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巍：我被胡耀邦打成反革命――《也忆胡耀邦》之一 (ZT)

　　　　　　　　　　　　　　　　・石　巍・

胡耀邦，一个尘封多年的名字忽然被人们想起，于是回忆、纪念的文字满天飞。官方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老臣们说他“高风亮节”，民间则说他是“民主改革的先驱”。中国很久以来没有出现这样官民一致、“生动活泼”的局面了。四海之内，万众拥戴，我们的神坛上沉寂了多时，现在终于又有了一位新的神圣。

现在纪念的高潮已过，报刊和网络上的纪念文字已寥若晨星。这篇《也忆胡耀邦》，可能有点另类，不指望入选《人民心中的胡耀邦》那样的纪念文集。但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只重复人们说过的那些话可能是不够的。

成百万、千万的人们纪念胡耀邦，首先是因为他主持平反了３００多万件冤假错案。这其中就有本人反革命一案。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本人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被判重刑，打入大牢，虽经多次“翻案”，却都碰得头破血流。还是邓小平重新上台，胡耀邦当了组织部长，我才活着走出了监狱大门。接着是平反大会，恢复党籍，补发工资，送疗养院疗养，给亲友同事们消除影响……真是想不感激涕零也难。

可惜脑袋后边长了“反骨”，“重见天日”了没多久，竟然狗咬吕洞宾。

邓小平，给我平反的这位大恩人，我却越看越不是个东西。为了要一个官位给毛泽东写信求饶，毛泽东死了再给华国锋写信表忠，毫无气节或说原则可言。自己靠边站的文革就“彻底否定”，以自己为头号打手的反右则只是“扩大化”。刚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却马上抛出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还狰狞可怖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边煞有其事地反别人的个人崇拜，一面却把自己打扮成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的新舵手。嘴里说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可是军委主席的交椅还未坐暖就下令，穷全国之力征伐越南，２８天战争让８万多精壮子弟抛尸异域。让这样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实在堪忧。

铁窗镣铐没能关闭思考，平反昭雪也不能换取愚忠。我不能沉默。一纸奏本上书“耀邦同志”，把个邓副主席骂了个狗血喷头，提醒他我们这个国家再不能搞宫廷政变了。之所以要把信寄给胡耀邦，除了因为他是我们新上任的总书记之外，也如现今许多纪念文章说的那样，他的凛然正气，民主作风，使他赢得了本人的信任。

可是令人费解的事发生了，这封信竟然转到了公安机关！

其后的节目自不必细说，不过还是手铐脚镣，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刑入狱那一套。老戏码重演，和“粉碎四人帮”之前根本就是一个剧本。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有了具体的罪名，第１０２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总书记被我“煽动”了？受宠若惊。

不过还是有点纳闷：“恶毒攻击”主席不是都不算反革命了吗，怎么骂几句副主席却成反革命了？入监队里流行一个说法：“是虎也得卧着，是龙也得盘着。”纳闷归纳闷，刑期还得一天一天打。

刑满出狱后许多好心人对我说，那封信也许不是胡耀邦本人转给公安部的，它也许根本到不了胡耀邦手里。说心里话，我也一直假定甚至希望这封信不是胡耀邦转给公安部的。这样至少在我心里还可以保留一点借口不致使我对共产党仅存的最后一丝信任受到侮辱。

我当然无法核实我的信是否被胡耀邦亲自转给了公安部，但还是有些佐证可以帮助判断。

且看胡耀邦身边的人和权威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当年胡耀邦的老部下，如今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他作风民主，把‘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作为座右铭，并身体力行。要求凡是来找他谈问题的干部或者给他的来信，任何人不要推挡和阻拦；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本人或家属子女来部里反映问题，都要满腔热情地接待；有些外地的老同志来京谈问题或治病，一定要负责安排好住宿和生活，并为他们提供方便。在他担任中组部长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亲自接待和批处的人民来访和来信就有几百人次。许多干部群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激动地说：‘到中组部来，感觉像当年从战火纷飞的前线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一样，党员干部又回到自己的“家”了。’”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现居美国的苏绍智：“胡耀邦一到组织部就召开了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并向大家提出要求：‘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独立史学家戴煌：“（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９日，耀邦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他首先说到‘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恢复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他还说：‘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一年亲自处理几百件来信来访的胡耀邦会让他人“代劳”处理一封反映邓小平问题的来信吗？就算是林牧恐怕也不敢不经胡耀邦过目就把信转给公安部吧。

我能想出安慰自己的最后一个借口是，希望胡耀邦当上了中央总书记以后就“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不再亲自过问普通人的来信来访了。令人失望的是，浩如烟海的回忆纪念文章没有一篇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的信是不是胡耀邦亲自转给了公安部并不重要。一个人由于给党中央负责人写信而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这件事发生在胡耀邦任总书记的时代，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剩下的问题只是，这样的事件是孤立的个案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

头一次当反革命进监狱，我所在的小队全是由反革命犯组成。我们那个大队共有１１个小队，其中就有３个小队象我们小队一样全是反革命。其他小队虽然不全是，但也有不少是反革命犯。

第二次当反革命进劳改队，情况大不相同。我所在的四大队有７个小队，竟然连一个反革命小队都没有。全大队只有５个反革命犯，散编在不同的小队里。前朝的反革命已经一个也不见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这５个人则全是邓小平、胡耀邦治下，根据７９年出炉的刑法判的反革命犯。本人据此在《且慢“走赵紫阳的路”》一文中估算，当时全国关押的反革命犯当在１.８万―２.６万人之谱。

这个数字在当时１０亿人口的中国所占比例可能不是很大，但要放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国际社会来看，一个国家还关押着上万名政治犯，恐怕也是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荒唐。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被宣称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

这是一个被人们善意遗忘了的群体。因为，我们这批人当中没有元帅，没有将军，没有部长，没有省委书记，更没有国家主席。至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声名显赫，但似乎国人皆曰可杀，判他们反革命也就无伤大雅。我们成千上万的反革命犯都是普通的人。我们能推出的最响亮的人物不过是个电工。任琬町、傅申奇也许还有一点知名度。至于王荣清、马文都、孙维邦、张京生、刘京生、陈西、廖双元、卢勇祥、黄燕明、刘念春、王明、杨勤恒、范一平、陈增祥、罗孚、李光诒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呢？而像我们四大队以反革命罪关押的这这五个人，恐怕就只有他们的家属和审判员知道了。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除了王张江姚再也没有反革命了。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造成了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官方精心设计的宣传，使人们在冤假错案和四人帮之间不经意地建立起了某种联系，善良的人们相信冤假错案是四人帮时期特有的现象。特别是７９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出台后，中国被说成从此走上了法制轨道，中国人普遍信以为真。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在依法办事，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不是四人帮那时候了，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人们漠视我们这个庞大的群体存在也就不是没有缘由的了。

我可以大胆地断言，粉碎四人帮以后判的反革命犯全部都是冤假错案，无一例外。

人们只听说四人帮搞的冤假错案多么荒诞无稽，可是你知道画一张讽刺邓小平的漫画也可以判刑，说一个“什么都长（指物价），就是邓小平的个子不长”这样的牢骚话也可以成为反革命吗？这就是邓小平胡耀邦时代的杰作。

邓小平、胡耀邦在平反３００万件冤假错案的同时，却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制造出一两万件反革命案，说明他们在制造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方面，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对手逊色。

邓小平搞的平反，首先是为了给自己平反。试想要是不给刘少奇彻底平反，不给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他邓小平的案子能彻底翻过来吗？经过十年文革，邓小平在公众中已经被彻底污名化，党政军权利系统也早被“文革派”控制，他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平反冤假错案，让老干部重回领导岗位，使他获得了声望，也给他提供了必要的干部支持。这次大规模的平反完全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拨乱反正”，“实事求是”那一套骗人的鬼话。

一旦他们掌握了国家的镇压机器，就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挑战。

邓小平这个参与制造了后来被他和胡耀邦平反的大量冤假错案的混世魔王，更把共产党的凶残本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竟发展到用坦克、机关枪屠杀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百姓。直到现在中国仍保有一项无可匹敌的世界纪录，就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关押的政治犯数量。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全世界“颠覆”和“煽动”的罪犯都集中到了中国。在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例“颠覆国家政权”的案子发生，在中国却连半个月都不到就会传出有人被以“颠覆”、“煽动”罪名拘禁，逮捕，判刑或劳教的消息。

我的另一个断言是，如果以７９年划界，后三十年累积判刑关押（包括劳教）的政治犯，绝不比前三十年少。其间各种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也比前三十年的更令人毛骨悚然。人们都传说周兴、来俊臣以降，至中统、军统、复兴社、蓝衣社、渣滓洞、白公馆、保密局、国防部二厅这些鬼蜮魔窟里发生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可是他们要和现代共产党人比起来那可就小巫见大巫了，至少他们还没学会为了取乐把女犯扒光衣服扔进男犯堆里强奸或把电警棍捅进女犯的下体。

共产党政权就是一架高度自动化的冤案制造机。不管多么开明的人主政，冤案都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这是因为它代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实行统治，不具合法性，必须依靠镇压维持。只要共产党专政不废除，不曾，也永远不可能出现一位不制造冤案的领导者。胡耀邦不例其外。

胡耀邦在平反以党内老干部为主体的冤假错案方面显示出的魄力并没有表现在他主政的时代的政治宽容。有人说胡耀邦有一种“伟大的容忍”，这不甚贴切，应改作“有限的容忍”。一个粗俗直白的表述是，骂毛泽东他可以容忍，骂邓小平他绝对不容忍。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当胡耀邦开完了那个党章、宪法没有赋予任何权力，但却迫使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民主生活会”，走出房间，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止不住潸然泪下的时候，他是否还能记起有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曾提醒他，中国再不能搞“宫廷政变”了？他是否还能记起，那个人曾提醒他邓小平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

胡耀邦没有给你言论自由
——《也忆胡耀邦》之二

人们一致公认，胡耀邦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物。他反对搞“一言堂”、“家长制”、“假大空”，也赞赏“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提倡文学艺术创作自由。和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都念念不忘他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的民主作风。他和党内顽固不化的极左派格格不入。他甚至批评不准听邓丽君的歌曲是思想僵化的表现。

颇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顶住巨大压力，废除了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至少在理论上是把“创作自由”还给了艺术家。是他，在1978年5月9日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口号不要强调了”。1979年3月在中宣部例会上又明确提出，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1980年2月他在一个剧本座谈会上宣布要“切实保证人民有进行文艺创造和文艺批评的自由”。在他的多次过问下，民间传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也由死刑而“起死回生”。同时大批背负着各种罪名的作家、艺术家被宣布恢复名誉，从《武训传》以来的几乎所有“毒草”被解禁。滔滔黄河春汛夹着冰凌一泻千里，人们笑逐颜开，纷纷说：“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了。”

顺理成章地，每个人都认为新闻自由的时代也不可避免地会来临，言论自由就近在眼前了。可是又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发生了：胡耀邦没有顺着自己路走下去，他宣布：新闻是党的喉舌。

他在第四次文代会后的的一个会议上明确说，可以有创作自由，但不能提新闻自由，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给沸腾的言论场泼了一瓢冷水。敏感而冷静的人们可以觉察到闷热的三伏天刮过了一缕不易觉察的冷风。

胡耀邦1985年2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新闻工作的长篇发言，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闻事业的观点。在目前的纪念大潮中，他的这篇讲话被普遍忽视。

在这篇讲话中，他开宗明义，把新闻事业的性质规定为“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可是共产党掌权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党的喉舌“自然”就是政府的喉舌，因为党和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店面两块招牌；但它决不能“同时”就成了人民的喉舌。相反，在多数情况下，它只是冒充人民，愚弄人民，欺骗人民，压制人民，扼杀人民的工具。

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相当强硬，容不得那些想为他打圆场的人作半点通融。他说：“从最根本的特征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不但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是不能动摇的。”“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绝不能丝毫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改变这一工作同党的关系。” “不应当……要求在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松绑’”。

有些活跃于胡耀邦时代的人物，包括那时的一些报人，津津乐道于胡耀邦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某些说法，似乎胡耀邦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这是个误会，如果不是误导的话。

是的，胡耀邦在多个场合谈到人民性。但他从来没有贬低党性。他反复强调的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也就是说，他用以取代“党性高于人民性”的是“党性就是人民性”。他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报就是人民的报纸，”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我们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党的新闻事业完全能够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呼声。作为党的代言人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冷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没有一天是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至少在共产党掌权以后是这样。在胡耀邦大谈“一致” 论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更将共产党完全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在胡耀邦这些谈话里，未经授权，人民的利益，他们的呼声，就被一个党所“代表”了。这可能就是十几年后那个荒谬的“代表”论的起源。应当说，“党性高于人民性”至少在形式上还承认人民性的存在，它和党性的关系只是孰高孰低的问题；而“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的说法则从根本上抹煞了人民性的存在。人民连报纸都不必有，因为党报“就是”人民的报纸。这个“一致”论难道还真值得一班德高望重的大写手不厌其烦地写那么多大块头文章去讴歌吗？

胡耀邦认为新闻事业的主要任务就是“不间断地用大量言论和事实，来强有力地宣传中央的主张。”他说：“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虽然报纸、通讯社、电台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则报道不都是具有指导性的，有许多只是个人意见和个人的观察，但党的新闻机关的主要言论，有关国内工作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报道，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只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且不说胡耀邦的这套理论与世界公认的现代传播学奠基人如威尔伯•施拉姆和拉斯韦尔等人对于传播媒体的职能的定义相去十万八千里，就是和当时全球新闻传播的现状比也是多么不合时宜。他描绘的喉舌无异于党内文件的公开发行版。这就是至今《人民日报》还是那么老气横秋，一付教训人的面孔的原因。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香港50万人的大游行，在中国的媒体上一个字都找不到；为什么汕尾惨案这样震惊全世界的新闻事件中国的所有媒体却集体失语。因为“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游行、惨案、矿难、艾滋病、维权这些都不是新闻事业的报道任务，它们的任务是“不间断地用大量言论和事实，来强有力地宣传中央的主张。”这也是对胡耀邦的所谓“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论点的一个绝妙的讽刺。胡耀邦虽然在政坛昙花一现，但他的继承人对他关于新闻的论述却忠实贯彻执行。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舆论导向”论的原始表述。

胡耀邦推崇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写的《驳“舆论一律”》，说毛泽东“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的那些道理，还是讲得好的”。但他对毛泽东主张“人民内部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的说法似乎不以为然，而主张“角度、重点以至风格、面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因为“这种多样性，与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很不相同，不但不需要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且恰恰应当大大地加以丰富和发展。”可以看出来，胡耀邦给言论提供的鸟笼比毛泽东提供的那个还要小。

胡耀邦用明白无误的语言表示，他不允许在我们国家有不同的声音。他说：“为什么我们国家不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呢？我说这要作一点政治分析。”以下是他的分析：“说到不同的声音，要看是在什么问题上的不同的声音。如果是在国家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问题上，那么，如前所说，我们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大家的声音相同是必然的和自然的，硬要发表‘ 不同’的声音就反而是不自然的了。如果是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大家的声音自然有许多不同，现在的报纸刊物上就经常发表这些不同的声音，许多好声音还受到党的鼓励和人民的欢迎。如果现在发表得还不够，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发表，这也就是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的一个表现。”话说得很客气，但语气是斩钉截铁的。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不容讨论的，更不用说像“多党制”“全民普选”“军队国家化”这样的议题了。就连要不要修三峡大坝这样的问题也“不可以有不同的声音”。胡耀邦主持中宣部时，人民日报曾就要不要生产咸面包（这以前中国人只知道面包是甜的）和主食里要不要加饭豆（指红豆，绿豆，蚕豆之类）展开过不同意见的争论。这大概就是胡耀邦所说的“如果现在发表得还不够，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发表”的不同声音。胡耀邦的这个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患无穷的“主旋律”理论统治中国的舆论至今。

当然，“不同的声音”绝不是总书记一句“不可以有”就能消除的。制止的最后手段是手铐、脚镣、电警棍 、老虎凳、铁窗、高墙、电网，甚至坦克、机关枪。这些已变成共产党对付“不同的声音”的经常和主要的手段。它们已经被运用的炉火纯青了。而发出“不同的声音”，则需要失去学业、职业、名誉、前途、家庭、自由、年华、鲜血、生命甚至肉体。胡耀邦口中的“不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九个大字，字字滴着中国人的血和泪！

胡耀邦关于我们国家只能有一个声音的主张必然要遇到一个“真实”的问题。他没有回避。他理直气壮地说“当然要讲真实”，可是紧接着又说：“ 究竟什么叫真实，从来就有争论。”他说：“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方面是光明的，同时也存在着阴暗面，我们并不忽视阴暗面，但那究竟是次要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所以胡耀邦“要求多种色彩，而欢乐、光明的新生活和为欢乐、光明的新生活而进行斗争的色彩，当然是明朗、鲜艳而丰富的。”

提到缺点或说阴暗面，胡耀邦比毛泽东宽宏大量多了，他把“一个指头”的比例放宽了整整一倍。他要求“新闻界的同志们”，“报纸上，大体应当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谢天谢地，编辑记者们终于可以比毛泽东那时候多长了一个指头。可是这“二分缺点”也不是可以随便怎么讲都可以的。根据胡耀邦的说法，“我们的笔墨就在讲阴暗面的时候也不应当是黑色的。”从“形势大好”到一片“欢乐、光明的色彩”，我们的媒体已完全堕落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献媚权势，掩饰罪恶的谎言工厂。面对全身散发着腐尸般恶臭的共产党，我们的媒体却极力为它的“保鲜”喷洒香味剂。老百姓说现在的报纸只有日期是真的，电视只有“动物世界”没说假话。我们的“新闻事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和胡耀邦对新闻事业的上述经典性论述毫无关系吗？

为了加紧对媒体的控制，保证新闻事业死心塌地地充当党的喉舌，胡耀邦要求“加强新闻队伍的建设”。他说，当前“最主要、最普遍、最大量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要以极大的努力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这无疑是对的。可什么是新闻工作者应当具备的素质呢？胡耀邦给出的规定是：“一要增强党性，二要增强业务能力，三要增强同志之间的团结。”他仍然把“党性”作为对一个编辑或记者的首要要求。这该使那些对胡耀邦时期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一场颇为热闹的讨论念念不忘的人们恢复一下记忆力。胡耀邦一直是把党性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不要再强人所难，把人民性强加在胡耀邦头上了。至于什么是党性，理论家们故弄玄虚，把它演绎成一个高深莫测、难以捉摸的抽象的概念，其实胡耀邦的后人们对党性的解释倒是非常通俗：“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这就是党性。在这一点上，胡耀邦和邓小平、薄一波、江泽民、胡锦涛都没有什么分歧。

如果我们的新闻人不讲党性，胡耀邦说了：“不打棍子，不等于该批评的也不批评，该处分的也不处分。”不讲党性，在多数场合只是“不听话”的同义语。实际上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修理这些不听话的编辑记者。其中举世闻名的，我们可以列出上百人的名单。因为讲真话而砸了饭碗的事简直不值一提。不讲党性的刊物被查封，不讲党性的新闻稿被“枪毙”已经司空见惯。中宣部一个电话可以决定让全国人民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是讲党性的最高和最后形式。中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在世界各国关押记者总数的排行榜上中国一直遥遥领先。不幸的是，恰恰是这些被修理的“不讲党性”的记者代表着正义，良知，对底层民众的热忱和对自己职责的忠贞。这些耻辱的纪录并不全发生在胡耀邦当政的年代，但是有谁能否认它们都和胡耀邦倡导的那个“党性”有着直接联系？“讲党性”成为了中国新闻堕落的万恶之源。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因反击自由化不力而下台，但无论是在那次决定他政治命运的“生活会”上，还是其后中央下发的党内通知中，以至左派发起的大批判中，各路左王们历数胡耀邦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表现，却没有一个人提到他怂恿新闻自由的思潮。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贺敬之，朱穆之这些新闻界公认的左派，当时对胡耀邦群起而攻之，却都绕开了胡耀邦对新闻工作的这一全面的论述，这是他们的仁慈呢，还是疏忽？

一个不曾兑现的承诺
——《也忆胡耀邦》之三

胡耀邦宣布给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创作自由，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

胡耀邦废除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却代之以“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两个口号究竟有什么区别，御用理论家们剥丝抽茧，说得玄乎其玄，可是一般人认为，这和“豆腐一碗”“一碗豆腐”的区别没什么两样。在中国谁也不能说“社会主义”、“人民”是和“政治”无关的两个概念。

文学就是文学，艺术就是艺术，它们为谁服务，甚至服不服务，那是文学家、艺术家，最多加上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事。政治家只是他们的读者而已。世界上没有哪个民主国家的领袖人物去管这些闲事，宪法给他们规定的职责就够他们忙的了。但自从列宁提出“齿轮和螺丝钉”说，毛泽东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以来，似乎写诗、拍电影都成了共党领袖人物必须躬亲过问的大事。

在谈到创作自由时，胡耀邦说：“人们的自由或权利总离不了一定的责任或义务，没有无责任的自由或无义务的权利，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自由。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和任何个人都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共产党历来给自由蛮横地捆绑上各种绳索的老调重弹。作家们大约已经知道胡耀邦给他们的创作自由不是一顿免费的午餐，他们必须付出对方需要的“责任”和“义务”才能换到一张廉价的餐券。

胡耀邦大段地引用列宁和蔡特金的谈话，来诠释他要发放给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髦货，这是很值得玩味的。列宁的话是这样说的：“每一个艺术家和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都要求有按照自己理想自由创作的权利，而不管这种理想是否有点用处。这样你就碰到激动、尝试和混乱了。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列宁在这里先是空洞地承认艺术家有 “自由创作的权利”，接着说共产党对作家的“混乱”甚至是“激动”和“尝试”都不能听之任之，而要“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其最终结果必须要由共产党来“形成和决定”。如此说来，作家的“创作自由的权利”和墙上画的烧饼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胡耀邦对列宁的这篇讲话大加赞赏，说“这篇谈话对我们了解创作自由的意义，很有帮助。”针对有些作家要求“绝对自由”的倾向，胡耀邦说“今天我们的作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创作，作家当然享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但是我们党仍然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向他们提出完全同志式的建议和劝告。”经过了53年号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改造，55年号称“分清香花和毒草”的反胡风，57年号称“和风细雨”的反右派，59年号称“神仙会”上“大跃进缺点要讲够”的反右倾，64年号称“洗澡下楼”的“四清”，和号称“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知识份子一般都学会了领会共产党领导人口中说的“同志式的建议和劝告”意味着什么。

如果有的作家太过迂腐，硬要“激动”和“尝试”一番，甚至写出“混乱”的东西，胡耀邦说得很坦白：“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发表和出版。”这就是说，你有创作的自由，我有不给你发表的自由。

这就形成了胡耀邦时代的一个怪现象：一边是几乎全部的“毒草”被解禁，一边又大量出现“地下文学”、“地下诗社”、“地下刊物”以及“潜流文学”、 “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地下沙龙”、“地下诗歌朗诵会”、“诗人的家居”等等各种形态和名称的地下文学创作活动。其中著名的有北京的《启蒙》、《探索》、《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及79年四川出现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地下诗人邓垦、孙路、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和他们以手抄、钢板油印形式流传的地下刊物《野草》、《诗友》。 80年代为外界知晓的还有遭广西公安禁止的《相信未来》，北京市公安局通令停刊的《今天》、《新诗潮诗集》，上海的《海上》、《大陆》，四川的著名诗人芒克、杨炼、西川、唐晓渡、欧阳江河等，及地下刊物《非非》、《中国当代实验诗歌》。还有《野兽的沉思》、诗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诗歌《苦行者》和随笔《檬子树下的笔记》。80年代后期则有《倾向》、《幸存者》等。影响比较大的还有诗人多多的油印诗作《教诲——颓废的纪念》，诗选《里程—— 1972~1988》。地下文学的广泛兴起是对胡牌的“创作自由”的无情嘲弄。

其实在中国，地下文学存在的空间甚为有限。共产党对诗人和作家的“同志式建议和劝告”往往是在看守所和劳改队里用镣铐和警棍进行的。86 年，四川即有李必丰的诗社“寻梦园”被定为非法组织而遭取缔，李被反复拘传审问，终被判刑。自1985年起在国内诗坛引起广泛注意的青年诗人廖亦武、万夏、李亚伟、刘太亨、苟明军及知名诗歌评论家巴铁等人，均被逮捕关进监狱。四川诗人黄翔为他的诗6次入狱（当然不全在胡耀邦时代）。同一时期还有贵州的多名地下诗人被捕。顾城、北岛等一批诗人和画家则选择出走他国。

这种“完全同志式的建议和劝告”一直延续到今天。杨春光、张林、刘荻、杜导斌、杨天水、刘水、师涛、刘晓波、余杰、张祖桦、李柏光、陈敏、顾则徐这批文化人竟成了派出所、看守所、国保大队以至刑事法庭和监狱、劳教所的常客。相当一批人至今还在高墙铁窗后边享受着“戴镣铐的创作自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被胡耀邦称为“当然享有完全的创作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莫大悲哀。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对某些作家和创作的公开围剿。人们不能忘记胡耀邦时代对作家白桦和他的电影《苦恋》的全国性大批判。虽然文革被宣布结束了，可是《解放军报》余威犹存，它以吓人的罪名首先对《苦恋》发难，接着全国大小报刊群起挞伐。据上海《大公报》人士回忆，他们没有转载军报的文章竟成了“政治问题”，而破例被上海市委叫到常委会上问罪。这场批判的规模和气势可与毛泽东时代对《武训传》的批判相媲美。中央高层有人甚至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押送农村，劳动改造，并揪出“黑后台”。事件的主角白桦虽是1949年成都西南军政委员会时期胡耀邦的旧友，也曾与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相识，他都难逃一劫，可想而知一个普通的笔杆子，他的下场会是如何。

这一时期受到围攻的还有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它们被并称为“八十年代五棵大毒草”。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也遭到严厉批判。这些作品有些根本就没有得到发表或演出的机会。

应当说，胡耀邦本人在这一波批判中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对其中某些作者和作品甚至百般袒护，但即使是对他十分赏识的老部下刘宾雁他都无法阻止被“劝退”出党，对于其他陷入重围的艺术家他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理解他的难处，但我们还是不能不把这一切归咎于他。因为他说：“我们今后不再用文艺服从政治、从属政治这个提法。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作家可以没有政治责任感。”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从“不服从政治”到“不脱离政治”，胡耀邦的狐步舞转了360度，又回到了原点。既然作家必须对自己的作品承担“政治责任”，他们就没有理由抱怨胡耀邦的“创作自由”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他们应当庆幸自己生活在胡耀邦时代，他们的命运毕竟比王实味、老舍、胡风、傅雷、杨朔们好多了。

共产党时常控诉国民党时代的新闻检查，说那时候没有言论自由。但是国民党对《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登了些什么文章，胡蝶、阮玲玉拍了些什么电影，马连良、谭富英唱了些什么戏，天桥那说些什么相声，演些什么杂耍等等一般并不过问。而共产党对这一切都要做严格的检查。臭名昭著的“送审”制度在胡耀邦时代并没有停止执行。一位作家或导演呕心沥血完成了一部作品以后，经常是战战兢兢地等待几个外行官僚的审判。有多少艺术家等到的结果是：“枪毙”。以至屡屡发生这样令全世界无法理解的怪现象：一部中国电影得了世界级大奖，可是中国的观众却缘悭一面；得奖的大牌导演在世界同行中名震遐迩，却往往在颁奖仪式上缺席。他们的罪名经常是“政治不正确”。

至于在国内，出版机构被查封，电影被删剪、被禁映，图书被吊销书号、禁止发行、封存、下架、收缴、打纸浆，作者被辞退、开除、甚至吃官司，都已是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了。这类在其他国家成为轰动全国的事件，在中国都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闻。

是的，胡耀邦是给了艺术家自由。对藏克家、贺敬之、丁玲、刘白羽、冯骥才、蒋子龙、刘心武、王蒙来说，胡耀邦时代确实是“自由”创作的黄金时代，但那个时代不属于刘宾雁，吴祖光、白桦、廖亦武、师涛。

如果自由仅供一部份人享用也可以称为自由的话，那我们什么时候缺少过自由呢？文化大革命没有创作自由吗？不，对张春桥、姚文元、浩然、李劫夫、于会泳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创作最自由的时期。苏联没有创作自由吗？不，对鲍．波列沃依、德罗维奇．法捷耶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弗拉基密尔．弗拉基密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来说，苏共枪杀上千万同胞的斯大林时代才是创作最自由的时代。希特勒时代没有创作自由吗？如果你去问以那首《送寄生虫出境》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亚利安诗人A．安纳克，他一定会说纳粹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自由的时代。

现在我们不得不说，胡耀邦所说的“创作自由”，和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时代的“自由”并无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都是从一部份人那里剥夺来而赐给另一部份人的。如果说这不完全是胡耀邦的本意，我们也不得不说，他开出的“创作自由”，确实跳票了。

并非题外话:

共产党“专政”以后历经几代更迭，腥风血雨，其实都是某种形式的“换届”。每届领导人为了稳固统治常标榜自己与恶名昭彰的前任不同。他们的具体政策方法或有某些区别，但他们的专制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未曾一日不同。

胡耀邦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开明的一位，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做过的好事；但他始终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墓碑上涂抹过多民主、自由的油彩会使他的灵魂不安。

共产党官方的纪念活动有它自己的需要，民间当然有评论的权利；但实在看不出自由主义知识界随官方指挥棒起舞的理由。

奉劝有造神癖的诸君，不妨去看看耶稣、释迦牟尼、安拉或穆罕默德，哪怕是达赖或班禅的成道之路。拜神总比造神方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