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抒: 施暴虐镇反肃反(1) |
| 送交者: kex 2007年07月24日00:00:0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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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 : 施暴虐镇反肃反
毛泽东指责别人是「修正主义者」，主要是别人或多 或少放弃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立场，而他沉 缅其中，以斗争为乐，以革命为荣，至死也不改变。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毛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 的归纳，也是他那本「小红书」里为中共理论家引用得最 多的语录之一。 秦未无产者陈胜、吴广，汉未贫农子弟白莲、黄巾， 都是为前朝官吏作嫁衣裳。五胡乱华，同劳动人民更不相干。唐未黄巢有《咏菊诗》一首传世，应是读书人，但也 还算是农民领袖；可惜血流三千里，最终白干一场。宋亡于蒙古，汉人沦为三等公民，但地主和农民、百姓同父母 官的关系并没有颠倒过来。元未朱元璋，标准无产者一个，可他当了皇帝，连他家乡的穷人也没有沾上光。「自从 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两句花鼓就是明证。他的无产阶级战友们几乎个个满门抄斩，连八竿子打不著 的亲戚也一并拿去砍头。堂堂中国几千万无产者，除朱氏一人，谁也没有获得胜利。明未李自成，才过了几天皇帝 瘾，江山就丢了，全体无产者空观喜一场。清未洪秀全定都南京，号称太平天国，但天下尚未太平，内部就开了锅， 成千上万地杀人，杀的全是阶级兄弟，他造反倘若成功，也不过是另一个朱元璋，除了将孔子牌位砸掉换上耶稣基 督之外，他与大清皇上并无区别。洪氏弄了一百零八个妃嫔，算是他个人的「战利品」，而他给老百姓下的圣旨是 「照旧缴粮纳税」，所以「胜利」与百姓们是无缘的。 农民造反，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催生婆。而新朝代的当 权派每每重奏前朝曲，对旧官员多采用安抚政策。新旧官员似乎天然就是一家。北周「总司令」赵匡胤陈桥兵变， 成为大宋朝太祖皇帝，可是三位旧朝正副宰相照旧高踞庙堂便一例。受剥削阶级的成员欲获得个人胜利，或者上京 赶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者上山落草，然后让朝廷招安，混个一官半职。至于说两千年来究竟哪个 阶级胜利了，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谁在乎朱元璋的阶级 身份呢？ 但这都是西风东渐、马克思的学说传到中国之前的老 皇历。一经阶级斗争新学说的解释，新旧政权的更替，就 有了全新的意义。「一些阶级消灭了……」毛泽东开创新 朝，执掌政权二十七年，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一条。 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曾就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再 图巩固政权的旧朝，或者借助农民起义成立的新朝，是否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展开过一场辩论。此一难以说清 的问题，被毛泽东一语了断；「只有反攻倒算，哪有甚么让步？」（注１：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 州对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的讲话。） 历史上新皇朝甫建立，新政权的统治者需要收买人心 为本，以怀柔政策为首务。为使人民休养生息、增丁添口，也必得薄徭役、减税赋。譬如唐朝初年将土地分配给农 民，与中共的土地改革相去不远。又如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并招抚流民，安置士兵，一律给田耕种，新垦土地 一概免赋。又废除明代一切苛捐，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注２：四川《井研县志》一九九○年版第二页。）这就 是所谓「让步政策」。 可是毛泽东从史书中看不到这些。他只看见「阶级斗 争」。他一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镇压，不承认世界上就是有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利的「让步政策」。具有如 是的历史观，他上台执政之后，便把镇压「阶级敌人」看得比甚么都重要。由于胜利来之不易，他那「镇压」的心 态也就份外强烈。一直到二十年后，他在文化革命中将国家主席、他的湖南同乡刘少奇残酷地整死时，所持的理由 还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其实，为中国旧政权服务的人员是十分庞杂的。国民 党政权早期是一支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优秀青年组成的队伍，后来腐化堕落了一大批，但在抗战中又吸收了大量民族精华，尤其是在共产党势力薄弱的南方诸省。譬如四川省井研县，全县人口仅十馀万，成年男子中差不多每三个人便有一个参加国军抗日，一万一千多名将士大多数为国捐躯，战后仅五十三人退伍返乡。（注３：四川《井研县志》一九九○年版第三页） 那些为国民党政府服务过的人，在抗战胜利后随即开 始的三年内战中，许多人或对共产党不了解，或者尚来不及思考国共双方的是非，便成了战场上的俘虏，或者被逃 往台湾的政府抛弃，束手就缚。为振兴中华计，优秀人才参加建设，一定得益匪浅。然而，毛只信「一些阶级消灭 了」那一套，只信「反攻倒算」，于是玉俱焚，使中国这 个遍地文盲的国家不知损失了多少人才。 譬如南方诸省，由于「过多杀人和乱杀人」，叶剑英 主持的中共华南分局不得不下文件制止「乱捕乱打乱杀的错误」。（注４：一九五○年出版的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 编《干部学习资料》第二辑，转引自丁望著《华国锋纪登奎和新起的一代》。）但杀了的却再也不能复生了。例子 俯拾皆是，这里不妨列举几个。 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 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 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他一 度被誉为「民主人士」，可是共产党要「镇压反革命」了 ，他就成了反革命，被乱棍活活打死。 河北人冯谦光，早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一九三五 年任山东临淄县长后，查烟，禁赌，肃匪，在全县兴办小学，普及国民教育，又自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很做了一 些好事。他在一九四一年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济南狱中，直到日本投降才获自由。一九四九年中共接收傅作义控制 的北京城，傅的人马均作为收编对象，其中包括冯谦光。可是冯却于一九五一年以「反革命杀人罪」被捕，一直关 了二十多年，直到他快死了才宽释。 东北伪满东安省军医院一位主任军医回健人，一九四 五年八月听到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即集合队伍宣布起义，击毙日本人院长，率队奔向苏联。东北光复后，他回 到祖国。当时中国由国民党执政，这个爱国者便当然地认为加入国民党才能更好地为国效劳。他组织了国民党东安 支部，自任书记长。但随后国民当接收大员的劣迹使他对那个政权彻底失望。经与中共地下党联络，他于一九四八 年穿越对阵的国共两军的防线到了共产党的那一边。但是解放后，他却因抗战后那段历史而被定为阶级敌人，名列 待消灭的一批人之中。只是在死刑宣布执行之，他出主意帮监狱改善了卫生情况，监狱当局为使用这个人才，将死 刑改为二十年徒刑，他才逃过了这一劫。（注５：一九八 六年五月十一《人民日报》海外版。） 第一个将咖啡引进中国并种植成功的一位印尼华侨， 平生致力于创办咖啡农场，只因在旧政府任过官职，便以 「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直到二十年后瘐死狱中。 中国以农业立国，两千年间虽然战乱频仍，但诗书香 火绵延不绝，因为大多数读书人都在乡村。他们要研究诗书，就不可能自己去种田，多少要出租一些土地。所谓诸 葛亮「躬耕于南阳」，其实也是雇人去耕的。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农村的知识份子几乎都与地主、富农沾一点边。 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干他们的事，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这次「新中国」的执政者却以阶级斗争为己任，读书人也就 难逃被「坑」的命运了。 江苏南汇县年近七十的读书人苏局仙是一九○七年清 廷废科举之前考取的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他除了日军占领时期回乡念佛之外，终身未离教鞭。可是因为家里有几亩 地，也被定为「地主份子」，家业被分。幸而他被「宽大」，只是被管制监督劳动，未被镇压，活了一百一十一岁。 诸葛亮茅庐所在河南省南阳县，一九五○年便枪决了 一千一百多个「反革命」。（注６：《南阳县志》一九九 ○年版第一○五页。）由于中共至今仍说它是「依法」杀 的人，我们无从估算其中有多少是被坑的「儒」。但从别 处的例子，我们可推度八九。 四川省夹江县，总共不到十七万人，可是逮捕「反革 命」的案件竟有九百五十四件，而且其中又只有五分之一是上级批准逮捕的，百分之八十共七百六十七件逮捕案件 未经任何部门批准。（注７：《夹江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四五七页。）要是再考虑到那上级批捕的也多属冤案， 人们就明白那「乱捕乱打乱杀」是如何恐怖了。当时夹江县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三千分之一。即使夹江一个案件 只逮捕一人，那全县便逮捕了九百五十四人。按此推算，全国仅在一九五○年的「镇反」中便逮捕了近三百万「反 革命份子」。由于一九八○年代中共出版的各县县志披露各县在当时逮捕的案件均在数百件上下，因此即使夹江县 的数字超出全国平均数的一倍，全国总数也应在一百五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四九年中共的军队打到各处时当即就 捕杀了的大批「反革命」。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得意地声称，秦始皇「只坑了四百 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注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八 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指的就是这场镇压。现今无法核实那时被杀的知识份子的准确数字，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政 府人员和注定要被消灭的地主很多是知识份子（以当时中国的标准而言），所以实际被杀的「儒」必定远远超出此 数，很可能接近被杀人数的三分之一，即五十万左右，超 过秦始皇不是一百倍，而是一千倍。 一九四九年后陈毅主政上海，十分稳重。上海历来是 藏污纳垢之所，曾有人主张大开杀戒，列了数万该杀者的名单，陈毅看了说太多，减到数千，他仍说太多。最后只 杀了确实罪大恶极的数百人。上海解放前夕上任的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是个老工程师，他就任后主动妥善配合中 共的队伍接收上海，使上海基本未受战争破坏。陈毅任命 他做了新政府的副市长。 如果全国都照陈毅那么办，必可为本已缺乏读书人的 中国保存更多的文化力量，国家必定可以更快地从动乱中恢复过来。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一无「招安」，二无「 怀柔」，三无「让步政策」，有的只是「镇压」和「反攻倒算」，使中国损失了无数宝贵的知识份子。 另一批注定要被新政权镇压的是所谓「封建地主」。 本来，乡村中有一部份地主又是当地的恶霸，鱼肉百姓，俨如小国之君，对这类人予以镇压是必要的。但是，为中 国贫穷经济的出路计，对那些只坐收地租，并不残害百姓的地主，尤其是只不过有那么十来亩薄田的小地主，家产 比旁人多得很有限，新政权没有理由将他们列为斗争对象。要说「剥削」，他们比不上城里的工商资本家；要说「 反动」，他们同旧政权官府也没有多少瓜葛。但是，除了少数因子女参加共产党，进城当了大官而受到保护之外， 统统被划归为「阶级敌人」，被扫地出门或者肉体消灭， 即使不置之于死地，也被斗得呜呼哀哉。 由于毛泽东认为光把土地从地主、富农那里拿来分给 农民还不够，必须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提高「革命觉悟」，否则便是「和平土改」，是右倾，是对敌斗争不坚决。 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及主持工作的方方是主张行温和土改的，他们只搞分田，分浮财（衣物之类），但不 挖底财（埋在地下的金银等物）。鉴于大量地主是华侨或侨眷或兼营工商业，他们不主张没收其财产，结果被批判 为搞「和平土改」，另由在广西杀了大批地主的陶铸去重搞一套，使千万户在叶、方主政时并未遭劫的「地主」家 破人亡，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领袖反对「和平土改」，下面各级干部便唯恐不够革 命，纷纷以对地主的残忍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结果冤杀 了许多无辜。 以周恩来胞弟的岳父为例，他在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 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但之后从未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事。加上周恩来兄弟外出参加革命，他将周母接到自己家中 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南下时，他不认为自己会成为镇压对象，便静静地留在家里。不料甫一解放，他便因为「地 主」身份成了第一批清算斗争的对象，很快就送了老命。周恩来的亲戚尚且如此，别人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九○年，有人如实地披露了一九四七年中共在冀 东平原搞「土地改革」，处决地主时的惨烈景观：农民们被组织起来，「依照古老家族的遗风，将黄豆粒仍进土台 上的大瓷碗。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统枪……」有条壮汉没有立 即死去，小学生们被动员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一下下的壮汉身上戳眼、掏洞、割肉，再往伤口上糊 泥巴。一个男孩子手舞足蹈，像剪树叶一样剪掉了罪犯的两朵耳廓。据说，那个壮汉的全部罪恶是查出了祖父那辈 曾经雇过一个长工，依照政策精神，这位片瓦皆无贫农改划为地主，一夜之间变成敌人。」（注９：《新华文摘》 一九九○年第一期第八十二页。） 中共这么做，并不是头一次。早在二十年代国民革命 军北伐期间，毛泽东在家乡湖南发动他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农民突然从社会最底层翻到无人管束的境地， 无法无天，滥用私刑，死人无数。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醴陵乡间的一个规矩的读书人，就是死者之一。 到了一九三三年，周恩来在江西「苏区」（苏维埃地 区）执行莫斯科来的指示「消灭地主」，有田四十亩甚至 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因反对此一政策而被周宣 布「开除党籍一年」的粤赣军区司令龚楚回忆： 「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 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 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 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 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 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 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注１０：《龚楚 将军回忆录》第五六五至五六六页。） 地主杀了，读书人也跑不掉。「苏区」贫瘠，养不起 大批红军。地主榨完、杀光后，给养仍有问题，于是稍有点家业者便成了剥夺对象。如瑞金县有户读书人家，家中 只有十多亩田，由两个也读过书的儿子耕种，是为自耕农，算不得地主。可是三人都被苏维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二 百五十元大洋。婆婆与两个媳妇凑了一百二十元，加上自己的全部首饰，缴去赎人，但因不足数，老人被吊死，两 个儿子也杀掉。杀了男的，仍然逼妇女交钱，否则大人子孩一起抓。这一家老小向龚楚磕头求救，龚却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长汀县一位替龚楚治过病的老中医曾因为交不出一大笔「捐款」给红军而向他求救，他说了情之后那医 生仍然被杀掉了。 了解了中共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色政权」杀地主、 富农、读书人的历史，对一九五○年全国都成为「苏区」 之后中共的作为就不难理解了。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京郊大兴县发生 了党支部书记召集贫下中农、民兵，将十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悉数满门刀劈斧砍，连吃奶婴儿也不放过，先后打杀 三百二十五人的惨剧。（注１１：《当代中国的北京》第一卷第一六八页。）与此同时，毛的湖南老乡（在某些地 区）也在一家一家、一乡一乡地杀已经当了十几年贫民的地、富。就全国范围而言，这股杀人风只是个别现象（广 西等地也杀了地主、富农及其家属，但总的说来，仍不能算作全国范围的屠杀），为时亦极短，而且连死前一直替 毛泽东掌管北京和公安部的谢富治也不赞成那种野蛮屠杀，但这种事件能在毛泽东眼皮底下发生，这一点已可以说明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被歪曲到了甚么程度。 毛泽东执政后期出现的事，包括文革中那些惨无人道 的行为，在他执政初期已露端倪，决不是偶然的。中共在 土改时告诉农民，只要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消灭掉， 农民就翻身成了主人，就可以享受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了， 可是实际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毛泽东夫人江青一九五一年在湖北农村某地搞土地改 革，她的生活比当地被斗争的志主阔气一百倍。她进茅房，门外有三个警卫站著；每隔几天便有医生给她检查身体。 乡里贫农团团长赴武汉追拿逃跑了的地主时外感风寒，发高烧，无钱交医。可是江青竟不让自己的医生给他看病， 任那位「翻身农民」连烧了十几天，悲惨地死去。可见就在中共著手消灭地主阶级时，新的「地主」就已经出现了。 当然，江青只有一个，而大量的则是挂著共产党员招牌的干部。一九六二年，邓小平说过：「有的农民讲：过去我 们养一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保长。……这部份人是大量的，据说是一千几百万，一个数字是一千六百万，有的估计是 二千五百万。」（注１２：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按这个 数字计算，平均二十至三十个人养一个「保长」或「地主」。有些「保长」比过去的更坏。一九六○年，被毛打倒的 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蜗居京郊，一位警卫战士的家属前去探亲，曾这样对彭诉苦：「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 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注１３：马辂等《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一六二页。） 所以，中共执了政，地主阶级是消灭了，可农民阶级 却并没有胜利，毛泽东阶级斗争只是杀了一大批保长，并 且将「一个保长」换成了「好多保长」而已。 因为将阶级斗争看得太严重，在肃清了敌人营垒的人 以及为敌人帮过忙、帮过闲的各种流派之后，便要在自己 的内部里抓臭虫、掐虱子了。这就是「肃反」，即「肃清 反革命份子」。 只有熟知五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人才知道，「镇反」即 「镇压反革命份子」，杀的是敌人营垒的人；而「肃反」则专搞自己人。待肃的「阶级敌人」身上没有标签，都是 「暗藏的」，加以如辩方不能证明自己没有杀人可能就会被判杀了人，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连一九二五年入党、 红军一九三四年长征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都成了「内奸」、 「反革命份子」（潘、杨在毛泽东死后均获平反，参见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还有甚么人能担保自己永远 平安无事呢？ 一九五五年初，潘、杨被捕。尽管这两人经过了长达 八至十年的「预审」囚禁之后才被判以长期徒刑，但他们， 特别是长期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曾经领导过的文化界人 士却立刻就遭了殃。 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的邓葆光，负 责接收了日本人及汉奸的数十万册书籍和档案资料。他让共产党员将其中日本人搜集的中共情报整理、珍藏起来， 又从几十万册书中挑出七万册善本书，佯称运去台湾，实际上运到香港隐蔽，上司让他运往台湾的金银珠宝也被他 用拖的办法保了下来。遵照潘汉年的指示，他本人留在香港保护那批书籍。国民党退至台湾后，夺书未成，于一九 五○年九月派人去香港，在大街上对他白日行凶，用菜刀在他头上砍了九处。在美国妻子的悉心照顾下，邓幸从死 神手中逃脱，派人将书单送到上海交给了潘汉年。中共将那批书取回之后，邓也回到了大陆。然而，潘一下狱，邓 葆光立即被打成同党，也成了共产党的囚徒。他的妻子也被关押了一年多，出狱后就成为没有户口的「外国人」， 只得只身回了美国。他的儿子则被送去劳改，长达二十三 年。 从二十年代起即开设电机公司，为中共制造收发报机， 并在随后的二十年间发展成一个拥有钱庄、煤矿、钢铁厂、纺织厂、影片公司等企业的大资本家蔡叔厚，实为中共秘 密党员，为中共做了无数他人无法替代的工作。他接待过参加一九二七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潜逃至上海的中共要员 叶剑英、廖承志等数十人，将其公司营业收入用来安置同志，又在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秘密发展了十几名共产党员， 为中共获取过大量情报。解放后，他将全部企业青理交公，自己则只领取一份电机工程师的工资。潘汉年和杨帆的事 作一出，蔡便上了被逮捕的名单。只是因为化是「高级统战对象」，名单报到周恩来处时：他与潘、杨虽有私交， 但不是一伙，不能捕，他才得以免祸，但与他几十年共事的副手陆久之却逃不过牢狱之灾，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陆久之一九四六年与蒋介石前妻陈洁如收养的女儿结 婚，但从二十年代起就秘密为中共工作了。他不是中共党员，那是因为周恩来说「陆久之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 用」。一九二八年，当国民党出动人马围捕中共领导人项英、向忠发时，每次都是他暗中传信，使国民党特务扑了 空。一九二九年，日共总书记矢野学自苏联归日途中，曾在他家中藏了一个多月。一九二九年冬，中共在上海开代 表大会，会址是他租赁、布置的一个「医院」。一九五○ 年初，中共还曾派他到日本去策动原国民党政府使馆人员 起义。（海生按：据「传记文学」报导，陆久之那次成功说动了一批国民党使馆人员「光荣起义」，但他自己在归 途中因海上风浪太大而碰伤了头，成为终生不愈之固疾）如今中共脸一翻，他就进了牢房。只是在牢里蹲了七年之 后，陈洁如向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过问他的案子，他才出了狱，但蔡叔厚却在不久后的文革中被投入监狱，成为无 人审问的「寄押犯」。在那座当年他的公司建筑的监狱里， 他不断地喊著「冤枉」，离开了人间。 三十年代的电影《十字街头》中有首家喻户晓的歌曲， 「春天里来百花香……和暖的太阳在空中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其歌词作者关露女士有诗集和小说问世， 本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只因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而暂时放下了笔。抗战后，周恩来怕国民当加害于她，要上海的 党组织把她送到新四军中去。到了新四军解放区，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对她说：「任然做一个左翼文人吧，你看 党多么需要你！」谁知到了一九五五年，她竟成了囚犯，因为抗战时她曾被潘汉年派遣，打入日本驻华使馆办的杂 志社收集情报。 一九二六年就入了共产党的恽逸群，中共夺取上海后 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一九五一年他因报纸漏登了一则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而被撤职， 让张春桥捞个便宜，接替了他的位子。当时中共还没把他当做敌人，可是由于他在抗战期间曾按照中共的指示去香 港工作，受潘汉年领导过一阵，一九五五年潘被捕后，他也被指为「特务」进了牢房。因为没有证据，乾脆不审不 判，押了十年之后，才突然宣布判处十一年徒刑结案。 参与创建中共的周佛海在日本占领华东时，与日本人 合作，成为日伪政权的头面人物。他在日出生、在日读过大学的儿子周幼海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四六年成 为中共党员，专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由于杨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杨被捕后他也入了狱，关了十年后 方以「反革命」罪被判以「管制三年」。 搞起运动就没章程，乱抓乱捕，这几乎成了规律。一 九四九年中共军队横渡长江后的桥头堡之一，安徽安庆市，有个曾是国民党人员的刘某。此人一九四八年加入民盟后 ，便成了共产党的命作者。他发动安庆的地方武装起义成功，使解放军和平进了安庆。之后他又为大军渡江做了不 少工作。几年来他都被认为是功臣。但肃反了，他突然成了「历史反革命」，进了监狱。他的妻子走投无路，终于 自缢身亡。 因为抓虱子多多益善，以前中共不想抓的人这时也抓 了进去。原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一名专员杨云飞，建国初求才甚殷的共产党当局曾邀请他为新政府工作，并表示 可以「原职原薪」。但扬打算观望一阵，未予接受，就此赋闲在家。谁知到了一九五五年，肃反肃到他家里，把他 抓走了。说是只判处十年徒刑，可是一关就是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五年中共特赦国民党战犯，才让他出狱。当局将 他那早已因他入狱而与离婚的妻子找来，说：「当初逮捕老杨是党的政策，现在释放老杨也是党的政策。……你把 老扬接回家吧。」（注１５：上海《文汇》月刊一九九○ 年第三期。） 邮电一个职工在肃反中被揪出来斗争，原因是平日爱 说怪话：「话怪话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站在反革 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蒋介石回来，就是反 革命。」（注１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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