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有的群众组织又到山西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夺权通告”。到了1月份，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一派反对王、张的不同意夺权，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听说一派就成了“三军造反派”的组成部分，参加搞“斗罗筹备组（处）”，揪斗罗瑞卿同志游街，绑架刘志坚同志，还搞什么“百丑图”。这样，从军区机关“四大”又发展到北京参加全军“四大”去了。后来，还发生了大军区的造反派去甘肃省军区静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图冲击军区办公大楼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

1977年6月被免职后，当时的兰州军区党委在1978年发了一个“四号”文件，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完全颠倒了是非。我和张达志同志当时毫无自由，我身为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一直被残酷斗争，我怎样去夺权？我要夺谁的权呢？我总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权吧！所以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就在机关“四大”正进行期间，全军文革小组还给各大军区发来电报，征求连队可否也一样搞“四大”（大意），要我们提意见。常委们专门讨论了这个电报，除王XX外，其余人都不同意，党委给全军文革小组回了一个“不同意连队搞‘四大’”的电报。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谁要“乱军”嘛。

1968年7、8月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五0四厂对空防御的兰州军区空军高炮一师一名副参谋长叫潘继祖的，一天夜里，背着该师师长、政委，假借奉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调动三个团的兵力，八十二辆大卡车，要攻打兰州军区，扬言抓到张达志、冼恒汉可以不请示报告，就地枪决。当潘给部队动员讲话时，有两个团的政委质问潘：“这样大的事，师长、政委怎么不来？”潘不回答。他们立即跑步前去告诉师长阎福增，这样才把潘当场逮捕，事件才没有发生。这个事件的主谋者潘继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党集团的吴法宪用专机押回北京，包庇下来了，审讯结果怎样，从不告诉兰州军区。“9.13”以后，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我在小组发言时又一次严肃地提出此事，并登了简报，要求中央派人审查，并将情况告诉兰州军区，以解开压在我们心中的疙瘩，可后来也没有任何下文。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江青窜到西北组接见西北各省的负责同志，她突然说：“杨勇同志，把抓你和廖汉生的某某人放了吧。”（我没有记清那个人的名字）她又转过来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潘继祖也放了吧。”杨勇和我都未吭声。（事实上潘继祖早已押到北京，并不在兰州）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到底是谁在“乱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组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XX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部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XX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当时肖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刘凯（已病故）。肖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王XX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在这次接见中，肖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XX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据肖华讲王当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部，因此肖华要把王XX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勾。幸亏我们没有查，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肖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冼、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冼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XX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XX没有历史问题，停职审查。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示后，他们于3月15日由北京返兰，我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张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XX和张XX拉到海运仓。

1967年4月4日，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问题，专门发了个电报指示说：要整顿军区机关，在整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左派，打击右派……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XX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1977年6月以后，肖华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领导大抓所谓“冼家帮”时，却把王XX定叛徒和军区“四大”以后进行机关整顿统统推到我的头上，说成是冼恒汉和高维嵩一手制造的大冤案。高维嵩同志想不通，在1979年，有一次碰上肖华，就当面问他当时代表军委接见时是怎样指示的，又是怎样亲口交代的，而且有军委的正式批复等，现在怎能说是我和冼恒汉一手制造的呢？请你再回想一下，说句公道话。肖华则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听过你的什么汇报，也没有看到你们的什么报告，更没有说过定王XX叛徒和要你们机关进行整顿的话！”说完拂袖而去。

1967年5月，军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于当时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区）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军队的事情，包括整顿机关以及王﹑张案子的具体审查，我都没有具体过问。

1967年军区常委在讨论所谓王、张的案子时，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作为兰州军区党委书记，对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 我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定案会上，我讲了一些错话，对因此案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我再次向他们赔情道歉。

这个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兰州军区党委1978年第4号文件中，给王XX摘掉了帽子，又把“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帽子扣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帽子我能接受吗？要实事求是嘛！我是军区政委，反谁的军、乱谁的军呀？我是军区党委书记，篡谁的党、夺谁的权呀？合乎逻辑吗？

机关“四大”停止以后，由于要落实“支左”任务，我们成立了军区“支左”办公室，当时军区派出了杨嘉瑞同志担任“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跟随我一起参加对甘肃地区的“支左”工作，这也就是兰州大街上出现“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大标语的那个时候。

“支左”办公室成立不久，大约是5月间，我和张达志同志在参加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同志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还要我们回来后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同志的具体指示，杨嘉瑞同志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与此同时，地方上又转来一个材料，陕西关中地区有人揭发他在彬县当国民党保安中队长期间，杀害三名要投奔红军的人。经过反复调查，据说有人证明有这件事情，而杨本人却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请示我怎么办？我当时说：“算了，再不要调查了，就是有这个事情也是个历史问题。杨已年过七十了，你们给他谈清楚就行了。”审查人员把我这些话如实地向杨讲了，杨还专门给我写了信，表示感谢。

70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战备命令，各大城市都搞人口疏散，当时把他也疏散到他的原籍陕西省兴平县，没有房子住，我知道后，叫军区政治部把他安排到西安兴庆公园军区干休所。

在审查杨嘉瑞同志这个问题上，我执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错误的。我愿意再次向杨嘉瑞同志赔情道谦。

说个老实话，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有许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当时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我挨整遭批斗，是受害者；“四大”过后，我也审查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这个现象在“文革”过程中和“文革”后期，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它是我党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既违心而又不可抗拒的产物，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痛心。真诚地希望我党历史上悲剧不再重演。

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城市烧到乡村，从军外烧进军内。

奉军委命令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最先闹起来的是文工团和体工队。之后不久，军内军外的“造反派”开始相互串联，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军区大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张﹑冼！”的大幅标语象一幅幅巨型挽联从办公大楼上垂悬而下，我们住的宿舍干脆被大字报和大标语糊了起来，只留下一个门洞进出，门上还贴着白纸黑字的大对联，怪渗人的。记得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广西老家来亲戚看我，这些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纯朴农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当时就吓得浑身哆嗦，第二天一早吴杰便买车票打发他们走了。

“四大”开始初期，我和张达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还是抱着欢迎群众监督的态度，认真接受群众批评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造反派对我们搞起了人身攻击和逼迫审讯。

这些耻辱对于我们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尤其年龄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讲，实在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电报却一封接一封不断，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运动开始以后，我的公务员以及保姆﹑大师傅都被造反派赶走了，家里的大孩子们也都出去串联了，老伴吴杰是省委档案馆馆长，为保护档案，经常在馆里顾不得回家。

我和张达志同志的宿舍紧挨着，我的小儿子当时十二岁，我们挨斗的时候，他便和张达志同志六岁的小女儿圆圆一同去送饭。饭是他们自己做的，常常是煮一锅糊米饭，下面还埋着鸡蛋和未熟的绿豆。两个孩子一路走还沿途检些散落的传单，准备留给我们回家看。可常常是饭没送进去反还让骂一顿“保皇派”被赶出来……

那时候造反派经常去家里胡闹，有时候刚参加完批斗会回家睡下没几分钟，另一派的又来揪斗。为多睡会儿觉，我和张达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后窗树底下等造反派走了后再进屋。有一次，站着站着就在树底下睡着了……

当时，全国军队（机关）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造反派无法无天，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很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因不堪凌辱，纷纷跑到北京回避，住在京西宾馆“避难”，还有些住进了医院，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更是带枪上了山。

后来，军区“四大”结束后，我们在北京开会碰到一起，许司令还对我嚷嚷：“谁象你们一样，还老老实实等着人家斗？”吃饭时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说我和张达志是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由于各大军区“四大”期间都是文艺团体闹得最凶，因此，“四大”结束后，由南京军区带头先解散了这些造反派的发源地。我们也步南京军区后尘，解散了军区战斗文工团和军乐队﹑体工队。这些人后来听说有的转了业到地方工作，有的回了家乡另谋出路。当年他们造反的时候还都很年轻，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主席说：“张、冼是老实人。”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有时候是中央叫去听汇报，有时候又是全国会议的西北组召集人，因此，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机会也就相对多一些。

那个时候经常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打来，紧接着随后专机也就到了。中央和军委召集的会议一般都在京西宾馆，会议都很保密，尤其是党的全会，基本都是会议开完后才见报见广播，在整个会议期间媒体是决不做报道的，只有“美国之音”才在夜深人静时作一些猜测。

住在京西宾馆开会，尤其是全国性的会议，低头抬头吃饭走路遇到的都是“各路诸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亲戚在北京，由于会议一般都保密，因此有的时候子女和亲戚来访，就安排在专门的房间里，个别时候安排不下就两家进一个房间，我就遇到过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个房间里接见女儿。过后，大家都大发牢骚，对此种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宾馆，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十个人一桌，各自掏各自的饭票。那个时候我们是吃一块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员是八毛钱一天。经常看见陈永贵﹑吴桂贤﹑尉凤英等人和工作人员一道去吃八毛钱一天的伙食。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同志工资并没有增加，国家给一些补贴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很节俭。在我们省上开会时也一样，有些基层的干部还自带干粮呢。

军队“四大”结束以后，毛主席决定让解放军出来“支左”。5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我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刚刚经历过“四大”的批斗，被毛主席接见就是得到党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兴奋。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与我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我和张达志同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我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同志说：“张、冼是老实人！”主席的一句话，说得我心头一热，顿时百感交集，觉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理解，什么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在后来的一些接触中，主席又几次讲过“冼恒汉是个老实人”的话，使我终生难忘。

1971年“9.13”时，总理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已吃了安眠药，脑子昏昏的，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便立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总理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在询问完毕后，听得出总理心情很沉重，他说：“冼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我当即表态：“总理，我不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冼恒汉，你不要太世故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西北局已名、实俱亡，各地省自为战，总理为了便于管理，便指定我作为西北组的召集人。说句实在话，由于我在军队工作几十年，对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了，因此我一再向总理推荐李瑞山、胡继宗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总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不好多说什么，一方面觉得不能辜负主席和总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西北人民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这付担子。

第三章 十年“支左”

奉命“支左”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毛主席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

进入夺权阶段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地方上乱揪斗﹑乱冲闯有看法，比较反感，军队也时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规定军队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的管辖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当时地方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一派群众夺了“走资派”的权，另一派群众又来夺这一派的权，各派都说自己是“左派”，指责别人是“保守派”。到处都是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机关﹑抢夺“走资派”，随之而起各地出现了武斗﹑流血事件……这种局势眼看着愈演愈烈。

为收拾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而不应该充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后，“支左”又发展成包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在内的“三支两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震一直持续到4﹑5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

关于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总理的话语重心长，我和张达志本来还憋着一肚子委屈想向总理倾诉，这一下全化为乌有了。我们看到总理一脸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心情很沉重。当时国家那么乱，中央文革小组又不断找茬子，看到总理心力交悴的样子，我们都很心疼，当即向总理表态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争取早日稳定大西北的形势和恢复生产。

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派出了精兵良将。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陕西省由当时的21军军长胡炜同志负责；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干部决定以后，再由他们分头负责组织各地的“支左”班子，一级一级动员﹑开会，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左”人员。

当时，很多同志都是刚从批斗会上下来，大标语上还在继续“油炸”和“火烧”。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一道命令下来，这些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的干部，顾不得洗刷自己的委屈，连发牢骚的时间都没有，便立刻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从此，我们这些军队“支左”人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各大﹑中﹑小学校很快都进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当时，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一些芒果送给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对大家鼓励很大。军宣队﹑工宣队总算使各地区﹑各单位有了领导，较快地结束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局面。

兰州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主要的负责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认为，工作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里安有专线电话，经常可以和总理办公室通话，直接请示和汇报工作，也可以及时得到总理本人的具体指示。许多直接指导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圈阅的。在我“支左”期间，我从未和“四人帮”有过直接联系，也不记得得到过他们的什么指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跟随党和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几十年斗争中风风雨雨走过来的人，我不至于糊涂到去听一些根本没有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人的瞎指挥。何况，我对这些人是有抵触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么复杂，我就是认准了只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一点，我的头脑始终没有动摇过。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这似乎有些教条和僵化，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当时历史的局限性来谈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才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决定，我是从心底拥护的，“文化大革命”我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当时那个天下大乱的局势下，让解放军来收场，由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及后来的工宣队﹑军宣队的派驻，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设想，如果当时没有解放军的介入，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尽管执行的是中央当时“左”的方针政策，但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结束这场已经动用了真枪实弹的“八百诸侯，全面内战”的手段。当然，“支左”工作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整个大的前提错了嘛，当然具体措施的对否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些问题我想还是留给专门的研究人员去讨论吧。

初识“造反派”

对于“支左”，我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是“左派”？这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本人或是中央当时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才容易产生偏差，以至给有的地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兰州军区机关地处兰州，我们虽然对甘肃的运动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但对于甘肃各派群众组织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当时我们的“支左”干部虽经过一番考察和接触，但还是犹豫得很，实在很难下这个决心。

当时甘肃省造反派组织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派组织由出身比较好﹑党团员比较多的群众组成，他们比较遵守纪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强，被激进的造反派称之为“保守派”，这就是“革联”。这派群众以一般干部为多；

还有一派组织是由造反最早﹑斗争最坚决﹑运动一开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压制和打击的铁路工人们为中心组成的“红联”。由于一开始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造反目的明确﹑态度坚决。但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各种成分都有，难免鱼龙混珠，各种违犯纪律和乱搞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于“红联”存在的问题，于是从中分化出另一派组织“红三司”，这个组织大部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红联”一样，但组织成分较为单纯，比较守纪律并拥护军队。

三派都是群众组织，到底支谁舍谁？实在不好下这个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犹豫后，我们想摸一下中央的态度。

由于甘肃省委在运动的一开始便是得罪了群众的，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是被点了名的。因此，几派群众组织目标对准省委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红卫兵们闹到北京去，中央以周总理为首的领导同志还接见了他们，并讲话支持了他们。后来，在北京形成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明确表态支持所谓红三司，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也就支持了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外的群众组织。

“三个文件”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调我到北京去领受解决甘肃问题的具体任务，几天后，中央又把当时甘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原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也调去。在中央的会议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结合胡继宗同志的指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并形成了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因为是8月5日从北京带回来的，因此甘肃群众称之为“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确定了要结合谁、怎么搞大联合、成立省革委会等一系列问题。我在甘肃“支左”，完全是遵照这三个文件办事的。　

由于对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非常艰巨，要把全省的群众联合在三个文件的精神下，要复工﹑复课，成立革委会，恢复秩序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全体“支左”人员几乎是连轴转，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哪里需要解决问题随叫随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经吃了安眠药，脑子已开始犯困了，电话一来，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风一吹，睡意也就没有了。当时就是感觉责任重大，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是，在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甚至“红三司”自己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争论的很厉害，影响了大联合的进度，这样，就有一个统一认识，即促进联合的问题。

分歧的实质是成立甘肃省革委会时结合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一直到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以后，有些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都很大，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同志，提出结合裴孟飞同志。

当然作为裴孟飞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运动一开始便得罪了群众，有些群众组织还心存芥蒂，另外当时中央对他的问题也没有一个说法。

胡继宗同志是当时在北京解决甘肃问题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要结合的干部。这个同志很朴实，工作也很踏实，过去和华国锋在湖南一起工作过，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当时在讨论结合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中央提名结合的胡继宗等领导干部，没有同意一部分群众提出的结合裴孟飞的意见，我认为这对稳定当时已经初步恢复的政治局面是有好处的，对巩固当前大联合的雏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继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在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这个同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脏病发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众组织在干部问题上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各派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街上的大字报一茬接着一茬的换，不是你的盖了我的，便是我的盖了你的，常为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几派都有分歧，工作是异常的艰辛，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为“大联合”是基础。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支左”干部真可谓是“苦口婆心”了。

尽管我们给各派组织的头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支持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左派”的指示，对他们尝试团结和教育，但个别造反派头头，还是从各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致使我们对某些造反组织头头深感失望。这也造成了后来革委会中军人成分为多，而群众代表则以劳模为多的普遍现象，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最后实际上主要由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于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许多干部都被本单位或社会群众组织分别关押批斗，致使这些干部身陷囹圄并成为各派群众相互争斗的原由。针对这一混乱状况，我们以统一监管的名义，将各派组织抓去关押审查的省厅级地方干部，全部收归“支左办公室”统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专案组，对这些地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点放在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工作上，我还亲自抓造反派的整风，抓兰州地区三派组织的大联合。我要求支左人员一律下到基层，狠抓三个文件的落实，促进解放干部和大联合，并以省筹备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等三个八条规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按党的干部政策对待，反对“挂黑牌子”、“戴高帽子”，随意罚跪捆绑，不准乱揪斗、抄家搜身；规定凡离开工厂、学校到社会上参与活动的工人、学生一律回工厂、学校就地“斗、批、改”，不准搞大规模的上街游行和批斗大会；要求各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禁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缴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匕首等，这些规定对稳定当时甘肃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成立以后连革委会的牌子都没有地方挂，结果挂到兰州饭店。因为当时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及重要公共建筑物都是群众组织占据着，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时间大的武斗虽然没有发生，但小的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类的冲突还是经常发生。解放军“支左”人员虽然在努力做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决了，有的地方解放军根本进不去。社会秩序还是很乱，警察不敢维持和干涉。

那一段时间社会上针对解放军、针对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都很多，有反对的，有拥护的，今天你的盖了我的，明天我的盖了你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干部，对地方上的干部、群众又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么呢？我又反他什么呢？无非就是一个要政府，一个不要政府；一个要治，一个要乱嘛。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为此而努力去工作的。当然，在那样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工作，要不犯错误是很难的，这是实际情况。

复工复课“闹革命”

1967年1月23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当时我们军区的“四大”都还没有停止，我和张达志同志还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所以，这个“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总理提议，经毛泽东主席批示，明确由我负责组织兰州部队参加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张达志同志负责军区工作，我和张达志到北京领受了任务。当时正是天下大乱，而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任务只有靠解放军了。但是，一堆乱麻，工作从何下手呢？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思路。现在分析起来，历史上“大乱大治”都是发生在政权更换、改朝换代的时候。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掌握着政权，根本不需要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否则只能乱了自己。但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已经乱到了极点，毛泽东打出了最后的王牌：让解放军出来收场，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内控制住了局面，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信，没有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后来的局面是很难设想的。

为了稳定混乱的局势，我们首先调集部队进驻刘家峡水电站、白银公司、兰化、兰练、兰州铁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肃的几个重要国防军工企业等重点单位和地区，并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专院校、省市机关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消除派性。对公检法机关、金融系统、电台、档案机要等部门实行军管。为稳定农村局势，保证农业生产，我们的“支左”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劝说“造反派”不准到农村串联，农民也不准进城游行等。我们还以省革筹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颁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的多项条款规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并督促落实。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工矿企业以及几个重点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1964年投资兴建的，工程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至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1969年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甘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援陕西关中、汉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左”干部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部还发文向全国进行通报表彰，并组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期间更是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我向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援，重新上马建设。1971年1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10月1日不出铁，我俩从高炉上跳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以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烂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械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建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参加领导，具体组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国家提供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1970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个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404、504、805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务都压得很紧，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我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保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略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功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这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肃省历史上是一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企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全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大力开发甘肃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由于军队、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7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产品也上了一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产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肃电子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兰州时乘坐的敞蓬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很感慨，说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些口号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返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了，混乱的局面结束了，生产和经济工作才能谈得上进行和发展。

脱贫之水黄河来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来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历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少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日。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援，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济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活。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一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生产，争取多打粮食摆在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积，常年雨量稀少，蒸发量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积聚雨水和雪水，条件十分艰苦。加之多年来缺少治理资金，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历届省委都下了大力，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想把粮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难比较多。但是甘肃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实、厚道，这是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