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扬州（2006-05-15 10:30:39）
　　作者：刘立人 汤杰 顾一平
　　　　《扬州史志》今年第一期，载有《〈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该文断言：“此是伪书，毫无价值可言。”并称这是作者“细读此书”的“发现”。
　　　　本月１０日，黄继林先生在网上发现《〈扬州十日记〉是伪书》的“母本”《〈扬州十日记〉证讹》一文。我们比照《证讹》，细读该文，发现该文的框架结构、思想脉络基本沿袭《证讹》，不少语言系抄自《证讹》的原文原句，而作者未作任何交代与说明。
　　　　《证讹》一文仅止于证“讹”，而该文则进一步证“伪”。“讹”也者，错误也；“伪”也者，造假也。“讹”之于“伪”，相距远矣！
　　　　《扬州十日记》果真是伪书吗？果真是毫无价值可言吗？我们的看法是：它绝不是伪书，而是不可多得、秉笔直书的史书；它不仅有史学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
　　　　《〈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较之《〈扬州十日记〉证讹》，有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一些作者所见、所想的乡土材料，我们不妨对这些乡土材料一一加以考订。
　　扬州城墙置放大炮的宽窄问题
　　　　论据之一，《扬州十日记》中说：“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由此发问：“扬州城头上果真这样狭窄吗？”文章引用《乾隆江都县志》卷二记述，又引用《扬州画舫录》卷九记述指出：“扬州城厚一丈五尺，高三尺。”再以１９５０年作者来到扬州，登城的感受是“和今天南京保留下来的城墙差不了多少”，来加以印证。复以清初大炮长不到３米来类比，指出：“何况炮口还要伸出城墙之外。书中说由于城墙上过于狭窄，炮具无法放置，这是错误的。”因而“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王秀楚没有见过扬州城的雄姿，也没有从书本上间接知道扬州城的高大。”也因而“王秀楚不是扬州人”。
　　　　扬州城，不但旧城高大，新城也同样高大，旅居台 湾的扬州籍杜召棠先生《扬州访旧录》说：“扬州新城建于明嘉靖乙卯（１５５５），以御倭寇。周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厚一丈五尺，高三丈。”《〈扬州十日记〉证讹》一文中也说：多铎为何“兵围扬州七天而不攻？主要原因是由于扬州城高、濠深……不宜强攻，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直到攻城利器（红衣大炮）运到。”再如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第三十一出曾这样描写“维扬新筑两城墙”的雄姿：“贺层城顿插云霄敞，雉飞腾映压寒江。据表里山河一方，控长淮万里金汤。敌楼高窥临女墙，临风酾酒旌旗扬。”但这城高、城厚、城壮，都是和平时期的感受与景象，一旦临战，不是一门大炮放置城上，也不是一人操作一门大炮，“城内官员军民婴城（环城）固守”（多铎南京布告语），城头上人来人往，“一丈五尺”何宽之有？
　　　　正像作者引用《扬州画舫录》卷九的一段话：“今之旧城，即宋大城之西南隅。元至正十七年丁酉，佥院张德林始改之，约十里，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说：“《扬州画舫录》的记载有点问题，‘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照字面解释，扬州城比泰山还要高。这是著者笔误，或传抄有脱漏。此处应当是：‘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增加这五字，才解释得通。”其实这是引文者自己对“高倍之”一语的误解，联系上下文看，“高倍之”是相对于宋大城的高度而言，不烦加这五字也。同样，联系“炮不得展”与“以城狭”的上下文来看，因为“婴城固守”，炮多人杂，才“炮不得展”，因为“炮不得展”，才觉得城狭而没有余地，才觉得安置不便，也因此才在城垛设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这样的记载倒正是合情合理，符合战时城头忙乱的实际。
　　　　文章提到戴名世的《扬州城守纪略》，说戴名世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思想偏 激”，说《纪略》中所记“以大炮击之，大兵死者数千人”，文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大炮是从炮口填进火药和铁丸，再舂实。它的原理是利用火药把铁丸抛向敌阵，其命中率低，杀伤力有限，每放一炮也很费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炮一次要毙敌数千人也很少见，何况３００年前极原始的大炮。”这里的论述又是误解。戴名世的《纪略》中并没有说只放一炮就毙敌数千人！当时扬州旧城西门“险而不固”（清李天根《爝火录》卷十），又是清军主攻之门，“史可法自守之”，大炮数量也要相对集中些。何况此时的大炮也非“极原始”，清军所谓“红衣大炮”原叫“红夷大炮”，最初是由红头发的荷兰人传到明朝来的，清军在关外作战中才从明军手里夺得“红夷大炮”，因忌讳“夷”字，改称“红衣大炮”，史可法造炮自然会吸取明朝军队早已掌握的“红夷大炮”技术，杜召棠先生幼年在便益门大街及东关城头所见的十余尊大炮，其中就“有明末遗物，上有史可法全衔，重者一二千斤至三千斤”（《扬州访旧录》）。若说“从西门外的扫垢山发射一颗十斤四两的铁丸到扬州府署大堂上，这种铁丸是不会爆 炸的”，并以此推论史可法的大炮铁丸也不会爆 炸，不具有多大杀伤力，这种说法与推论是以偏概全，以不爆 炸的偶然性来抹杀爆 炸的必然性。铁炮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就在于铁丸爆 炸，散弹伤人。加之，此时西门城上是居高临下近距离集群炮击，清兵又蜂拥而来，命中率自然不低，杀伤力怎能不大呢？据《宝应县志》记载，助史可法守城者有宝应籍炮手郑鸣鹿，“发炮毙敌甚众，后因炮裂被炸殉国。”又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扫垢山本名骚狗山。《梦香词》云‘走马试来骚狗地’即此。山无树木，古冢累累。”所葬就是清军尸体。因明人詈清兵为骚**，故民间向称从二钓桥起迄荷花池一带的土山为骚狗山。后因清康熙帝南巡，为避时忌，故改称扫垢山。又据《清史稿》卷４８７，清兵攻城重要将官阵亡者有：云骑都尉祖应元、参领金应得、闲散岱纳。又据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１６１４—１６６１）《***战纪》，“一个***王子死于这座城下。”其时这位传教士正流寓江南。凡此，都证明戴名世所言不虚。
　　书中提及的地名问题
　　　　文章认为《扬州十日记》“书中很少提到地名”，“除了何家坟一个地名外，尽是很概念化的地名”，不像无名氏《咸同广陵史稿》及臧谷的《扬州劫余小志》，记载太平军退出扬州城后扬城残破之状况，“交代的地名、方位、路线清清楚楚。反过来看《扬州十日记》说得混乱不清。只能有一个结论，作者不是扬州人，也没有到过扬州。”
　　　　文章还认为，王秀楚“住宅新城东”，据其所述分析，“可以锁定他居住在扬州城的东南角，在徐凝门内南河下（街）、康山一带居住”，而“从情理上推测，众兵将簇拥史可法从西门街东撤，在旧城内，过四望亭、汶河，折而向南，沿院大街（今万家福商城门前）来到南门街，本想从安江门出城去瓜洲，在安江门内受到阻碍，于是沿小东门街（今甘泉路）向东，又想从钞关出城，刚走出新城与旧城之间的小东门，又遇上了清军，于是遇害。”这样，王秀楚“照理是见不到史可法败走的情况的”，可是《扬州十日记》中却说王秀楚亲眼所见。
　　然而，作者没有思考，无名氏《咸同广陵史稿》及臧谷《扬州劫余小志》，均为事定后从容不迫地踏勘调查所记；《扬州十日记》则是事发时“身所亲历，目所亲睹”的逐日记录，所记皆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死危亡情状。前者可以清晰地说出地名、方位、路线，后者几不知身居何世、身置何所。这两者并无可比性。
　　　　所谓一沟、一池、一塘、一巷、一街“尽是很概念化的地名”，而未一一说出具体的“名字”，这也是不情之求。《扬州十日记》哪里是轻松愉快的导游，要一站一站地报出地名？
　　　　《扬州十日记》所记地名，只记有“何家坟一个”，也不符此书实际。书中除交代“新城东”、“何家坟”两个地名外，尚有“廷尉永言姚公居”、“西商乔承望之室”、“本坊昭阳李宅”、“官沟”、“田巷”、“缺口关”，一共有八个地名。
　　　　“新城东”，既已锁定“在扬州城的东南角，在徐凝门内南河下（街）、康山一带”，就不再赘述。
　　　　“何家坟”，《乾隆江都县志》“坊铺”栏明确记有“徐凝门何家坟”。由此可以知道，何家坟不是一条巷子，而是一个区域，如同北京的“公主坟”一样，不是指孤立的一个小地点。从《江苏省扬州市地名录》所附《扬州府治城图》来看，“何家坟”后有“红水汪”（今方圈门一带），这一区域原为低洼的水汪地区，不乏沟、池、汪、塘，此汪之名“红水汪”，即因清兵屠 戮，血水汇聚而得名。江树峰先生在《耿家巷记》中说：“扬州耿家巷在新城之东南隅。此地明代河流纵横，一片沼泽。明代邑之文史学家陆弼访今耿家巷北之兴教寺云：‘野寺萧条绿水湾，入门秋潦没苔斑。’正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明末扬州惨遭十日之祸，居民靡有孑遗，庐舍俱焚，尤为新城东南部抵抗最烈，毁坏亦最多。万寿、兴教两寺之前虽经百余年，仍为大片废墟，固无巷也。直至乾隆中叶，每逢雨季，其地即成大小不等之池泊。”
　　　　“廷尉永言姚公居”，在今康山。姚永言名思孝，明末江都人，崇祯元年进士，初官兵科给事中，后官大理寺卿，因称“廷尉”。其“屋宇深邃”，因其为高官大宅。
　　　　“西商乔承望之室”，在今北河下。“西商”指山西、陕西商人，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５２载：“西北商贾在扬者数百人。”在明代扬州盐商中，西商的财力远大于徽商。为便于打理盐运事务，明代盐商多聚居在东关街，“东关街住不下了，就沿运河向南发展，形成了北河下、中河下、南河下。我们现在印象中的盐商住宅区是在南河下，那是因为建造的时间较东关街的晚，房屋比早期的豪华，保存得也较为完好。”（黄继林著《扬州名巷》）
　　　　“本坊昭阳李宅”，即明大学士李春芳故居，旧称元老府，其地后建有田皇亲花园。田皇亲指崇祯皇帝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清梁章钜《浪迹丛谈》称，田皇亲居“扬州新城田家巷，东起东关大街，西至缺口门大街。”今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此范围，即李春芳故居旧址。所言“本坊”，指王秀楚住处与李宅同属一“坊”，所言“昭阳”，指李春芳原为兴化人。
　　　　“官沟”，此为新城埂子街之下水道，《扬州府治城图》在挹江门处标有“官沟头”，即此下水道之起头处。此下水道由西向东，系自埂子街起，经穆乡巷（今木香巷）、永宁宫，迄南河下，在徐凝门处排水入古运河。《扬州十日记》说：“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所述之地，指此。
　　　　“田巷”，即新城因田贵妃、田皇亲而命名的田家巷。
　　　　“缺口关”，即新城东南之通济门（俗称缺口）。扬州人“门”、“关”通用，有邗关、东关、钞关，不得认为“关”、“门”不是扬州人的通称。
　　　　 以上八个地名，均不出扬城东南一片，都在王秀楚一家于死亡线上挣扎、辗转逃难的范围。对照这些地名，其忽西忽东忽南忽北的逃难路线，清清楚楚，绝非“混乱不清”，怎么能轻率否定王秀楚是扬州人呢？更怎么能说王秀楚连扬州“也没有到过”呢？一个从未到过扬州的外乡人，能说出这么多连今天许多扬州人都久已陌生的地名吗？
　　史可法撤退路线问题
　　《〈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的作者，按照自己的想象，为众兵将簇拥史可法从西门撤退画定了一条沿大街直行的路线，以为那样才合理。作者没有考虑到，当时扬州城内已展开巷战，军情瞬息万变，岂能如和平时期，沿通衢大道从容行走？何况兵败撤退，必得迂回曲折，辗转以达。对此，杜召棠先生的《史可法殉难考》，综合《明史·史可法传》、《雍正扬州府志》、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全祖望《梅花岭记》、《乾隆江都县志》等记载，并结合“扬州街道形势”，详加考察，指出：“破城日期，为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已无疑义。城破后，史公自刎不死。亦无疑义。唯所出城门，共有三说，方向且绝对不同：一为小东门；一为天宁门，与北门平行；一为南门。差异如此，大堪考证。此三说中，除天宁门近于附会，已由全祖望《梅花岭记》中斥为蛇足，负翁（杜召棠笔名）以为青衣乌帽，更非戎马仓皇时服装。天宁门外无江，更可见其正确性甚微，可置勿论。兹所成为问题者，为小东门与南门而已。负翁小心求证，乃于《扬州十日记》中，竟然获得答案。”杜召棠先生认为：“《扬州十日记》，为江都王秀楚身处危城之中所写，是纪实文字，遇事直书，绝无烘托，文字未加修饰，堪为信史。中有一段，五十三字，至关重要，照录如左：‘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驰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兵逼城，不能出，欲奔南关，故由此。是时，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曰‘狼狈’、曰‘拥’，神态中已见自刎不死之史公矣。重要关键，为五十三字中四个方向字：曰‘自北而南’，曰‘盖奔东城’，曰‘欲奔南关’。”为弄清这四个方向字的确指，负翁“卒于《乾隆江都县志》三卷十四页‘坊铺’栏得之，如获至宝，上书‘徐凝门何家坟’六字，则何家坟，确在徐凝门”，“明了至此，则史公殉难经过，可据一切史料而贯通之”，这就是“盖史公自刎不死，参将许谨等拥出小东门（西门直东为大东门，史公守陴西门，不直向大东门而出，而绕小东门，盖城之西北，业已崩溃，清军已涌入矣）。直趋东关，极为外兵所阻，不能夺城而出，乃又从北河下、中河下、南河下，以出南门。”杜召棠先生认为，王秀楚当时所在地，系在中河下，即在城内康山之东或东北”，为“城南转角处”，自然可以见到“自北而南”的史公撤退人众。我们还要补充的是，《扬州十日记》中还有很重要的“再至市上”四个字，这就表明王秀楚虽住在新城东由北向南的城墙转角处，但不是坐在家中看到的，而是走到中河下的街道看到的，这就十分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