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版物将钓鱼岛划归日本

　　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王伏林，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会议正讨论香港、澳门问题。中间谈到香港、九龙的租界面积，总理突然向大家发问：澳门多大，你们谁知道？大家面面相觑，在座的有陈毅和廖承志等人。负责澳门方面工作的那个同志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这下总理生气了，他说："浙江多大呀？"说话的那位同志愣了，一个小小的澳门面积居然比浙江省还大，这是信口之说犯下了大忌。"（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30页）

　　陈毅是解放军元帅，外交部长；廖承志是侨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海外侨胞及港、澳、台胞的统战工作，后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两人居然皆不知道澳门多大。最令人吃惊的是，专门负责澳门事务的国务院官员，不但也不知道，还信口将其面积放大万倍说出来，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细读历史，不禁要为我们中国人捏把汗：国家的前途、命运，竟一席掌握在这样一帮人手上！

　　国家官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之低，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估量。中日钓鱼岛之争，也可算作一例。在一九五四年"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份《中国地图》上，清清楚楚地将钓鱼岛划为"日本领土"，这样的重大损失，无疑给争执对方以极为难得的论据。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竟相对日本表示"宽大为怀"的政策，其实都是为了拉拢日本这个亚洲最重要的邻邦。一九五二年，日本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蒋介石同意放弃战争的赔款要求。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欲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还报美国不告而先与中国交好的一箭。在会谈时，日方提出战争赔款已经解决，周恩来当即以严厉的口气予以谴责，指蒋介石政权已为中国人民所推翻，他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是"慷他人之慨"。

"慷己之慨"取代"慷他人之慨"

　　经过反复的谈判，终于达成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然而这份联合声明除了日方发表"负有责任"、"要深刻反省"之外，中方也宣布放弃战争赔款的条文，──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模一样。原来，被推翻的国民党政权不可以"慷他人之慨"，只有现在的共产党政权才可以有权"慷自己之慨"。

　　放弃战争赔款，在日本尚未下定决心与北京建交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预先将"底牌"亮给了来华访问的公明党委员竹入义胜，使得日本首相、外相一扫疑虑，大大方方打上门来发展"日中友谊"。很多年以后，日本政界、新闻界、文化界人士，提到周恩来的"慷慨大方"，都还十分感激。前《每日新闻》社驻北京特派记者新井实雄回忆──"尽管由于日本又做了把台湾的防卫和日本融为一体等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的事来，但据权威人士透露，以周恩来为中心的中国决策层仍制定出如下对日政策：

　　一，中国不向日本索取巨额（战争）赔款。中国不依靠外力──即日本的赔款来进行经济建设；

　　二，不应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巨额战争赔款重压下的德国，终于孕育出纳粹这一历史教训；

　　三，把老一代所犯的罪恶，让无辜的年轻一代长期偿还，是不合适的。

　　战争的胜者如果调换一下位置的话，日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日本人心中的周恩来》第228页）

　　日本记者这句话问得太好了。日本从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它得到了一个台湾岛，及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中国的清政府却没有在重压之下 "孕育出纳粹"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具体地说，蒋介石和周恩来推行的"感化政策"，并没把日本感化过来。蒋介石企图维持"日华和平"，日本却在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席位、得到美国实际承认的时候抛弃了他。周恩来极力发展"中日友好"，日本却从来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发动战争的罪恶，一有机会就要翻历史的公案，否认在中国进行过大屠杀，把侵略行经美化成"解放殖民地"，以军舰武力围守钓鱼岛。

　　蒋介石、周恩来都去世二十多年了，中国人至今还在继续为他们的慷慨大方付出代价。当然日本也不是毫无感激之情的民族，为了纪念这位对日本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政治家，专门建立了周恩来的铜像和诗碑。从日本人的角度说，这是再"合适"不过的。

第七章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接班人

　　研究周恩来，有一个无法回避而且有趣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始终不选周恩来为"接班人"？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因为毛泽东的嫉妒。列举起来，"嫉妒"无非是，一周的学识才干比毛强；二周的功劳比毛大；三周的人品比毛高。

周恩来与毛泽东比风流

　　周恩来十几岁赴东瀛求学，又到欧洲、苏联住过多年，见多识广，虽然学历不高，学识堪称广博，这在中共党内及国际政要们中间是公认的。五十年代，他曾接受东欧及印度等国赠与的荣誉博士学位，也算是实至名归，这不是谦虚而是事实。周恩来博闻强记，却无一门学问称得上精通，不像毛泽东，天文地理，史哲文章，皆可以与专家学者燃烟而论，令对方口服心服。至于才干，他要是真比毛泽东强，就不会将在握的大权拱手相让，心甘情愿地从领导者退为辅佐者，几十年如一日侍奉到死。

　　毛泽东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至今无有定论，主要原因是论者皆以意识形态及历史恩怨为依据，结论往往相去甚远。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共产党绝不会说他过大于功，因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这数十年的天下。仅从这一点来比较，周恩来就永远也比不过他。周恩来突显的功劳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林彪爆炸之后，他脱颖而出，颇有当今之世惟此一人气概。却也是气概大而功劳不大，还不如大搞整顿复辟的邓小平，甚至不如后来一举逮捕四人帮、宣布文革结束的华国锋。

　　周恩来的人品，倒是可以好好地与毛泽东比一比。中国人说人品，是从"品貌"与"品德"两方面综合而论的。谁都知道，以貌取人是很势利的，又不得不承认"貌随心移"的道理。周恩来固然仪表英俊，风度潇洒；而毛泽东更是相貌不俗，挥洒大气，他的"人君之相"无论如何周恩来是比不上的。从大量留存下来的历史照片来看，毛、二人都十分注重个人形像，尤其掌权之后。毛泽东的相片总投出一股帝王之气，周恩来则俨然一副宰相之貌，"定位"都十分准确。

　　个人品德，毛泽东唯一输给周恩来的，是他的私生活，说穿了，就是男女关系不检点。即使周偶有越轨之举，比起毛的来者不拒、"一锅煮"，是好得太多，不可同日而语了。除了这方面，其他似未见得有什么特别的高低之分，一定要引得毛泽东心生"嫉妒"不选他做接班人。事实上，毛泽东选定的几任接班人，如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在男女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值得非议的。可见这一条也站不住脚。

不如"举重若轻"的邓小平

　　凭籍大量接触"宫廷旧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身边工作人员），撰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的权延赤，提出一种解释：周恩来不是帅才。

　　一次高层开会，讨论人事分工，毛泽东点名："周恩来，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一九五零年六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薄一波聊天，忽然谈到薄在晋冀豫共事多年的刘伯承、邓小平，收去笑容，沉思地说："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认为这正是"刘邓大军"配合很好的重要原因。

　　"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周恩来仍然面色凝重，自问自答，一从头往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第10页）

　　由于长期负责具体工作，周恩来的事必躬亲连他的手下人都看不过去。外事秘书陈浩一次忍不住劝他有一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了那么多呀？

　　这一下周恩来生气了。他霍地站起身，从桌上拿一份文件煽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吗？"

　　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摞："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拍拍第三摞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大管家不能自己做主

　　其实，秘书的意见是对的。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又管这又管那，拿得起放不下，长此以往必然累垮还不算，工作成效也非得大大折扣不可。周恩来最后是被累死的，这里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能不说他那什么都管、什么都得亲自过问的工作方法也是一个原因。周累病后，推荐邓小平代替他主持工作，邓果然就"举重若轻"，上来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也没把身子骨弄成他那个样子。周恩来夸他，"你比我强啊！"一点也不为过。

　　据说邓小平很坦率地说过："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另一位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认为："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管家。"

　　"大管家"是永远给主人帮忙的，自己却不适合做真正的主人。──权延赤的"不是帅才"论似乎有一定道理。

　　然而作为一条理由，这还是不能充份地解释为为什么不被选定为接班人。

　　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虽然有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天才，本质上却也是周恩来一类的人物，即事必躬亲、呕心沥血直至活活累死。诸葛亮一生谨慎，娶丑妇为妻，任劳任怨，忠心事主，细心周到、生活简朴…..这些与周恩来非常相似。曹操率兵南征，他说合孙、刘联盟抗曹，独自亲往东吴助战，身处险境的故事，使人联想起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周恩来常驻重庆与蒋介石的周旋。刘、关、张死后"蜀中无大将"，诸葛亮几乎是独撑危局，一心要匡复汉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很像文革中后期的周恩来。总之，他就是汉王朝的"大管家"替刘氏父子主政当家。按说也不应该被选做"接班人"，刘备临死托孤白帝城，却分明做过这番考虑：阿斗可辅佐则辅佐之，不可辅佐君则取而代之。古代社会，子承父位是天经地义，刘备居然仍作此想，可见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应该是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并不因当了"大管家"就完全排斥自己作主人。

"不是帅才"论站不住脚

　　"举轻若重"也未必做不了帅才，──诸葛亮显然就是一位出色的帅才。刘伯承也是帅才。相反，"举轻若重"抑或"举重若轻"，而看他有否元帅的气度与谋略。

　　毛泽东熟读历史，不应该不懂这个道理。何况，能否做接班人，也与是不是帅才关系不大。林彪是极为难得的帅才，他以黄埔四期的出身，在战将如云的共军内脱颖而出，功勋超过所有资历比他深的前辈和师兄，带领大兵团作战，指挥若定。这几乎是人人公认的，但选他当接班人，却很难服众。华国锋看不出有什么一丝半点帅才，不但做了接班人，还真的接了班；身为帅才的叶剑英，却只能而且心甘情愿地替他黄袍加身。

　　由此看来，"不是帅才"论，还是站不住脚。

　　接班人的问题，是一切极权国家体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帝王时代， "立储"之争虽然也常常闹得大批人头落地，毕竟还有章可循──立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废立的纷争；长子无德；长子非皇后或爱妃所生；幼子建功甚伟，或贤德、有人望或深受宠爱；长子夭折，等等。在共产制度下，接班人是选拔出来的，与领袖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从理论上说，人人都有可能被选上。因而其争夺的普遍和激烈，远甚于帝王时代的立储之争。

　　中共第一任领袖是陈独秀，从趁到毛泽东的十余年间，经历了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领导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毛成为全党的实际领袖。中共进入"成熟期"，领袖地位确立而且稳定。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五色自己的接班人。他选中了刘少奇。

最开始只是"备用胎"

　　延安时期物色接班人，还不是选皇储充其量不过是选个备用胎罢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中共领袖不至于断了"香火"，乱了方寸。一九四三年，刘少奇从新四军政委任上调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职位一下跃居周恩来之上。他的"备用胎"的作用十分明显。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行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守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则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度过黄河到华北，刘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陕北情势险恶，"三长两短"极有可能发生，刘少奇、朱德转移到安全地带，就是为防备中共领袖群全遭覆没。

　　中共建政后不久，高岗发起第一次向接班人挑战，党内高层多人都表示："少奇同志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能随便动。"除了刘少奇，还有一个"备用胎"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任弼时。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年轻六岁，所以还得选一个更年轻的"第三梯队"作为"备用胎"的"备用胎"。任弼时出生于一九零四年，比毛泽东年轻十一岁，在中共"五大书记"中竟排末座。他是湖南湘阴人，少年时曾加入毛泽东、何叔衡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受中共派遣到苏联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近四年，回国后在党内地位稳步提高。他有留苏资历，时间较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早，可能是毛泽东有意提升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对付王明"留苏派"。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刘少奇、任弼时都是湖南人，乡里乡亲的，比较好说话。

　　当然，后来再选接班人，毛泽东倒是打破乡土观念了。原因是一九五七年庐山会议，反对他的大跃进政策的几位主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竟然都是湖南人。可见乡亲并非靠得住。

要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

　　任弼时福大命薄，"新中国"建立仅一年有余，即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突因脑溢血不治而故。接替任弼时位置的是陈云，他比任还年轻一岁。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不怎么喜欢他，嫌他是"店员出身"商业意识太重，搞搞经济还可以，当"备用胎"不行。于是在一九五二年调邓小平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邓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位列全党第六。他的"备用胎"的"备用胎"身份也很明显，年纪与任弼时相当，年轻时旅欧留苏，办过报，打过仗，是党内的"文武全才"，兼有"举重若轻"的素质，故而为毛泽东看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告诉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及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板着手指，向赫鲁晓夫介绍他的"备用胎"，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便是邓小平，第三个是周恩来，第四个是朱德。

　　周恩来、朱德都比邓小平要资深位高，却只能排到第三和第四，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按毛的评价，刘少奇"弱点是灵活性不够"，周恩来是"政治上弱点"，朱德则是"年龄不饶人"，唯有邓小平没举出一条缺点：

　　"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在与赫鲁晓夫说这番话的时候，中共的接班人问题还不那么迫切和严重。毛泽东正值壮年，身体也很不错，他只是不愿干国家主席了，想退居二线，只做党的主席权大而责轻。中共高层阵营中，大夥儿都是久经考验的"好样儿的"，谁干都可以，反正有毛泽东高高在上实行监督，将来的江山究竟委以谁干，不妨从长计议。 "不要着急，慢慢来。"

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权位被人挑战，心里很不受用。尽管党内同仇敌忾，一致声讨彭德怀，却仍震动不小，他开始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结合斯大林死后被赫鲁晓夫鞭尸的教训，于一九六四年正式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修正主义者；

　　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为资产阶级特权、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

　　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政治家，包括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四，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不能对同志搞突然攻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五项原则，每一条都针对赫鲁晓夫来的。反面都有一句"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足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死后鞭尸十分恐惧。他在文革后期第三次打倒"举不出一条缺点"的邓小平，也就是怕他将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鞭他的尸。

　　五条的提出，是对势力日益强大的刘少奇的严重警告。所谓"赫鲁晓夫"那样，就是指的刘少奇，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惜刘自恃"历史形成"的地位，居然不察，只把它看做一般性的官样文章，充份体现了"灵活性不够"的弱点。结果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联合林彪、周恩来以及群众运动的势力下，一举把他打倒。

毛泽东习惯准备第二接班人

　　接班人和"备用胎"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备用胎只是暂代性质是在常用胎破损出缺的情况下使用的，并不期望它一定长久。接班人则是未来的常用胎，一旦上任，就不能轻易地换来换去，故必得慎重考虑。而无论是"备用"还是"未来的常用"，毛泽东都做了两手准备，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选了刘少奇，同时还选了任弼时，任死后又补上邓小平；刘、邓倒台，选了林彪，同时又提拔了陶铸；陶铸和林彪先后倒台，又选了王洪文，同时又选了华国锋。任弼时、邓小平、陶铸、华国锋，都是"备用"的接班人，以防第一接班人可能出现的不测。

　　很多研究者都忽视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第二手、甚至第三手准备。其实只要看中共最高层人事变动的过程，就不难理解毛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

　　文革开始，刘少奇首先被剥夺的是接班人位置，从党内排名第二直落第八，但并未丧失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头衔。他前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林彪取代了他的接班人地位是无疑的，周恩来的位置不变，依然是第三。值得讨论的是陶铸。

　　陶铸原来只是一位地方官，中南局第一书记，根本谈不上什么声望、资历和地位。他的本钱是紧跟毛的革命路线，在党内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六十年代初，党内有两位" 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位是镇守上海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一位就是陶铸。两位"好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舞文弄墨。柯庆施经常在报上发表一些观念很"前卫"的文章，十分迎合毛泽东那与众不同的、激进的思想。陶铸则出版过两本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柯庆施的文章后来证明是他花工夫摸清毛泽东的心思，前政治秘书张春桥炮制而成的。毛曾在一次党的高层大会上赞扬柯的文章，还当众羞辱周恩来："这样好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周恩来赶忙摇头，写不出写不出。

毛主席的两位"好学生"

　　柯庆施由此将张春桥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主管文教，指派他配合一直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江青搞"京剧革命"。"大写三十年"的文艺口号就是柯提出来的，甚合江青的口味。"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上海端出了两台"样板戏"，张春桥因而被成为"两出戏书记"（后来称"四出戏书记"）。柯庆施的经营，使上海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佳基地。只是他身体不争气，做过肺癌切除手术，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在四川成都与朱德、贺龙同赴晚宴，尽兴而食，吃了三个小时，回屋卧睡又吃了一把花生米，夜半病发，三天后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当时文革正在上海秘密而紧张的酝酿之中，柯庆施的死，使文革阵营痛失一位大将。幸亏柯一手培养的张春桥继承了他的全部政治遗产。但他毕竟资历太浅，要通过一段时间实际斗争的考验才能委以重任。

　　陶铸的两本书，据说也是秘书的捉刀之作。不过这两本书都是哲理散文而非演讲、报告、政论，从常理推断，秘书润色修改是可能的，完全代劳的可能性不大。不管怎么说，两本书为他带来了"增长思考和写作"的名声，也为日后挨姚文元的痛批埋下了伏笔，正应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老话。

　　平心而论，陶铸与柯庆施是有区别的。陶铸极力推行毛的经济路线，如"大跃进"、　"人民公社"之类，在他领导的中南地区搞得一直很红火。他投毛所好，大修高干专用宾馆，建设毛的家乡韶山，拨巨款修建了秘密行宫"滴水洞"，即毛策划和遥控初期文革住过、并发出过著名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的那个山洞。文革前毛泽东外出巡视，最喜欢和经常去的就是他的中南地区，其次才是柯庆施的华南地区。当然，柯庆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远在陶铸之上。如果柯不早死，陶铸的地位可能不会那样大幅度的越升。

毛泽东十分看好陶铸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表面上看林彪是最大的获益者，从党内排名第六位升为第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越升速度之快，应该首推陶铸。林彪原本就是党的副主席，只不过从最后一名升为第一名。其他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没有明言撤退，只是刘少奇既然排名拉后，原来的次序打乱，排法上多有不便，周恩来嘱咐新华社，发文稿时"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周主动不用，其他人也不好再用，这样林彪才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陶铸从轮不上排名，一下跳到第四位，而且掌管在当时最重要的舆论部门，出任中宣部部长（陈伯达为副部长），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首席顾问，其地位的显赫，令人侧目。

　　陶铸一九零七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十九岁入黄埔军校学习，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暴动及广州暴动，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一九四零年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作为接班人，他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湖南人，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懂军事（黄埔军校、军委秘书长），懂农业（中南地区是第一大产粮区），会写作，搞过地下工作。他唯一缺乏的是声望。这使他在乱象纷呈、错综复杂的最高层很难站住脚。加上性情鲠直，不买江青的帐，当众予以顶撞，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连手将他打倒。从越升龙门到被打倒，前后不到五个月，速度之快创记录。陶铸与江青发生顶撞，找毛泽东谈话。毛泽东慰勉一通后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七了"

　　"你看，"毛泽东启发他，"这就是为什么把你调到中央来工作的原因。"

　　这话已经说的相当明显。刘、邓被拉下来以后，林彪似乎成了当然的接班人。但从毛夏天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看，他对林彪也有所不满和提防。再选一个陶铸上来的目的就是如此。可惜陶铸不察，以为只要对毛一个人忠心耿耿就好，不料中了江青、陈伯达的埋伏。

　　对于陶铸的倒台，毛泽东内心是有几分惋惜和懊恼的。他一边安慰自己，把陶铸说成是邓小平的人："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一边又忍不住怒斥江青和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说冷话。陈伯达讲了，江青插了话。"

第二接班人的重要特点

　　陶铸的罪名是"保皇"，也就是"保护"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他跟周恩来最大的不同。周恩来保的人再多，这两个人，尤其是刘少奇，是绝对不能保的，非但不保，还要帮着痛打。而陶铸刚从地方官调任京官，对于上层人事关系根本还没来得及理清楚，刘、邓又是他的老上级，是他一直崇敬的人，教他怎么下得了手？早在一九五五年一次党代会上，陶铸就说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这话说得有几分肉麻，当时邓小平已是副总理，还当上总书记，上升趋势十分明显。邓小平对这位自称的"弟子"也很关照，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特意向毛泽东举荐陶铸，以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位置。毛泽东当然知道他并不是邓小平一夥的，要不也就不会这么痛快地提他上来，还亲自将他的名字钩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排名第四，超过刘、邓；也不会在他被打倒之后，那么恼怒地斥责陈伯达、江青了。但他毕竟保了刘、邓，犯了大忌，除了被打倒，似乎也别无出路。此事一发，讲了几句互相矛盾的话，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接班人，一般有几个重要特点：

　　一，接班人更年轻（华国锋除外）；

　　二，不及第一接班人那么显赫、引人正目，其"备用"意图连核心成员都蒙在鼓里，便于韬光养晦，待机而出；

　　三，不属于某一派系，与上层其他人物没有什么渊源；　　

　　四，提拔后负责具体事务，以培养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威望；

　　五，牵制第一接班人。

　　林彪在陶铸倒台后，由于失去了"第二接班人"的牵制，更受毛泽东的疑忌，终于在"九大"登上法定继承人宝座之后，被逼造反大败，身败名裂。

　　周恩来在紧急处理林彪的事件中，挺身而出，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从而攀上了他一生声望、权利的顶峰。此时的中共中央，老臣凋零大势，新贵羽翼未丰又自相残杀，毛泽东之下，除周恩来之外再无任何人敢做"第二人"了。

周恩来充当临时接班人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精神遭受强烈打击的毛泽东发生肺心病休克，苏醒后当着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权："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恩来吓得直哆嗦，"还是要靠主席。"

　　一旁的江青闻言，面色铁青。自此，她开始处心积虑地要搞周恩来。

　　这是周恩来被当作"紧急接班人"的唯一的一次。一是由于他在处理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的贡献，二是他在主持文革混乱状态下的中央日常工作起到的稳定作用，三是他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硕果仅存的人物。毛泽东自觉年老体病，拖得过今天拖不过明天，一旦撒手归西人事、政局都要有个交代。同时也是对周恩来的一次试探，又包含无奈、自嘲的成份，意思颇为丰富。

　　然而作为正式接班人，周恩来并不令毛泽东满意。这从他立刻着手物色、选拔新的继位者即可以看出。他看中了王洪文。

　　周恩来为什么不令毛泽东满意？毛泽东在此后不久对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周恩来不适宜做一把手，亦即不适宜做接班人继承大业，因为他缺乏"这个"，说时做了一个很劲一劈的手势。什么是"这个"（很劲一劈）？──是指果断？气魄？霸气？凶狠？力量？拼搏精神？可能都有一点。毛没有仔细解释，张春桥当然也不敢问个究竟。张春桥掂量自身的份量，似乎不缺"这个"（很劲一劈）。他在文革初期虽贵为文革小组组长，却不受重视，人们只把他当作地方（上海）驻中央的代表，且作用、能量，反不及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小爬虫"。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安亭事件爆发，王洪文的工人造反兵团赴京告状被阻，铁路中断二十小时。中央文革急派张飞往处理，他"冒着杀头的风险"，与"工总司"签署五项协议，化解了事端。毛泽东事后评价："可以先斩后奏。"这次事件，人们才对这位不起眼的秀才刮目相看，原来他既很"那个"，有不缺"这个"（很劲一劈）！

王洪文是被毛泽东"相中"的

　　一九七零年八月庐山会议，张春桥又一次表现了"这个"（很劲一劈）。他与党内排名第四，背后有林彪撑腰陈伯达争风，顶住了来自"法定接班人"阵营及不明就里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异口同声的讨伐，反潮流成功，再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陈伯达、林彪先后倒台，张春桥的政治行情大幅上涨。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他是文化大革命秘密策划者之一，他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而非陈伯达，这是陈失势的明显标志），他是受造反工人支持的"老干部"，他最先反对林彪、陈伯达，他极受江青信任，他非常年轻（出生于一九一七年，时年五十出头），他在党内的排名晋升为第五（前面为毛、周、康、江）。

　　然而毛泽东看中的王洪文，把他从一个工厂的科级干部提拔为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三。事实上，王洪文的级别早已不是"科级"，而是省部级，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只是文革期间行政级别混乱，未能及时套级罢了。王的跃升，是康生在背后提名。康生初入中共时在上海搞过工人运动（第一、二、三次上海工人暴动），十分重视文革各地涌现的工人领袖，他向毛泽东推荐王洪文：是个"难得的人才"。

　　中共历史上，曾有过推选工人领袖为党的领袖，形同傀儡，最后都成为叛徒，如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毛泽东自己出身农民，又搞农民运动起家，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怎么会听信康生的主意，提拔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呢？

　　一般的说法是，王洪文当过工农兵，懂军事（指挥工总司包围康平路、攻打上海柴油机厂），有谋略（在上海削平各山头），与上层各派系没有任何渊源，在林彪事件中立了大功，年轻…..这些都可以算是理由，然而更多是选作接班人之后所作的官方宣传，就像林彪得势时列举的那些理由一样，是给老百姓看的。如果从更深一层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洪文的相貌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接班人华国锋"不蠢"

　　林彪是有名的"奸臣"相，面色苍白，八字浓眉，矮小秃顶，气嘘声颤，弱不禁风，当正式宣布他为法定接班人时，民众的第一心理反应是，"堂堂一表的毛泽东，怎么选了这么个家伙接班？"及至阴谋败露，机毁人亡，民众莫不摇头："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偏他毛主席看不出来！"虽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讲什么面相命理学说的，但事实胜于雄辩，"奸臣相"就是"奸臣"的相，不由你不信。于是毛再选择接班人室，十分重视面相。这对于稳定民心也有好处："这一回总算选对了人，革命事业前途有望了！"

　　王洪文相貌堂堂，与林彪恰成对比。他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南腔北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特别突出。他当然年轻，奉昭进京才三十七岁，正是"花样的年华"，往台上一站，流光溢彩。

　　毛泽东是打算让他站前台的；像以往一样，还安排了一个人站后台，那就是华国锋。华国锋是第二接班人选。此人体格魁伟，面相憨厚，写过两篇毫无文采的省报社论，他是山西人，游击队政委出身，"懂军事"，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书记，是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他主持修建韶山灌区，" 懂"农业和科学种田。文革中亮相表态，支持造旧省委的反，成为最早结合进新领导班子的"老干部"，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成立那天，他提议将庆祝大会移到毛的家乡韶山去开，无形中给他的资历填上了重要的一笔。几乎与王洪文进京的同时，他也奉调进京，担任公安部长。第二年中共"十大"召开，华进入政治局。

　　不过这时他一直都不起眼，公安部至关重要，却不像宣传部那样左右舆论，又不像工业、农业部那样忙忙碌碌、容易授人以柄。他与高层各派系也没有任何纠葛。只有一个叶剑英，曾失势被发配到湖南，研究"东南亚战略"，当时的湖南省军区负责人颇为势利，对于叶帅极为不逊和怠慢，克扣其伙食标准，却逢华国锋对他礼遇有加，常陪他去看看民兵打靶、出席会议什么的，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这一关系为华日后得到叶剑英的鼎力相助，粉碎四人帮，顺利登上主席座位，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突然授命全面接班

　　华国锋毕竟久经政坛，知道翻云覆雨、贵贱沉浮往往在旦夕之间的厉害，为人谦逊有礼，绝不像王洪文那样恃宠而骄，目空一切，"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容易结人怨恨。

　　王洪文进京的第一件事，是为中共"十大"召开准备会议。由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一架势，明摆着是要王做接班人，周恩来等一干遥远只以当他的副手。等到"十大"正式开幕，除毛泽东为主席外，五位副主席的排名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后来李德生辞去副主席一职，增补邓小平为副主席。

　　邓小平的复出，周恩来从中出力不少。据说江青也为他讲过几句好话，毛泽东这才下决心让他"试一试"。邓小平不愧是举重若轻的"帅才"，出手就将混乱不堪的局面整顿得有条有理。这是毛泽东再次佩服自己确有眼光，赞赏"人才难得"之外，萌发出让得接班之意。他委邓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如果毛泽东提早去世一年，那么可以断定，邓小平顺利继位完全没有问题。毛泽东心里当然很清楚，他自己是随时可能撒手而去的，此际谁手中权利最大谁就是接班人。

　　这是王洪文已然失宠，此人已被证明是徒有外表，不堪大任。甚至他的外表，也貌随心移地令人憎恶起来，年纪轻轻的，面颊浮肿，两目无光。他投靠江青，与同在上海发迹的张春桥、姚文元结成死党，最为毛泽东所忌，几次警告："不要搞四人帮，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还当面夸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比你（王洪文）强。"

　　许多人认为，在四人帮与邓小平的斗争中，毛泽东最后站在了四人帮一边。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事实并没有这样简单。毛泽东夸奖邓小平、批评四人帮的话，都讲得很重，倾向性十分明显。只是邓小平后来也锋芒毕露，将把柄落在了江青等人手中，四人帮利用毛对日后"翻案"的疑惊心理，才再次把邓打下去。但毛仍然无意让四人帮接班，而是起用一直未引人注目的"候补接班人"华国锋。四人帮与邓小平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鹤蚌相争，鱼翁（华国锋）得利。比较而言，四人帮输得更惨。

各个时期的接班人

　　还有一种误解，认为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只是为了接替病入膏肓的周恩来，也就是说，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接班人，而非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最初恢复的职务是副总理，主要负责周恩来的工作，由于政绩出色，毛泽东才萌发由他取代王洪文的做接班人的构想。一九七四年"长沙决策"，毛要亲自授他以党政军大任，这就不仅仅是为了接周的班了。因为周恩来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却是虚职，而邓任副主席外，还兼任总参谋长，有调动军队的实权。这是让邓全面接班的明显徵兆，也是令四人帮坐立不安、力图除之而后快的主因。

　　综合而论，毛泽东的接班人大致可划分为──

　　第一阶段（一九四五年起）：刘少奇（备用胎），任弼时（第三梯队）；

　　第二阶段（一九五六年起）：刘少奇（第一接班人），邓小平（第二接班人）；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林彪（第一接班人），陶铸（第二接班人）；

　　第四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起）：林彪（唯一接班人）；

　　第五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起）：周恩来（临时接班人）；

　　第六阶段（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王洪文（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第七阶段（一九七四年中起）：邓小平（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最后阶段（一九七六年四月起）：华国锋（正式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