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部队参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对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信心不足。我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肃人民种的粮，喝的是黄河的水，也算是甘肃的半个儿子了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这么差，老百姓还这么苦，我们作为共产党，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党要我们来做这里的工作，我们一起为甘肃人民做些事情吧。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问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填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经验。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谓蹲点），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防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万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万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站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文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研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泰一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为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一带，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家属的安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告，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前，全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到1970年达七十三亿斤，1975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家还都没有忘记，在那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中，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矿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1978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肖、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这就全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误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们还是要讲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坚持这一原则。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一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往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阳烤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颗，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能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工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颗草，风吹不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文革时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体会，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搞你的阶级斗争，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倒霉。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省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些少数败类除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我们的基层干部工作放不开手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什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则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那么乱，到处是武斗，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闹事。甘肃自中央“三个文件”后便逐渐走上整治，并迅速开始恢复生产。这一切，如果没有广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两军”解放军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是无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也搞了农业学大寨，也抓了农村阶级斗争，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伤害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在这个时期，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毛主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是有错误的。但是，把这个全党性的历史错误都看成是甘肃一个省的，并且要我来负责，我也确实负不起这个责。另外，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论从党性、党纪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都只有执行，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脱离开这个历史背景谈问题。

不能不承认，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在礼县蹲了几天，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实际上只有几个公社不错，就当成是全县不错，结果讲了许多大话，过头话，树了一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

在农村，农民搞一点小自由，就说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搞修正主义。实际上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谁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法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干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机，因此适当向中央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里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还真割舍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心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机场的几十里公路线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亲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亩的旱涝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还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力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代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率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得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

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一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搞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七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 1976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到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与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我们还提出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省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中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日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来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甘肃的优势是重工业，能源充足，资源丰富，但交通困难，能源优势发挥不了。另外原料与加工能力不协调，国家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经常发生原料供应不足的情况，1974年我们搞过企业挖潜改造，兰化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康世恩同志还在兰化、兰炼开过现场会，推广过“两兰”挖潜改造经验。但是要彻底解决问题，除了搞企业挖潜外，兰化和兰炼以及西固热电厂应该尝试搞联合，可是这几个厂子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归几个部管，具体问题很多，一时半时联合不起来，寄希望于以后体制改革。

最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继完成了，有的是我们当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来的同志们新搞的项目，总之，都是造福甘肃人民的好事情。这些工程完成后，对甘肃的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西北蕴藏着巨大的潜质，但她的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北的开发还只是开了个头，路还要靠后来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来年都没有出门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总想到甘肃各地再走走，看看工厂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项目，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看水渠还漏不漏水，看看树木成活了多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牵肠挂肚的，比自己的孩子还操心。老伴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讲，远的去不了，就到近处看看吧。她找车陪我上皋兰山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兰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确实还是小平同志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肃十年，我对甘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因为这里毕竟溶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迹。还记得1974年去酒钢解决问题，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社、队干部群众拦车劝阻不让再行，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酒钢的问题很急，所以当时我们也顾不上什么危险，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和护送下，和随行的几个同志硬是趟过洪水，赶往酒钢。1975年我去天水视察，在翻越华家岭时，因公路积雪结冰，汽车打滑，随时有翻下深沟的危险。在险要地段，我和随行人员都下来推车，路过的老百姓都主动过来帮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看到我们穿军装，推得是军车，知道是军队的干部。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这使我很受感动，好象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中。我当时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肃的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苦，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并没有把他们从贫困中彻底解救出来，可他们见到我们这些干部摸样的遇到困难却能不顾严寒和危险主动前来帮忙，这说明了人民对党的干部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一片土地尽了责任，作了努力。尽管现在这里还很贫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我会在有生之年时刻关心着她，祝福着她，愿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县强。

第四章 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

“油沙豆”及其他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是肖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冼恒汉的所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他们完全不顾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织罪名。

当时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说”，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了一大堆所谓“冼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上报中央，椐此定罪。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锁。对此，除了让人深感痛心之外，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政治生命的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为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对我自己几十年革命历史负责，对这些将我置于死地的所谓“罪证”，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一、关于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问题。

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言后，大家建议，把毛主席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们传看。”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的传阅，最后交我。会议结束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这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是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二、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沙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根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三、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我只是有事到陈文生房间看见了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文生米士奇来干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

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青在会议上乱点乱问，其中也问到我。她先是问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冼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二句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都知道，可以查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委常委会也好，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五、同胡炜的关系。

胡炜原是21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由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指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室主任。我同胡炜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和礼节性的关系。文革期间我们每年都有几次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每次胡炜都来看望陕西的同志，同时也来看看我。我们在一起谈话主要是谈地方的事情，偶尔也说“四人帮”的一些怪话。比如江青搞“江青传”、搞“四人帮”，主席批评后，王洪文、江青想去见主席，被主席拒绝；王洪文参加军委会议，说话说不到点子上；西沙群岛战役，上午那些人整叶副主席，下午还要叫叶副主席处理作战的事，叶副主席很苦呀，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听后都很气愤，都表示愤慨。

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他从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几次电话的内容是：

一次讲皮定均同志飞机失事遇难；

一次问军委工作组向仲华、徐立清何日动身来兰州；

一次毛主席逝世，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问韩先楚怎么还不回来；

还有一次是“四人帮”粉碎后，中央打招呼会议后，韩先楚回兰州才半个月，就又回北京了。韩说“301”让他回去，我说，我们都很忙，实在分不开身，他身体也不算太坏嘛，怎么又走了呢？是“301”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忆就是这几次电话。

以上接触我认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触和礼节性的问题，如果把同志之间正常工作接触和纯属礼节性的来往也看成是政治问题，党内就没有正常生活了嘛。

至于胡炜是不是“四人帮”死党，从未见过中央的正式结论，但韩、肖在给我的“结论”中却定性说：“冼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977年6月9日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曾经问我：“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这个“另有渠道”的问题，象一块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身上，使我苦恼了好几年，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

我在1976年10月6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了二十几个“按既定方针办。”但那时我认为这个指示是真的，因此，就进行了宣传。根据是：

1976年8月中旬，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指示，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有一条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茅林同志（省委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时，还特意印发了一个书面汇报提纲，提纲中也写了“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这两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国内问题要注意”一条后面加：（现在只传达到这个范围，暂不向下传达。在这之前中央也发过电报，规定只传达到军）。这个汇报提纲当时常委每人发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可能还在，可以查，也可以向茅林调查。

此外，主席逝世后，《人民日报》9月16日的社论，以及9月18日至27日共六期《国内内参》上大量报道这方面内容，要讲渠道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是我讲话的依据。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运仓等待解决问题时，偶然看到中央办公厅1981年31号文件，内容是批华国锋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赵紫阳同志说：“我问我的秘书，‘按既定方针办’怎样来的？”秘书说抄来的。华接着说：“是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需要。”当我看到这一段话时，我的心情骤然轻松下来，所谓“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交代”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

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个历来以忠厚、老实著称的人，其实也会说假话，并以假话陷害人。我不禁想问一声，不顾党性原则，以权压人，这是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吗？另外，托辞用这句话同“四人帮”作斗争，你不觉得是自己底气不足吗？

七、1976年10月8日晚，孙殿甲同志告诉我，接北京给解放军报记者打来电话说“四人帮”已抓起来了。我第二天（9日）上午派陈文生到总院找高副政委来（因韩先楚不在，高是党委管党委常务工作的），说有个事要告诉他。高来后，我照孙殿甲同我谈的内容告诉高，我又说，如果是真的，中央总要开个会吧，不然总要发个文件吧。我们又扯了一下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分析，除上海、清华、北大可能要出一点事外，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军队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市场。后来有人揭发说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是什么宫廷政变，纯属造谣。

八、关于所谓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起哄”的问题。这个帽子韩先楚强加到我的头上，还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头上更合适。

要说在庐山小组会议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陈伯达错误之前，确实是有不少的同志。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钻营的人来讲，上层斗争的内幕，我们是不清楚的。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任国家主席，哪个不表个态拥护毛主席？韩先楚在华东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凶。当时毛主席还不无惋惜地指出：多数中央委员都不懂一点唯物主义，而轻易就相信一些骗子的天才论。并指出要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委员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说我在西北组“起哄”，邓颖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组，这件事情他们最清楚，是当时最好的见证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下午我刚到会场，毛主席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三条：1、会议暂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我回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留下。邓大姐、董老要走，我请他们留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冼恒汉带头起哄的问题。“9.13”之后发的材料，林彪反党集团说“西北组温度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邓大姐还健在，可以请她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嘛。

九、1976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我在北京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2月18日回兰州，当天下午在省委常委（还有铁路局党委常委参加）的会上传达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精神时，是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这是事实，但这是经过解决郑州、兰州铁路问题的中央领导华国锋同意的。因为郑州和兰州参加会议的同志都问，回去传达时，如果有人问，右倾翻案是谁搞的，我们怎样回答？华国锋说，你们可以点名，这个事不久就要公开点名了。

十、给我罗列的所谓“罪名”里有一条是：据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指名要冼恒汉到中央工作。还有马天水、王玉珍、徐景贤和刘湘屏等交代，说王洪文给他们讲冼恒汉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实肯干等。这些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呢？这怎么能作为证据给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调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谁也没有给我说过这个事，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这个事，也只是议论了一下，又没有真正调去，也算一条罪？那么已经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该怎样说呢？另外中央还有不少老同志也说我的好话，这又怎样解释呢？

把这些我并不知道的事写到我的材料中，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看问题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只承认事实，不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另外，什么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刘湘屏之流，我同这些人并不熟悉，有的还不认识，至于王洪文给他们散布冼恒汉的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负责，同我毫无关系，更不应该写到我的材料上，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

讲到与“四人帮”勾结，什么叫勾结？勾结应该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动，你来我往，信来信往，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嘛。这些方面我都没有，怎么叫勾结呢？至于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有什么事实呢？什么叫反党活动呢？拿《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能够上哪一条呢？“结论”上没有举出一个象样的事实来。

十几年来我反反复复地讲，我同“四人帮”并没有你来我往，信来信往，拉拉扯扯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他们并不熟悉，仅有的两次接触，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饭，一次是庄则栋去甘肃，这也都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我都不厌其烦地多次向中央讲清楚了，何以叫“关系密切”呢？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信任”，有什么事实呢？他们给了我什么呢？所以说，赏识和信任我的是党，有党的信任和支持，我才在兰州军区当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当兰州军区政委时“四人帮”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至于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也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的指示批准的。当时到北京研究班子时，我曾提议叫胡继宗搞，总理坚持要我搞，他说，大军区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挂帅。所以，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呢。

十一、“结论”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紧跟林彪、康生制造多起冤、假、错案”的问题。我首先要问，所谓“初期”是从何时算起？又到何时为止呢？如果“初期”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算起的话，那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还在甘肃农村蹲点搞社教呢！社教搞到10月，然后去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北京回来后，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开始，一直到次年4月，这期间我失去人身自由，进入了挨批斗的角色。受迫害的应该是我，我又如何能去制造什么冤、假、错案呢？！

到是1966年9月3日，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被群众揪到七里河体育场批斗（当时我在天水农村社教），后到军区总医院治疗。肖华知道后，专门给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同志打电话说：“赶快要汪锋出来，他不能住在军队医院。”张达志同志打电话与我商量，我们都觉得不好给汪锋直接说，便拐了一个弯，通过地方的同志给汪锋说，后汪锋搬到七局医院。

十二、“结论”不但给我扣上“四人帮”亲信的帽子，而且还把我和“林彪反党集团”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实事求是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及黄、吴、李、邱等从来就不信任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曾从林彪同其死党的谈话记录中查出，林彪说：“兰州军区连一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要派一个人去。”结果派了XX任副司令员。这件事是纪登奎当面同高维嵩同志讲的，后中央召开的西北四省（区）和兰州军区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纪登奎也同我说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凡属比较重大的问题，都是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周总理曾当面同我们说过，各大军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兰州军区算是比较多的。我们从来就认为，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情况外，不能也不应该向任何个人“通风报信”。

另外，前面讲过的潘继祖事件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因为，在文革中，江青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吴法宪是她保的，江青和吴法宪勾结是很密切的。“四人帮”粉碎后，吴法宪交代，江青和叶群都是在相互利用，说什么你消灭我的“敌人”，我消灭你的“敌人”。对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毛主席、周总理是有态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想公开的撤掉张、冼不可能，所以就通过潘继祖这样的人来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张、冼，安插自己的亲信。当然，牺牲一个潘继祖，他（她）们是干得出来的。

高炮一师是属空军建制，归兰空领导和指挥，同大军区没有关系，更没有矛盾。潘继祖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他要下这样的毒手，干掉张、冼。吴法宪对潘继祖的所谓数年审讯，从来不给兰州军区透一点气。江青对潘继祖这个凶手一点不恨，反而利用职权释放他。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使人怀疑潘继祖的后台就是林彪、江青、吴法宪。而“结论”却不顾这些事实，一味将我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让人信服！

十三、“结论”说甘肃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电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问”的词句，从而“证明冼恒汉坚决效忠江青”。

唁电是省委发的，并不是冼恒汉发的，是宣传部起草，常委讨论同意的，怎能把这样的事挂到一个人身上呢？同时不少省（区）和大军区的唁电中也有这样的词句，这又如何解释呢？上海倒没有，能不能说上海同江青划清界限了呢？唁电中是把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家属来慰问的，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向江青表示效忠”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十四、所谓“在党的‘九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冼恒汉在西北组说：‘上面有个精神，对那些老右倾，既要选上又不能得票过多。’”的问题。

根据我的回忆，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代表不是编在西北组，而是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以及海军的代表编为一个代表团，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团的召集人。有一天晚上，吴法宪、郭玉峰等人确实召集了由各代表团派出的代表开了一个会，甘肃省是胡继宗同志，兰州军区是高维嵩同志参加的。他们回来后，传达了“‘老右’既要选上，但又不能得票过多”的话，我听后说：“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自己决定。”

庄则栋河西行

庄则栋这个人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北京开会时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晓得他打乒乓球，是个世界冠军，名气很大。他来甘肃是宋平接待的。庄则栋当时是国家体委主任，因为甘肃的临泽县是个体育先进县，据说受陈锡联副总理指示，来甘肃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的。

庄则栋到兰州时，我并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视察工作，是宋平当时接待的他。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我在张掖，不见不好，让我接见他一下。

由于临泽是张掖地区的一个县，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我们安排在19军军部见了一面。当时庄则栋见了我后就对我讲，是受陈锡联副总理的指示来视察体育工作的。我们在一起谈了我省体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我提出要他帮助我们在兰州修建一个体育馆，他没有答应，说现在体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农村去。寒暄了一番后，庄说他到宁夏时听到些反映，说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团结，要我出面帮助解决。我说：“我不能解决，因为他是宁夏第一书记，我是甘肃第一书记，他怎么能听我的呢？”庄说：“你是军区政委，康是副司令，怎么他不听呢？”我说：“那是两码事。”由于谈不拢，就不谈了，我们都出来看他打球。因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场球，吃了个中午饭，他就回临泽了。当时陪同和在场的有关同志很多。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次纯礼节性的交往，并且这次见面又是宋平交待办公厅给我的秘书打电话安排的，他不打电话，我是不会接见庄则栋的。现在宋平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却对我无限上纲上线，说什么“密谈”，什么给“四人帮”的心腹提供“炮弹”等等，可见这个人的品质。

我和庄则栋的这次会见，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另外庄则栋并不只是到了甘肃，他内蒙、宁夏、青海都去了，这件事在其他省（区）都不成为问题，惟独对冼恒汉就是问题，这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