厚蔣”的宣傳外，還在暗地裡利用蔣介石此時多疑的心理，製造謠言和事端，以進一步擴大蔣介石和汪精衛、季山嘉以及共產黨人之間的矛盾，“拆散廣州的局面”[22]。這些謠言幫助蔣介石打消積存在心頭的疑惑，加速了他反汪、反共的步伐。蔣在未得到確實的反對自己的消息之前，對季山嘉和汪精衛的意圖心存疑慮卻無從證實，只好以提出辭職、申請赴蘇等方式加以試探，與汪和季的關係時而緩和時而緊張。但在3月7日，劉峙、鄧演達告知他有人發送油印反蔣傳單時，蔣非但沒有生氣，反倒“心轉釋然” [23]。此後，他反對汪精衛、季山嘉的決心變得愈加堅定，甚至不惜公然“反臉”。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反蔣傳單不一，疑我、謗我、忌我、誣我、排我、害我者，漸次顯明。遇此拂逆之來，精神雖受打擊而心志益加堅強。惟自恨缺乏政治能力，又乏組織長才，前以政治組織信人太過，故未加注意，亦毫不防範。今後若欲脫人羈絆，免受束縛，則非事事詳思熟慮不可，勉乎哉。”[24]

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時，鄒魯等人正在上海籌組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在廣州既驅逐蘇方顧問又迫走汪精衛的消息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度興奮。鄒魯等人本只期望蔣能及早自覺反共，結果，沒想到“求一得二”，“不止反共，而且也趕了汪”[25]，這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意料之外。3月29日，當日大會主席謝持報告了“廣州事變”的經過，指出：“我人對於此事底蘊，雖無從得知”，但是，“蔣介石同志之忠實於黨 ，而為徹底清黨運動則是實”。大會當即通過了《訓勉廣州同志電》，電文稱讚蔣介石等人“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亂，忠勇明敏，功在黨國”，同時勉勵蔣介石等人“祛惡必須徹底，與其圖蔓，莫如徙薪”。[26] 31日，與會的代表討論了派遣代表去廣州的問題，態度不一。持保守主張的代表普遍對蔣心存疑慮，認為蔣介石是軍事專家，非政治家，因此，現在應取冷靜的態度，看他後半截如何變化，再議決處置的辦法。他們懷疑蔣發動此次事變是為個人問題，並非完全清黨，所以主張“先打電報去訊問，再派二代表去接洽”，接洽條件是“一、要他抱‘清黨’主義，貫徹下去；二、要他取消在粵之二次代表會議”，若可容納上述條件，則“本黨實力合一”，若不能容納，“是彼方仍受共產黨鬼祟未醒”，然後“與之再戰”。激進派主張無論如何必須派兩個代表去廣東接洽，甚至主張全體代表一起到廣州去，將大會移至廣州續開。消極派則認為此時派代表去，廣州方面一定不接受，恐怕還要有危險，所以主張打個電報去問詢一下即可，不必派代表前往。在聽取代表們的發言後，作為主席團成員的鄒魯傾向保守的主張，提議先由大會去電訓令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訓令發出後，然後再由各團體派代表去，這樣，代表們所起的力量一定要比較大些[27]。大會對蔣介石寄於厚望，最後還通過了《移粵繼續開會案》和《派先遣特派員案》。

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因自身根基未固，加上北伐仍離不開蘇聯的援助，所以事變後決定仍然繼續實行“聯俄容共”政策。為了打消蘇聯和中共的顧慮，避免決裂，他一方面向蘇方表示中山艦事件是“對人”問題，並因對中山艦“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自請從嚴處分”；另一方面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正極力拉攏自己的西山派，借批判西山派以表明自己的左傾。4月3日上午，他通電反對西山派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指責西山派破壞國民黨，投降帝國主義，摧殘革命，“視中正為傀儡，殊堪痛心”，聲稱自己今後將“不偏不倚，惟革命是從，凡與帝國主義有關係之敗類，有破壞本黨與政府之行動，或障礙革命之進行者，必視其力之所及，掃除而闊清之”。5日，蔣收到鄒魯、謝持等人從上海發來的“移粵繼續開會案”後，認為鄒魯等人是“利用機會以搗亂”，同日，他還令吳鐵城制止廣州右派分子的示威活動。8日，他在對中央軍校官兵演講時，指責西山派在上海的“二大”是“偽”“二大”，是“非法行為”，因此，“為黨國計，不得不群起而攻之”，並斥責西山派為“立意搗亂，使黨分裂的分子”，因而，“要當他是本黨的罪人，是我們全體黨員的仇敵，這種仇敵，比什麼仇敵都厲害的”。[28]

蔣介石借批判西山派以表明自己左傾的策略大獲成功，中山艦事件後，中共與蘇聯都仍然視他為左派，並把和西山派這一老右派集團作鬥爭當成主要任務，從而完全忽視了革命陣營中正在發展的蔣介石新右派集團。1926年4月3日，陳獨秀發表文章認為：中山艦事件是“國民黨內的一般右派及國民黨外的一般右派”，“一起號召反俄反赤反共”，“實行帝國主義者分離中國革命勢力”的根本政策的運用，“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29]。直到5月15日，陳獨秀還在發表文章說：“反動的右派現在在上海及其他各處宣傳說：此次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會議，共同的是要重新討論聯俄聯共政策的問題。我們敢說這完全是謠言”，“廣州中央的中央委員最大多數是革命左傾的分子，那會和西山會議以來被國民政府命令稱為‘叛徒’的右派走到一條路上去？”[30]

蔣在公開抨擊西山派的同時，又暗中指使吳稚暉前往接洽。在西山派的上海“二大”閉幕後不久，吳稚暉前往上海對鄒魯等人說：“廣州中央預備成立五院，把在滬的同志，安置在監察和考試兩院內，特來請我們全體回去，共同合作。”鄒魯等人則明確地表示：“此間同志唯一的希望就是清黨，廣州方面若實行清黨，我們就可以無條件的回去合作，他非所問”。[31]由於蔣注意在暗中做疏通工作，西山派此時對蔣介石激烈的抨擊保持了緘默，對他在中山艦事件後放緩分共步伐也表示了理解。上海“二大”在4月13日發表的《告在粵同志書》中，對蔣將中山艦事件歸結為局部問題僅表示“不勝急憂”，並希望“粵中各級黨部立行清厘黨籍” [32]。鄒魯認為蔣此時之所以遲遲不前的原因有三：一是因為害怕因反共而影響孫中山生前制定的聯俄政策；二是怕因步西山派的後塵反共而被時人懷疑與“反革命”的西山派相勾結。三是怕因清黨而造成內部糾紛而影響北伐。當他聽說廣州即將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討論調整國共關係的辦法時，就出於幫助蔣介石解惑的用心於5月9日主動致函蔣介石及張靜江等。對於聯俄問題，鄒勸告蔣說：“清黨為一事，聯俄為一事，二者原不相連”，“況總理之聯俄以平等待我為條件，今俄之不以平等待我（事實是如此）。吾黨何必聯之，以自破壞乎？”對與反革命相勾結一事，鄒解釋稱：“凡有以正義裁製彼者，必彼目為反革命勾結，以鉗制之。聞介石兄之處理中山艦，彼亦以此口調中之，致介兄亦有所遲疑”，因此，“清黨運動為一事，弟等是否反革命又為一事，清黨只問共產黨在本黨有破壞本黨之行為否？”關於北伐問題，鄒魯勸告蔣介石：若不實行清黨，黨內糾紛會更厲害，軍閥會借“討赤為名”反對北伐，使得“北伐更難見之事實”。鄒魯最後表示只要廣州清黨，則“吾黨同志固無絲毫隔閡於其間”，是“在廣州一堆”，或是“在上海一堆”無關緊要。[33]

三

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以解決黨內糾紛，促進兩黨“根本上之合作”為藉口，提出了“整理黨務案”，旨在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發展。這雖與鄒魯等人的某些主張有契合之處，但距離鄒魯等人堅決“清共”的激進主張尚有很大出入，為此，鄒魯等人感到“萬分失望”[34]。此後，鄒、蔣圍繞“限共”與“清共”展開激烈的論爭，矛盾日趨尖銳。

鄒魯得知“整理黨務案”的具體內容後，立即去函指責蔣介石，指出：“整理黨務案”的大部分內容是在“第一屆第二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議”和“第一屆第三次全體執行委員會中申明紀律案”早已提出但未見成效的老方法。至於“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一條，鄒魯認為：此條的意義，“自然可以減少共產黨之操縱。但此辦法，行之二年前甚有效，今則彼之黨羽，早已分妥各處，即不為部長庸何傷？”鄒魯得出結論認為：“十五日之鄭重大會，其效等於零。”[35]除了以私人名義致函表示反對外，鄒魯、謝持主持的上海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還發表了《告同志書》，公開指責所謂的“整理黨務案”違背了孫中山的“容共”政策的精神，是變“容納共產分子”為“兩黨合作”，這一新政策沒有理論根基，其用意僅是“賣黨而已”，規定的九條具體措施是“約束共產黨則不足，限制國民黨則有餘”，“聯席會議”則相當於“共產黨之領事裁判權” [36]。

“整理黨務案”後，蔣介石又故計重演，開始打擊右派勢力，不過這次他採取了“遠交近攻”的策略：對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右派分子實行打擊，對遠在上海的西山派則實行拉攏。1926年5月8日，他拒絕和胡漢民會談，迫使胡於次日離開廣州。30日，他下令拿辦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同日，他通過張靜江和孫科、伍朝樞商量，表示因“外人傳言梯雲（伍朝樞）亦與香港有所往還”，所以希望伍“暫行離粵”，由孫科充當“政府及黨之代表赴俄與共產國際接洽”[37]。鮑羅廷見蔣打擊右派深感安慰，為此他竭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並聲言：如蔣不就，自己也將立即辭職回國[38]。

蔣介石的“近攻”策略可謂如願以償，但“遠交”策略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蔣介石對鄒魯主持的上海黨部抨擊“整理黨務案”，並把攻擊矛頭對向自己，“不勝鬱憤”[39]。但是，考慮到“長江方面宣傳之重要”，決定一面與張靜江、譚延闓等聯名致函邀請林森、張繼、田桐和周震麟等南下赴粵晤談，一面派邵元沖赴滬與西山派商談黨務。7月1日，邵元沖在許崇智住宅會見了張繼、居正、謝持、田桐等人，與會者逐一陳述了對粵的意見。其中許崇智“殊牢騷，謂應有表示”，張繼則認為“非與共產派脫離決無辦法”，謝持等“辭旨亦極激昂”。見雙方隔閡如此之深，邵元沖不得不對和解的前景表示“殊為憂之”。此後數日，邵與滬方代表交換了幾次意見，但成效不大，滬方甚至主張在最近公布蔣介石的罪狀。鑑於雙方的意見很難協調一致，邵只得於12日悵然離滬。[40]

和解無效後，蔣介石繼續對西山派實施分化策略。7月24日，他在回復張繼的信中，對張繼與鄒魯攻擊自己的性質作了區分，指出：張繼攻擊自己是因為“愛黨”“不敢輕循私交”，所以為“真愛黨者”，而鄒魯的“放言高論”則是“反對革命勢力之鞏固與發展”，因此，“尤不願同志為之也”[41]。在此他雖未明言，但指責鄒魯為“反革命”之意已呼之欲出。此時，鄒魯的反蔣言論亦日趨激烈。他認為，蔣介石之所以遲遲未有“清共”的行動，不是“為人牽制”或對“共產黨覆黨之謀”“未嘗深悉”，而是想在一段時間內利用共產黨，以便“大權統於一人”，“攫黨權、政權、軍權集於一手”。對蔣介石愈來愈顯露出的獨裁野心，鄒魯抨擊道： “國民黨乃黨員公有之黨，總理改組以後，尚雲以黨付之黨員。今日同志乃欲個人獨負其責，並將已廢之總司令恢復之，而益崇其權。除總理外，須臨時推舉之黨主席，今乃因而自兼之。舉凡政權、黨權、軍權，均屬於總司令，儼然一專制之君主，比現代軍閥而有加”[42]。至此，可以說鄒蔣間的爭論已由“限共”、“清共”之爭而漸漸轉向了黨內獨裁與民主的爭論。

四

“整理黨務案”後，蔣介石通過打擊右派和限制左派，個人的權勢不斷膨脹。北伐開始後，蔣介石建立個人軍事獨裁的野心愈來愈明顯。為了保證國民革命的健康發展，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團結合作，先後發動“迎汪復職”和“恢復黨權運動”，企圖以此來限制軍權的膨脹。面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如火如荼的反對運動，蔣介石不再掩飾自己的反對“聯俄容共”政策的態度與決心。

蔣介石終於下決心要反共了，這令鄒魯等人非常興奮。就在旨在反蔣的二屆三中全會召開的當日，鄒魯、謝持等人主持的上海黨部決定派林森赴廬山會晤蔣介石[43]，並開始着手制定統一黨務的辦法，議定了四種方案：一、恢復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施行職權。二、粵、滬兩方之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合併施行職權。三、滬、粵兩方中央黨部，分別舉出同等人數，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集事宜。四、滬中央黨部宣告清黨目的已達，自行結束。

正當鄒魯等人積極籌劃與蔣合作時，蔣介石卻在“清黨”前的一星期，委託吳稚暉親自到鄒魯家中“以半公式的性質”通知說：此次清黨，決心無論精衛如何緩和，共產黨如何退讓，終當徹底做去，惟表面仍稱聯俄容共及打倒西山會議。鄒魯對其“清共”決心表示贊同，但對其表面辦法表示反對，並與吳稚暉激烈爭論了三個多鐘頭[44]。吳未作絲毫讓步，堅決表示所定的主張不能變更，並拒絕了鄒魯等人提議的黨務統一辦法[45]。4月9日，蔣介石抵南京後，對黨務問題發表談話稱：有叛黨及破壞革命之聯合陣線者，以打倒西山會議派之精神打倒之[46]。4月12日，蔣介石一面藉口“工友大肆械鬥”“為維持地方安寧秩序起見，不得不嚴行制止”，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一面通電稱“環龍路四十四號為西山會議派非法機關”，並下令查封[47]。“清黨”之後，蔣一面委任西山派的林森、石瑛、沈定一為清黨委員，一面對西山派“公開詆毀，猶如往昔”，有時在總理紀念周上，“簡直把西山派罵得狗血噴頭”[48]。

蔣介石對西山派“既打又拉”的策略既有現實政治的需要，又有未來權力分配的考慮，可謂虛實結合、真假難辨。首先，從現實政治需要看，當時蔣介石的“清黨”已有了強有力的軍事保障：他在東南各省的軍事行動獲得了可觀的成績，自己指揮的東路軍於1927年2月29日 占領了杭州，3月下旬，又相繼攻占了上海和南京。但與軍事實力相比，直接策劃清黨事宜的政治實力則顯得相對薄弱些。4月2日，在上海舉行的號召清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由於與會者只有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等8人，因此，會議不能作出決議，只好決定由吳稚暉向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一個所謂檢舉中國共產黨“謀叛”的呈文。在政治實力匱乏的情形下，蔣介石認為有必要拉攏西山派，藉助其組織的反共力量實施清黨，因此，他通過吳稚暉私下向鄒魯表示：西山派是清黨的先覺者，西山派諸人統統須請出來辦事[49]。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西山會議派早已成為人所共知的與帝國主義、軍閥相勾結的反對勢力的代名詞，公開合作無異於暴露了自己的反動本質，於是，為了欺騙輿論，蔣保留“打倒西山派”的口號。其次，從未來權力分配看，西山派諸人大部分是國民黨元老，在黨內資力比蔣介石老，反共又比蔣早，是未來權力格局中對蔣威脅最大的一個潛在勢力。因此，蔣打擊西山派也是為自己今後建立獨裁統治掃除障礙，做好準備。

蔣介石對西山會議派既打擊又拉攏的兩面派作法，使得鄒魯對蔣表里不一、不擇手段的品性和獨裁野心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因而，當西山派諸人大都以精神上的勝利聊以自慰，並對遭受打擊的現實“密密不言”時，鄒魯則僅憑一己之力孤軍奮戰，冒險犯難[50]。4月15日，他去信嚴厲駁斥了蔣介石等人指責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為非法機關的通電，稱：“若雲開會地點何不在粵，昔日之粵為共產派把持，猶夫今日之鄂。介石同志等手握黨政軍大權，今日不能赴鄂開會，又何責乎其時手無寸鐵之各委員乎。若雲開會人數不足，……在寧之十五會議，又真能使其人數滿足，真欲使其開成會乎。同是委員，豈出諸有槍者則為合法，出諸無槍者便為非法乎。在此點言，以雲合法則皆合法，以雲非法則皆非法。他人可欺，魯不可欺也”；對於蔣介石等人對西山派排斥和打擊，他斥責道：“國民黨忠實同志經共產派之用乙倒甲，用丙倒乙，一摘再摘，所存何幾，若仍再加排挈，非特力分愈薄，相煎之痛，尤不忍言。豈以共產派在黨時，曾以反革命、不革命與帝國主義者勾結、與軍閥勾結之罪加諸西山會議，今日未便立反乎，則何以共產派在黨時所謂反革命、不革命、與帝國主義勾結、與軍閥勾結、應行槍斃之蔣介石（九江等處之標語）又可立反。徒令人疑為有人為首領欲所迷，排除純粹同志，使黨內不能團結而已，安見其有法與非法問題也”；他還進一步指出：蔣介石等人之所以“清黨”而“不執行西山會議議決案，又不坦白承認革命手段，仍欲假借種種會議，以求貌為合法，甚至以四十四號為非法發出查封文電”，是為了“自居合法”，因此，目前的“清黨”，“非特清黨無功，而黨內之糾紛殆將愈甚，且諸同志進退失據，更恐有不久即覆之禍”[51]。5月，鄒魯又著《清黨感言》一文，對“清黨”問題發表了四點隱憂：（一）出發點不正，“此次清黨自然是一般黨員熱烈運動，尤其是介石同志的大力主持，才有這個結果。但是，介石同志清黨的出發點則完全不正”，“介石同志不是立在黨上來清黨，乃立在介石同志身上來清黨。不然，何以共產黨許多危害本黨之事情發生，介石同志不惟不清黨，還要卵翼着共產黨來壓迫同志。到了危害到本身的時候，方劍及履及來清黨”。（二）態度曖昧，“要殺要捕的共產黨偏說要容，要一致合作的西山會議，偏說要打倒，說的與做的不同，究竟使人相信他的言，還是信他的行呢？”，“至於西山會議呢，現在清黨的，言西山會議的言，行西山會議的事，用西山會議的人，並且認為先覺，認為先鋒，認為正氣，卻口裡頭偏要說打倒，我料或者不久將有由某同志‘貌合神離’的說，進到‘神貌一致’的可能性”。（三）事實荒謬，“使向不接近黨務的人來辦清黨的事，更不能不根據共產黨所把持黨員的名冊，為黨員根據，這樣一辦，共產黨與非共產黨都認不明了，所以共產黨重要人都跑得精光，不是有名的共產黨，卻仍牢牢固固盤踞黨的底下”。（四）個人擁護，“黨員站在黨裡頭做事，做得對是應該的，做得不對是要負責的，用不着人來擁護。這回清黨前後‘擁護蔣介石’‘擁護汪精衛’的呼聲，鬧得我耳鼓欲穿，尤其是‘擁護蔣介石’每日新聞上總占了一大篇幅。此種個人的擁護熱烈，黨的趨勢是不好的，今日可以擁護介石同志，明日就可擁護汪精衛個人，……這樣一來，一黨之中，只拿個人來代表，在責的黨員拿着權，已失黨之精神，猶背總理付託全體黨員的意”[52]。

鑑於鄒魯批評蔣介石的言辭過於激烈，為了不使寧、滬分歧繼續擴大，在滬的西山派同人勸他：為了不與“介石同志傷了感情”，“請緩點發表”，甚至扣留了他寫好要發表的文章，在寧的國民黨老同志則截留了他責備蔣介石的書信。在這種情形下，他亦“只得忍氣不言” [53]。

寧、滬雙方在一致“清黨”後卻未有實質性的合作跡象，這使得當時的雙方勢力控制下的各省、工會及海外黨部的國民黨人充滿了疑惑，一時間呼籲兩黨部統一的通電紛至沓來，希望寧、滬雙方“不宜過泥於黨部分合承襲之跡，而求事實之可通，不宜計較已往之異同，而當平心靜氣、公而忘私、心口若一，力謀團結一氣”[54]。此時，主持南京政府的中樞的胡漢民、蕭佛成、鄧澤如等人也都主張滬、寧既一致清黨，黨務應行統一，於是滬、寧合併之事正式提上日程。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對西山會議派的態度才開始由攻擊、謾罵轉為同情。5月22日，他在對黃埔同學會改組代表大會訓話時說：“打倒西山會議派，或打倒孫文主義學會這個口號，不要說我們同學，一般民眾心理中也已經印得很深。……各位要詳細研究考察，西山會議派這個名字，是哪一個造出來的；是CP造出來的。……我們要詳細的考察一下，西山會議派是不是個個都落伍退後，不配再來做我們的黨員的！照我們國民黨本身來講，也斷不能因一部分人不對，就把全部人一概抹煞。所以我們現在不管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什麼派別，我們總要審查裡面份子有革命，或反革命的。”[55]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胡漢民正式宣布取消“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7日，南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正式決議：查因純粹反共而開除黨籍之同志林森、張繼、謝持、居正、鄒魯、石瑛、石青陽、茅祖權、沈定一，均應先恢復黨籍，俟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提出追認[56]。緊接着，南京的執監委員胡漢民、吳稚暉等人又連名致函邀請上海的西山派以瞻仰總理墓地為名，商議黨務統一的辦法。此時，張繼正好由日返國，滬方於是派他前往南京接洽。7月7日，由鄒魯、謝持等所主持的上海黨部召集第四次臨時會議，決定與南京中央協商統一黨務辦法，並推舉張繼、覃振、劉積學三人為代表，赴南京進行具體磋商。最後，寧、滬雙方商妥“由寧、滬中央黨部各舉出相等人數，籌備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57]。滬、寧合作進行中，蔣介石由於正在徐州前線忙於戰事，無暇顧及。後由於徐州戰役的失利和汪精衛的反對，蔣於8月12日宣布下野，15日，胡漢民、張靜江、蔡元培也宣布引退，滬、寧合作因此中斷。

結 語

通過上文對1924---1927年鄒魯與蔣介石關係的梳理，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鄒魯與蔣介石“清黨”之爭的性質不是要不要“反共”的政策性分歧，而是到不到時機、採取何種方式的策略性分歧。正因如此，鄒魯在反共伊始對這位當時的“紅色將軍”優待有加，採取了“薄汪厚蔣”的策略，直至“整理黨務案”後，鄒魯方因對蔣的“限共”策略表示失望，轉而公開攻擊蔣，鄒蔣矛盾由此表面化。由於雙方的分歧僅是方式和方法上的，而非本質上的，因此，雙方在“清共”問題上最終達成共識，實現和解。

二、各自不同反共時機及方式的選擇與兩人不同的品格特徵、行為方式和政治野心有很大關係。鄒魯在國共合作之勢最盛而自己又無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僅憑自己堅定反共的信念踏上了反共的不歸路。這一選擇，使得鄒魯此後成為了一個既遭新革命者批判，亦為後來的國民黨當權派所排斥的過時人物。蔣介石雖然在國共合作之初反共信念比鄒魯堅定、深刻得多，但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勢，對共產黨採取了利用的策略。這一策略的運用使得蔣介石由一個純粹的軍事將領一躍成為了政治領袖。

三、以鄒魯為首的西山會議派的存在客觀上為蔣介石的反共提供了掩護。蔣介石後來雖然對共產黨採取了限制、打擊的措施，但由於他聲稱打倒“西山會議派”，因此，中共和蘇聯一直視他為左派，並把和西山派這一老右派集團作鬥爭當成主要任務，完全忽略了革命陣營中正在發展的新右派。

四、鄒蔣圍繞“清黨”問題進行的爭論中已孕有後來民主與獨裁之爭的因子[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