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文化

一个中国拳王的故事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自己的拳王，更没有人知道这位拳王所遭遇的离奇命运。令人无法想像的是，这位中国拳王一生的不幸仅仅是因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一个世界拳王之梦……



青年余吉利（后排左一）和运动员们合影

余吉利在1953年获得全国拳击赛冠军

余吉利以为，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余吉利全家福（约1960至1961年）

54年后的余吉利还保存着已经变得脆弱的“革命军人证书”

　　1.这个人太特别，曾经是全国拳击冠军

　　读到余吉利，是在李梧龄的回忆录里。李梧龄智力过人，当年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被认为在物理研究上会有辉煌前程。阴差阳错，1958年，22岁的李梧龄遇无妄之灾，遂由复旦大学送上海横浜路收容所，转安徽白茅岭农场。待重新回到专业，已是21年后的事情。

　　白茅岭农场远在安徽，却曾在上海赫赫有名。当年上海人提起白茅岭，会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脸色。那个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若够不上送监狱，白茅岭是个主要去处。去了，也就失掉那个年代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户口，多半再不能回来。

　　李梧龄在白茅岭辗转几个分场，遇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名字并不多，几十年过去，他偏偏记得余吉利。余吉利太特别，他曾是全国拳击冠军。读到这头衔，我多少有点将信将疑，直到多年后，余吉利真真切切出现，我才相信，一本回忆录就是一段真实历史；里面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人。

　　余吉利坐在我对面，我仔细打量，想找出全国冠军的影子，反觉得面目不清，他本来眼睛不大，一只眼睛还在发炎，红红的只留下一条细缝，另一只也不停在眨，显然感觉不舒服。一开口，他的词语都粘在一起，语流滚动极快，我竖起耳朵才勉强能听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飞路927弄，称霞飞坊。是老上海典型的“新式里弄”，所谓新式，其实就是西式。这一带是法租界。霞飞坊是仿法式住宅，却不是法国人建的。1924年，霞飞坊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普爱堂投资建造，一大片整齐的3层砖木住宅，到今天还是一景。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就在比利时房屋公司工作，是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几个孩子，家境还算不错。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书，又进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大学生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五六岁，从黄家窗台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家。黄晓阳是业余拳击爱好者，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提起已经去世的黄晓阳，余吉利仍然充满感激，称他为自己的启蒙老师。那是1946年、1947年之际，余吉利才十六七岁，贪玩而漫无目标，就在即将成年、却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拳击运动让他忽然有了人生方向。

　　上海开埠，就是开放。早在1915年，虹口娱乐场一带就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也就是今天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附近。上世纪前半叶，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运动会。拳击运动在19世纪末传入上海，在租界流行。那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体育活动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专派体育干事艾克斯纳前往上海，协助成立体育部。1940年，青年会开始办拳击训练班，教练是个名叫D.B.Reich的法籍犹太人，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邀请赛，邀请精武体育会、西侨青年会、俄罗斯总会、法国总会、犹太总会等拳击手比拳。黄晓阳把少年余吉利带去，直接向外国拳击手学拳。余吉利身体条件好、刻苦，对拳击非常投入，也长进飞快。

　　2.拳王应征入伍，打遍军中无敌手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同年5月27日，上海政权易帜，19岁的余吉利迷恋在拳击爱好中，对政治并不关心。最初，政权变更似乎并没有给拳击世界带来什么突变。基督教青年会仍是拳击运动中心，继续在八仙桥和四川中路599号的会所举办训练班。八仙桥还是那个犹太人教练，四川路会所由当时著名中国拳王周士彬任教练。在余吉利刚开始学拳的1946年，24岁的周士彬已是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七国拳击赛冠军。余吉利至今珍藏当年他们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会还在八仙桥会所举办拳击比赛，参加比赛的有大同中学、复旦大学、东亚体专、沪江大学、沪江附中、圣约翰大学附中、精武体育会、中华体育会、环球化学厂、青年会等，共40余人参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军体部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联合举办中西拳击对抗赛，以门票收入救济失业青年。

　　余吉利这段时期的记忆非常个人化、目标单一，记忆中的那两年，就是不断练拳和比赛。他不善描绘自己的业绩，只简单一句带过，说当时自己“打一打就赢，打一打就赢，就变成了上海队代表”。就在这段时期，渐渐地，犹太教练消失了，那些参加青年会拳击比赛的私立学校也消失在院系合并的潮流中。青年会越来越边缘化、民间体育组织逐渐退出，政府体育组织开始成为中心。拳击也基本归了官办。余吉利不是很在意这些变化，只要能打拳，他就满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跑马厅，成立足球队，还举办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这次荣耀给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惟一痕迹，是一张冠军杯照片。看着照片我问，“奖杯呢？”余吉利轻描淡写回了句，“送人了”。就是这只送人的冠军杯，给余吉利引出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父亲去世。不久，几个军人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去。原来，当时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打算成立拳击队，看中这个年轻的上海冠军。余吉利高高兴兴参军去。

　　54年后的余吉利，还保存着已经变得脆弱的“革命军人证书”，折痕处已经有了破洞。证书上方，是对称兜挂的红色军旗和八一军徽，下面坦克军舰俱备，两边战斗机凌空而起。底部的绿色枝叶缠绕红色缎带，托住粗粗重重的宝蓝色边框，色彩浓烈。证书是正体直排，由右及左：“革命军人证书余吉利同志系 1952年12月参加我军，现在本院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下面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署名。原件循古法没有断句，发证日期是余吉利参军半年后的1953年6月2日。我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真算得上是件文物了。

　　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1953年11月，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于全运会前身。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全国冠军。那一年，余吉利23岁。

　　3.怀拳王之梦试图出走，公安布置超常警力捕获

　　此后两年，没有举行全国性拳击比赛。当了三年多体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来到上海市曹阳第二中学任体育教师。

　　1961年8月30日，区教育局调动，他去了甘泉中学教体育。家搬到襄阳南路，余吉利成家了，妻子是篮球运动员，也教中学体育，有了两个年幼的女儿。

　　谁也没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我很想听听他的说法———怎么就去了白茅岭。余吉利回答很简单。他说，“你这个年龄，都知道的，那时买粮要粮票，买糕点要糕点票，鱼票肉票，什么都要票。我娘那时靠着我，我想，假如能去香港，家里日子好过些。”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几年不是票的问题，是持续三年饥荒。余吉利看着饥饿中的老人孩子特别心焦，也是正常。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上海，有些奇怪。一方面，10年下来，上海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改造思想，不胜进步。可总存着些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与上海历史、市民特质相连的东西，似乎难以被真正改造。有些上海人，你讲大道理，他不会和你争，道理太超越生活，他会在肚子里暗暗有落低的评价。总有一些人，留在旧日世俗心态中，不肯紧巴巴要求进步，跟不上，会索兴放弃。余吉利天性喜欢自由自在。四年体育兵，并没有使他发生太大改变，本质上还是那个独立执著而又性格散漫的拳击手。回上海，他又回到原来的朋友圈，黄晓阳还是他的好朋友。这个圈子里，自然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对他们来说，香港永远是令人向往的迷人都市，甚至就是亚热带的上海，有他们习惯了的逻辑和生活。

　　三年饥荒的日子里，香港又凸显为邮寄食品的丰富源头，谁家有个亲戚在香港，都不再愁饥。这时，余吉利的朋友圈子里，流传起广东人向香港大迁徙的消息。

　　传言不虚。当时，城市饥饿状况和农村相比，堪称天堂。大量乡村断粮，有性命之虞，广东也不例外。对广东人来说，香港近在咫尺，是无法抵挡的诱惑。1958年港英当局实行出入口平衡，广东每天出入香港只不过50来人。1961年7月，在饥荒压力下，广东当局开始实行放宽出港政策。1962年4月下旬，广东出现大批越界向香港迁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正因为势头过猛，很快政策收紧。1962年6月14日，广东开始制止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当时各路消息传播缓慢，待广东宽容迁港的传闻传到上海，1963年，余吉利和朋友鼓起勇气去广东探个究竟，已经整整慢了好几拍。不仅迁港大潮早已阻断，在新政策下，这样的企图已被列入要打击的罪行之列。

　　广州探了个究竟，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的甘泉中学同事黎国良和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国良还托人给他带口信。一切都晚了。事后公安人员告诉他，考虑他是全国拳击冠军，抓他时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对他不客气。说到这里，余吉利苦笑一下：我怎么会抵抗。他都承认，是想去香港，摆脱食物票证不足的困境，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希望获得同情，从轻发落。

　　这希望还是落了空。议论偷渡被归作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余吉利被处以三年劳教，先送收容所，然后，武装押解下，被大卡车送往安徽郎溪、广德两县交界处，那是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的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4.在白茅岭监狱劳教期满却没有“刑满”回家的限期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建于1956年3月，最初为上海游民残老、流浪儿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距上海270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称白茅岭农场。

　　一切发生得太快，如脚底突然裂开一条峡谷，余吉利只见自己飞速往下陨落，又像是落在一张大网中无法挣脱。问起来，他如同回到当年，摇着头连连说：“我脑子乱极了乱极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乱思维中，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他提出离婚。他知道，去了白茅岭，是终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株连。

　　他的相册里，我发现一张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时光的纪念。泛黄照片上，憨厚的年轻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种健康而阳光般灿烂的美好，他们各抱一个女儿，两个孩子相差两岁，只一点点大，正在最可爱的年龄。我无意中翻过照片，后面是拳击手用蓝色钢笔拙拙书写的几行心情：“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忧心忡忡？65.3.16.灯下”。余吉利不善表达，尤不善文字。而那是在白茅岭的灯下。我突然觉得越不过去，我不可能越过这张照片后面的故事，听凭它被人忘记。

　　余吉利告诉我，他还是本能地怀一丝侥幸，企盼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大环境改善后，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能重新回家拥抱女儿，也许，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可以醒来的噩梦。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必须留场，没有刑满回家的限期。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分流五队，三年后转到分流四队。就在那里他遇到李梧龄。他们一武一文，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气质上却似乎又有某种相通。这种精神上的缘分，使李梧龄在回忆录里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那本回忆录，翻到那一页，惊讶地发现，李梧龄随手几笔，却无意中记下了余吉利内心的一点隐秘：余吉利当年想去香港，原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离开专业队，余吉利还是迷在拳击里。1958年全国20城市拳击锦标赛，余吉利和上海市业余队队友一起获团体第一名。单项比赛中，余吉利获轻中量级第三名。这一次，36岁老将周士彬获次中量级冠军。余吉利似乎不愿对我提起这场比赛。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28岁的余吉利打了个第三名一定很懊丧，可以想象，他如何憋着劲想着下一次，想着一定要夺回冠军来。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国迎来大跃进的年代，不仅是工农业刮着浮夸风，教育体育无不拖入其中。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黑龙江省宣称每个县要办一所大学，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学也顺势把一批政治不可靠的教授清扫出去。

　　接着就是浮夸风带来的大饥荒，农村县城普遍陷于恐慌，自然再不提“办大学放卫星”的跃进幻想，被扫出去的教授们也就默默被人遗忘。没想到，这两极震荡，居然也冲击了拳击运动。

　　1958年体育运动大跃进，各省市摩拳擦掌，要在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放卫星”，拳击界亦不例外，突发高烧盲目发展。上海各校，不管是否有专业教练指导，纷纷成立拳击队，出现不少不该发生的伤害。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一时伤亡频报，国家体委仓促宣布，第一届全运会拳击项目取消。上海随即停止所有拳击训练。自此整整20年，拳击运动整个从中国消失。

　　余吉利和朋友们兴许还没有回过味来，他们经历了一个轮回。运动本是民间意趣、个人本能，是自己锻炼、自己组织比赛的民间活动。全部收归官办，取舍的决定也就归了官家，不再是你想玩就可以玩的了。余吉利苦苦等候过恢复拳击运动的消息。可五年过去，1963年，他已经33岁，拳王生活在一个没有拳击运动的国度，他度日如年。恰在此时，朋友们议论起迁徙香港的可能，对1963年的余吉利来说，不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可能，更是拳王运动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绝望的白茅岭，已经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难友李梧龄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有过的世界拳王之梦。

　　今天，眼前77岁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处。中国有过几个拳王？他还有什么必要解释自己当年的理想和对事业的渴望？

　　5.自由拳击手最后的自尊，约50岁时擅离劳教农场

　　惟母亲还在等待儿子归来。余吉利在白茅岭，母亲在上海，经历1966年的“文革”，又迎来1976年的“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1979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有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也还存着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365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他要和无数留场人员一样，埋在山里了。这样的前景，他实在不甘心。

　　1979年，整个局势在松动，49岁的余吉利感觉自己还强壮，年轻时独立闯荡的心又在复活。他作了个决定，闯出一条活路来，他跑到青岛开始教拳，只要有口饭吃，能自由，就满足了。作这个决定并不容易，那个时候，擅离一个隶属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劳教农场，要有触犯天条的勇气。这也是别人都不敢离开的原因。

　　上海是个民间气息很重的地方，会竭力维护一点私人领域，你大可判其为“俗”。也正是这点俗，使它总是能顽固给自己保留一些正统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现可能，人们就会绕开严肃话题，去尝试，去小心推动这点想法的实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就是一个例证。

　　上海精武会是中国最早的体育民间社团，始建于1910年。在同盟会陈其美、农竹、陈铁生倡导下，由霍元甲创办了其前身精武体操会。最早将西方体育观念和训练方法引入中国。1922年，陈公哲在上海横浜桥福德里觅得空地，以会员集资，建造精武中央大会堂。1924年培开尔路总会撤销，迁入这里办公，就是精武会现在的会址，记得我们小时候，谁都可以花上一点租金，租用里面的体育设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严格秩序中，精武会虽是半官办，却仍是残存的一口活气。而这口活气，在“文革”中更名为“要武体育馆”时又被一把闷住，精武的历史档案、刊物摄影、武术器械等等，俱一并销毁。

　　上海的民间是韧性的，“文革”结束，精武体育会趁国家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口号，最早恢复了拳击训练班。

　　就在中国拳王余吉利惶惶为自己是否要回白茅岭而内心挣扎的1979年，美国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给中断20年的中国拳击运动带来了复苏希望。因为邓小平在接见阿里时说了这样一句，“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

　　国家恢复拳击运动还在阿里初次到访的七年之后。精武会却率自先行。精武会仍记得余吉利是它的会员，上海民间自有他们的逻辑，他们不管白茅岭而只认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会举行拳击表演赛，特请了“擅自离农场不归”的余吉利。

　　50岁了，他重新走上拳击台。这已经不是争强斗胜的年龄，他却永远感激这场比赛，是精武会，使余吉利重拾人的自尊，一个自由拳击手的尊严。

　　6.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拳王77岁却一无所有，正为退休金奔波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访华，访问了上海精武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举行了表演赛。1986年，阿里三度访华，同年6 月，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宣布：恢复拳击项目。一个月后，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余吉利，男， 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无业。原住襄阳南路510弄21号，现住蒙自西路41号。余因企图偷渡问题，于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审查，同年 4月20日被收容劳动教养。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 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余吉利的处分撤销了。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55岁。

　　1987年6月，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正式接纳为第159个会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运动员江涛获91公斤级第五名。1997年，67岁的余吉利结束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这时候，余吉利才刚刚发现，自己没有退休金。

　　2007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余吉利，一个念头愣愣出现：假如中国拳王几十年的欠薪被忘记，对我们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那么今天民工们拿不到欠薪也就没什么稀奇，那只是我们传统的因循。

　　2007年，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请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77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台湾拳击手眼中，拳王永远是拳王。他不会知道，拳王坐在那里正心力交瘁。那一阵，在朋友们鼓励下，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奔走，这次，是试着争取一份退休金。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转回区教育局，随后就没了音讯。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学校告诉他，档案已在“文革”中遗失，没了依据。他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同事，请他们出具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他被迫再次试着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证明自己曾是名扬全国的拳击冠军，只是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公安一个错误的行政处理。

　　奔走还在继续，至今还没有什么结果。

　　我最不会安慰人，不知说什么才好，尴尬间，想到余吉利一生遭遇都是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我不由转了话题，“现在开放‘香港自由行’，你后来去过香港吗？”

　　“没有。”余吉利平静回答，眼中没有波澜。

　　我突然想起听过的另一个“香港故事”。二嫂告诉我，她工作过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有个青年工人张国良。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时间，张国良私下与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块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句话被人揭发，他在“文革”中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在创作室优雅小教堂建筑的顶楼隔离室里，自缢身亡。后人提起创作室，均以出了一个陈逸飞为荣，无人再提张国良。

　　这个香港故事，我没有讲给余吉利听。（录入：陈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