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氏与李氏
<魏书.序纪>在追述拓跋氏的祖先时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 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黄帝有4妃，他有25子，其中12个儿子继承父姓——姓姬，另外13个儿子改为姬姓以外的姓。元妃西陵氏，为西陵氏女，号嫘祖，生子三人：昌意、玄嚣、龙苗。西陵氏所生长子昌意，降居 （指由帝子下降为诸侯）若水，生子三人：长子名乾荒，乾荒生颛顼（高阳氏，后为五帝之一）；次子名安，居西土，其后裔为李氏；三子名悃，迁居北土，其后裔为拓跋氏，即后来北朝的鲜卑族。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契丹"（Khitan,?Cathay）一度成为许多西方外国对中国的称呼，并且至今仍留存在一些国家的语言中，比如俄语的"中国"为Kitay，就源自"契丹"，此外还有波斯语、希腊语等文明古国的语言亦然。相比之下，"拓跋"似乎有所逊色。细细考之，其实不然。在中古时代域外对中国的称呼中，除"支那"（China）、"契丹"（Khitan）外，另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称呼："桃花石"（Tabghatch），这一名称，很可能正是源自"拓跋"。
在汉语史籍中，"桃花石"出现在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述里，当时丘处机随西征的蒙古军来到中亚，发现伊犁一带的居民管中国就叫"桃花石"。与之音近的Tabghatch/Taugast等则出现在更早的非汉语史籍中，例如七世纪上半叶的拜占庭史记里就描述了东方Taugast国人民的事迹，并提到该地曾以一条大江分为两国，不久之前尚黑衣之国越过大江击灭了尚红衣之国，这显然是指隋灭陈之事；而成文于八世纪的古突厥碑铭中也屡屡提到南方大国Tabghatch。喀喇汗朝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十一世纪编成《突厥语大词典》一书（汉译本已由民族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其中在解释Tavghaq一词时，就明指其为中国（"马秦"）的称呼，并说"马秦"曾分三部分：桃花石、契丹、巴尔罕，正对应当时中国境内分布的三大政权：宋朝、辽朝、喀喇汗朝。由于喀喇汗朝源自回鹘，先前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所以它西迁立国之后，统治者多有"桃花石汗"的称号，意为"伟大而古老的汗"，其实质上也是继承中原传统的一种表现。综合多方面考察，可以知道"桃花石/Tabghatch/Taugast"等当有同一来源，其含义都确指中国无疑。
拓跋氏中的李姓来源：（转载自：拓跋氏的祖先）
浩荡静谧的伊、洛之水，将洛阳一分为二。
从洛阳市区到龙门石窟，就仿佛就是穿越时空的隧道：现代在这头，古代在那头；中原在这头，边疆在那头；人间在这头，而佛陀就在那头。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不知乎天下之大、伊洛之清。现代与传统在同一时空中默默相看，天上人间，一时间得意而忘言。
位于今洛阳城南13公里处的龙门石窟，本着“南朝北市”的都邑建筑原则，与今天的洛阳市隔伊水而静静相望。石窟现存窟龛2345处，佛像10万余尊，雕刻碑记不计其数。
龙门石窟于公元493年，也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的前一年开凿动工，而这个浩大的工程，一直延续到唐代。龙门石窟、云岗石窟这两处伟大的人类文明遗产，其实都是从北魏开始开凿的。
创造了石窟艺术的北魏拓跋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伟大的鲜卑王朝。东汉时，鲜卑有东、西、中三部分布于中国北方，而拓跋氏，乃是西部鲜卑最重要的一支。鲜卑的种族问题非常复杂，而其中尤其又以拓跋这一支最为传奇。
《宋书•索虏传》称：“拓跋氏，其先汉将李陵之后也。”《南齐书•魏虏传》称：“魏虏，匈奴种也，姓拓跋氏。初，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可见“56个民族56朵花”，我中华根本出于一脉、肉烂在锅里，即使人种问题，说远也远不到哪里去。比如这鲜卑拓跋氏，其实是匈奴女子拓跋与汉将李陵及其部下的后裔。换句话说，这居乱华之“五胡”之首的胡族，说起来竟是华夏汉族的正宗侄子。
“汉将归来虏塞空，旌旗初下玉关东。高蹄战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李陵，汉武帝时名将李广之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脍炙人口的名句，即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李广的评价。自汉击匈奴以来，李广战功卓著，名满天下，匈奴“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广必生致之’。”
然而，尽管匈奴单于朝思暮想，无时无刻不想招纳李广，乃至以封王嫁女来吸引这个人才，可李广一生在汉，其“职称” ，却与其功业、成就乃至名声恰成反比。在汉武帝治下，李广恰恰因为其“长胜”，反倒尝遍了罢官、免职、降职使用的苦涩；终其一生，与其说是“悒郁不得志”这句话的最佳历史注脚，不如说更是一个毕生背负着耻辱的十字架、踯躅而行的长胜将军。
当看着一个又一个平庸之辈、无尺寸功劳的混混，乃至部下纷纷爬到了自己头上，永远也提不上“职称”的李广，亦不能不备感世界之荒谬；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命相不吉，常揽镜解嘲：“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每读《史记》至此段落，我就不能不为李将军之“天问”扼腕叹息。李将军的幽灵，千百年来彪炳着汉文化的阴暗面，是一个令天下仁人志士为之寒心的故事，至今令人感到彻骨的寒冷。
故李广以60高龄含冤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司马迁亦感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乃至敌人和对手的尊重，却被当世所污辱、蔑视，惨遭冷遇。埋头苦干者在历史上向来没有好下场，鲁迅所谓：“没有天才的民族固然可悲，有了天才却不知珍惜，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民族，则无可救药。”李将军的悲剧，其实是汉文化中最常见的悲剧，因此可以被称为鲁迅所谓“几乎无事的悲剧”。而惟其如此体现人生之荒谬，方最有典型意义。这大概也就是司马迁所谓“虽小，可以喻大”的意思。
难怪真正懂李广的人，是另一个背负着耻辱度日的英雄――司马迁。司马迁不但赞叹李广背负耻辱，愤然前行的壮举，而且通过附论李陵，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敢于伏哭叛徒的吊客”，因为李陵，这位李广的嫡孙，并没有像爷爷那么想不开，而是以他的叛逆行动，反过来羞辱了汉家威仪，且终以此叛逆壮举，成就了对汉家天下的历史报应。――“天问”过去后便是“离骚”，李陵叛汉，最终使得李家三代的故事，成为历史悠远的回声。
李陵与其父、其祖同是旷世名将，他的命运与前辈何其相似，而结局又完全不同。天汉二年秋，李陵随军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山，陵等5000骑被8万匈奴大军重重围困，苦战8日，食乏而救兵不至。面对单于的大举招降，李陵想到的乃是祖父的悲剧命运，即所谓“胜亦有罪，败则当斩”，遂叹息一声“无面目报陛下”，留下一句千古讽喻，而拨马北投。
对待李氏满门名将，匈奴与汉家的态度果然有如此天壤之别：“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李家被灭门，其实就等于彻底断了李陵的后路。汉家天子此举，可谓赶尽杀绝，不智之至，甚可谓愚蠢透顶。在司马迁看来，其结果，那就只能是将仁人志士，活生生硬逼成了“夷狄”。
李陵及其旧部400人，从此与匈奴通婚繁衍，最终成为后来的拓跋氏。数百年后，就是他们的子孙挥师南下，卷土重来，最终彻底埋葬了汉家宫阙。
两代名将，三世恩怨，浩荡青史，以鲜卑拓跋氏摧毁汉家江山告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中国历史上不但经常有“外甥打舅舅”，更有“侄子打伯父”，这也许就是司马迁所预言的循环的历史，历史的报应。
而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当挥鞭向儒家的“华夷之辨”正统学说挑战之时，总是喜欢高举佛教的旗帜，也许恰恰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之说，为他们的“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式的反叛，提供了合法性。
也许另外一个原因是：儒尚文，佛尚武，即“佛是戎神”，氐族统治者，后赵石虎的话或许最有代表性：“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华夏。至于飧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允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祭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
《金刚经》曰：“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又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非是以佛家“法无定法”、万法皆空之说，向儒教万世一系之正统“说不”。在中世纪独尊儒术、高门士族横行霸道的中原，佛教这种“无法”的叛逆精神，起到的乃是深刻的思想解放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