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补述几为可能的接班人选──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八岁随母杨开慧入狱，母遇害，送往上海叔父（毛泽民）处寄养，数月后随弟岸青流落街头，十四岁为上海地下党找到，送到莫斯科上学，二十一岁加入苏联共产党，毕业于列宁军政学校，旋进入军政大学学习，授中尉衔，获任为坦克连党代表。二十四岁从苏联回国，被毛泽东派往农村跟农民干活，一斗半小米、一些菜种及简单行李，读"社会大学"，又到绥靖区搞土改。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他带领一个排先行入城扫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结婚，一年后韩战爆发，他随军入朝参战，仅一个月即死于战火。毛泽东对他是寄予极大的期望的，作为"太子"，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懂军事"，体察下情（幼时流浪多年），懂马列理论，外文好，"懂农业"，身先士卒，有战功。他的死对毛的打击巨大"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讲话）

　　周恩来也对毛岸英的死极为痛惜，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他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一直压着一张毛岸英的照片。他常对人说："多好一个孩子呀！" 脸上浮现惋惜之情。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好孩子"不死，中国日后的政治格局会有极大的不同，包括彭德怀、林彪的沉浮、江青的地位和作用、四人帮的形成、毛远新的崛起和影响…..等等，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中共有秘书掌帅印的传统

　　田家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与毛的长子岸英同龄，此人南人北相（四川人，却身材高大），自幼聪明好学，有过目成诵及蜀中"神童"的美誉，又谦虚豪爽，耿直不阿。他在中共建政前夕（一九四八年十月）被毛泽东选为秘书，并担任毛岸英的中文老师，时年二十六岁。岸英死后，毛似乎有些"移情"，视他如同亲子。由于毛的信赖、倚重，他在政坛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远远超过其他的资深秘书（陈伯达、李悦、胡乔木等），连刘少奇、周恩来都对他敬让三分。一九六一年，周恩来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田家英的直接上级）打电话请示这位"第一秘书"，"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份放宽一些？"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

　　田是一位难得的敢言之士，他在庐山会议上支持讲真话的彭德怀，差点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后来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大有分歧，经常批评毛泽东的扰民政策，作诗"随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以讽刺毛，终于获罪失宠。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出台之后，被突然停职审查的田家英愤而自杀。文革结束后，许多中共高层要人着文回忆他，言下大有英年早逝、未能继承大业一展雄才的遗憾。

　　中共历史上，由秘书出任党的领袖是有传统的。"书记"的原意即"秘书"；"总书记"一职最初也就是"总秘书"，后来才逐渐演化成"总负责"、"领袖"之职。一九二六年冬，周恩来从武汉到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职务之一便是中央组织部秘书，后任中央秘书长。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三零年秋，李立三以中央秘书长身份，代替总书记向忠发出掌实权。一九二零年王明扳倒李立三，成为中共新领袖之前，也只是李立三的一个秘书。其他历任 "接班人"中，刘少奇做过湖北总工会秘书长，任弼时、邓小平做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陶铸做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即连毛泽东本人，中共"一大"时即任秘书（会议记录），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央局秘书，后选为中央组织部长，仍兼秘书。　　

周恩来当接班人另有原因

　　毛泽东极重视秘书，他指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绝大多数都当过秘书。他的宪法起草班子、与苏联论战的"九评"起草班子，也大都由秘书组成。陈伯达、张春桥、江青都是秘书出身，汪东兴没有什么文墨，也算是一个秘书。这些人都被安排在中央决策层人物之列，委以要职，也都可以看做潜在的"接班人"。因为所谓 "接班人"，除了林彪由党章给予规定外，其他几位都未经正式宣布，一直处于毛泽东的"长期考察"的状态中，随时可能变动。只要有隙可乘，其他潜在的候补者大有人在。

　　由上述可见，第一，周恩来并不是从未当过接班人，在林彪倒台到选中王洪文大约一年的时间内，他是唯一可以接替毛出掌大权的人物，也就是实际上的接班人，虽然他并不一定想当这个角色；第二，周恩来不被正式选为接班人，并非"没有帅才"，而是有其他具体原因造成的。

　　刘少奇更看不出帅才，而理论比周要强，也善于经济，所以毛选他为"备用胎"，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话。后来"备用胎"转为接班人地位，则是"历史形成的"。

　　刘少奇之后，还有林彪，主要看中他执掌兵符的忠诚，可以对付盘根错节的刘氏集团万一发动的对抗；其次是林彪太年轻，更需要重点培养，进入核心。林后周成为第二号人物，此时毛精神、健康大受打击，周也积劳成疾，因而培养年纪较轻的接班人就更为重要，至于选谁来培养，王洪文还是张春桥、华国锋、李德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周恩来侍君多年，久经考验，已无须作为接班人另加培养；况且事实上，他的寿命比毛泽东还短了八个月，怎么能当接班人？

　　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个位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无论毛泽东把谁加在他头上，他也都安之若泰，表现出与对毛同样的忠诚。他可以挥手高喊 "刘主席万岁！"，而刘在党内的声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协肩陪笑"，小心奉承，哪怕林的资历只够他当他的学生。也可以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点，那就是当这位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下留情。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栽在他的手上。邓小平稍有不同，（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帮着很很地踩了一脚的；复出后他们是同一阵营的战友（"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得强撑病体与对手周旋了。

邓小平："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

　　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七年韩素音到北京访问邓颖超，问她："我也曾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文章。他现在被平反了。当时我所得到的资料不正确。我该不该向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道歉？"

　　邓颖超回答："你有什么错？你并没有反对他。你相信我们。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文件，也是周恩来签署的….我们需要为此行为道歉吗？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可…..他不得不往大处着眼。"（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402页）

　　什么叫做"往大处着眼"？说穿了就是顺从君王的意愿，他要打倒谁咱们就合力去打倒谁，虽然"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那也还得去做。否则自身难保；自保不成，也就不能去保护别人。这样的逻辑，居然是评价周恩来文革"功绩"的基本依据──

　　邓小平说："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也说过许多违背自己良心的话……但他心中所想的，则是较大的国家利益。"

　　浦寿昌（周的秘书）说："周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陷于两难之间，不管怎么做，都要承受极大的牺牲。他如果抗拒文化大革命，或者加以谴责，就可能被诬指为反党阴谋分子、叛徒、"牛鬼蛇神"，而且不会再有人跟随他。"

　　黄华说："周恩来的心中，自有其长远打算。他不追逐权利，处处让着毛泽东，韬光养晦，不抢毛泽东的光彩。一旦旋风过后，必须有人出来料理善后，那时他就会出来。"

　　荣高棠（体委副主任）说："我觉得他受毛泽东的诱惑太深了。"

　　周曾当众细数他的罪状，真是气极了。一位研究周恩来生活的学者说；"他在为谭振林奔走了四个月之后，我突然在扩音器里听到他大声喊：'打倒谭振林！'这令我百思不解。

　　周恩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能如此出尔反尔呢？"一位前驻外大使说："我想，周恩来一定还记得他儿时所听'韩信手胯下之辱'的故事，一九二八年（应为一九二七年），周恩来不是说过：'为了革命的关系，我们有时必须相妓女一样'的话吗？"独裁者的权力是追随者赋予的然而即使是妓女，她也只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并不去攻击、迫害和消灭别人，从来不会把双手蘸满无辜者的鲜血作为保存自己的手段。从这点上说，她们确实比许多"政治家"们要乾净得多。

　　一些人会说，为什么不去指责独裁者，不去指责暴君呢？为什么要这样苟责一位屈从者、一位自身也是暴政独裁的受害者呢？

　　独裁者的权力，并不是独裁者自己所能够赋予的，而是他的追随者赋予的。拿毛泽东来说，如果不是他的那些战友、同志、部属、亲信的拥戴，如果不是通过他们在人民中间建立那样崇高的威望和巨大影响，他手中的权利从哪里来呢？他的话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但有时也有"说了六万句，半句也不顶"的时候，可见话灵不灵，要看别人听不听他的。而且他的话怎么说，也要看别人的接受程度。建政初期的毛泽东，与文革中的毛泽东，讲话的语气谴词用句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两个时期的毛泽东，受拥戴的程度不一样。

　　毛泽东的追随者们，对毛的态度也是一步步发展的。遵义会议刚结束时，很多人对毛泽东的指挥能力抱持相当的怀疑。三月二日（一九三五年），也就是他刚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的第六天，党的总指挥张闻天召集二十几个人开会讨论林彪打新战场的建议。与会者几乎一致同意林彪的建议，只有毛一人反对，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张闻天决定打新战场。毛急了："如果你们坚持进攻新战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干了！"

　　张闻天也痛快："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了！"毛拂袖而去。

　　毛原以为他一撂挑子，众人就会改变主意，不料大夥儿趁势通过撤消他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毛泽东回思右想，终于觉得不安，半夜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被他说服了，第二天一早开会，周又把大夥儿说服了。新战场不打了，毛泽东也复职了。

　　自此，红军长征恢复"三人团"制，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最高指挥部，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

无情打击的重要性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介绍自己的病情，口气完全变了："…肿瘤的位置四十年前就已经确定，那时正在举行沙窝会议。我的肝脓肿入侵大脑，后来开刀治疗好了。那正是主席你带领我们越过大草地前往西北的时候。因为你的明智决定，我们才有今天….."

　　其实，毛泽东"带领我们的时候"，只是周恩来的助手；周才是最后的拍板者，亦即红军长征的总指挥。面对毛泽东数十年的虎威，周恩来的战战兢兢、谦恭柔顺已成了习惯，以至于开口就要自贬。

　　毛泽东在党内逐步获得威望与信任，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尤其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确很会打仗，战略头脑也非他手下的任何一位将帅可比。中国民众中"王权天授"的观念甚为牢固，树立毛的"真命天子"的形像有助于争取民心，赢得战争的胜利。其后遗症是"真命天子"一经树立，他就是"真的 "了，大夥儿都得无条件地服从、拥戴他，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一个人要"伟大"起来已够不易，而一个人"伟大"以后要不伟大下去则更难。毛泽东绝不是一位好的治国人才，对经济工作完全外行，还好大喜功，长期实行扰民政策，折腾个没完，使国家元气大伤。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

　　建政初期，高岗、饶漱石要求重新分配党内权利，重排座次，向刘少奇等人的地位挑战，固然不得人心，其作法尚属合法，没有必要将其定为一次"路线斗争"。就算是" 路线斗争"，也没有必要对他们无情打击，从高爵厚禄栽成阶下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被逼自杀，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不知所终）。

　　历数中共获得政权以前的诸次"路线斗争"，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先是左的后是右的机会主义、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都对中共本身的生死存亡产生过威胁和危害。

　　夺取政权以后，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不复存在，斗争的方式和结果也应该相应缓和得多，无论如何，这都是党内的事，是同志之间的事，有话好商量。但事实是，反而远较以前激烈和残忍。失势者不是自杀而死，就是受尽折磨致死，要么就是吓得外逃摔死。

　　谁会害怕"一个人"呢？

　　反高饶集团别列为第七次"路线斗争"，之后是反彭德怀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反刘少奇的第九次"路线斗争"，及反林彪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以后，企图提出按周恩来、邓小平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毛泽东所否定。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到真可以说是一次"路线斗争"，只是后来觉得"斗争应该有穷期"，才不那么称呼了，还把以前的"路线斗争"一一抹杀。

　　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都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们明明都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也明明知道彭德怀挑战的是毛泽东的权威而不是权位，却硬要站在毛的错误立场上，合力将彭德怀等人屈打成反党集团，维护和强化了毛的神圣地位。他们出卖原则，换来了自身地位"稳固"的好处，却更加拉大了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君臣关系进一步确定。每一次斗争的结果，都使得毛泽东与臣子的关系拉大，君权加强，臣势削弱。后来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如此。

　　可以说，独裁者的权势，是在一次次整肃自己的同党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使被统治者害怕，这还不是独裁者的典型特徵，只有同时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害怕，才算具备独裁者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其他成员"的作用尤为重要。没有他们，谁会怕这么"一个人"呢？

　　我们不能要求历史"应该怎样"，不能要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应该如何"对待毛泽东。那是他们的事，而且已成既往，永远无法重新来过一遍。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悲剧中，总结出"为什么会这样"的历史教训。

　　苏共"十三大"赫鲁晓夫发表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各国共产党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共亦不例外。中国的新政权建立不久，一切照搬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如今老大哥出了这么大的事，大夥儿心里怎能安宁？于是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成为党内时尚。但共产党体制本身，决定了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方式。所谓"集体领导"，不过是"集体负责，一人说了算"的另一种说法罢了，照样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连赫鲁晓夫自己，也不断地把妨碍他的同志打成"反党集团"，最后他也在一次政变中被剥夺了权位。强迫退休和软禁。赫鲁晓夫的进步，只是他没有像斯大林那样，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而他也没有被对手从肉体上消灭掉。

真正的盲从和迷信

　　一般来说，君主喜欢"个人迷信"，臣属喜欢"集体领导"。毛泽东内心也不反对集体领导，但他不能接受没有"个人迷信"。他可以不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当全国政协主席，直至让出国家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去干，但他的权威不能受挑战，不能被剥夺"发言权"。他讲的话要有人听，听了要照着去做，做得不好则要集体来承担责任。彭德怀事件发生后，"集体领导"只存在于管理性的事务当中，方针、政策、路线恢复到"一言堂"的原状。"个人迷信"则大大加强。

　　用柯庆施的话说："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综观中共党内高层，真正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

　　刘少奇第一个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方针，并在党内公开高呼"毛主席万岁"，因此而成为第二号人物。但庐山会议以后，他与毛泽东渐近渐远，仗着自己也是"主席"，在党政系统还有人脉，也喊起"万岁"来了，忘乎所以，不再盲从和迷信，终于导致杀身之祸。

　　林彪接掌了彭德怀的军权之后，把解放军办成了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又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为发动文革制造盲从的群众基础，文革中更是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推到了顶峰。但他却也是中共党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企图举旗起义，以政变方式推翻毛氏政权的人物。也就是说，他本人并不盲从和迷信。

　　邓小平殊获毛泽东赏识，多次被选为接班人，夸他"有水平"，"政治思想强"，缺点则是不盲从和迷信毛泽东。当然他和所有的其他党内同志一样，说不出口。毛泽东对他既爱又怕，两次提他上来，两次又把他打倒。

永远的二把手

　　朱德因为年纪大，与毛泽东有打从井冈山建立起的深厚情谊，对毛是盲从但不迷信。

　　他总是说："我听润之的"，不过他知道润之也是人，不是神，所以他认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书不是毛主席著作，而是《识字课本》。毛泽东称他为"大老实人一个"。

　　陈云是中共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虽然他的"乌龙经济"最终遭到唾弃。他从来就不迷信和盲从毛泽东。此人有个特点，他的观点一与毛泽东相左，便称病躲了起来，绝不强词夺理，也不自贬作什么检讨。毛泽东一同意他的想法，他又冒出来了。即使到了邓小平时代，也仍是这副作派。他因而总是"病"，活得又特别久。

　　康生算是一位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他以前是李立三的追随者；王明得势后，又成了王明的追随者。共产国际表示不再支持王明，他又反戈一击，批判王明，转而投向毛泽东的阵营，以后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到死。但他生前的记录太差了，令人怀疑他对毛的忠诚是否也是装出来的。他与江青友好关系几乎与同毛的关系一样长久，临死前却出卖江青，揭发她是"叛徒"，更使他的忠诚度大打折扣，加之其为人阴险狡诈，很少有谁真心喜欢他，故缺乏号召力。

　　只有周恩来，既广有人脉，又对毛泽东十分忠心，从不分庭抗礼，不忘乎所以，真正做到了柯庆施说的"盲从"和"迷信"。不但拥护毛泽东，还带头支持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从刘少奇，到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也带头反对毛泽东的敌人，从张国涛，到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无论毛怎样出尔反尔，怎样不近情理，怎样专横跋扈，怎样嘲笑戏弄，他都逆来顺受，唾面自干，强颜欢笑（有时竟欢天喜地），终于创造了共产体制下的一个奇迹："永远的第二把手"。

　　迫害──自保──保护他人而当他遇到来自江青集团的严重挑战，而这挑战竟也得到毛泽东含糊不清的默许及一定程度的支持，他真正感到了悲愤。我们可以从他那张著名的遗照《最后的时刻》中，看出这位政治人物内心的凄怆、悲凉、痛苦和无奈，当然，也有一份坚定和从容。他是聪明人，可以说太聪明了，他应该完全能够体会到几十年的岁月中获罪倒下的那些同志们的心境。他躲过了党内的历次整肃，却没有把握躲过最后一次。因为他太知道，所有的罪名都是不需要证实的，都可以是"莫须有"的，都是其他包括他自己这样的"同志们"证明、捏造和罗织出来的。

　　一九七零年十月，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漏过一句话："我身边的老同志都不在了，包括少奇同志。"令斯诺大为惊讶，他居然称已经被彻底打倒、开除党籍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 "少奇同志"！可见周恩来心目中，并不认为刘少奇是一个坏蛋。但他却亲手签署了置刘于死地的决议。

　　有人说，这个决议你不签署，反正还会有别人签署。与其由别人签署，那还不如由周恩来来签署。因为周恩来可以保住自己的权位，可以保护更多的人不受迫害，可以使人民避免更多的灾难。── 这个逻辑，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用在汪精卫身上，林彪身上，用在江青身上，都一样。

　　没有任何一个好人可以拥有参与犯罪的特权。不论他是像汪精卫这样当年甘于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勇士，还是像林彪这样建立过巨大军功的军事天才，或像江青这样的"主席夫人"，当然，也包括"历史形成了地位"的刘少奇，保护过一批老干部的周恩来。如果允许他们犯罪，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理由。

　　而这种"你不干，反正别人也会干，那还不如我干"的逻辑，也并不成立。事实上，如果你不干、我不干，他也不干，真的就没人来干了。独裁者的无限能力，都是别人来替他完成的。

　　一生真伪复谁知？

　　同样是党的副主席，朱德没有参与文革大迫害，他并没有被剥夺权位。陈云也没有迫害过别人，顶多是靠边站，闲置几年，这总比在台上理直气壮地助纣为虐要好得多。

　　高层中还有位董必武，他自始至终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却也能做到代理国家主席。反观那些喜欢迫害别人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刘少奇、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只有周恩来，算是一个例外。为他辩白的人说，周只是参加了迫害，他并不喜欢迫害。那么谁又"喜欢"迫害呢？

　　周恩来的幸运在于，他终于熬到了毛泽东的生命的尽头，他利用毛泽东的力不从心，收拾残局，做了一些好事，而且他也的确保护过一批人，──前章说到，他们大都是"重要"的人物，──尤其他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治国目标，支持邓小平对抗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极大地挽回了他的政治声誉，使他获得忍辱负重的美名。他等到了证明自己的机会，也及时地把握了这个机会。

　　倘使他死在林彪事件之前，他岂不也是一个康生、一个谢富治？正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古代周公恐惧的只是"流言"而已；现代周公需要面对的却是，他自己做过的一切好事与坏事。

（全书完）

　　发行人：Jessica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