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翻了两次烧饼

在兰州铁路局这个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但是我是个替罪羊。因为铁路局问题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决策处理的，我们则是完全按他的指示执行。现在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讲清楚。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我没有出来支左前，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突出、很尖锐。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为了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把裴孟飞和马继孔两个省委书记都撤职了。问题分歧的实质是：在兰州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一派，铁道部支持一派。我出来支左以后，省委又重蹈覆辙，支持所谓红三司一派，铁道部支持红联一派。这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我也就支持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是，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1968年1月省革委会成立到75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表面上铁路局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常委会上说过，同袁宝华同志也说过，“九号”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宋平同志也知道嘛。我说，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就是后来黎光同志工作组在那里出问题之后，我还说不是因为“九号”文件，而是工作问题。我的这些意见，宋平是知道的，我去看袁宝华同志，也说过我这个看法，宋平当时也在场。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当时铁道部派黎光同志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当时，我对黎光同志的作法是有看法的、有意见的。但是，铁路局已交铁道部，我只好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当然，在某些场合，我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错话。

整顿不到半年，却又碰上中央开打招呼会议，在全党搞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被黎光同志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黎光同志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你整顿中搞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而且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对发生的事情也不很清楚。

后来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我，叫我出面解决一下，我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状况。

兰州铁路局虽然归铁道部管，但该局又在兰州地区，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很大。这样，1976年2月，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我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既没有让汇报，也没有让我们谈意见，就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并且把当时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送来，让我看，并指示让我修改。我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有提任何意见。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我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我大胆修改。同时又让国务院联络员要我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关于铁路局领导班子的问题，不是我提的，而是纪登奎同志和万里同志定的。开始他们两位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我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由铁道部派人。”他们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我说：“赵滔对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他们两位亲自同赵滔同志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我向纪登奎同志汇报后，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这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来了，最后写到我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的。我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1982年11月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中说，这是我“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月中旬，我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这就是“结论”上说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所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就在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时，我还请示他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2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我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见注）。我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我们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1976年12月15日，华国锋又把我叫到北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说个老实话，在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一年两个政策，上半年这样搞，下半年又那样搞；今年翻过来，明年翻过去，叫谁搞谁都没有办法搞。我承认，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省委、省革委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但我们不是决策人，而是执行人，把这个责任都归到我一人身上，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也是不公道的。

另外，铁路局在生产方面一直都是铁道部管的，如，机车车辆的大修、车皮调动、机车用煤的分配等都归铁道部直接管理。我也常听到省计委讲，铁路局反映，机车年久失修、机车用煤分配不足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铁路运输，而宋平同志应该是最清楚的，他是管工交的书记。所以，把铁路的问题全部推给省上，而省上又全部推给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我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这个同志很开朗，思维敏捷、健谈，说话也很幽默。当时他讲：“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是这么回事吧？”我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就是一贯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就让省委来解决。”刘建勋同志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

虽然是些牢骚话，但确实道出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真实思想。当然，你位在省委第一书记，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上面叫你这么做，你明知是个火坑，也得去跳。跳了，出了问题，只有把你舍去，说你另搞一套。当时我对这种“权术”实在不懂，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人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难怪被人整了！”我不赞同，如果政治就是阴谋诡计，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时甘肃省委内部分工是由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分管工交工作，因此，铁路局的工作是由宋平同志具体负责的。但由于铁路局的问题内外矛盾比较多，牵扯到上下关系也比较复杂，面对这种复杂难办的局面，宋平很不愿意过问铁路局的事情，甚至有时有意推躲，更谈不上主动去管了。有时下面向他反映铁路局的问题，他听了既不表态，也不向省委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有时需要他签字处理的文件，他不签，要秘书送到我这里，让我先签了后他再签。甚至中央领导向他问及兰州铁路局的情况，他也推说“不了解”。硬是把矛盾集中到我这里，把我推到第一线。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我左右为难，思想上曾有过一些情绪。在中央开会时我曾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当时华国锋对我说，你在甘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干个十年没问题。当时我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

可是没过几个月，华国锋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将他原先的指示和表态全盘矢口否认，硬将兰州铁路局问题一股脑全部砸到了我一人头上。把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事情，说成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给我戴上了一顶“跟‘四人帮’很紧”的政治大帽子。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纪登奎等多次指责我在铁路问题上“压群众，捂盖子”，我当场回答：“捂盖子是你们指示的呀！”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证明。

（ 我注：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时，华国锋同志说，冼恒汉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压群众，特别在铁路局问题上。我插了一句：“我是请示你们的，你们说铁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当时执行你的指示。”纪登奎发言时说：“关于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议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的，并且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翻。事实上你违背了华主席的讲话，没有掌握斗争大方向，违反了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摘自省委印发的记录）。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1977年6月9日，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上明确指出：“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摘自印发的记录）当时我就表态完全拥护，肖华、韩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免除冼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由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决定后，我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301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跟我一起来京的我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检查材料，逢探视日也去医院看望我。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前还专门带书信到医院给我，劝我放心好好养病，省里会按照中央“正常调动”的精神，不搞揭批，不搞运动。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云云。

但是，韩先楚、肖华、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办事，而是以更加极“左”的作法，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四十余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代理人”。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的感觉是，似乎冼恒汉比“四人帮”还要“四人帮”。

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很多都是无中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话剧叫“红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挂到了我的头上；白银公司1964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联系了起来；甘肃那年气候反常，也说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军区“四大”，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整，可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我在“四大”中“乱军反党”！我想，如果这样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总之，我对他们这种既不按中央政策精神办，又不符合事实，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听说对他大搞逼﹑供﹑信，强迫他揭发我的“罪行”。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我的保卫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纸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而“‘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在，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马克思那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的一次伟大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都是按毛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我这个人是直来直去的，不搞阴谋，我从没有给林彪、“四人帮”单独干过任何坏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根子在文革是一场大洗劫嘛，方针、路线、方法都错了嘛。全国性的灾难，甘肃能避免？冼恒汉能没有错误？中央1981年曾发了一个（81）22号文件，还专门讲了“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追究责任”。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总前提来看。

我从1977年6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整的问题。

1982年11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也就是肖华知道了他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问题。

回兰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由于我没有看到让我回兰州的军委、总政批件，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

见面后，我问肖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军委是否知道？让我回去干什么？余秋里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我非常感激。

当时，兰州军区还派了一名干部接我回兰州，讲得很好，说是肖华同志请我回去最后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了，还可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几年。我在北京已等了六年了，从六十几岁等到了七十几岁。说个心里话，我非常想尽快解决问题，早日洗刷掉强加于我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摘掉硬扣在我头上的“代理人”帽子，因此，表示愿意回去，配合组织尽早把问题搞清楚。

然而等待着我的是，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我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他们把我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我的战士就住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就连我的孩子们来看我都要严格盘问﹑规定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看起来，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不顾历史事实，硬要给我定个什么罪才肯罢休，否则他就下不了这个台。

对此，我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予义正词严地斥责。我当即表示要见肖华、韩先楚、宋平等军区和省委领导，当面问问清楚：1977年6月在解决甘肃问题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我的问题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是怎样的？为什么军区、省委领导回来后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是另搞一套，并株连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是否“中央”另有“精神”？可是肖华、韩先楚、宋平等人却回避不见，只派了一个军区副政委张如三出面回答说：“首长没有时间，所以不见！”以后我又几次提出要见他们当面谈，但他们根本置之不理、躲避不见，一直到他们先后调离兰州，始终没有见过一面！

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这么干，把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执行工作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并欲加治罪，又加上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我进行严厉审讯﹑逼供，而根本不给我一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这使我愤怒之中深感痛心。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我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我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差点要了命。

经过一年的治疗，到1983年11月，就在我将要出院的前一天，突然，军区纪委给我送来一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所谓《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1982年11月15日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让我看后提意见。我出院后的第三天，又给我送来总政治部1982年12月5日关于让我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由于这接二连三的刺激，我心脏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这一系列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事先我并不知道，这等于说，不容我提任何意见，就定性处理了。按党章第四条（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并将申辩意见连同报告一并上报中央。”既然他们如此践踏党纪国法，我当时只在那个“结论”报告上写了：“这个审查结论很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不同意。”

随之而来是对我生活上相应的制裁：200元生活费﹑限期搬家，否则便停水﹑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凭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上；电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刮着，偌大的房子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由于室内充满了一氧化碳，搞得我经常煤气中毒，实在没办法，只好每年冬天到医院里去过冬。

上述这些极不正常的作法，都是完全违背党的《准则》的。

根据后来郑维山、谭友林时期的兰州军区党委整党总结说：“上届党委（指肖华时期的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发挥得不好，个人说了算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比较突出。有些经过常委讨论过的问题，未经复议，就被个人否定了。这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愿意说，有的不敢说。”（上届党委）“个别领导干部，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对我的所谓“结论”和处理意见以及一系列人身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央、军委对我先后几次的“组织处理”，也使我感到不同寻常并深感困惑。

第一次是1982年12月，也就是骗我回兰州所谓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时是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的，大意是：中央决定，冼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除此以外，“通知”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错误，也未提及什么“代理人”之说。由于我当时重病住院抢救，故这个“通知”并未通知我本人，也算是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吧。一直到1983年10月我出院回到家，军区才派几个工作人员将这个打印的总政电话“通知”拿给了我。从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

1984年6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冼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这两次“通知”也都没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决定，又依据什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对一个党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必须严格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并将“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党章还特别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予撤消党的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追认”。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又是兰州军区党委的委员、常委、第一书记，但对我的处理却如此草率，只是由总政的三次电话“通知”。一直到现在，我的问题已经拖了十几年了，始终也没有见到中央的一个正式的“结论”，更没有由中央或军区党委正式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我百思不得其解，写了无数的申诉，但都如石沉大海，难道我的疑问和费解还要带到棺材里面去吗？

第二章 军内“四大”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有草，烧锅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干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眼”，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地方，又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觉得这样很好。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1966年8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和马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静坐，北京来了红卫兵，省委瘫痪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动活动身体，从车上下来了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8月下旬，甘肃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讨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们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干部，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0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州。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６﹑７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1966年８月１日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干部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开“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是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方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推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志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好思想转弯。我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我，只是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志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部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部的老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贺老总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会后，大约是11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肖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肖华的指示，并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由于地方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已经几个月了，因此对于将要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也是有些思想准备的。虽然自我感觉比较自信：一﹑历史清楚；二﹑历次运动无问题；三﹑工作几十年从未犯过错误。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还是不能丢掉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众运动嘛，一定要正确对待。尽管做了这些思想准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XX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常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XX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XX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XX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办主任，接着王XX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XX、张XX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XX，接着是张XX、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XX、张XX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 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