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 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

国共领袖们的复杂婚史

　　孙中山二十岁娶元配卢慕贞，卢氏是旧式妇女，生一男一女。其后他奔走革命，与志同道合的陈粹芬同居十年；长期持夫妻名份。四十九岁时，又在日本与年仅二十二岁、出身名门的女秘书宋庆龄结婚。

　　蒋介石十五岁娶元配毛福梅，生长子蒋经国。二十六岁纳江苏吴县姚怡诚为侧室，并把她带回了老家。三十四岁那年，由张静江证婚与陈洁如结为连理。一九二七年，他将陈洁如送到美国留学，登报声明与毛氏姚氏脱离夫妻关系，在上海举行豪华婚礼，与心意已久的宋美龄结婚。

　　毛泽东十四岁娶元配罗氏，三年后罗氏去世，毛离开故乡求学。二十七岁，与已故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长沙结为夫妻。三十五岁，与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楼同居，其时杨开慧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在湖南乡下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被捕，不愿申明与毛脱离关系，从容就义。贺子珍生三子三女（仅存三女李敏），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只身赴苏联治病。第二年，四十五岁的毛泽东又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同居。蓝萍后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少时在老家湖南宁乡娶发妻杨氏，一九三零年病势。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处决。第三任妻子谢飞，结婚三年后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岁与刘结婚，离婚后嫁给了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轻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岁娶发妻萧菊芳，她是部队里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师范学校学生，四年后患热病去世。第二个妻子陈玉贞，也是部队里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抛妻别子，去上海和德国寻找共产党，据记载，同时被他抛在家的还有五个小老婆（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67页）。一九二八年初，与朱德在一起在汀南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兰被国军俘虏，砍下头颅，悬街示众。不久，朱德在江西苏区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岁，出身农民，不识字，跟随红军长征，官至全国妇联主席。

　　邓小平算是结婚比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个妻子。发妻张锡媛，结婚四年因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背他而去，嫁给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苏区组织部长李维汉。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迁的女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战爆发投奔延安。

复杂婚史的背景

　　中国历史上，权利与婚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皇帝享有三宫六院，文臣武将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推翻"小老婆制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各领风骚的军阀豪强们，很少有不蓄妾的，──号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算是一个例外，他一生坚决不纳妾，并引以自豪。综观前后主宰中国前运动十年的国共两党，它们的领袖人物中，像周恩来这样婚姻单纯的例子，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实在是不多见。

　　复杂的婚史，其背景和原因也不会很简单。各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婚姻的情况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仍不是不可以大致归纳出主要的几项来。

　　一是对包办婚姻的反叛。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第一次婚姻都秉承父母之命，基本上没有什么爱情可言。身为革命者，以解救天下人为己任，当然不愿、也不能忍受旧式婚姻的羁绊。但他们之间还有区别。毛泽东是发妻罗氏死后十年，才与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合的。刘少奇的情况也差不多。十四岁，他们并没有因不满包办婚姻，人为地去打破它。孙中山和蒋介石，则都是元配还健在的时候，就在外面另娶新妻。蒋介石更将新人带回老家，让妻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直至他最后一次结婚，元配毛氏都仍守在他的老宅，尽管她已经被哄骗着在协议书上摁了手印，"解除"了婚姻关系。其方式好像《白毛女》中，黄世仁逼着杨白劳拿自己的女儿抵债。

　　二是前妻亡故或离婚。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每次婚姻，都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少奇虽然结婚次数最多，但从来不搞婚外恋。文革中遭到批斗，红卫兵将其婚姻状况暴光，指责他"生活腐化"，刘气得浑身发抖："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对我生活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应该是六次），但每次都是光明正大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他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的一位。经过一些史学家考证，所言不虚。

　　三是前妻不在身边，后妻乘虚而入。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这种情况。前妻不在身边，但都活着，带着他们的亲生子女，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但好男儿似乎不可一日无妻，于是不免有"新的女性"来填空白。她们要是聪明一点，是绝不肯让丈夫只身离开的，无论战争环境多么残酷，没吃的没穿的，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死活也跟着。贺子珍不懂这个道理，好容易长征到了陕北，却自己放弃了领地，一溜烟跑去了苏联。殊不知此一去去得潇洒，回头却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样。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面有敌兵穷追猛赶，头上有飞机狂轰滥炸，她坚决不肯过三河，要陪毛泽东转战陕北。这关键性的一年多时间，不但奠定了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基础，也使江青的身份得以从侍妾升格为正妻。

"既来之，则安之"的邓颖超

　　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不问家政，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他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机会接受包办婚姻，因而不存在反叛旧式婚姻的问题。在南开读书时，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说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被他拒绝了。那时他是学校最穷的学生，却不愿接受这门亲事，以免将来受严家的控制。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其美意。

　　他与邓颖超是自由恋爱而结合。不但两相情愿，而且志同道合，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都十分显要。国共合作破裂，情势突然险恶，他们都被迫转入地下，经常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一方被捕杀头，或死于其他不测，或另一方移情别恋的故事。而这些正是造成许多革命伴侣分分合合的缘由，如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遭遇重大劫难。周恩来多次大难不死，邓颖超也好几次陷入险境。国共翻脸的时候，她正在广州难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躲过军警严密搜索，到上海寻夫；一九二八年，又一起乔装打扮穿越重重封锁坐火车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一九三一年，两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彻底破坏；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肺结核病复发，连续大口吐血，其后又拖病参加长征。然而她奇迹般地躲过一个接一个灾难，安然活了下来，没有成为杨开慧、伍若兰、何宝珍或张锡媛。中共建政后，她长期养病，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怎样养病的体会文章，"既来之，则安之"什么的，病病歪歪到居然比一向身体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多活了几十年，八十八岁才去世。

没有参加演出罗曼剧

　　不仅长寿，也没有被"休弃"。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刚结婚就是革命中心广东的中共区委妇女部长，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国共两党要员中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其后又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机要科科长，一九三八年夏天，又与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一道，被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成为该会十名女参政员之一。加上周恩来的身份，如果发生婚变，势必产生甚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以顾全大局、谨慎处世著称的周恩来有什么"非份之想"，他也不会不知难而退。

　　延安时期，上演了一幕幕罗曼剧，许多中共领导人成为剧中的男主角。最为人侧目，而且对历史影响最巨的，当属毛泽东与江青（蓝萍）的爱情故事。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时，长征剩下的女同志仅三十人。加上当地的女性，连地主家没来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进来，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另一种说法是八十比一，似更准确）。女作家丁玲，曾记述毛泽东跟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毛扳着指头数，怎么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来。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延安，使革命队伍成份大变，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所缓和，但女人仍"供不应求"。那些年轻、有姿色、有一定学历的女子，更成了一部份高级领导人物色的对象。奋斗这么多年大夥儿活到今天不容易，都是死人堆了爬出来的，如今距革命胜利还遥远得很，生存条件也艰苦非常，但总算有了个安身落脚的底盘，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或是不协调的家庭生活。

　　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在革命事业中份量的增加，对"妻"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也无可厚非。像贺子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椅、口口声声要亲手"毙掉那两个骚货"的女人，尽管刚勇可爱，的确也因过份粗俗而容易坏事。年馑二十五岁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是她一顿撒泼，被迫离开延安的。同时被迫离延安的，还有担任其翻译的吴广惠小姐，她从此竟销声匿迹。

"邓大姐"的才学与风度

　　邓颖超在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位。她一九二零年毕业于直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相对于长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永新福音堂小学毕业的贺子珍、大字不识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进延安抗大当学员的康克清，她的学历是十分骄人的。甚至许多领袖人物，包括周恩来本人的学历也不如她。周恩来的正式文凭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却屡试不中，只好回天津进了新开办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没上几天课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勤工而不俭学，除了读语言学校，没踏入正式大学校门读过一天书。当然，没进校门念书不等于不读书，更不等于不学无术。事实上，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为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但如果只论毕业证书，邓颖超比他要高。

　　邓颖超还是写文章的好手，从十五岁在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上发表《为什么…？》起，一直撰稿不辍，对妇女运动的影响颇大。她喜欢写诗，爱好文学与阅读，喜好与文艺界人士交往。不过，从她留下来的文稿看，谈不上是写作的高手，慷慨激昂有余而鞭辟入里不足。文学的品位也不怎么样，大体只能算是一般业余水平。即使如此，这在早期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已属难得的人才。正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她在与周恩来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才能够配合默契，进退有据，拿捏得当，演好一个"革命伴侣"的角色，而不至于动摇其夫人的地位。

　　有一首据说是"邓大姐最喜欢"的诗，其中几句似乎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和心境："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光里结好你的果子，白发就永远上不了你的头！"邓颖超是不必为年龄发愁的，她的婚姻牢不可破。一九三七年五月，她化名"李知凡太太"，住进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疗肺病，与一位清华大学的女学生胡杏芬同室。胡因年轻患病，恋人又参加抗日工作不幸牺牲，故情绪十分低落。她问邓颖超的家庭时，邓则禁不住"脸上漾开甜蜜的笑容"，柔声夸说自己的丈夫："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宽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邓颖超传》第220页）

第一位恋人"并不重要"

　　如此完美的夫婿，别说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便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邓颖超虽说对自己婚姻极为满意，但在一个年轻轻即遭遇不幸的女学生面前这样夸耀自己的丈夫，不免有失厚道。何况她是化名到国统区养病，身份应尽可能隐蔽，不宜到处招摇以引人注目。

　　周恩来的"高个儿"，也言过其实。周恩来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公分，（韩素音书中讲他有一米七七公分，有误），按现时社会上的标准，还没跨过"半残废"的槛儿，只能算是"残废"。即以当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而论，也只是中等个儿，谈不上"高个儿"。相比之下，邓颖超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公分，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没什么不可。邓颖超夸称丈夫是"高个"，以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后，身材高大的南汉辰匆匆赶到医院通知邓转移，同院的小病友陈溶还以为这就是她的先生"李知凡"。周恩来虽个不高，身材却十分匀称，加上举止潇洒，绝不显得矮。何况一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更不能以身高论英雄。

　　人们说起他们的婚姻，几乎都用"恩爱"、"甜蜜"、甚至"伟大"来形容。实际情况如何呢？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准备进南开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

　　很多年以后，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　　"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吗？"

才貌双全的张若名终不敌"小超"

　　对于邓颖超也许"并不重要"，对于研究青年周恩来，这位张若名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邓颖超和张若名同为直吏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都建立了战斗情谊，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请愿，周恩来为总指挥。

　　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于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毒打、扣押。这次运动，五十多个学生重伤，二十四人被捕入狱。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牢，前后将近半年。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二人几乎相当。如果仔细分析，张若名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名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由于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名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并，以便统一行动，壮大联合的力量。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张若名在冲破那女的界限，整合学生运动方面起到的作用，显然不是邓颖超说的"不重要"。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名。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名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周恩来的小布尔乔亚情调

　　然而自那以后，张若名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种说法是，家庭富裕、性格开朗的张若名在赴法国途中与另一位同行者"打得火热 "。另一种说法是，在旅欧初期，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丽的张若名"热烈的追求他"，周却没有选择她。后来他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的这句话应该不假。只是太虚了一点，无法向历史交代，没有说明为什么她"不适合"，而认定邓颖超非常适合做革命的终身伴侣。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张若名到法国以后，一改先前激进、好抛头露面的作派，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毕竟，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周恩来则"决心献身革命"，道合志不同，终至于分道扬镳。

　　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别的中国学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样受欢迎，或许是没有他的才俊与风度，生活压力也比他大。周恩来家境贫寒，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篱下，心情也总是烦闷。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另一方面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这样，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去过那种遭受"剥削和压榨"的暗无天日的工人阶级生活，较能以"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去大量、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很难想象，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会沉湎其中不可自拔。他胸有大志，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身边那个脾气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时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蔡和森是湖南人，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必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旨，主张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他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我迄今未交一位异性朋友，…我也不打算要交。"

张若名投河自杀

　　一九二二年，一位南开的同学到柏林看他，首先注意到周恩来的衣橱和室内的布置，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未免显得豪华。他好奇的问周："你近来有什么新发现？"

　　"你是指…女孩子？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样英俊的人，还有像你这样的排场…"

　　"我不想有什么连累，独身生活比较好，可以多做点事情。"（许芥昱《周恩来传》第43页）

　　革命和美不是对立的。但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美作为精神享受，却是瓦解革命斗志的一种腐蚀剂。周恩来终其一生，无论当学生，作军官，从事地下活动，任党的领导人，位居国务院总理，都非常爱"漂亮"和"排场"，讲究美的仪表和举止，喜爱艺术。难怪他的同学不信。

　　一些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与张若名在巴黎期间已实际上同居，张并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周恩来离开法国，与张"拜拜"，张立即宣布退出了共产党。（司马台《双重的多彩多姿──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张入党是为了周的感情，而非信仰。周恩来结婚后，张若名也另嫁杨尘。一九三一年张随丈夫回国教书，周还秘密会见过她几次，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与她相见。一九五七年，杨、张的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张被打成"叛徒"。一九五八年，张若名投河自杀。又过了两年，由于邓颖超的过问，才给予平反。

　　一九七六年，即周去世的那一年，一个署名龙云的作者写了一本《周恩来浮沉录》，一九八八年由台湾龙泉书局出版。叙及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曾与一位十八岁的德国姑娘同居。她叫果尼昆蒂•史蒂芬，是个长相不错的美人儿。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国前，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托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不辞而别。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古诺•古维尔莱德•周，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长大后在茨伊道的工厂工作，并娶妻亚妮莲，生了两个儿子：西蒙尼和安凯，即周恩来的曾孙。

流行小说家的政治偏见

　　在龙云笔下，周恩来的外国情人和子孙们各个有名有姓，知根知底。除了在德国的艳，还在日本京都借钱逛过妓院，在天津学生运动期间先后与一个小"Y"的姑娘和邓颖超上床，等等。作者完全袭用流行小说家的笔法，带着极强的政治偏见，把周恩来写得如同下三滥式的小丑，一些场景及心理的描写尤其浅薄和离谱，实在没有可信度。连带所谓"混血子孙的描述，无论其怎样言之旦旦，也难免人们把它当成天方夜谈了。

　　"Y"姑娘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积极分子，家庭富有，脸蛋身材较好，出国留学与另一旅伴搞在一起，…这些显然都是暗指张若名。站不住脚的是，周恩来在天津时就先后和她与邓颖超上床，而且是为了邓颖超抛弃了容颜美丽的张若名。如果周恩来真像作者说的，是一个好色之徒，是绝不会舍弃已经到手的佳人而另寻相貌差得太远的新欢的。况且从日本回天津，只有短暂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期间发起"觉悟社"，组织学生运动，入南开大学求学，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再扣去半年的监狱生活，还剩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周旋于女人的裙裾之间，把两个女人都搞上手，实在说不过去。

　　至于在日本的京都借钱逛妓院，更显得是无稽之谈，其时周恩来经济拮据，寄人篱下，又一次一次面临入学考试的压力，很难想象会竭制不住去玩妓女，更何况是借了债"超前消费"。他从小即善于理财，习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贵为总理后不改初衷。

　　小说还写了邓颖超的绯闻。一是在与周恩来定情时，他还持了另一个男士李宝森，此人后以李震瀛为名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中共"五大"和"六大"中央委员。二是一九三零年周恩来赴苏联出席苏共"十六大"期间，邓颖超红杏出墙，与当时留在国内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打得火热，事后周恩来知悉，遂与共产国际代表联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彻底清算"立三路线"。李宝森的事，即便不是捕风捉影，也无可议之处。与李立三的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周恩来在党内批判立三路线之初，一度态度温和，被莫斯科派的王明等人指为"调和主义"，自身都差点过不了关，压力之下，这才参加"彻底清算"。把邓颖超的"红杏出墙"扯进来，峄说明此次党内斗争周恩来前后态度的转变，实在过于牵强。

周恩来在德国子孙们

　　是否真有那么一位德国姑娘国妮昆蒂•史蒂芬及其子孙？他们虽然有名有姓，包括职业、年龄，但正因为介绍得太具体，而又缺乏更为详细和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反而令人生疑。加上作者在整本书所采用的夸张、漫画式和捕风捉影的写作说法，其不合情理处处可见，更大幅度减低了它的可信度。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恩来批判》一书中梅子的文章指为一九五一年，有误）周访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忽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他拒绝。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启发了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采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曾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发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古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不是儿子）。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金钟编《周恩来批判》第183页）

　影响周恩来一生的女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旧制和传统势力仍十分强大，但要求革新、向往新生活、敢于蔑视陈腐观念的青年人已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其中不少是过激的、或叫矫枉过正的。在男女关系方面，追求自由恋爱，不顾及环境和背景地大胆结合，乃至喜新厌旧，更是一种时尚。前面说到的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们诸多负载的情爱史，婚姻史，也是这一时尚造成的结果。相较之下，"与德国姑娘"未婚同居并不是一件太见不得人的事。何况社会风气演绎至今，很少还会有人去苟责婚前同居这一类事了。当然，如果出于塑造一位道德圣人的需要，自又另当别论。

　　无论如何，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合之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原始"的婚姻记录，这好似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般认为，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尤其是他只有一个妻子的话。但另一个女人，很难说不比妻子更为重要，那就是他的母亲。周恩来有两位母亲，一位是他的生母；另一位是嗣母，都对童年的周恩来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如果排除遗传因素的考虑，嗣母的影响似乎更大。

　　生母姓高，小名冬儿，因排行十二，又称十二姑。周恩来是他的长子，应该是看得很重的。在他不满一岁时，叔父周贻淦病危，父母便将恩来过继给尚无子嗣的叔婶，以为安抚和寄托。两个月后，叔父去世，嗣母（婶）陈氏独自带着恩来生活。周家是祖父传下来的一个大宅院，父辈四兄弟住在一起，恩来的生父是老二（按大家庭排是第七），嗣父是老死（按大家庭排是第十一）。所以实际上，周恩来童年仍和亲生父母及弟弟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只是由陈氏来教养。而他比两个弟弟，也多得到一份母性的关爱。他称陈氏为"娘"，称万氏为"干妈"。

　　陈氏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二十二岁守寡。她把全部的感情和心血全部倾注在恩来身上，为他请了一位乳妈蒋江氏，一起住在西院的两间屋子里。恩来四岁，嗣母边教他识字；五岁，送他进了私塾。直到她去世，恩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四十年后他回顾说："直到今天，我还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来的。"但他同时也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份。"他认为，母教的过份仁慈和礼让，也对他的性格形成有影响。

　　六岁那年，周恩来随同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居住。他的外祖父在清河做了三十年知县，家庭人口众多。周恩来在外祖父家的私塾里读书，经常亲眼目睹母亲被请去调解家庭纠纷，这使他从小学会了许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中介调解复杂矛盾的耐心和方法。这种能力，在日后的国共两党及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意淫大师与公众情人

　　九岁那年，即一九零七年，生母去世以后，嗣母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他对嗣母感情尤深，曾写过一篇《念娘文》，未能保存下来。抗战胜利时在重庆的文化界人士都记得，周恩来对记者含泪说过一段非常感性的话："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是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一言既出，闻者动容，始信共产党人也重亲情伦理，而非六亲不认的怪物。

　　相比之下，父亲周劭纲为人老实、胆小，谋生能力较差，收入很少，经常债台高筑。万氏与陈氏去世之后，还不如周恩来的伯父。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虽然是一个强大的夫权和父权的社会，但好几位改变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国共领袖人物，对母亲的感情和受母亲的影响都远远大于父亲。孙中山十二岁侍母一起到檀香山，在那里接受了五年的西方教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开始革命思想的萌芽。蒋介石少年丧父，和弟弟与本来感情就很深的母亲相依为命，慈母情结难解，以至于其母赶紧替三岁的他找了一个大五岁的媳妇毛福梅。新婚初夜蒋介石不肖与毛氏同房，竟在母亲的床上赖了一夜。毛泽东也十分眷恋他的母亲，而把父亲划为暴力和专制的统治者。邓小平的父亲长年远避重庆，家政由母亲淡氏主持支撑，邓小平十六岁赴法国勤工俭学，淡氏思子心切，不几年郁郁而终。中共建政后，他将比自己只大几岁的继母接来同住奉养，至死不渝。就是连子承父业的蒋经国，对母亲毛氏的感情之深，也远远超过一手将他培养成自己接班人的父亲蒋介石。

　　不同的是，周恩来的两位母亲去世太早，它们在他心目中留存的形像也就更完美，和更令他怀念。长大成人后，这种意识深处的怀念，转换成对女性的有距离的鉴赏，而非一定是身体的占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意淫"。我不认为，每种类似的条件都会这样转换，因为意淫是要具备相当条件的，而且还要需要相当的个人修养。《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一类意淫典型，周恩来是另一类意淫典型。他们的意淫的形式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相同，即"公众情人"式的生活环境。贾宝玉是大观园里众多年轻女性的梦中情人；周恩来是广大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梦中情人。

政治明星地位终身不坠

　　周恩来的"明星期"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否则他不会为南开的校董严修、著名律师刘崇佑看中，有意招他为婿。赴欧前，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他和直吏第一女师的女学生交往频密，深受她们的喜爱。事实上，她们中的张若名和邓颖超先后成了他的恋人和妻子。周恩来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注定是一个引起各方注目的明星级人物。旅欧归来不久，才二十多岁即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国共关系破裂后发动南昌暴动，旋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长期主持中央工作。红军长征时，他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主持召开奠定遵义会议，直到陕北才将军委主席的位子交给毛泽东。西安事变爆发，他出面充当调停人，接着又参加和谈，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期间常驻武汉、重庆，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同时发出巨大的影响力。抗战胜利后，他仍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其言谈举止直扣关注中国内战是否会爆发的民众心弦。至于中共建政后，他在国务活动中暴光程度就更不用说了，给人的感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没有刘少奇、没有朱德、没有彭德怀、林彪、陈毅，甚至没有邓小平，没有除毛泽东以外的那一大帮"无产阶级革命家"惟独不能没有了周恩来。这样，才会在他去世时徒然产生不可弥补的空缺感和失落感，从而爆发天安门事件。

　　这里不是概述他的历史功绩，只是想说明他的政治明星地位，一直持续不落。乃至持续到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便满足了公众情人首先得具备的重要条件，──高暴光率、影响力和声望。

　　第二个重要条件是风采。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汪精卫，等等，他们的风采有时还很迷人，但都不是周恩来的那种公众情人式的风采，更不能维持像他那样长的时间。青年时英姿勃勃，中年时成熟洒脱，老年时优雅从容，加上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表现出耐心、诚恳、机智、爽朗、风趣、圣忍、谦和、平易近人，使他很轻松地就能赢得异性的信任和好感。

日本女性心中的偶像

　　第三是对异性特别宽容和体贴。他的秘书杨纯回忆，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严格，但"对我们女同志比较客气，对男同志可是真厉害呀！"这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男女有别"的态度，是周恩来对异性格外尊重的证明。因为身边的人员与他朝夕相处，都是精挑细选、久经考验的"自己人"，最用不着遮掩真性情。周恩来的外交手腕向为世所称道，而他对女宾的过份殷勤尤其令人感动。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中国演出，晚上天气转冷，他就惦记着给她送去大衣御寒。日本一个乒乓球女运动员不生孩子，他也对她表示十分的关心（HTH《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63页）。俄罗斯的寒冷显然不是北京可以比拟的，乌兰诺娃应该是无须由中国的总理来惦记着她是否有大衣的。周恩来此举尚合乎情理，而日本女运动员能不能生孩子，实在不属于由他当众关心的问题。

　　这位女运动员，就是曾为世界冠军的松崎君代。她在得知周去世后，发表《惠受周恩来总理的厚爱》一文，回忆一九六三年四月在布拉格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由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转来周恩来的贺电："祝贺日本女子乒乓球队囊括各项冠军和松崎选手夺得女子单打冠军"。一个大国总理，向另一个无邦交国的女子球队和女队员发贺电，不知是否还有第二例。一九七二年，松崎随转访问阔别了八年的北京，周恩来"见到我的瞬间，张开双臂，情不自禁叫道：哎呀，老朋友！简直喜形于色。"

　　一九五七年到中国访问过的日本女剧作家、演员真山美保回忆见到周恩来的情景； "潇洒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粗粗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整体印象是钢一般的明快，又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他的手干爽得令人惬意，亲切地握了我的手。…盛满酒，杯盏相碰时，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边了体内。"

　　另一位日本女演员高峰三枝子，曾在一九七二年去北京见到周恩来："他很有男子汉的风采，胡子刮得青青的，显得很有生气。…..是一位具有让所有见到他的人不能不深受感动的魅力的人。"

为之"倾倒"与难舍难分

　　"所有见到他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但男性和女性对于他的魅力，感受是很不同的。"情不自禁"、"喜形于色"、"干爽得令人惬意"、"胡子刮得青青的"、"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遍了体内"，明显是异性之间的吸引力。日本人说话以含蓄著称，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情意，已经够不含蓄了。

　　直截了当地表示爱慕之情也不是没有，印度尼西亚前总理萨特罗阿米佐的夫人，曾对一位北京的翻译小姐说："我要是个中国人，一定去追周恩来！"西方媒体还大肆渲染、报导过，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怎样为周恩来的风度所"倾倒"。

　　那么中国女性是怎样看他呢？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说："以前我是个信仰上帝的人，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这句话是在中共建政初期说的，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席间一位教授拒绝与周握手，而不以为然，照样谈笑风生。林巧稚当即折服。

　　对于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方式。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特别是女艺员们相处极佳。这方面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说明，此处只举两例。一九六二年是；二月二十九日，刚获"摘帽"的右派、女歌唱家张权在北京政协第二礼堂演唱，第二首唱完，周恩来端起一杯水，从座上送到台前，递给张权。这种满含着"临惜"之情的举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不同寻常的。

　　电影评论家陈荒煤忆及周恩来是怎样"关心"电影的。他向剧作家夏衍和陈荒煤徵求意见，某部影片的女主角是否选张瑞芳。夏、陈都觉得张年纪大了一些，不适宜演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周当时没说什么，但不久转来一封赵蕴如的信，主张还是让张瑞芳主演这部影片。他还打了个电话，说这封信只供参考，最后怎么决定，还是你们自己考虑。陈与导演郑君里商量过后，决定让张瑞芳主演该片，扮演个年轻的女孩子。张瑞芳是四十年代的左翼演艺人士，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在重庆时交往频繁。

　　张见到工作繁忙的周，总要问："你昨晚又没有睡觉吧？"一九四六年一月，张瑞芳告别周恩来去上海，忍不住离情别意地说："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

　　此时，张已哽咽，语不成句。真像一对恋人分别一般。

女作家竟也受到"直接冲击"

　　韩素音在撰写《周恩来与现代中国》(Zhou EnLai and Modern China)时，虽然告戒自己："传记作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过份流露个人情感，会影响传记本身的作用。"

　　但她的情感还是在全书中到处流露出来。她向出版商解释，她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难道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她回答："我找过，而且话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值钱想要的东西。"她一回想起与他见面的情景，"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我父亲去世使我难过的心情。"（第7页）她当然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感觉，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简直好像受到了直接的冲击。"

　　如果说邓颖超情人眼里出西施，把周恩来看成高个儿，多少还因为自己个儿太矮的缘故；那么韩素音的个头高挑，诚然也把一米六九公分的周恩来看成了一米七七公分的高个，可见她受到的"直接冲击"是多么厉害了。这样直观的身高都可以大为走样，她在向西方世界介绍周恩来时，极力强化周的崇高人格和道德风范，乃至断言古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皆望其项背，就更可以理解了。在很到地方，她都刻意回避淡化一些关键的史实，实在令人遗憾。

　　早年参加革命，后来避居海外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台回忆："当我初到延安，当时政治风气较为宽松，有一回一些女同志笑谈选美男子，周恩来竟当选了。在我的心目中，周恩来这个人的确英俊潇洒，音容迷人，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当时，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历尽千辛万苦投奔延安而来的青年女性是极为引人注目和抢手的。周恩来仍然能以其"俊美"反引起女同志们私下爱慕，足见其对异性的魅力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