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奕䜣

他被称为“鬼子六”，因为他倾心洋务。

他是洋务运动的开创者，原本应该获得好评，但也被骂作“卖国贼”。

因为他主持签订了《北京条约》。

他是道光帝得宠的儿子，但因为锋芒太露，败给了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咸丰。但他毕竟是天皇贵胄，使清王朝这个金字塔利在顶端的人物。何以要卖国？如果别人卖的是国，他则还要加上一个“败家”。

败家子都是糊涂和不思进取的，是一味寻求自己享乐的。而弈䜣并不是如此的人。

他虽然在皇位之争中失败，但对于大清还是忠心耿耿的。

1852年，奕䜣受命在内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由扬州进入安徽，杀人河南，直逼直隶。咸丰帝打破亲王不能任军机大臣的祖制，任命他在抵挡太平军北伐期间“军机大臣上行走”，奕䜣“参赞军务，夙夜勤劳”，为清朝立了大功。

但在平息太平军北伐之后，咸丰帝妒嫉奕䜣才干，又疑他势大难除，就借口他在母丧期间为母争封，礼仪失当，于1855年罢免了奕新的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已、都统等职，命仍在内廷行走。

奕䜣是有理由对咸丰帝不满，从而萌生“卖国”之心的。可是他没有。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初，奕䜣是主战派的一员，对妥协言论指责严厉．他反对朝廷用耆英为钦差大臣办理夷务，指出“耆英从前输亮务，非委曲顺从，即含糊答应，畏夷如虎，槐民如草，以至养成巨患，流毒至今”，认为“倘一味示弱，或至敷衍了局，射惟誊英悬问”。

在成丰帝准备接受桂良的建议，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时。奕䜣强烈反对：“与其一味示弱．弃江岸以为了事，后日虽欲追悔而无及者，利害不啻百倍”。同时还提出了自己方案：“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坚持而虑其豸突，则津、通之激励兵勇，与广东之力攻省城、香港，不可不早薄胜算也 ”“香港乃其赞物橐处．成本甚置，必不敢弃而不顾，广东一经动兵，夷船闻信必返。臣则谓其内履翼亢．亦不能在外持久”，“至今日而言战，战更有无可恃者，然臣谓总在办理之得人耳”。

此时的奕䜣26岁，属于“愤青”的年龄。言论中，一个年轻亲王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可战争的发展，并不能如弈䜣所期望的那样。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战役，清王朝倚为长城的满蒙骑兵在悲壮中被英法联军打得尸横遍野。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在慌乱中，被罢黜的奕䜣受命留京议和。

奕䜣仍然年轻，但已经不再是“愤青”。

他看到了夷人的先进和自己国家的落后。他明白了被他指责“畏夷如虎”的耆英为什么会对夷人“非委曲顺从，即含糊答应”了。被留在京城近距离接触夷人的他必须“统筹大局，追于时势，不得不为目前之计”。

此时，帝国的首都在夷人的占领之下，北方一片阴云。而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又趋高涨，更是风雨飘摇。局势再不容混乱下去，必须使国家安定下来。

太平天国是要改朝换代，自然是不共戴天，而夷人“彼之来意，实为通商，并不利我土地人民”，是可以“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的。

曾经对妥协大加挞伐的奕䜣现在也要和夷人妥协谈和了。可是，妥协是极度痛苦的，没有几个人是甘于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而心甘情愿的卖掉自己的家产，更是绝少。何况，当时英国公使额尔金为了使清政府感到所签的不是一个和约，而是一个征服的条约，在签字仪式上对的奕䜣态度非常傲慢。这不能不给年轻的亲王以极大的刺激，愤恨的他发出“要挟情形实堪痛恨”的感叹。

光愤恨有用么？没用。妥协谈和就完事了么？不能。耆英的苟且不能救国，叶名琛的决绝也不能救国。能救国的，只能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句口号，12年前，魏源提出，却没有有人响应，今天，只能由奕䜣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面对着清廷以往对于洋人“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的状况，奕䜣在日趋频繁的对外交涉实践中开始审时度势，改变了非“剿”即“抚”的对外交涉路线，代之以一种“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策略，即执条约为据，以信义笼络外夷，执行一种缓和的外交手段。

他倡议成立了第一个近代外交机构：总理衙门——这不知被多少人骂为卖国衙门的地方。

咸丰帝的外交水平还停留在父亲道光帝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众多大臣的水平之上，还认为对外交涉无非就是通商贸易方面的事宜。在其批准筹办夷务全局章程的上谕中，将奕䜣原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这与原旨相差甚远，二字之差直接涉及对外事务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中外关系。

奕䜣不是父亲，不是耆英，不是叶名琛，更不是躲在热河沉溺酒色的皇帝四哥。他已经看出“通商”根本不能涵盖对外关系，中国的外交思想不能再停留在父亲的时代。

他上奏申解：“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口既设有大员驻扎专理，臣等在京，不便遥制，况该夷虽唯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

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兴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藉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兴理事，饶舌必多，又滋疑虑。……拟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藉口。”

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崭新的，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处理一切涉外新政的政府机构——“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

天朝的崩溃，从道光朝开始。而天朝之梦的苏醒，却是从这个衙门开始。

条约签订了，北京又回到了清帝国的手中，而一直压在奕䜣头上使他不得施展的咸丰帝却回不来了。1861年8月，久病不治的咸丰帝死于承德，临终前留下遗言：立叶赫那拉氏所生皇子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而掌握外交大权的奕䜣被排斥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

奕䜣自然不会再让人横挡在自己面前，他和叶赫那拉氏联合起来发动了“辛酉政变”。

从此，奕䜣集团入主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核心时间长达24年之久。奕䜣以议政王之尊领衔军机处，具有议政和施政权。

没有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洋务实践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们是地方实力派，但毕竟是“地方”。

而作为洋务运动思想传播，面对传统势力的责难，与传统士大夫的论战，更是地方势力的曾、左、李所不会或很少遇到的。奕䜣必须承担这一切。

同文馆的设立，采用西法练兵，扩大对外贸易，派遣驻外公使，支持地方督抚的近代工业……，几乎每一件举措，奕䜣都面临着传统的攻击。我们在教科书中，往往强调他所面对的是倭仁这样的守旧书生，而忽略了这些书生身后强大的传统力量。在这样的力量之下，即使是摄政王，也有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除此之外，奕䜣还要面对曾经盟友叶赫那拉氏慈禧的权力争夺。他毕竟是臣，即使对洋务的理解远超时人，即使他入主中枢威风八面，即使他是皇帝的亲叔叔，他还是臣。在一个有着极强权利欲的主子面前，无论如何，他都无法获胜，除非他不愿再做臣。

“甲申政潮”中，奕䜣败了，彻底的败了。闲居10年之后，在甲午之败的巨大国变中，已经锋芒殆尽，委靡不堪的他被重新起用。这和他当年临危受命在北京主持“抚局”时一样，都是来收拾残局。但无论是大清，还是恭亲王，都已经今非昔比。

在人生最后一次出场中，面对着自己毕生事业的毁灭殆尽，奕䜣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这位“鬼子六”，仍然念念不忘西化。而在甲午之后，顽固派一改以往的从属地位成为朝廷的中坚：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他们都全力反对西化，“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奕䜣自然成为“卖国贼”。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摆脱卖国贼的帽子。

参考书籍：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4）黄遵宪《马关纪事》

(四)曾国藩

前些年，曾文正公颇红火了一段，《家书》、《文集》都成为畅销书。挂着他的名字兜售的“经商宝典”、“官场宝典”更是让人们趋之若鹜。

可他还是不能把“卖国贼”的帽子从自己的头上摘去。无论崇拜和喜欢他的人有多少，一旦谈起他晚年经手的一件大事，便要么闭口不言，要么也得说些谴责的话。

这位获得“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评价的中兴名臣，毛泽东少年时和蒋介石终身的偶像，一生的功业殊勋、品德魅力几乎都在一件大事上丧失殆尽。

天津教案——是曾国藩和他粉丝们永远的痛。

这个案件办理完毕之后不到两年，曾国藩就在悔恨和负疚当中死去，可以想见，临终前，他的心境是如何的不平静。这对于毕生讲求修身养性，以中庸隐忍为作人做官准则的曾氏来说，是巨大的人生悲剧。

他曾提出不同于传统理学的君子小人观，谓：“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昏暧即为小人。”得出“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的结论。

然而这一次，他虽自问“晓事”，却也不能改变天下称自己为“小人”。

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后，曾国藩功成名就了。作为清王朝的汉族官员，他达到了所能达到的最高：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武英殿大学士；作为以传道授业为己任的老师，他的门生个个有出息；作为对这传统文化有着历史责任的读书人，他在“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的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

他曾经说过自己“寿命歹不出六十”，在这个岁数到来之前，该做的都做了，可以安享晚年了。

可惜，天津教案发生了。

案件的发生，比较偶然——I870年5月，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批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百姓中间流行着一种谣言，说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正好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胸腹皆烂，腑肠外露”，被百姓认为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公平的说，基督教随着坚船利炮来到中国，虽然开端不光彩，但做的事情，有不少还是传播福音，行善积德的。就以育婴堂来说，就挽救了不少被遗弃孩子的生命。

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让育婴堂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度邪恶和恐怖的印象。

按照传统的民间习俗，婴儿夭折之后并不给予厚葬，也无棺木，仅以一张草席包裹，且不入祖坟。而按照天主教的观念，即使是婴儿，只要来得及在死亡前实行洗礼，也就是拯救了他的灵魂，所以是有资格享受体面些的葬礼。

但在瘟疫中，幼儿大批死亡，来不及制定棺木的育婴堂便“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加上“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其底里”，“但见其入不见其出，不明何故”，便就难免“浮言由是大起”了。

何况，早在咸丰年间，民间就有基督教“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经血，利己损人；饮蒙汗只迷汤，蛊心惑志”的说法，到了同治元年更有“家有丧……私取其双睛……其取睛之故，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的谣言。这些早年遍行于南方的谣言，随着基督教事业的发展也散播到了北方一带。

这些谣言，伴随着一些入基督教的流氓无产者，势力“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粮钱，包揽官事，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百姓对于洋教的痛恨便无可扼制的喷发出来。

也是凑巧，在婴儿尸体曝光之后，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在用迷药行骗时被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是受教民、天主堂华人主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提供，并说曾迷拐过一人，得洋银5元。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并提审王三与武兰珍对质。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得出并无挖眼削心之事。

事情到这一步，原本可以解决了。但谣言和愤怒并不会因为这么一次对质而化解。王三在被护送出县衙的时候，围观百姓齐声大骂，并用石块击打王三。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了丰大业。

暴怒的领事丰大业“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街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又对其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进行傲慢训斥，刘杰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家人刘七。原本就愤怒不已得百姓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其随从打死。

打死法国领事，这原本是极为可怕的罪过，但在此时，百姓们已经无所顾忌。群起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并在仁慈堂杀死修女1O名，又去了法领事馆杀死四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此外，打死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打死外国人20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此时的曾国藩正在病中，收到谕旨，“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多数主张不可前往，幕客史念祖更给他献上了上、中下三策，认为赴津办案乃为下策，“略一失足，千古无底”。

这事情太难办了，若要顺从洋人，自己一世英名势必毁于一旦，若要顺从民意，边衅一开，自己操劳半生换来的和平建设局面就会被打破。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海上船炮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战，处处宜防，年年议战，亦属毫不把握”。那么，完全顺从民意是做不到的，这也就必然会走到第一条路上去。

可曾国藩别无选择，他秉承一生“忠、信、笃、敬”不允许他推诿责任。在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信中，他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曾国藩走上了他人生的不归路。

根据清廷的谕旨，曾国藩来天津查办天津教案的任务有三:一是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如查有实据，应与洋人指证明确，按律惩办;二是百姓聚众殴死领事，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三是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

曾国藩于7月10日抵达天津。

事情虽已过去了20天，但“百姓尚激奋不已，满城嚣嚣，群思一逞”。绅民拦舆递禀者，填街溢市，“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官绅纷纷进谒，“或欲借津人义愤之师，以驱洋人;或欲联俄、英各国之交，专攻法国;或欲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兵勇，应敌之师。”

看到“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为了稳定局势，曾国藩“出示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以“稍靖津人跃跃欲试之心”。

此时，法国公使罗淑亚到津后，提出此案系府县主使动手，帮同行凶，须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及天津镇总兵陈国瑞三人抵命，不然，“该国水师提督到津，即令便宜行事”。不久，罗淑亚再次照会曾国藩，坚持三员抵命，曾国藩坚持不允。8月初，罗淑亚表示不再谈判，径自回京，摆出一幅随即开战的架势。

已然得到普法战争消息的曾国藩认为当前法国已“无暇与我求战”，并不受威胁。何况他认为“外国论强不论是非，若中国有备，和议或稍易定。”因此，他主张应调遣军队备战以作为据理力争的后盾。在和谈中，他一面函请李鸿章“万一事急”，“统率所部由秦入燕”，另调刘铭传赴直隶统率铭军。此外，还要求清政府加强各口防御以便配合谈判。

但清廷对普法战争全然不知，坚持将天津府县解津候质。朝廷的无知让曾国藩感到“无日不在忧愁之中”，他的幕僚也抱怨说:“此次办理夷务，无一顺手，被谤受气，不一而足，可发一叹。”

他要爱国，但更要忠君。无奈中，9月初曾国藩亲自审讯，府县二人，随后上奏清廷说:“该府县等临时失于弹压，事后不能缉凶，揆其情势，虽亦不无可原谅，唯地方酿成如此大变，边衅几从此开，自非寻常因案被议者可比，相应请旨，饬下刑部核议具奏。”

曾国藩在惩办两位官员之后，感到：“此次中外无不知此狱之冤，其议令远戍，全系曲徇洋人。”为了弥补愧疚，深知官场险恶的曾国藩，一面在上奏中极力保全，另一面也作着该做的安排。亲自致书刑部尚书郑敦谨，请他“力持正论，曲为保全”；“如不得已而发往军台，则下狱之费，军台之费，由敝处量为筹措，稍表歉衷。”同时嘱幕僚汇银三千两，作为府县下狱之费;及至二人从重发往黑龙江，曾国藩又写信给盛京将军、吉林将军，沿途予以照料;致函黑龙江将军，到戍台后加意优待。并另筹银一万余两，作为二人赎罪之费。

官员惩办了，剩下的便是老百姓了。在镇压太平天国时自编《爱民歌》的他，在对于追查凶犯问题上，更显得无奈：“吾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祸连结，累岁穷年而未有已”，“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面对着“平民亦与誓同生死”;“百姓团结一气，牢不可破。已获之犯，人人为之串供，未获之犯，家家为之藏匿。官府万分棘手，而百姓仍复自鸣得意，近将杀人烧堂之事画图刻板，印刷斗方、扇面，到处留传，并闻有编成戏曲者，虽经查禁，而其人气焰嚣张如故”的状况，当年的“曾剃头”不得不回来了。

曾国藩设立了发审局“日日购线缉捕，日日审犯求供”，最后在9月将首批“要犯”32人奏报清廷，其中正法15人，徙罪者17人。10月又将二批“要犯”9人奏结，其中正法5人，军徙4人。

就如对官员惩办后也要保全一样，对于百姓中的“凶犯”，曾国藩也“人给恤家银五百两，杀之而又怜之”，他知道“以此案不同寻常，虽曰乱民，亦因义愤，不过从保全大局，为此曲突徙薪，就案办案耳。”

事情总算了解，他也被调任两江总督，远离了是非之地，可他所担心的全都发生了。

曾国藩的判罚一经公布，立即招来了国人的谴责，他的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其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

在以后日子里，曾国藩一直在“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心境折磨之下，直到离开人间。

参考书籍：

（1）《清末教案》

（2）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

（3）清朝柔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