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演员生涯与女性气质

　　如果说周恩来与江青的较量、很大一部份赢在气质上，相信是不难理解的。

　　周无论何时何地都显得节制、自持、从容镇定，与江青的时而矫揉造作、时而放蛮耍泼恰形成鲜明对照。且不论谁有理，仅这副架势就注定了江青的不得人心。假若周、江二人当街对垒，围观者皆不知他俩底细，也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保管绝大多数都会同情周而鄙视江。因为从外观上，江是一个仗势欺人的、过了气的、情绪不稳的、更年期无限长的刁老婆子，周则是一个任劳任怨的、通情达理的、忠诚可信的、老实而不失精明的儒者。

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演员

　　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演员。成功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的演员。江青的失败，在于她没能当好演员，没有把握好角色的分寸，该放的时候不到位，该收的时候又过火。讽刺的是，这位不成功（并非总是不成功，也有成功的时候）的演员居然是电影明星出身，也许早在刚到延安，排演话剧《被蹂躏的人》输给周的养女孙维世时，就预示她一生终将败在演艺上的命运。

　　那么，作为政治家的演员，和作为演员的演员有什么不同呢？演员把戏当成生活，戏中需要什么角色他（她）就演什么角色。政治家把生活当戏，无论何时何地都得扮演一个正派角色。即使你做错了什么事，或者乾脆就是在干亏心事和坏事，也一定要表演得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君子坦荡荡"，仿佛普天之下你是最公正、最善良和最悲怜的人物，绝不能一心怀鬼胎便像个反派角色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要能演好一个正角，二是能把反角也演成正角，所谓"反角正演"。从这两方面来说，周恩来的演技无疑是第一流的。

　　人们常有一种误解，以为演员都是做假，"不真诚"。中国人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就是这样的偏见。其实无论"戏如人生"或"人生如戏"，都是很高的境界。一个在正谈上大起大落，历经风浪的政治人物，其一生必然是很有"戏"的。相反庸庸碌碌、随波逐流一生的人，必没有什么"戏"可以一说。即以二十世纪中国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而论，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宋氏兄妹、江青，…..一个个莫不充满了戏剧性，都可算作当然的演员。只是演技各有高低，扮演的角色形像各具忠奸智玩，受欢迎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罢了。其实西方的正谈也重视演技，美国总统里根就是一例。他本是好莱坞电影明星出身，在总统任上无为而治，却因其风度形像大受民众欢迎。另一位美国总统福特，退位后曾在电影里扮演"总统"一角。足见"政治家是天生的演员"所言不虚。

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

　　周恩来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演戏──演话剧，当时称"文明戏"，又叫"新剧"，以别于中国传统的戏剧（旧戏），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份。周恩来在《一元钱》、《华峨传》、《仇大娘》等剧目中，都担任女主角分别扮演其中的孙慧娟、华峨和慧娘。那时新剧虽"新"，但男女不能同台这一条还是旧的；南开是男校，也找不到女演员，就只好选中模样俊俏的周恩来担任了。而周果然扮相秀丽，演质逼真，使南开的新剧在天津很有名。及至三十年后，他在重庆陪原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去看一场大学生演出的话剧，张还对他说："你知道吗？你还可以打扮起来上去演。我敢打赌你一定赛过台上的那个女孩子。"（许芥昱《周恩来传》第24 页）

　　张伯苓这样说，是因为周恩来悄声对他感慨："老师，时代真是不同了，现在男女生可以随便一起演戏。我记得咱们在南开演戏就没有女演员。"张扭过头来朝自己以前的学生、现在的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长仔细打量了一阵，忽然有所发现。

　　无独有偶，邓颖超在直吏女师也是演新剧的活跃分子，而且总是担任男主角──恰与周恩来相反。她最早对周产生深刻的印象，就是看了南开的新剧中他扮演的角色，那时他们根本还不认识。而他们最初的接触，也是在周听了邓的一次演讲之后主动上前招呼，并应邓颖超的邀请到广东会馆帮助他们排演新剧《花木兰》和《安重根》。安重根是朝鲜反日斗士，曾开枪刺杀日本吞并朝鲜的主谋伊藤博文。《花木兰》是古代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虽是女英雄，却为男装，举手投足"雌雄莫辨"。革命分子大概以外向、喜好表现者为多，演新剧正是他们初试婴啼的大好时机。只是有一点十分奇怪：既然男女不能同台，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地代替以下也就罢了，为什么男校非要选以女主角为住的剧目，女校非要选以男主角为住的剧目不可呢？大概是非如此不能凸显表演才华，不能矫枉过正，不能标新立异吧。

周恩来是"文艺爱好者"

　　周恩来赶到广东会馆，悄悄选了个最后排的楼座坐下。彩排结束，才到后台与女士们见面。在邓颖超的要求下，周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要说不足之处，你念台词就像发表演讲一样，慷慨激昂有余，不够自然。安重根和花木兰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在发表讲演。要掌握剧情和居中人的身份，平时说话声调自然平淡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放开感情。

　　他又取来《安重根》的剧本，在舞台上示范表演念台词。他告诉她们，怎样吐词运气，掌握台词的节奏，控制音量的大小高低。经过这一番言传身教，女士们演艺大为长进。

　　当时的周恩来年方二十一岁，对于戏剧表演就有这样的见解和心得，可见他的演员天份，实在是很不错的。他一生喜欢结交演艺界人士，弄得人家女演员眼泪巴巴地不忍同他分别，与折服其艺术修养和表演功力不无关系。抗战期间，他发动和领导"宣传演剧队"和"孩子剧团"；文革前夕，他直接关心和指导排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还是张伯苓说得好："你还可以打扮起来上去演。我敢打赌你一定赛过台上那个女孩子。"

　　一向刻板内向、深藏不露、不爱出风头的林彪，早年居然也上台演过戏。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举行演出，林彪、罗瑞卿上台演出话剧《庐山之雪》，林彪扮演红军将领，罗瑞卿扮演被俘的蒋介石。最后一幕是林彪审问蒋介石，问了两句之后，开始自由发挥。幸好罗瑞卿机灵，临场编台词把林彪对付过去──

　　红军将领（林）：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罗）：是！
　　红军将领（林）：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罗）：我的飞机坏了。
　　红军将领（林）（开始离谱发挥）：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介石（罗）我成天算计着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红军将领（林）：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罗）：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坏水！

　　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404页）

极为爱惜羽毛

　　因为这一节，林彪与罗瑞卿遂成为红军中的著名演员，当然是演技不高的著名演员。三十一年后，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被毛泽东选为代替刘少奇的接班人林彪，奉密诏下令逮捕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场又一场的审讯，没完没了的交代、检查，逼得罗瑞卿跳楼自杀，幸得只摔断了一条腿，被红卫兵用箩筐抬到批斗会批斗。林彪得意于一时，终因犯罪毛泽东，仓皇而逃，身败名裂。

　　林彪一直不注重公众形像，既没有亲和力，又没有领袖的威望，总给人以奸诈、阿谀、心术不正的印象。实际上，林彪的个人品质在中共高级将领中算是很不错的，在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们中间，也是很不错的。他是少数几个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武将之一，还有一个是彭德怀。他二人都不擅逢场作戏，不会塑造形像，不容易赢得多数人的好感和同情，一旦有难，昔日同伴竟群起而攻之，结果在残酷的政治格斗中轻易地被击败。

　　周恩来一贯注重形像的营造，极为爱惜羽毛。这本来是政治家应有的美德，但如果太过，则难免赢了面子，丢了里子。周恩来处处表现出忠君、中庸、折中、调和，也往往为性情耿直的人士所指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反击彭德怀的"意见会 "，周恩来像以往一样再次丧失立场，加入围攻的阵营。当然他表现得比较温和，似乎不那么穷凶极恶。他要大家不要讲大跃进的困难，会泄气。彭德怀当面骂他" 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彭的责骂大概使周多少有些良心不安，他在常委会上为自己辩解："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周恩来与汪精卫比

　　这段话在当时讲起来是振振有辞，理直气壮，现在看却觉得强词夺理、气虚理屈。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的确是"有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管他是谁，错了就要讲明白，"我为人民谋幸福"。而周恩来实在是"没骨头"。当年西安事变结束，张学良陪蒋介石飞赴南京，周恩来赶到机场，眺望远去的飞机说了一句："这是愚忠嘛！"亏得他还好意思论证"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周恩来不是不知谁对谁错，在丧失原则站在毛一边围攻彭以后，私下里喝得烂醉，以平息内心的自责和不安。

　　很多回忆录和研究者笔下，都把周恩来写成一位忍辱负重的人物。能负重者，自然应该是"有骨头"的。但这里仍有一个分寸问题。我们可以拿另外一个人出来比较，那就是汪精卫。

　　有人说，汪精卫是大汉奸，与周恩来相比岂非不伦不类？其实，撇开他们的政治阵营、意识形态与是非公国不谈，二人可比之处还真是不少。

　　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国民党内历任要职，声望崇隆，孙逝世后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被蒋介石夺去党政最高权利，反蒋失败，屈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抗战期间秘密投往日军占领的南京，出任日本扶植的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

　　周恩来也曾留学日本，期间接触社会主义的思想，回国投身革命，在中共党内历任要职，陈独秀下台后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取得党的最高权利之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长等职。他在党内的地位、实力和声望，与汪精卫实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汪精卫后来投靠了日本占领军，另立"中央"成了大汉奸。

中国美男子的女性气质

　　周恩来无疑也具有另立中央的实力，尤其在文革中，另立中央似乎更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道德依据。但他没有做，连想都不想。我们不能假设他若另立中央，历史将对他作出怎样的评价，首先是这样造成的后果都难以预料。不过这里要讨论的，恰恰是周、汪二人后期政治生命的相似性。

　　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他自己当然不认为这是汉奸行为，他认为是"曲线救国"，忍辱负重。他建立南京政权，意图与日本占领军媾和，作为一个合法存在的政府机构尽量争取中方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免受更多的战火涂炭，事实上，他的政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占区激烈的民族矛盾，至少不再发生像南京大屠杀那样公开的、大规模的和无可制约的暴行。至于他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早有历史公论，无须赘述。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与汪氏何其相近。幸运的是，许多评论家都强调他的"曲线救国"、忍辱负重的一面。他委曲求全，保护了大批高干和社会知名人士免遭更大的灾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他，将有更多的人被迫害致死。"却少有人提到正是有了他，另一些人注定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周恩来与汪精卫都是中国政坛的美男子，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他俩的口才、风度，也都是一流的。中国的美男子，多少带有一些女性的气质。一九二三年，朱德赴欧洲寻找中共与革命真理，临行前在上海拜会了汪精卫，就有这种感觉。

　　"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起姨太太，"几十年后，朱德将他的反感告诉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他努起小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我只能看到他而不能听他讲话了。他满身都是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习气，很像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

"令人想起姨太太"

　　朱德说这番话的时候，已是八路军总司令，言辞中压抑不住对在国民政府中力主对日寇媾和的汪精卫的轻蔑，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汪精卫倒还不至于如此做作和倒人胃口。想当初他谋刺摄政王载沥，事败被俘，赋诗以明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没有这样的几分气概，成不了孙中山的亲信和副手，也不可能拥有那样多的追随者。而"听人说 "几时上床几时起身，更属无聊的传言。但是除去其中带有明显贬损意味的词句，倒也能看出汪的女性气质所在：一，令人想起姨太太；二，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三，努起嘴唇，说话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四，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习气；五，夫人很男性。

　　再来比较周恩来。

　　一）周恩来也"令人想起姨太太"。

　　他有一句明言，"为了革命可以当姨太太"。那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周死里逃生到了武汉，不久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祥奉何键的命令枪杀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员。何键的军代表柳宁也是共产党员，他在汉口发动宣传攻势，斥责许克祥是屠杀革命同志的屠夫。周恩来以中共军事部长的身份，责备柳宁不该破坏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

　　柳宁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是人家的姨太太？难道我们要任人唾骂鞭打也无权大声抗议？"

　　"我们要忍耐"周恩来说，"为革命的利益我们要非常忍耐。为革命的利益我们可以当姨太太，甚至当妓女，如果有必要的话，…."

　　这段话，可以说是周恩来"忍辱负重"精神的全部内涵。他后来"为革命利益"一次又一次地当"姨太太"甚至当"妓女"，唾面自干，屈从于领袖的专横独裁，包括不惜向党内新贵大献殷勤。

　　二）他不是"京戏里唱小旦的"，却不止一次在新戏里演过女主角。

　　三）他如同艾蓓所说，是个"噘噘嘴"，如果朱德只见过他一面，并且这一面谈的不欢而散，很可能误以为他也是"努起嘴唇"。至于"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 "，这就很难把握了。周恩来也很喜欢做手势，还很优雅。优雅与"慵倦"的区别，常常只在人们的印象标准中，并无一个明确的界限。

　　四）周恩来既被四人帮一夥攻击为党内"大儒"，想来是有不少"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习气"了。不过细究起来，固然他有不少忠君思想，对上唯唯诺诺，但与其说是一个"封建型"知识分子，不如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知识分子。

　　五）夫人邓颖超是"很男性"适演花木兰、安重根。即使扮演女人，也是"大姐"型的女人，对于男人有管束力，虽然不一定管得像"几时上床，几时起身"那么具体。

"我不喜欢他那样的男孩子"

　　周恩来的女性气质，很小的时候就已见端倪。一九一三年，他随伯父周贻庚从沈阳迁居天津，考入南开学校，其时只有十五岁。当他第一次走进教室，在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坐下来低头看书的时候，一些同学首先注意的就是他的漂亮。有同学下了课冲着他的同桌大声喊："嘿！老瀚，你哪儿找来这么漂亮一个小伙子？"另一个同学也嚷著："还穿着一双好漂亮的袜子呢！"所谓"漂亮的袜子"，就是红蓝两色，男生一般是不肯穿的。除了袜子，衬衫也比较"讲究"，其实是因为家贫，找到什么便将就穿，这也引起别人起哄。

　　学校依照前清举子应试的传统，按省籍分为小集团。周恩来来自沈阳，在个子高大、声音洪亮、喜欢玩闹的东三省学生中间，显得内慧而外秀，尤其在同桌"瀚"的衬托下，更透出文静和秀气。"瀚"的全名叫吴瀚涛，年纪稍大，是摔交冠军，东北学生领袖。也对周恩来十分照顾，有点像带弟弟，或者妹妹。他很反感人家老拿周恩来的穿戴打趣，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回过头来训斥了他们一顿，再也没人敢嘲笑了。

　　很多年以后，吴瀚涛谈起周恩来，仍表示"你没有办法不喜欢他"。另一个中学同学却直截了当地讨厌他："他太带女人味。他喜欢打扮，上台演戏，诸如此类的玩意，叫我觉得肉麻。我的兄弟同他合得来，可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男孩子。"

　　少年时代的女人气味，一般会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退却，有的人成年之后，反而更加具有男人的阳刚之气。但也有人多少会残留一些女气，极少数可能还会发扬光大，变得男人女气，乃至扭捏作态。周恩来成年后身上的女性气味已减少很多，也常常表现出"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大义凛然神情严峻的丈夫气概，但有时我们也不难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捕捉到一丝偶尔流露的女性的羞涩、腼腆、妩媚。当然，其份量恰倒好处，阴柔与阳刚结合搭配，是形成他独特的风度及魅力的重要原因。

性格上的女性特点

　　从性格上论，他的女性特点就要比外表保留得多了。

　　──儒雅娴静。在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中，周恩来的性格娴静、温文尔雅是有名的，尤其在一大帮子习性粗野、性情急噪的高级将领的烘托下，显得十分突出。很大一部份原因，是他从小受到胆小懦弱、品性温文的父亲，尤其是要求严格、整天把他关在屋子里念书的嗣母的影响。他曾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

　　──体贴、仔细周到。凡是见过周恩来的人（只要不是公开反对他、对他构成明显威胁的敌人），几乎都为他的细心体贴感动、折服。重庆谈判期间，他为毛泽东的安全处处设防，不放过一丝一缕可能的疏忽，还把江青从延安用专机接来相陪，替不善饮的毛泽东喝下一杯又一杯没完没了的敬酒。文化大革命中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一定要在头一天亲自勘察毛泽东将要行走的路线、将要坐的座位、将要踩的阶梯。毛泽东宴请赫鲁晓夫，周恩来见一旁作陪的林彪没有胃口，亲自用筷子夹一点这个夹一点那个，殷勤地劝他"试一试这个怎么样？""那个呢？那个很好吃的"。他询问日本女球员有没有生孩子，替她安排医院做检查和治疗。他得知自己患了癌，问以前的秘书"你看我还能活多久？"，第二天又专门告诉她"其实不要紧"，怕她为自己的病紧张、难过。临死前还不让理发师傅来帮他刮胡子，也是怕他"见了我这个样子会难过的"。一个人，特别是他的地位已达如此之高，还这样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体贴下属，真是非常罕见。

　　──敏感细腻、善解人意。这方面，周恩来也是有口皆碑，在无数细小的事情上表现出来。他会从手下人的一下眼神，一个细微的表情、动作，捕捉其内心活动。工作人员对日本国旗不以为然，他马上就发现了，问"你们怎么了？"到朝鲜访问，金日成别出心裁大摆狗肉宴，随行工作人员不想吃，他敏感到了，教育他们要尊重东道国的民族特点和生活习惯。吃不惯也得吃（奇怪的是，这些东道国从来无须尊重别国的特点和习惯。）

爱俏的心理基础是自恋

　　──谦恭、曲意奉承。不光是奉承毛泽东，对一般有一定身份和背景的人士也都如此。他会对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林彪恭维备至，为他夹菜、劝菜，有事都要向林副统帅"请示"。他恭维江青，深怕她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她一发怒，赶紧想办法去调解、平息。他还恭维毛泽东一度深为信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向他"请示"能否将农村政策放宽一点？毛的"最后一个女人"、机要秘书张玉凤当面埋怨周："主席的吃喝拉撒都要我来管，你也不管管！"他听了也只是表情十分"尴尬 "而已。他尊蒋介石前妻、留在大陆的陈洁如为"师母"，其实他也只不过是做过蒋介石下属，并未做过蒋介石的学生，称"师"实在过份。文革初期，姚文元带领红卫兵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回来，工作人员忘了通知陈伯达，没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生怕这位第五号人物生气找他麻烦，灵机一动跟接待组组长李庆连说："从现在起，李庆连同志，为了节省领导同志的宝贵时间，以后代表团出国访问才有正式送行仪式，回国时一律由低级人员代为迎接。你立刻把此意转达陈伯达同志。"为了一次工作人员的疏忽，周竟然可以从此改变国家的礼仪！

　　在取得全国政权、不可一世的中共阵营中，周恩来的谦恭颇获"外人"的好评，也颇能赢得知名人士的认同。但也为确立毛泽东一人不可撼动的权威，起到了表率作用。曾几何时，党内恭维之风盛行，个人迷信愈演愈烈，周恩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爱俏。周恩来极为注重仪表，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南开中学时代，他的小伯母（伯父周贻庚的妾）很喜欢他，给他编织一些花花绿绿的毛衣、袜子，直到引起同学的嘲笑，她才作罢。虽然家境不好，周恩来仍然穿戴得十分整洁这大概是从他那破败的书香家庭继承的传统，讲究"体面"。赴欧洲勤工俭学，别的同学经济上紧张，他因给天津《益世报》当通讯员，有严、刘两家的接济，反而手头较为宽松，无须像别人那样去工厂、餐馆打工。他总是穿得西装笔挺，彬彬有礼，脸上笑眯眯的，以至于柏林的房东太太称他为"骑士先生"。他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爱俏"的心理基础是自恋，把玉照印在明信片上寄给朋友欣赏，已经超出"顾影自怜"的范围，而带有"希望大家都爱我"的意味了。一直到他临终前躺在病床上，还注重仪表，不让给他理发多年的朱师傅来修面，怕他见到自己憔悴、苍老的病容会伤心难过。

甘让别人"打他的屁股"

　　──克制、忍让和耐心。这是周恩来一生能躲过历次党内政治斗争的灾难，成为"不倒翁"的主要原因，每遇到责难，他都能默默忍受，勇于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尽心尽力地投入新的工作之中；而不象其他领导人那样，要么一触即跳，不肯认错，要么消沉失望，自暴自弃，一蹶不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高岗、刘少奇、林彪…..，都是这样。周恩来的忍让，简直可说是到了"唾面自干"的地步。"为革命的利益我们可以当姨太太，甚至当妓女….." 只要是革命需要的，什么样的屈辱、蹂躏都是忍受，而不是逞一时之勇，一时之快。

　　──甘居人下。在中共高层激烈的权利争夺中，周恩来几次都有获得最高领导权的机会，但他都推让给了别人。第一次是一九三零年，他和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按道应由周主持，并自然而然地成为党的领袖。因为瞿秋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失宠于共产国际。由于周的谦让，会议的中心人物和会后党的领袖却成了瞿秋白。这个结果令共产国际极为不满，马上派米夫来华，彻底清算中共的左倾路线，瞿秋白撤职，周恩来也被米夫小儿（仅二十九岁）"打他的屁股"，才保住政治局常委的职务。第二次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被处决。新的总书记，要在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产生。周恩来是常委（其余两常委，向忠发已死，张国涛去了鄂豫皖苏区），资历最高，但他毫无此意，王明因惧怕留在国内领导革命时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也不敢当，只想早点溜到苏区去；只剩下一个工人出身的卢福坦，自告奋勇要当总书记。王明当然不放心，便挑了他的小哥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博古担任"总负责"。一九三三年一月博古去了中央苏区，卢福坦终于如愿已偿，当上了"总负责"，只是好景不长，三个月后被捕入狱，很快叛变，做了国民党中的中统特务（上海区情报行支股股长，一九六九年被处决）。后来的事实证明，博古也不是做总负责的料子，朱、毛打下的中央苏区在他手上给丢掉了。

　　──阴柔而非阳刚。长征初始，中央红军在湘江之役损失过半，实际领导权到了周恩来手里，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权利，让他成为"三人团"之一、周恩来的助手。如果周一直保持现状，自然也就是党的最高领袖，但他再一次放弃机会，让给了毛泽东反过来当了毛的助手。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后，他推毛为中央军委主席，自己做了副主席。

　　此后，在选择毛泽东接班人问题上，周也一再推让，不愿与人相争。直到林彪倒台，毛泽东精神和身体状况一落千丈，才临时指定周接手，周的反应是毫无血色，只有战战兢兢，甚至吓得"大小便失禁"（李志绥回忆录）。即使李志绥的回忆录可能有偏驳，还有其他人的回忆录，证实其听到毛泽东休克的消息后，吓得瘫在汽车上半天下不了地。这种不敢为天下人领头、甘居人下的性格是非常明显的。不久，毛泽东挑了王洪文，周恩来竟心安理得的辅佐这位三十几岁的造反英雄，在"十大"筹备会中当了王洪文的助手（副主任，王为正主任）。

　　──节俭、精打细算。周恩来善于理财和打理生活，这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他的衬衫、袜子破了补补了破，不肯换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副套袖，带着以防衣袖磨破。大饥荒年又倒滴油，告诉手下人，民间有一种说法叫"钱油烧豆腐"。他反对动用国家外汇为自己买生活用品，只是国产的刮胡刀片刮不动他粗黑的胡子，手下人托人从国外带给他一包美国的"吉列"刀片，他才勉强使用。这些事例太多了，举不胜举。

　　还有许多性格特点，如含蓄，多虑，自贬，自律，妥协…等等。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性格特点，包括上述各项，绝非女性所专有。有些还可以当作堂堂男子汉行为规范，如克制和忍让，中国古代便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形像、通俗的说法。不过它们都是阴柔而非阳刚的。一个男人的性格越趋向于阴柔，他的女性气质也就越明显。反之，一个女人的性格越趋向于刚阳，她的男性化倾向会越显而易见。

人性格中的女性部份

　　在周恩来身上，也绝不是只有这些女性味道较重的特质。有些方面和有些时候，他也表现的和"阳刚"。如果断、冷静、豪爽、大度。这些特点，在对付和处理林彪事件的时候，在下令和指挥惩处叛徒顾顺章一家的时候，在宽容和化解对手的攻击、挑战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生活习惯上，他还好酒善饮，一连干掉二十五杯（一两一杯）茅台烈酒，脸不变色心不跳，──如此豪饮，大概也应该算作刚阳之举。

　　儿童，尤其是婴儿，可以说是"无性"的，除了那一点外，几乎没有什么性别特徵。如果一定要划分性向，那么所有的孩子都偏向于女性：柔弱、娇气、依恋长辈、身上带有得自于母体的雌性激素。年岁渐长，男孩于女孩的性格区别才逐渐显现出来，最后长成"大人"──小伙子和大姑娘。而年轻小伙子身上，仍难免残留着"女性"的痕迹，皮肤光滑细腻，胡须疏软，头发乌亮，脸蛋丰满，一般性格也比较脆弱，感情充沛。严格地说，真正成熟的"男人"，应该是过了青春期之后的男性。当然，这也并不表示他们身上再没有 "女性的味道"。每个男人的性格中都会有一些"女性"的成份，只是或多或少罢了。

　　反之，每一个女人身上，也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男性"的成份。"男性"成份和"女性"成份，因时、因地、因对象的不同，表现的程度也就有所不同。心理学家认为，适度的异性倾向是有益的。它可以减轻生活中的沮丧感、焦虑感，化解心灵危机。政治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常人要大得多。异性倾向也往往较常人突出。很难想象一个男人味太重的政治家，或一个女人味太重的政治家，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被比作"太阳"，应算是很刚阳的了，但他的女性味也很重，下巴光荡，嗓音尖亢，男人女相，诗人式的思维和语言，洞察人意。

女性气质在政治上的意义

　　周恩来的女性气质，在政治上的意义，当然绝不止是帮助他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他创造了一种风格，以柔克刚的艺术。在强硬的权势面前，他总会先退一步，再另图他策。长征途中，张国涛仗着他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粮草充足，颇看不起被追兵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央红军，处处表现出骄横，言语多傲慢无礼，还向中央强要总指挥的大权。周恩来首先让出来自己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以防毛的权利被重新剥夺。周恩来见到被张国涛当特务关押审讯的廖承志（廖仲恺之子），大吃一惊，立刻板起面孔，把廖公子很很地训斥了一顿，要他好好认错，深刻检查，给足了张国涛面子，而后才替他说情把他担保出来放了。如果他一开始就指责张国涛抓错了人，跟他据理力争，事情可能很快就会闹僵，廖的性命也难保。

　　文革中，无数党的干部蒙冤受屈，很多也都是周恩来用这样的方法解救：将你痛骂一顿，好像要和你划清界线，非亲非故，再把你发落到某个地方，或是保护起来不再接受揪斗，或是安排给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他总是劝说这个劝说那个，接受批判，作深刻检查，争取"党和群众"的谅解，重新出来工作。

　　陈毅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开始不肯认罪，周恩来就不断地劝他，早认罪早过关，我这儿（外交方面）事儿太多，忙不过来，始终使其含冤就范。但也有硬骨头，宁死不肯低头。"九大"时周恩来劝胡耀邦认错，中央委员照当。胡坚决不肯："我没错，认什么错？"周恩来有些尴尬，摇摇头走开了。其他一些原本打算认错过关的人，见胡耀邦如此，也不肯认错了。他们都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却坚持了自身的信念和原则。一味地妥协、退让、纵容独裁者的骄横和淫威，只能使其更加制度化、常规化，而不会像一些所期望的，稍微合情合理、稍微人性起来。这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