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随同溥仪离开大栗子沟的共十三人，计有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溥仪的三个侄子，一个随侍、一个医生。还有包括吉冈安宜在内的四个日本人。他们一行乘火车直往通化机场。

　　溥仪离开皇宫后，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下，已与外界隔绝。外界发生什么变化，他毫无所知。他对世界大战的总趋势，更是朦朦胧胧。当他们从大栗子沟去通化机场时，包括几个日本人在内，对战局的发展，全都毫不了解。他们只知道，在沈阳将有一架飞往东京的大型客机等着他们。他们为此很高兴，很自豪。

　　溥仪没有自知之明。他无视大势已去的窘境，还仍然铁了心地听从日本关东军的安排。而且，当他得知日本天皇在东京要见他，又受宠若惊。其实，有谁还会看得起你这个傀儡皇帝，不仅战胜国对他十分藐视，连日本朝野也不会把他当人看。

随行的几个日本关东军也都不识时务。他们满以为，以护送溥仪为由，可以逃避战争的罪责，早日回国，免得被战胜国打死或俘虏。实际上，他们早已成为丧家之犬，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

　　不论是傀儡皇帝，还是丧家之犬，他们都已经成为中国土地上的一群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此，这两撮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是，尽快飞去沈阳，换上大飞机，飞往东京。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沈阳机场在几天前，就已被苏联军队占领。

　　溥仪等人在大栗子沟接到要他们到沈阳换大飞机去日本的通知，只不过是苏军和日本战俘将领达成的一个协议，设圈套把溥仪等人从山沟里引出来的一个手段。
　　溥仪一行飞到沈阳机场，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是，静静的停机坪上，有大量的苏联军用飞机，排列有序，已经看不到一个日本鬼子。不多时，从候机室走来了两个苏联军官，并登进机舱，向溥仪等人下命令说，要全体乘员都下飞机，到候机室休息。

　　这时，溥仪才醒悟，换飞机去日本是假，变成苏军的俘虏是真。
　　溥仪等人被押送到候机室，谁也不知道，苏联军方将对他们如何发落。不多时，一位身穿皮大衣的苏联将军由停机坪走进了候机室。

　　这位苏联将军威风凛凛，却又随和地通过翻译说：“我奉命将把溥仪一行人送往苏联。”
　　这时，一位日本关东军头目大胆说：“我们和溥仪等人要回日本去复命。”
　　对此，这位苏联将军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这道军令，使溥仪想起当年冯玉祥给他下的军令。那道冯氏军令，只不过是自己被撵出紫禁城，还允许自己去选择一个住处。而今苏联的这道军令，却意味着，他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时，溥仪才感觉到，已经没有退路了。原来去东京的设想，已成泡影；原打算偷偷摸摸地到国外找个地方隐居的设想，也成了问题。前景如何？是老毛子的阶下囚？还是和日本战犯一样流放北疆，还是杀头？他自己也弄不清。为此，他深感沮丧。

　　没有多长时间，苏军将四个日本人留下；立即安排溥仪、溥杰等人专乘一架飞机，直飞苏联边城赤塔。
　　从此，溥仪等人在苏联就呆了近五年。

　　五年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溥仪他们才有机会被引渡回国。
　　我和陆曦把溥仪和溥杰等人引渡回国后，立即把他们送往抚顺。虽说我们的引渡任务已经完成，但对溥仪等人刚开始的这段崭新生活，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和转报的材料，一直在不断地密切注意观察。

　　对溥仪等人的教育和改造，应该算是在思想领域中，新旧思想，进步和反动思想的一番大斗争、大革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组织好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事。

　　谁都知道，思想最反动、最落后、最反共的，莫过于日本侵华将领、莫过于死心塌地做日本傀儡皇帝的溥仪等人。如果这些思想落后、反动的人，真的能够转变思想，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有认识、有思想的新人，确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但是，事情就是这么令人惊奇。首先，溥仪、溥杰等人在抚顺战俘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刚到抚顺的时候，溥仪等这批伪满洲国战俘，也有不少牢骚。有人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有人埋怨自己投错娘胎，而溥仪则属于后者。溥仪不时地在埋怨慈禧太后，不该让他当皇帝。溥仪说，由于他自幼就当皇帝，则弄得自己成了一个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的人。

　　当初，溥仪自认为智商不差，不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比胞弟溥杰差。他当上了皇上，就把自己封在了一个不通风的罐子里，什么也不学，什么也都不需要学。任何事都会有别人替他去办。从而他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不懂。别人为了维护皇上的权威，也不敢教他、也不便教他。于是，他只能长期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因而他的社会知识和生存能力，已和溥杰拉开了距离，已远远地落在他胞弟的后面。

　　溥仪被俘到苏联后，当他的侍从全离开他的时候，他“傻了”。他自己什么也不会，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其实，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把自己摆在一个养尊处优的位置上，致使自己在吃、穿等小事上不会、不懂，也不足为奇。他一辈子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谁也不会怀疑皇上不会这不会那。他一旦运气不顺，变成了阶下囚，可就露馅了。这样的事实，世上何止溥仪一人。可以这么说吧，能当皇上的人、或者是被人歌功颂德的人，不一定都是在思维、机智和能力上都超过常人的人。

　　抚顺五年的学习与改造，使溥仪从个人生活到思想觉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后期的学习考察和参观访问，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使他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使他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使他看到了新中国、新人新事的一些重大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重大成果，也使他认识到自己投敌卖国、给祖国造成的伤害，对中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

　　思想改造越深化，溥仪的懊悔和愧疚就更厉害，他就更加自责，有时，他也感到自己有些无地自容。
　　抚顺战俘管理所不时地组织溥仪等人到工厂、农村去考察访问。但是，溥仪每次出去，都有些胆怯，不大愿意出门。每当参观队伍来到工人中间或进入农民家庭时，溥仪总是躲在后边，不敢向前靠。甚至，溥仪还担心，一旦被老百姓认出他是溥仪，就会带来杀身大祸，说不定会被老百姓碎尸万段。

有一次，溥仪等人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访问，由于主人的谈话诚恳感人，使溥仪实在没有办法再掩饰自己了，实在没有办法隐藏自己了。
　　这家农民出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刘的大娘。
　　刘大娘一见来客，就放下手中的活，很热情、很大方地把溥仪等人迎进了新盖的北房。

北房的布局整洁清爽，朴实大方。南窗下是个大火炕。炕上摆了一个新油漆的小饭桌，西墙根下放了一个立地式长柜。柜面上摆着一个用玻璃罩着的马蹄表，表的前面放了一套茶具，茶具旁边座立一个漂亮的圆口瓷花瓶。
　　陪同溥仪等人来的村干部向刘大娘介绍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想看看农民的生活，你给他们说说吧！”

　　刘大娘也不问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她认为，既然是村干部介绍来的，毫无疑问，一定是城里来的干部。她便毫无顾虑地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她说：“我家七口人。这几年，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我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在中学念书。全家人有的在公家工作，有的在家务农。我家今天的好日子和解放前相比，真的是天地之别。在伪满洲国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手拿打狗棍，到各村去要饭吃，过的是乞丐的日子。那时候，我的大儿子是先天性残废，像个小狗似的活着，乡亲们谁见到他，谁都心酸。

　　“在伪满洲国时代，我们家种的是稻子，在秋收之后，全部收成一粒不漏地要上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我们一家老小自己吃的是政府配给的橡子面。那时，如果在谁家里查到一粒大米不交，政府就以‘经济犯’论处。这类‘经济犯’被日本鬼子抓去，就很难活着回来，九死一生。如果被伪满警察抓去，也要被打个半死。因此，我们只能靠吃橡子面过日子，靠到外边去乞讨混日子。

　　“说实在的，生活再艰难再苦，我们也不怕，我们也还能忍受；我们最怕的是，日本鬼子来抓劳工。我老头子就是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劳工，一去没回来……（ 刘大娘一面说，一面擦着流下的眼泪 ）。说也是，我们这村里被抓去当劳工的，就没有谁能活着回来的。

　　“全国解放后，我们这些穷人可真的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啦。我们分到了土地，盖上了新房，吃的、穿的，都不发愁了。不仅如此，新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我。譬如我这个残废儿子，以前不如一条狗，现在已成了有用的人才。他也有了工作，在暖窖里当了个记账员，也可以自食其力。更值得庆幸的是，他已经和正常人一样，受人尊重了。”

　　刘大娘一面说，一面顺手拉开了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溥仪看看里面的大米。这时，刘大娘的儿子在旁边笑着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刘大娘立刻反驳过来说：“没有什么可看的？我倒想问问你，你在‘康德’那年头，看到过吗？”
　　刘大娘和儿子的对话，深深震动了溥仪的心。一种无法回避的忏悔和负罪感，在溥仪的脑子里折腾个没完。

　　溥仪当初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当年的康德皇帝，只不过是想逃过人家的指责和臭骂，只不过是自己还没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至少是拉不下老脸，去认错、认罪。如果今天再稀里糊涂地瞒过刘大娘，不向刘大娘认罪，他已感到在良心上是“不可饶恕”的。

　　于是，溥仪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刘大娘的跟前低头说：
　　“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洲国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接着几个伪满洲国的大臣和将官都立起身来说：
　　“我是那个下令抓劳工的伪勤劳部的大臣，我有罪……”
　　“我是搞粮谷运出的兴农部大臣，我向您请罪……”

　　“我是给日本鬼子抓‘国兵’的伪军管区司令，我有罪……”

　　刘大娘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来她家访问的，就是老百姓破口大骂的溥仪，就是投靠日本、为虎作伥、让东北人当牛做马、做亡国奴的小皇上。由于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有多少老百姓死于非命，有多少老百姓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而这个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卖国皇上，却仍然自由自在地活着，实在是天理不公。家仇、国仇、民族仇使刘大娘无法咽下这口冤气。如果当时，她拿起菜刀，砍死几个伪大臣，谁也无可指责。但刘大娘毕竟是受过新中国教育的新农民。她压着自己的怒火，转身跑到了屋外，便嚎声大哭了起来，她还哭喊着：“真是冤家路窄，杀人犯怎么来到了我家！”

　　刘大娘哭了一阵之后，在大儿子的劝阻下，她又回到了屋内。她看了看村干部，又看了看头也不敢抬的溥仪，她心也软了。她只好擦了擦眼泪，叹了一口气，很不情愿地把这口杀夫之仇的怨气咽了下去。

　　最后，刘大娘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她见溥仪还在低着头，便说，“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刘大娘这句感人肺腑的话，使溥仪和几个大臣都放声大哭了起来。

　　这时，当记账员的残废儿子说话了，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只是我妈不知道。毛主席说，大多数战犯都能改造过来。他老人家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好好改造、认罪，老百姓是可以原谅你们的！”
刘大娘母子的这几句话，反映了新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宽大胸怀，使溥仪深受教育。

　　溥仪自感一生计较得失，不断发誓要复辟、要报仇，远不如一个农民，竟有如此非凡的气度。

　　20世纪八十年代（ 1985年 ）溥杰就他们在抚顺进行思想改造一事，对我讲过这么一段话（ 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同溥杰多有接触 ），他说：“理论学习，固然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对世界、对人生有一个高层次的认识。然而，当年安排我们到工厂、农村去参观访问，所看到的事实，对我们的启发教育更大。”他还说：“每个人，包括日本战俘，通过参观访问，具体地看到了日本入侵在中国造成的灾难，看到了人民解放后的新面貌。”同时，通过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了、听到了许多用血和泪谱写的历史故事。而且，这些历史故事常常会使那些极为反华、极为顽固的战犯为之震撼，受到触动，不得不低头认罪。

　　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东北南满有一个村镇，位于抚顺露天煤矿大坑以东。这个村镇的名字叫平顶山，居住有一千多户人家。
　　1933年，在平顶山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杀人惨案。
　　日本侵略军占据东北之后，为加强其殖民主义统治，采取铁蹄征服的办法，在各地实行“三光政策”。

　　这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出现，他们以打游击的形式，出击了日本侵略军，当场就击毙了日军扬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侵略军，并烧掉了日本侵略军的仓库。

　　第二天，日本侵略军以搜索抗日军队为名，实乃为日本侵略军的损失进行报复，派出了六个小队，死死地包围了平顶山。约有两百多日本侵略军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地、把平顶山村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赶出家门，然后又一个不留地把这些无辜百姓赶到了山坡上。等三千多老百姓全部聚齐时，日本侵略军队长一声令下，日本鬼子用六挺机枪，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野蛮扫射。刹那之间，三千多平民百姓都倒在了血泊里。这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用机枪反复扫射，还不放心，又端起刺刀，挨着个地又扎了一遍。

第三天，这些没有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带了不少炸药和工具，又回到死尸遍地的平顶山坡。他们为了毁尸灭迹，竟采取了用炸山、用炮轰崩山的办法，把全部尸体用山土掩盖了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用汽油把平顶山老百姓的六七百栋房子全部烧光。最后，日本侵略军又把这片山坡，用铁丝网封锁了起来，不准外人靠近。接着，日本鬼子又向周围各村发出布告，声称：谁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的全家都要处死。

三千多中国老百姓全被日本机枪扫死，又用刺刀扎了一遍，老百姓的房子也被化为灰烬，平顶山可真的已被日本人平了。已经不可能还会有人生还，更不可能有什么高人会逃此劫难。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离奇，这样令人意外。真的就有人从死神那里挣脱了出来。
　　有一个名叫方素荣的五岁女孩，她从血泊里爬了出来，并被一个过路的残废老矿工救走。

　　27年之后，方素荣已长大成人。她是当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之一，也是日本人在平顶山欠下这笔血债的一个见证人。
　　受尽人间苦难的方素荣，经历了日本侵略集团的垮台和投降，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她在这极不寻常的年代里，在乡亲们的扶养和关怀下，逐渐成长为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干部。在50年代末，方素荣已出任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所长，从事矿上的福利工作。

　　一天，一批经过思想改造和认罪的日本战犯，有组织地来到抚顺露天煤矿参观。当他们参观到煤矿的福利事业的时候，很自然地来到了方素荣所领导的托儿所。
　　当这批日本战犯来到托儿所的时候，方素荣不愿意出面接待，有意回避这些日本战犯。

　　出自对外礼貌上的需要，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如实地向这些来访的日本战犯做了解释，说：“对不起，我们没安排所长出面接待你们，因为她本人就是平顶山人，她是日本侵略者血染平顶山的幸存者。我们不愿意安排让她和你们见面，是不愿意让她再受刺激。”
　　这些日本战犯听到方素荣的遭遇后，都深深感到，他们在中国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后来，他们考虑到，不当面向侵华战争的受害人表示认罪和歉意，是无法告慰受害者的亡灵，也是无法平静自己内心的愧疚。于是，他们对托儿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这些日本人是有罪的。我们诚恳希望能见到方所长，很想当面向方所长表示谢罪，并通过方所长，向每个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灾难的中国人，表示谢罪。”

　　接着又有一个日本战犯补充说：“我们已经认识到，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有罪的，平顶山坡的野蛮屠杀，是有罪的。我们是认罪的日本军人，我们恳求方所长，抽出一点时间，出来见见我们。”

　　这位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将这些日本战犯的要求和他们的诚恳态度告诉了方素荣。

　　方素荣听后，有些为难。她本来就不愿再见到杀她全家的仇人、刽子手，因为她一见到仇人，就会想起她的爷爷、她的妈妈和弟弟。每想起平顶山的往事，她就有些受不了，就要流眼泪。但是，她又想，她已经是机关干部，气量也不能永远如此狭隘。经再三考虑，她对该工作人员说：“为了工作需要，我只能见他们一下。”

全体来托儿所的日本战犯见到方素荣，二话没说，都立即立正向方鞠九十度的大躬，有的战犯连鞠三躬，以表示认罪、谢罪。

　　方素荣和每个受害的中国人一样，见到她全家的杀人凶手，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气愤极了。如果她手中有枪，当场把这些战犯全部打死，也不为过；如果她手中有条皮鞭，当场向每个战犯身上抽上几十鞭，也难消三千多乡亲含冤惨死的仇恨。然而，这天，方素荣面对这些低头认罪的战犯，她忍住了。同时，她也联想到这些日本人，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人，她的心又软了下来。方只说了声：“你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这里留下的罪孽太大了。我们中国老百姓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的。对你们这些肯认罪的日本人，我们也只能另眼看待了。”

　　这些战犯一再请求，请方素荣向他们讲讲1933年的她的这段悲惨经历。
　　方素荣为了不使这些日本人忘记这笔血债，也为了不让这些日本人怀疑这件历史惨案，她答应了这些战犯的要求，她忍住内心的悲痛，向他们讲了一下，27年前她所亲身经历的这场灾难。

　　“那年的一个冷飕飕的上午，全村的人都被日本兵从家赶出来。家里不准留人。日本人把我们往山坡上赶。我爷爷领着我，妈妈抱着我弟弟。小弟弟不满两岁，还不会说话。我们几个人的前前后后都是邻居。鬼子兵和汉奸们吆喝着说，要到山坡上给大家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

　　爷爷给了我一个刚做好的风车，又嘱咐我别问了，别问了……爷爷好像感觉到什么似的，他那又大又硬的老手，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方素荣说着，就已经泣不成声。

　　五岁的方素荣就这样被爷爷领着，和守寡的妈妈、还有在妈妈怀里的小弟弟，随着全村的人，来到了平顶山山坡上。
　　日本鬼子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小孙女方素荣压在身子底下。小方还没哭出声，就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推推爷爷，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弟弟也找不到了。我一看山坡四周的人都躺在地上不动、也不说话了。我害怕！我很怕。我有气无力地叫了几声妈妈，也没有人理我。当时，我想回村找妈妈。于是，我忍着全身的伤痛（ 有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 ）和害怕，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

　　“我抬头一看，村子已经被烧光了，还在冒着青烟。我吓坏了。村子已经没了。妈妈也找不到了。四周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很怕。我只好趴在高粱茬地边，用手捂着脸，在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