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佑民：逆境中见风骨

李海文

初次见到公公是在1972年9月，我从未谋面的公公刚从监狱里出来。他端坐在一把椅子上，眼睛向前看，不言自威。看到我们进来了，既没有表情，也不讲话。婆婆在一旁解释：“他单独关着的时间长（4年半），不会讲话。牢房里一年就是两身衣服，冬天是棉衣，夏天是单衣，他也不知道冷了添衣服，热了脱衣服。下雨也不知道关窗户。”是啊，牢房的窗户都是向上开的，开关都由外面的人管着。

公公很少谈起狱中的事。直到九十年代，他才拿出一首诗给我看：“日与蜘蛛为伍，夜有高灯伴宿。两眼必对警洞，耳听脚音蹼腾。”

他一边念一边讲，第一、二句好懂，不足五米的单人牢房中，白天房间里只有墙角挂的蜘蛛，一张高不满一尺的矮床，一个马桶。夜晚一只高度数的电灯照着，通宵不关。刚进去因为灯太亮，难以入睡。第三句，无论是坐在床上，还是夜晚睡觉，必须面对着门，看守随时从门上的警洞中看到犯人的脸，看到你在做什么。睡觉时不能翻身，如果翻身面朝墙，马上被叫醒。第四句，平时监狱大楼寂静无声，只能时而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和提审犯人时关门、开门锒铛的声音。他那凝重的神态，悲怆的声音，仿佛回到20多年前，我从“蹼腾”两字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

那么他为什么被捕入狱呢，这一直是个谜。公公曾为自己的义举而高兴：“我被捕后，没有人敢再碰（整）曾山。保护了曾山。”但其余的事他就不讲了。

这个谜直到1999年，看了孙宇亭同志写的文章才解开。原来公公是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主任是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67年10月为了保护内务部部长曾山，要查清他的问题，经谢富治等批准，派孙宇亭到档案馆看档案，摘抄了毛泽东等圈阅过的电报。后被认为是盗窃中央档案馆档案。

孙字亭写道：“1967年11月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

我走进安徽厅一看，厅里已明显的是‘三堂会审’的架式。厅内右侧一张大条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左边横头旁坐着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

谢首先开口，尽管我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他对我很熟悉，但仍一本正经在问过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份后，追问：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件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某某某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靠在稿纸的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办法。于是某某某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把他们批的字剪下来，当场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滑稽的一幕。吴法宪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了眼睛，说肚子饿了，叫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笑容可掬，劝我吃夜餐。我表示不饿。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就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是一节生动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在‘老资格’的领导人面前，接受了正面的和反面的两个不同侧面的‘言传身教’，使我的社会知识、党内斗争知识、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一下子增进了许多。　

……

我对可尊敬的严佑民同志心存感激。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了出来……”

文革前，秦城监狱是由公安部管的，严佑民当然清楚坐牢的滋味。在关键的时候，在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他不仅保护了孙宇亭同志，更捍卫了党的原则，这就是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铮铮风骨。

就这样严佑民于1968年3月12日被捕关进秦城监狱。孙宇亭去了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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