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和那个政治造假的年代

作者：姚小远 提交日期：2007-5-2 14:41:00
　　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孩子，很少有没有参观过泥塑《收租院》的，也很少有不记得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三十多年之后，我的朋友老男人杨放还记得当时流行的一句民谣：“牵着爸爸妈妈的手，泥塑《收租院》里走。”
　　我上小学的时候去参观过不下两次泥塑《收租院》，中学的时候好象还去了一次，都是学校组织去的，有一次因为买票好象还跟外面学校的学生发生争执，差点打起架来。那时候每次参观门票是五分钱，每次参观是一件大事，就象每年一次的春游，家里是要给煮鸡蛋、备干粮的。
　　宝鸡的泥塑《收租院》是放在金台观里展出的。金台观是五当老道张三丰当年炼丹的地方，现在成了青铜器博物馆，如果不提，大概已经没有人会记得当年这里曾经展出过后来被称做“政治恐龙”的泥塑《收租院》了，然而，我还记得，我还记得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造假年代。
　　
　　透过三十多年岁月的风云，我努力让自己的记忆清晰起来，以便能够回到那些单纯而且荒谬的年代。阳光透过云层照耀着，风掠过身体，有些如水的凉意。借助着一些记录历史的文字，我开始重温那个年代的一些记忆。
　　
　　“1964年秋，庄园陈列馆负责人提出用民间泥塑形式再现当年农民交租情景的建议，省文化局特事特办，调派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等组成《收租院》创作组。一干人马于6月初开到安仁。
　　创作《收租院》一经定案，就被当作四川文化界的头号重点工程，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稍有差错就是政治事件，谁敢掉以轻心？”
　　“《收租院》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制定的创作宗旨是：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在总体设计的指导下，创作人员把《收租院》分成“交租”、“验租”、“算账”、“逼租”和“反抗”四大板块。然后进行分段设计。每段从中心思想、情节到人物形象的塑造， 都是依靠集体力量。《收租院》114个人物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谁独立完成的。
　　创作过程历时四个半月。1965年国庆，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对外开放。刘文彩收租现场118米空间布满了黄色雕像，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如果撇开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内涵，纯就艺术角度而言，泥塑《收租院》还是有一定审美价值的。“雕塑界的大革命”当时成了艺术家、政治家评价《收租院》的口头禅。为了进一步扩大《收租院》的政治影响，主管部门决定，组织《收租院》进军北京。12月24日，由部分原作者和北京、天津一些雕塑家共同复制的《收租院》群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出，《收租院》热至此进入高潮。仅仅过了三天，即到12月27日下午，《收租院》门票就已预定到1966年2月底。轰动北京，实则是轰动权力核心。中国美术馆冠盖云集，前来一睹《收租院》风采的高级干部成群结队。随着《收租院》在中国文艺界霸主地位的确立，《收租院》主角刘文彩的“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的身份也得到正式确认，历史上的皇帝只能做他们所在的那个朝代的地主阶级政治上的总代表，偏远的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一个土老冒，却可以压倒历代枭雄，雄踞中国三千年罪魁榜首。”
　　以上文字来源于《刘文彩真相》，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政治恐龙的制造过程。而这个政治恐龙制造出来之后，通过行政手段的推广，比如说机关、厂矿、学校的组织参观，立即达到了政治造假者们需要的效果，有人愤怒，有人流泪，有人痛苦，阶级仇恨的种子却在参观这些泥塑的时候被人为地埋下，却没有人想到，这种子是被开水煮过而且涂抹了颜色的。后来，当真相被人们广泛知道的时候，大多数人却选择了沉默和忘记。
　　
　　作为一个崛起于草莽，因为天赋、际遇、运气和不择手段成为一方豪绅的大地主刘文彩，当然是那个混乱而且弱肉强食的年代的一个标本，本身就非常典型。但是，政治造假者们为了政治目的和所谓时代需要对于刘文彩这个恶霸地主的肆意解构和生造，却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同样来自《刘文彩真相》里的文字是这样记叙的：
　　“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休想活命。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大改之后的刘文彩，其形象更为荒诞不经。最荒诞的是对刘文彩结局的处理。刘文彩本来因肺病死于成都，1964年改馆却说刘文彩是被人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吓死的。岂料“吓死”说遭到红卫兵的严厉批驳。四川医学院几位红卫兵就在大字报中指出：“整个展览馆有几处都提到刘文彩是解放前夕被吓死于成都，这种说法极端错误。他是怎样死的，就应该如实揭发出来，而决不可能被吓死。一个顽固的、反动到极点的大恶霸地主决不会一吓就死。”于是，《收租院》增加的《武装斗争迎解放》一组塑像中，作为“胜利结局”的高潮，安排了刘文彩被枪毙的情节。”
　　
　　一个生动而且惨烈的阶级斗争教材就这样的出笼了。真相在这里已经并不重要，只要是为了需要，合理想象甚至强词夺理都成了正当正常，这是政治造假年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所谓正义，不择手段的荒唐，不顾真相的无耻，都成了一种革命的手段，服务于革命的需要，至于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恶果，已经在所不惜。
　　
　　一篇“《刘文彩真相》读后感:历史学家为何不敢讲真话”的文章里，作者这样写道：
　　““刘文彩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当时经常帮我们忆苦思甜的冷妈妈，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水牢”原本是存放鸦片的仓库，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事实上，我们原来关于刘文彩的许多恐怖性的记忆和联想，都是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
　　看了《刘文彩真相》这本书，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接受这些是真的，因为我曾被引导着对刘文彩怀有无比的恨。但我又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家乡）的不少农民回忆说，刘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特别是到晚年，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刘文彩的乡亲没有必要也不会编些瞎话吧。
　　面对尘封许久的真实，我们是否要怀疑历史学家们的良心和责任了？这么久了，历史学家们为什么选择了沉默？我可以理解他们曾有的随波逐流和沉重的无奈，但我不理解为什么今天才有人站出来说句真话。终于有人站起来说话了，说得真实明白，虽然晚了些，但仍可见历史责任感不灭。我们不想为刘氏翻案，只想了解一段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一面镜子。但愿有更多的历史学家扫去真实上面的尘土，为了后人能把真相看个明白。随心所欲地塑造一个人的形象，那是电影的事，如果搞历史的也像编电影，从长远来看对谁都没好处。我们应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上面文字的作者应该是我的同龄人，因为我们的心路里程是相同的。难以接受这是真的，却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颠覆所产生的痛苦、无奈、迷惘给我们心灵和灵魂蒙上了一种忧郁的气质，这是经历那个政治造假年代的所有中国人的不幸。可悲的，那个政治造假年代渐行渐远，而对于那个年代的反思、批判和深度分析却远远不够。所以，危险仍然存在，历史惊人相似的一幕可能重演，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