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晚清学术史

　　晚清学术，肇自乾嘉朴学式微之后，讲求复古。乾嘉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游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烦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拘迂，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与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思以经世济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乾嘉清学的衰微。[54]钱穆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原以来，朴学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继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救学与兴学的良方。不过，倡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以降的世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

　　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今文的复兴而趋分裂。今文之复起，自与乾嘉笺注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今文之阐抉奥旨，往往牵缀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钱穆所能允可，故目为好诞之风，较其弊视惠栋尤有过之，若谓「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治道同趋凘灭，无救厄运」。[55]钱穆此语，总结经今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治道的凘灭，甚至将清代之覆亡，归罪于经今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

　　梁启超将经今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56]钱穆也认为常州今文学，虽然起于庄存舆，立于刘逢禄、宋凤翔，然变于龚自珍与魏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始将今文学派之轻古经，推展到注重时政。[57]龚氏确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狱阴影之余，首开发舒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乾嘉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声，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士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细究。然钱穆或因其鄙视今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一谓其承袭章实斋之说，再惜其屡试不售而消极，以致于「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慨」，[58]又说「定盦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59]虽可说明即使定盦也不能有所作为，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钱氏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论显然与乾嘉汉学家异，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氏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士风为己任。曾氏礼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时为大，遂达经世济时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钱氏不仅以专章述曾，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钮，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又说「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侔焉」，尤推誉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致于「涤生之所成就，不仅勘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故亦少见其匹矣」，故而「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60]于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固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也。
　　
曾国藩之外，另一获钱穆青眼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澧，号东塾。东塾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钱氏以东塾身值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失，故欲挽风气，砭流俗，主汉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钱氏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与章实斋挽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义，更何况钱穆又说，东塾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欲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塾乃汉学之振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者，钱穆于东塾的学术实未予多许，若谓：

　　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谓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唯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61]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陈澧？原来钱穆拳拳致其向往之意于东塾者，因东塾力斥士情既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颇中钱氏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朱子郑君云云，立见钱氏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与夫论学好恶之所本。

　　康有为虽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与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回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季平范围」，[62]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径称廖门？至于礼运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63]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仁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钱氏清学史的完结篇遂有极为消极的结论：

　　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销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以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此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适成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64]

「扫地赤立」，未免言之过当；盖后起者，颇多自认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康之思想非无创意，所谓矛盾冲突也非不可解释。康有为固然受到廖平的启发和影响，但两者的规模与目的绝异，殊不可同日而语。萧公权先生之研究，已有定论（1988）。于康之评价，非萧钱两氏可各持一端之词，而属是否公平判断之事。将康氏震动一时，影响深远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说成完全剽窃廖平几无影响的〈知圣篇〉与〈辟刘篇〉，并不公平。既谓窃自廖平，所窃之货，无论好坏，自应由造货原主负责，却又集矢于非造货之人，径谓「长素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徒乱后生耳目」。[65]果如钱穆所言，其说来自廖平，则抹煞曲解之罪，岂非应归之廖平才是？

　　康氏论学，确常不顾证据，强词夺理，梁启超亦不讳言。钱穆就纯学术之观点，批评康鲁莽灭裂，亦不为过；然而不能不体会康氏著作之微旨，原不在纯粹的学术考证。康明欲学以致用，甚至以学术作为达到政治改革的手段，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发飓风和火山。钱穆认定「康氏思想之两极端」，[66]以为戊戌变法是走急进的极端，而民国以后，反对共和则走保守的极端，似乎前后自相矛盾冲突，实则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说而致误。康有为演三世说为政治改革理论，一个基本点就是制度演变必须循序渐进而不可躐等。戊戌时期，保守势力仍强，必须极力求变，而民国以后，未行君主立宪就遽行民主共和，有违渐进之意，造成纷乱，故极力反对。若知康氏理论之整体性，便知并无重要的矛盾或自相冲突之处。

　　萧氏研究康有之最大贡献，要能厘清康之现实面与理想面；现实面冀由改革而臻中国于现代化富强之域，而理想面则求世界大同于未来，乃分属二个不同的境界，当前与未来的关切原本不同，并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内容之丰富，诚如萧氏所说，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足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67]凡细读康氏《大同书》者，当有同感，而钱穆竟视之为「无端发此奇想」，「以空想为游戏」，「侈张不实之论」。[68]中外乌托邦思想多矣，精深或浅薄仍有其客观标准，非仅凭个人好恶同情与否而能断言者。钱氏恶今文，视改制为荒诞，无从体会康有为思想之重要与意义，失之多矣！

　　西力东渐，乃康有为及其同时代有识之士无可回避的挑战，故探讨晚清学术思想必不能不细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钱穆论晚清学术史之最大盲点。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义思想，谴责用夷变夏，而不去处理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新时代课题，以致于在钱氏笔下，清代学术思想传到康有为，变得矛盾冲突，一无是处，无所适从，而有「扫地赤立」的错误结论。

五、结语

　　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钱氏自身之学术思想背景如此，其论清学史亦只能选取若干学者，述其传略，摘取其著作要点，以其个人的信仰加以评论而已。取样不广，难见学术思想之全貌，一时代精神文明的整体，只能说是学者之学术思想列传。其所论清初学者，议论与梁启超略同；论清中叶乾嘉考据学，则与梁较异，钱恶朴学鄙宋攻朱，颇致讥弹，而梁则甚喜朴学的实证风尚；论晚清则钱梁所见绝异，道咸以后思想之变局，莫重于经今文的勃兴，学者由论证而图政改，康有为以学人推动变法而至高峰，故梁视康乃晚清今文运动之中心，斯学之集成者，而自称今文学派最猛烈的宣传者，亦自认学术活动虽具政治色彩，然寄望于新时代之启蒙，甚为殷切，[69]意颇乐观。钱则视今文改制说，荒诞不经，较惠栋犹有过之而无不及，视康有为如学术之罪人，以其为清学之总结，亦足见政学俱亡之不可挽救，其情悲观。两氏背景与思想俱异，遂有颇不相同的学术结论。

　　从现代的思想史研究而论，钱穆与梁启超在方法上均无多突破。现代思想史贵知在特殊历史时间中，思想与思想间的相互影响与演进，以发现其时代思潮的特征，而时代思潮面向须广，非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于不见经传的短简小册之中，也可窥测时代思潮的趋向。时代思潮错综复杂，非必一致，同中或有异，而由一时代转变到另一时代，也非干净利落，往往新光映幕而旧影犹在。清学史自早期经中期到晚期的纵横发展与演变之迹，以及在整个思想史上的意义，犹待在先贤开拓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初稿曾发表于「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0年11月24-26日），承主办单位台大中文系同意在此刊登，敬申谢意。（责任编辑：洪丽完校对：胡云薇）
　　作者系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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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明友，《一本萬殊：黃宗羲的哲學與哲學史觀》（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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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52。
[14]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2。
[15]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2。
[1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6。
[17]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3。
[18]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12、114。
[19]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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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389、402、407。
[4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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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汪荣祖，〈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收入《第三届汉学会议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0）。
[44]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6。
[4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455。
[4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455-467。
[4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489。
[4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496。
[4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06、508。
[50]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6。
[5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18、519、520。
[52]章炳麟，《检论》（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影印本），24b-25a。
[53]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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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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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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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668。
[6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652。
[6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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