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想往外看，就把头一低，从小缝里往外看，车外的情况，都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为什么说，糊窗户是对内亦防亦不防。
　　“这些话只是对你解释的，不知你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很清楚了，很清楚了。”

　　“明白了就好。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题外的话……”我总觉得溥仪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有罪之人。有的大臣吓得不敢吭声，而他却一再想问一些挑剔性问题。我想借此机会批他一句。我接着说：“我是个工作人员，说话也不一定算数。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

　　“我认为，你当过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代皇上，又当了几年日本鬼子的傀儡皇帝。我不知道你好事干了些什么，而坏事你却干了不少。你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应该考虑考虑如何面对新中国人民的问题了。你的一些想法和国内人民的想法，很不合拍，而且相差的距离甚远。问题已经十分严峻了。现在，你还不抓紧时间，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检讨一下自己，却在脑子里琢磨这个窗户。似乎这车厢的安排，有些委屈你了。

　　“我这话可能重了一些，只是提醒你考虑考虑而已。”
　　“不重，不重，我不在意。你说得不错，我服。”
　　接着，溥仪又问：
　　“我还想提一个问题，我们这列火车开往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是刑场，还是天牢？”

　　我对溥仪的这个问题，不满意，觉得怪怪的。他说是送他去刑场或天牢，简直是屁话。人人皆知，送死犯到刑场这类事，也不是外交部派人的事啊！溥仪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也许是想套我说点什么。

　　我也就不客气地对溥仪说：“你是明知故问！是不是送你去刑场这个问题，已经答复你了，怎么还问。接受你们从苏联回国的是新中国外交部代表；接送你们的是一个客车车厢，没有武装押送；陆代表向你又说明了政府的政策和对你的态度。这些事实和这些话，你该看得清听得明白了吧！

　　“我们的小王和列车员在你一上火车，就向你表示了欢迎；而且我们又以高标准的伙食招待你，我们还请了有经验的医师，一路上照顾你们，还派了一位模范列车员，到本车厢为你们服务。这些事实是说明要送你去刑场、去天牢吗？
　　“大清王朝的天牢犯人，最起码也要五花大绑吧！这样的鲜明对比，你当皇上的还看不出来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本列车既不是去监狱，也不是去天牢，而是开往沈阳。到沈阳之后，有人会安排你们的住处。我们接送你们回国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溥仪听后立即说：“你们说的话和我所看到的事实，我都听得明白，看得清楚。我就是很想听到你们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

　　“请问，我这个人是不是必死无疑？希望你对我多说说，我很想多听听。”
　　看来，溥仪对“死”的问题，想得很多，他和陆曦已谈了不少“死”的问题，还没谈够。在我很生硬地说了他两句之后，他又提出了关于“死”的问题，要我表态。

　　我只好再补充几句，我说：
　　“你从上车开始，就一直围绕着一个‘死’字，提出了很多问题。可见，你在死的问题上，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我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怕死？”
　　我这样反问，出自藐视和无奈，也只能如此开门见山。这对皇上来说，如遭青天霹雳有些受不了。

　　在旧社会，谁敢当面反问皇上这类问题。这是欺君、是诅咒君主，必然招致杀身大祸。而今，溥仪一听，他那张发黄的脸，立即拉得很长，有些发青，眼睛瞪得圆圆的，却一声不吭。他这是在发怒，还是满不在乎？我也弄不清楚。
　　既然他不理睬我的反问，我就接着继续说，管他爱听不爱听，我说：
　　“怕死？谁也弄不清你为什么怕死？当你跨进祖国国门之后，没有人慢待你，也没有人说，要你死。你为什么会担心被杀呢？假如我们要想杀你，很简单，只要把你留在苏联，你就会和沙皇一样死于非命。何必还要通过外交途径，把你接回来呢！

　　“你应该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你真的不想死，还不那么容易呢。今天，万万没想到，你一踏入国门，对眼前出现的事实，你不往心里去。反而没完没了地絮叨着一个‘死’字，实在有些让人琢磨不透。
　　“谁也没逼你，没惹你；你没看到任何要你死的迹象，为什么要纠缠这个‘死’字不放呢？”

　　逆耳之言，对溥仪这种人来说，是不会没有触动的，但他也不会轻易接受。
　　溥仪听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旁若无人，不吭一声。
　　隔了一会儿，溥仪突然掉过头来问陆曦：“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吗？”他似乎想让陆确认一下，他还死不了。

陆曦被问愣了，他不知溥仪问的是哪句话，也不知溥仪对哪句话有怀疑。由于溥仪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一直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陆曦也不想再问，于是便脱口而出说：
　　“我们不说假话。我们说的话，都是认真负责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溥仪听后，眉开眼笑地说：“我愿意和你多说说话。我想多听听。”陆曦表示说：“好！晚饭后，我们再谈。”

　　溥仪虽表示了还要找陆曦再谈的愿望。但晚饭之后，溥仪却踏踏实实地盖上毛毯，睡起觉来了。
　　我们和溥仪的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溥仪的反应，却令人难以揣摩。

　　对此，我有些恼火。一个卖国皇帝，还那样神秘兮兮的，让人摸不透。
　　溥仪对我们谈的一些意见，是接受，还是反对，也不表示个态度。究竟他听进去了多少？听懂了多少？谁也弄不清。当时，我就有些看不起这个卖国求荣的皇帝。
　　我和陆曦认为，溥仪想和我们谈话的用心是，一味想试探我中央精神，但他却丝毫没有诚意。讲好要在晚饭之后再继续谈，可他却高枕无忧地睡起大觉来了。

　　于是，我们也没再理他，让他睡吧！
　　溥仪等人都睡了之后，我和陆曦都不想睡，便聊起了日本战俘的事。
　　我们这次引渡工作中，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接受苏联移交给中方的大批日本战犯和战俘。因此在沿途中，掌握一下日本战俘的情况，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工作。但是，考虑到我们两人也没有力量照顾那么多，又没有日文翻译；溥仪和日本战俘还要区别对待等情况，我们只能除了关注溥仪等人外，对日本战犯、战俘的情况，只能做原则性的掌握。

　　日本战俘969名，按他们的军衔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被安排乘坐闷罐车里。闷罐车里，地铺稻草垫，可席地而坐；车厢上方两侧有四个小窗户，可通风换气；把车门一关，你有三头六臂，也插翅难飞。那些挑衅滋事之徒，想闹点事，也只能是自讨苦吃。一部分日俘将领军官被安排乘坐前面一节糊了窗户的车厢里。

　　这列火车离开绥芬河后，前面车厢的日本战俘，由公安部专人看管。因此，有关日本战俘在沿途的情况，我和陆曦在后面车厢里，就了解得不多。
　　仅就听陆曦说的和我们看到的有关日本战俘的一些材料，就已经使我大吃一惊了。

　　一份日本战犯名单，有几个拼音的名字就把我吓了一跳。这份名单中，每个名下，都有官衔和许多注解。可以看出，这些侵华日军将领，个个都是杀人无数的刽子手，都是些吃人魔王。他们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例如名单里最刺眼的有：日本关东军头子武部六藏，他是伪满洲国的头号“太上皇”，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是血腥统治伪满洲国的刽子手；二号“太上皇”是，武部六藏的副手古海忠之；还有在山东施行“三光”政策的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伐；还有在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关东军731部队的支部长神厚秀夫等。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此时，把这批日本战犯交给东北老百姓，交给那些横遭日寇屠杀、幸免生还的老百姓，立即会把他们一个个碎尸万段。

　　苏联方面代表科富托夫中校曾对陆曦说：这些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在苏联关押的五年期间里，一直不服管教，经常闹事。有的日本将佐级战犯，并没把自己看成是战败国的俘虏，倒像凯旋归来的功臣，还那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低级官兵的素质也很坏，他们整天骂骂咧咧的，怨气冲天；有的战犯还经常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视死如归的架势。好像谁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苏联战俘管教所对这些日本战犯也进行了一些严格教育，但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有许多日本战俘抓住一条国际惯例而有恃无恐，认为战后应尽早把他们遣送回国，不应长期押在战胜国内不放。因而，这些战俘还时不时地向苏联当局提出回国的强烈要求。
　　关于处理这批日本战俘问题，苏中双方高层领导人已达成协议，拟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因为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直接受害国。这批日本战俘对被移交到中国一事，他们事先都不知道。

　　为了顺利地把这些战俘移交给中方，并防止这些战俘途中闹事，苏联战俘管理局没有告诉战俘要转移的去向。

　　在苏联境内，由于日俘一再追问，苏方押送人员骗他们说，将遣返他们回国。开始，这些战犯信以为真，途中还算平静。后来，当火车转向开往格罗捷阔沃时，有些机警的战俘发现，火车开的方向，不是向东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是向西开往中国边境，已感到有些不对头。当他们看到火车在格罗捷阔沃停车，并知道边境对面就是中国小城绥芬河时，就断定他们不是被遣送回国，而是被转移到中国。这时，这些战俘大部分都按捺不住对苏方欺骗的不满，也收敛不住对被移交到中国的恐惧。

　　火车西去一事，在日本战俘中传开后，车厢里，顿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有的害怕，有的不服，有的沮丧。
　　所谓沮丧，是许多日本战犯本来就看不起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是一片“散沙”腐败落后的国家，中国人都是些软弱无力的东亚病夫，东北又是他们日本统治多年的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统治者低能、经济又落后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收容日本战俘？

如果说，当年他们这些日本官兵作为俘虏被收容到苏联集中营，他们还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因为苏联是个有战斗力的国家。不仅强悍的德国败在苏军手中，而且“武运长久”的日本军也被苏军击垮。因此，苏联才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它才有资格收容日本战俘。而今天，他们竟被移交给中国收容、管理和审判，因没有思想准备，而深感沮丧。

　　所谓不服，是许多日本战犯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不以为然。有些日本战犯是长期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除血腥镇压中共领导的“东北联军”外，没和中共主力部队交过锋，没吃过中共的苦头，因而对中共也不了解。而且，他们长期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满脑子自以为是，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他们认为一个代表贫穷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成不了大气候；靠日本三八大盖枪起家的政权，维持不了多久。而今天，这些日本人，竟要成为中共政权的阶下囚。他们十分不服。

　　所谓害怕，是因为这批日本战俘曾在东北作恶多端，杀人无数，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
　　当年，日本宣布投降时，这批日本战俘都想逃回日本，以逃避欠下的这笔血债。当被苏联红军俘虏之后，他们就期待着有朝一日，由苏联直接被遣返回日。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可以糊里糊涂地蒙混过关。

　　但是，这批日本战犯万没想到，他们将被移交到中共政府手里。这样，他们就将面临一场无法逃避的灾难。要么他们将被送上军事法庭，依法审判；要么他们将被交给东北老百姓，用来祭典亡灵。总之等待他们的惟一出路，是死罪、是死刑。因此，这批战犯，除少数杀人魔王面对死亡蛮不在乎外，大部分官兵都很害怕。

　　以上种种，使这批日本战俘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但是，当火车抵达格罗捷阔沃车站时，一个十分严密的苏军警戒线把战犯火车包围得紧紧的。
　　在这种真枪实弹的监视下，这批日本战犯，谁都不敢再有什么奢望，只好乖乖地等候被移交。

　　移交工作十分顺利，九百多日本战俘，都规规矩矩地登上了中国的火车。
　　在火车上，我和陆曦要办的事，要听的汇报，要说的话很多很多，一路上并没觉得寂寞，时间过得也快。转眼间，火车已经到达沈阳。
　　那天的沈阳火车站，整洁、寂静，看不到旅客，看不到小商小贩。
　　我和陆曦准备下车。小王在车厢里大声嘱咐：“我们的列车已经到达沈阳，现在都不要离开座，听候安排！”

　　我们刚走下火车，迎面走过来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和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为首的一位负责人一面向陆曦表示对旅途劳累的慰问，一面转达了中央以及林枫同志关于安排这批战俘在沈阳车站暂时休息的指示。这时，石屏等两位公安部的处长也由前面车厢走了过来，一起听听中央有关指示。这位接站的同志说：指示有三条：一、拟把溥仪、溥杰与几个年纪大的伪满政府大臣接到交际处，稍事休息，借机与向他们宣布一下对他们的学习安排，给他们一颗定心丸吃；二、其他一些伪满政府官员和日本战犯都在车上待命。公安部门在车站里，做好周密安排，外松内紧，万无一失；三、溥仪等人和日本战俘全体将送往抚顺“沈阳军区战俘管理所”。将来条件允许，可把溥仪和日本战俘分开管理。

　　陆曦听后，立即表示，这样安排很好，我们照办。
　　溥仪等十几人下车后，在我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通过车站左边贵宾室通道，走出车站，乘上一辆面包车，去了交际处。
　　这时，我和陆曦已乘自己的车，先到了交际处。

　　在交际处，陆曦向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栗又文扼要报告了苏联代表谈判移交战俘的前后经过，陆说：“在移交战俘过程中，苏方代表比较合作，并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战俘的档案材料和清点移交了溥仪的个人财产，最后和我签订了苏中移交战俘的换文。在来沈阳的火车上，日本战俘平安无事。溥仪等伪满洲国各大臣都听从安排。同时，通过和溥仪等人的接触和交谈，我们也摸到了一些他们的思想动向。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顾虑是，都担心会被处以死刑。这些情况，我们将向领导写一份书面报告。”

　　栗又文听后很满意，他说：“对溥仪等几个人的安排，中央很重视。我们准备送他们去抚顺，在那里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看来，这些人的疑虑还不小，主要是担心会不会把他们处死。这一点好办。等到了抚顺，生活学习上了轨道，他们那些疑虑就会自动烟消云散了。现在你抓紧时间向抚顺的来人做个交待，能说多少，就说多少，说不完，以后可给他们送个材料。抚顺来人的任务是，接受这批战俘，安全带走。”

　　当我们走进交际处二楼大会客厅时，溥仪已经坐在沙发上、在自由自在地忙着吃苹果。这也难怪，他在苏联五个年头里，就没见过苹果。
　　陆曦在会客厅里抓紧时间，悄悄地向抚顺来的同志把所知道的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这就算办完了内部的移交工作。

　　这时，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负责人在会客厅的沙发上，对溥仪等人说了几句，他说：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这些人还是比较关注的。经过外交途径，把你们由苏联方面接了回来。你们一路上也都很累。等稍微休息之后，我们将送你们去抚顺。在那里，你们可以安下心来学习。今天把你们几个人接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让你们稍微解除一下旅途的疲劳；另一方面，借此机会，我把对你们的安排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听了之后，也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希望你们的神经不要再那样紧张！不用再担心害怕了！等到了抚顺，我们会帮助你们把生活、学习安排好。你们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

溥仪等人对这位中共公安部门领导人的讲话和对他们的安排，都出乎意料。他们原以为到沈阳之后，他们会被立即送进军事法庭或押赴刑场，至少会被带上手铐、丢进监狱。万万没想到，他们竟被接到原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二楼大厅（ 即交际处 ），享受了这番非同寻常的招待。

　　交际处二楼大会客厅改装得富丽堂皇。大门一开，大厅内豁然开朗。大门迎面的玻璃墙壁，衬透着整个大厅明亮而宽敞，两旁的窗户高大。一幅一幅落地式黄绒窗帘，反映出礼堂宏伟典雅；大厅顶部的吊灯，虽然有些陈旧，但能烘托出会客厅的大方和壮丽；在大厅四周，排满了沙发和茶几，装点得会客厅和谐而温馨。在茶几上摆满了水果、糕点和东北古磁牌高级香烟（ 当时恒达牌香烟二角一包，而古磁牌香烟九角一包 ）。

　　几位伪满洲国大臣，听了公安部领导人的这番讲话，立即愁眉舒展，心花怒放。他们那些毫无根据的猜疑，也已随之而去。于是，他们就毫无拘束地，动手抓起香烟、拿起水果，急忙吃上一口家乡的水果、糕点，抽上一口家乡的香烟。临走的时候，不少伪满洲国大臣还往裤子口袋里，“顺”了不少香烟和水果。
　　溥仪忙着吃苹果的同时，得知要送他们去抚顺学习，他也松了一口气。但他对中央政府如此慷慨的安排，难以理解。

　　我们把溥仪等人送上火车，看着这列满载日伪战俘的专车，离开沈阳。
　　为了总结这段引渡战犯工作，我们不仅把有关溥仪的谈话记录，如实地书面上报，而且还就溥仪等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动态，也做了粗线条的归纳，概括有如下三个方面：

　　凶多吉少
　　溥仪和日伪战犯普遍认为，他们一到中国就“凶多吉少、必死无疑”。
　　溥仪认为自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是共产党的革命对象。在伪满洲国当了几年傀儡皇帝，又是共产党的镇压对象，这次回来，插翅难飞：伪满洲国的各大臣多是东北早年的军阀，他们长期盘踞在东北大地，作威作福，干了不少坏事，欠下了一大堆旧账。伪满洲国他们投靠日本，卖国求荣，又欠下了一大笔新账。旧账加新账，使他们处在东北革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难逃一死。

　　这批近千人的日本战俘，都是侵华元凶。他们在中国欠下的一大笔血债，几代人也还不清。他们普遍认为，一踏入中国国境，就难以生返日本。
　　不了解中共

　　溥仪等日伪战俘长期以来，视中共为毒蛇猛兽，杀人放火的魔鬼。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对中共东北的抗日联军进行过灭绝人性的屠杀，口号是，宁杀一千，不漏一个，见一个，杀一个，赶尽杀绝，不留后患。就这样，他们与中共的距离越拉越远，成见和积怨就越来越深。这个弯子不好转。因此，溥仪等日伪战俘最担心的、最害怕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小命落到中共手里。

　　既然已落到中共手里，他们就做好必死的思想准备，任其宰割，破罐子破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