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估计形势
　　溥仪自恃是爱新觉罗的后代，是主宰天下的真龙天子，他认为，不管是哪一家的革命，是国民党的革命，还是共产党的革命，都动摇不了他祖宗传下来的多少代人所尊崇的真龙天子主持天下的规矩。尽管复辟难以实现，但他仍认为复辟是必然的，是天经地义的。

　　溥仪把祖国这大片疆土看成是先人给他留下的业绩，他有责任继承。他把中国看成是他溥仪的中国，不存在什么祖国不祖国的说法。因而，他被移交回到祖国，他并不以为然。他对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一直采取了抵制和反抗的态度；对被贬、被驱逐皇位，视为耻辱，念念不忘。他认为共产党政权维持不了多久，形势会起变化的。在这动荡的年代里，只能耐心地等待时机。等着瞧吧！

　　有的伪满洲国大臣紧跟溥仪伺机待变。有的大臣在溥仪的大伞下面，积极和国民党挂钩。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中共不存在任何幻想。他们认为，尽管目前已落到中共手里，但还不是最后结局。走着瞧吧！

　　以上这一粗线条的归纳，概括了溥仪等人的思想动向并以书面上报。这对有关部门乃至中央在管理、教育、处理溥仪等人问题上起些参考作用。

　　综上所述，似乎是一件简单而又平静的引渡，实际上也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行动。我们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外交使命，从接到外交部有关引渡指示开始，便花了很长时间，搜集了不少资料，对这次引渡任务和引渡对象，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和研究，以求在引渡过程中不出差错，万无一失。

　　为了全面交待这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引渡活动，我们必须再回过头来从外交部给东北外事局发来的有关引渡工作的指示电说起。
　　陆曦看到这一指示后，只觉得任务重大，却有些摸不到头脑，他第一句话就脱口而说：“东北光复已经五年，日本投降后，又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了几年仗。整天忙于战争，却把这个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大清王朝最后这个小皇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给忘得一干二净。怎么！他竟然还活着！”

　　溥仪确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具体说来，他是大清王朝的代表人物。

大清王朝有十个皇帝。这十个皇帝中，能够在民间留下点好印象的没有几个。康熙似乎口碑不错，他为江山社稷也干了不少好事。雍正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好。他那些不成器的儿子，为争夺太子桂冠，或者说是为了争权夺利，闹得天下血肉横飞、乌烟瘴气。他连自己的儿子家事都管不好，谈何管理国家大事；乾隆虽有才气，他却吊儿郎当，倒像个难成大器的酸秀才，而且他还是个情种，留下了不少风流艳史。虽说他也常常出宫走走，所谓微服私访，美其名曰“为了江山社稷”，实际上是用公款旅游，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光绪则生不逢时,来不及风光；惟独宣统皇帝溥仪独特，他在前半生中，三岁即位、三次登基当皇帝，过足了皇帝瘾。

　　溥仪被溥杰称之为末代皇帝。这一称呼，不无道理，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和中国历代皇帝一样，都是以真龙天子的身份，凌驾在中国人民头上，靠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作威作福。所不同的是，他还当了多年日本侵华军事集团的傀儡皇帝，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在伪满洲国摇旗呐喊，并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结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胞弟、千岁爷溥杰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过日本军方的专门培训，而且还在日本皇家和军方的唆使下，娶了一位日本皇族姑娘为妻，从而使爱新觉罗家族和日本皇帝结下了血缘关系。

　　根据以上背景情况，我们有一个问题不理解，就是在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溥仪和溥杰两兄弟为什么不随日本要员去日本避难、或流亡他国？却跑到苏联那里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我弄不清，顶头上司陆曦也有些弄不清。

　　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曾是晋察冀抗日游击队中的名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被派往苏联学习过几年，俄语很好。他虽然也是由部队调到地方，第一次从事外事工作，但他很快就把工作扶上了轨道。这是由于他肯认真领会中央精神，肯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对我影响不小。

　　接到引渡战犯的任务后，陆曦一直认为有些情况不明，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对我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弄清溥仪等人去苏的有关情况，我想去北京外交部做些调查研究；同时，我们也和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就此事进行一些接触，通过苏方摸一下有关情况。”

　　正当我和苏联驻沈阳总领事联系拜访的时候，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又给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林枫副主席发来一个指示电。电中除重申引渡溥仪等人指示外，又强调指示二点：一、除派外事局长陆曦负责这一任务外，应另派一团级干部和适当部队前往协助，因为在接收溥仪等人的同时，还要接收一大批日本战俘；二、在接收苏方交回的人员中，不要将日本和伪满洲国战俘安置在一起。
　　这一来电使陆曦稍为平静了些。

　　陆曦对我说：“北京先不要去了。看来，溥仪等人是和日本战俘同时被抓到苏联去的。有些情况，我们只能从苏联军方了解。特别是要了解这批战俘去苏和在苏扣押情况，一方面可从苏方移交战俘的人员中了解，一方面在移交后，可从溥仪等人的嘴里了解。从这一来电中也看出，有关这批战俘在苏的情况，我们不了解，有可能北京也不一定了解。只能有待我们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去了解，而且中央也很需要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我很佩服陆曦的分析能力。有关溥仪等人的一些情况，不仅我们不知道，连外交部也不一定知道。而且，有关各方都需要我们到第一线去了解。可见，这一任务，担子不轻。

　　东北外事局于1947年建于哈尔滨。当时，外事局的干部仅有三人（ 陆曦、夫人王如和我 ）。局长是从部队调来，我从医科大学调来，都是第一次走进外事部门。我们不熟悉外交业务，又无处学习，能否圆满地完成这中央交下的重大使命，心中都没有底。

　　几天之后，陆曦又拿出外交部的来电，对我和王如若有所思地说：“中央提出把溥仪和日本战犯、战俘分别接收是很有道理的。这两种人不能混在一起。日本战犯虽然已经缴械，尚不能遣返回国。他们在中国入境后，到处都是他们的受害者，要严加看管。溥仪等人都比较复杂，罪孽也都不小，但他们是被引渡回国。他们都有一定的负罪感，不敢闹事。

　　“经与公安部商量，并做了具体安排。在我和苏方代表办完交接手续之后，一大批日本战犯、战俘，由公安部派人负责。公安部党委将派田羽和石屏两位处长，和我们一同去完成这一任务。溥仪等人由外事局负责。路上的安全和接收后的财物移交，也由公安部派人负责。”

　　接着陆曦又说：“远行和我一起去完成这一外事任务，王如留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陆当时发现我有些踌躇，便说：“谁都是从头开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龇牙咧嘴的敌人，都被我们打得稀里哗啦，还怕这批战犯战俘不听话。办外事，我自己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咱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遇事谨慎小心就是了。”

　　正当我们渴望多了解一些有关这批战犯情况的时候，外交部又给东北外事局发来了一个通报，介绍了这批战犯移交的工作原委。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红军全面进军中国东北三省，一举击溃了日本侵略军。战争结束后，苏联红军将东北地区的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以及其各部大臣，都押解到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并由苏军方负责看管和审讯。

半年前，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达成口头协议，定于6月底，7月初，中苏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再商引渡溥仪等人的具体方案。
　　这一来电看出了这一引渡使命的分量。一是此事是由毛泽东亲自过问和经手办理的；二是此事是中苏两国政府要办的大事。因此，我们对此事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这一来电也明确了去绥芬河的引渡任务，但令人担心的是，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新问题。

　　这批战俘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具有不同思想、不同信念、不同观念的活人，是一批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汉奸走狗、侵华元凶，都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而且这些活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私心。因此，这批战犯、战俘是否能老老实实地接受移交？我们心中无数。特别是，苏联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把这批战犯、战俘移交到中国？我们也猜不透。

　　这些疑问，提高了我们的警觉。办这件事，不能掉以轻心，要看到顺利的一面，也要看到艰巨的一面。
　　为了使艰巨的一面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从领会中央有关指示开始，对溥仪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中央精神，“不要将日、满战俘安置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要区别对待。
　　至于溥仪及其各大臣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类人？是战犯？是战俘？还是双料货，既是战犯又是战俘，或者什么叫法都不是，说不定会有别的叫法。对此，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把他们最终归于哪一类。

　　苏联当局向我们联系移交时，对溥仪这些人的叫法，前后也不一致。苏方有时称他们是战犯，有时称他们是战俘。其实，这几种叫法，严格说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战犯：也就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自然人。在1945年，就已经有过明文规定：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要负有国际刑事责任。换句话说，承担国际刑事的人，就是犯有国际罪行的自然人。这类罪行有三种：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其中发动侵略战争罪，则是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当战争结束时，侵略国及其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自然人，就必然被提上了追究的日程。
　　关于追究个人国际刑事责任，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各国依照本国的刑事立法自行审判此类罪犯；二是组织国际法庭进行审判。这两种办法审判的自然人就是战犯。

　　战俘：就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类人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应享受战俘待遇。这就是说，拘留战俘的国家政府当局，不得基于种族、国籍、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见等之不同，而对战俘有所歧视。有些战俘不负任何战争的刑事责任，在战后，可定期被遣送回国。至于有的战俘是否够得上是战斗员，还得有所甄别，并不是俘虏的自然人就都是战俘。

　　这样一来，溥仪、溥杰等人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种人呢？
　　说他们是战犯。因为他们在伪满洲国时代，在东三省，曾全心全意地为日本军国主义集体贯彻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并以满洲国为基地，为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创造有利条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刑事责任。因此，称他们为战犯，也无不可。但是，他们毕竟还不是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策划人、主要负责人。

　　说他们是战俘。因为他们是和关东军头头一起俘虏的。事实上，溥仪等人也真的是铁了心地要跟着日本人走，铁了心地要把儿皇帝这个宝，死死地押在日本人身上，把自己和日本关东军牢牢地“捆”在一起，并死心塌地地效忠日本、效忠日本关东军。如果就此说他是个战俘，也太便宜他了，似有不妥。况且溥仪等人毕竟不是第一线上的战斗员，不是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的敌人，因此，说他们是战俘，也似乎有点不足。

　　然而，这位狂妄无知的溥仪为了摆脱侵略战争的刑事责任，就连战俘这个身份，也还有些不大愿意。
　　孰不知，把溥仪等人列为战俘，并无大碍，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享受战俘待遇。

　　究竟溥仪应属哪一类？必须先弄清溥仪是怎么当上伪满皇帝的？又怎么被苏联俘虏走的？根据有关专家当时提供的资料和溥杰事后亲自和我谈的情况，略做如下交待。

　　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打入北平，把紫禁城包围起来，大门一关，不准任何人出入。门外军警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把溥仪死死地困在金銮殿里。

　　往日溥仪在金銮殿里，靠众臣辅佐支撑，而今只剩下了孤家寡人一个，他有些六神无主。正当溥仪慌神的时候，冯玉祥派人给他送来一个文告，要修正清室的优越条件，要溥仪签字，内称：一、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二、民国政府减少补助清室的费用；三、限三小时内，溥仪迁出皇宫，自由选择住处。

　　溥仪对此通牒式的条件，敢怒不敢言，无法抗拒，只能乖乖地服从。
　　其实溥仪对这类事也无所谓，他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撵下台。俗话说，大丈夫能上能下，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于是，他拿起笔来，在文告上签了字，同意照办，先闯过这一关再说。但他毕竟不是一个老练的政客，能屈能伸的本事还不到家。在这突如其来的大势已去的变革中，身边又没有谋士帮忙，他有些不知所措，有些悲观和沮丧。

下一步该怎么办，溥仪一点主意也没有。
　　在限定时间到达时，溥仪只好走出金銮殿，先到北府去找他爹。
　　溥仪在北府坐立不安，北府和金銮殿不同，他不仅失去了自由，安全也无保障。怎么办？他想到，要从外国势力中，寻找出路。他首先想到的是日本。

溥仪手下原有两个较亲近的大臣，一个是曾任大清王朝驻日本神户的总领事郑孝胥，此人和日本关系十分密切；一个是长期在日本混过的罗振玉，他也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郑孝胥本是大清王朝老臣陈宝琛的同乡，他在清朝除做过驻日本神户的总领事，还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此人才干出众，能力较强，深受朝野重视。他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到民国政府当官，却继续追随溥仪。因此，溥仪把郑孝胥看成是一位难得的忠臣。对郑的一些亲日的进言，溥仪均较赏识。

　　罗振玉是古玩商出身，他通过售卖古玩文物和日本拉上了关系。那些年，日本上层、皇室、皇族以及商界，对中国古物很感兴趣。有的日本人是为了研究文物，有的是为了收藏，也有的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取利。他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历史文物。罗看准日本上层对古文物的青睐，便以中国古文物学术权威的身份，在日本结交了很多朝野名流。在一段时期里，他已成为在日本政界和商界能够说上话，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人物。所以罗对溥仪出过一些向日本靠拢的建议，也颇得溥仪的重视。

　　郑孝胥和罗振玉两个人都会投其所好，愿帮助溥仪寻找出路。换句话说，他们二人都可以别有用心地帮助溥仪，借用日本势力，达到个人的目的。

　　郑孝胥告诉溥仪，为了寻找出路，他想把溥仪接到“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去。郑说，他已和“东交民巷”的日本竹本多吉大佐商定，由竹本的副官中常秋大尉，穿上便衣，带一名医生，以送溥仪看病为由，将溥仪送出北府，接到日本兵营。这个办法，溥仪很感兴趣，有些动心。但由于多位王爷反对，而没成行。

　　第二天，奉命去天津求援的罗振玉来到了北府，他告诉溥仪，他在天津找到了日本驻军司令部。日本方面说，北京竹本大佐会派骑兵在北府附近巡逻，如果发现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常举动，北平日本兵营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
　　罗振玉带来的这一消息，使溥仪深受感动，使溥仪进一步证实到日本人才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这时，溥仪利用段祺瑞联合奉军反冯玉祥的混乱形势，向驻华使团发出求援呼吁；又请日本公使办的《 顺天时报 》发表对他的采访谈话。该报是奉命办事，也乐得借机拉溥仪一把，在报上，连续写文章表示对“皇室”的“同情”，大骂国民军。对此，溥仪很为得意，认为日本才是他可信赖的一方而确信无误。

　　在“北府”解除门禁时，溥仪决心搬出“北府”，找一个能够得到庇护的地方。
　　溥仪选择日本驻华公使馆，作为他的庇护所。

　　溥仪主动上门，找靠山，以待东山再起，日本驻华公使求之不得。这对日本侵略扩张集团来说，正中下怀。因而日本公使便千方百计地把溥仪牢牢地抓在手里，使溥仪死心塌地靠拢日本，以便日后有用。为此，日本驻华公使芬泽为溥仪的进馆和食宿，提供了一切方便，并热情予以招待。

　　在溥仪进入日本公使馆后，日本公使馆经日本人的精心策划和安排，很快就变成了大清皇帝的行宫。

　　溥仪也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在日本公使馆过起了大清皇上的旧日子。
　　最有趣的事例就是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做寿。这年正逢溥仪20寿辰，日本公使为溥仪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

　　在日本公使的策划下，这一祝寿活动搞得十分隆重，别具一格。
　　贺寿活动安排在日本公使馆礼堂举行。
　　日本使馆礼堂，按故宫内的格局布置一新。地板上铺有豪华的黄地毯；在溥仪坐的太师椅上铺有黄缎子；椅子后面的玻璃屏风贴上黄纸；佣人们一律戴上清朝的红缨大帽。生日这天的贺寿活动，在礼仪上和清朝皇宫的做法没有什么差别。从各大城市来的遗老、旧臣、送礼拍马的、借机巴结溥仪、巴结日本人的人物约600余人，都争先恐后地拥到日本公使馆礼堂，都向坐在太师椅上的溥仪三拜九叩，祝贺皇上万寿无疆，气氛异常热烈。

　　溥仪在仪式中间，还向600人的来宾发表即席讲话，他在这贺寿活动中洋洋得意，足足地又风光了一阵，大过了一番当年当皇帝之瘾。同时，他也进一步体验到，只有日本人仍然把他当成皇帝。
　　这时，溥仪投靠日本的决心，日益坚定。

　　还有一件使溥仪感激涕零的事是，他想去日本，而日本对溥仪想出洋东渡的设想，给予了十分满意的答复。

　　溥仪想出洋东渡日本，具体应该怎么办？他没有主意。正在这时，他的宠臣罗振玉给他出了个主意。为了便于东渡日本，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到天津码头。在天津做好去日本的准备，条件具备后，即可乘船东去。对此，溥仪欣然接受。

　　罗振玉把溥仪要去日本的设想告诉了日本公使芬泽。芬泽很高兴。这对日本方面说来，正中下怀，芬泽随决定派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负责护送溥仪由北平前去天津。

溥仪到达天津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地军官士兵，把溥仪接下了火车。次日，日本人办的《 顺天日报 》在北平发表日本驻华公使声明，说明前宣统皇帝突然转往天津。这一声明等于将溥仪去天津一事，告知段执政及其外交总长。

　　溥仪到达天津，更加依赖日本。而日本当局则把溥仪拉得越来越近。
溥仪一到天津，就进入日本租界地，住进有现代化设备的新房子，他越发得意。
　　尽管溥仪打算借助外力、借助日本复辟的远大计划不变，但他东渡日本之事，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迟迟没有成行。结果，他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在天津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溥仪的复辟、复仇思想，更加坚定和迫切。
　　这时期，在溥仪身边能够接近和进言的人，还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个人就时局问题向溥仪发表的愤慨之言，完全符合溥仪长期以来要复辟、复仇的设想。这两人对溥仪实现复辟设想，起了不小的作用。

　　溥仪在天津和北京一样，仍然得到日本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溥仪想复辟，日本当局就投其所好，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以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

　　日本观察到溥仪很喜欢众人仍然奉称他为皇上，便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机会，让溥仪知道，日本一直没有改变承认宣统皇帝、皇位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