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贤亮:明清中国--青楼女子、两性交往及社会变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引 言

明清时代的社会中，涌现的大量情色小说或言情文学，以及文人笔记、俗谚歌谣、闺房秘笈、医家养生等媒介，都有十分丰富的关于当时城乡民众的日常家庭生活与私密行为的描述，其中不乏写真的内容，反映了时人在两性交往和生活中的开放程度。

例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明清民歌时调集》[①]，凌濛初的“二拍”，李渔的《十二楼》[②] 与《连城璧》[③] 等内中带有情色情怀的文学作品，以及民间广受欢迎的笑话故事《笑林广记》[④] 等，都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对于家庭伦理生活、私密空间的向往以及身体愉悦的种种关怀。

要谈那个时代的男女关系与社会问题，青楼仍然是必须要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青楼女子群体与广泛的城乡妇女生活之丰富与复杂性，曾引起了众多现代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成果斐然。不少研究从技术与生理的层面，曾详细考察了当时人的房内生活。荷兰的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东京，1951年）的自序中，曾这样讲道：十八、十九世纪访华的西方人，考察风俗书籍既不易得手，询问人们又讳莫甚深，感觉中国人之房内必淫污不堪，且不可告人；但经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在阅读所搜集的书后，“殆可谓有睦家之家，无败德之讥者，可知古代房术不啻不涉放荡，抑符合卫生，且无暴虐之狂、诡异之行。”他的另一本研究名著《中国古代房内考》[⑤]，堪称《秘戏图考》的姊妹篇，影响广远。刘达临比较全面深入地剖析了明清两代的妇女生活、情色书画、娼妓与身体健康问题、房中术的流行与变化等。[⑥] 刘氏以收藏有关性的器物出名，通过相关器物的展示和文献的考索，撰著《中国性史图鉴》一书，将传统中国人的私密行为与相关信仰崇拜问题，予以生动地展示。 [⑦] 石方对明清时期的性文化，主要从宦官的兴盛、男女的性堕落、宗教化的贞节观以及当时的性文化思朝这样一些角度，来展开论述的。[⑧] 江晓原曾从性问题的视野，以“张力”之说解析了中国古代社会在这方面的诸多侧面，并将色情文艺释为时人缓解性张力的重要途径，青楼妓院当然也不例外。 [⑨]

对那时流行的纳妾宿妓，王家范从经济消费的角度，将婢女、妾、青楼名妓的身价问题，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作了若干非常有意思的计量分析。[⑩] 吴存存则细致地考察了明清时代的各种性爱之风，无论是正统性爱观与节烈风气、晚明的纵欲主义思潮，还是于异类的男性同性恋风气、女子缠足的流行与金莲崇拜、明清社会的异装癖风气，都是那时社会中男女生活的呈现。[11] 李孝悌对近世中国性别问题与生活的系列考察，将当时丰富的生活内容予以真实地展示。[12]

对言情文学作品与历史人物或人群本身的探究分析，则更多了。至于私密空间的问题，大多被限定在夫妻生活的内闱，当然包括青楼女子的隐秘空间，却较晚得到人们的关注，而提供给研究者的那些素材，多为所谓的“淫邪”小说，在明清时期应属禁毁之列；而近来的更多研究，已经深入一般女子，特别是那些才女的心灵世界。[13]

除了上述的研究取向，出于身体史与医疗史研究的关怀，对传统时代女性的研究，已发展到她们如何感觉或经验身体的考察。[14] 此外，就是一般民间都广泛接受，但都以隐讳的形式进行的堕胎与避孕手段的传承与实践。在明清时期的城乡地区，避孕术对于青楼而言实在太重要了；而在民间，多以私情萌发而造成的身孕，对堕胎术有着明显的依赖倾向。李伯重对宋元明清时期江浙一带节育方法的考察，正好从另一个层面让我们看到上述情况的普遍性。 [15]

至于明清中国妇女总体生活史的相关专著，数量更多，内容也各有侧重，兹不赘述。[16]

本文将从上述研究基础出发，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明清时代的男女关系和社会风尚，作一初步的梳理，以史料为中心，辅以丰富的文学作品，呈现近世中国社会的一种特定面向。由于东南地区在明清两代经济、文化的繁盛，在凸现近世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与私密空间方面，应有更多的代表性和先进性，故本文多以东南地域社会为讨论的核心，重视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全面地展现明清社会的某种内在特质，略窥当时日常生活中青楼、闲房、内闱这三大重要的空间及其代表的生活环境。

一 文人记忆中的青楼世界

明代开国，奠都南京。这一带江河清洁，人多佳丽。[17] 日常生活，官场中的饮宴，民间出游等消闲或狂欢活动，都脱离不了青楼的影子。一时风华之盛，于秦淮河两岸悄然而现。

那时，向官场提供身心愉悦的“正当”经营活动，很早就产生了，而且都是官方经营的。譬如，洪武年间，曾在南京建立来宾、轻烟、淡粉、梅妍、翠柳等十四座官营妓院，向社会开放。[18] 由于南京是当时的首都，青楼之多，自然也堪称代表，有所谓“青楼并峙，绮榭相连，妖姬窈窕，艳女婵娟，秾妆竞倚，粉黛争妍”等胜景，颇令时人倾倒。 [19]

不过，在明初，青楼女子和一般乐伎的地位是很卑下的，就连女子穿耳，带上耳环，虽自古已有，在当时也会被看作是“贱者之事”。[20] 后来文人们忆起当时朱元璋的一些限制性法令，都记忆深刻。常熟人徐复祚曾说：“国初之制，伶人常戴绿头巾，腰系红褡膊，足穿布毛猪皮靴，不容街中走，止于道旁左右。行乐妇布皂冠，不许金银首饰，身穿皂背子，不许锦绣衣服，亦所以抑淫贱也。今不知此制矣。”[21]

显然，服饰的限制，到嘉靖前后已无大的作用，多成具文，很多人已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严格规定。同时，与服饰变迁相类的，是官营妓院与民间青楼的大量兴起。特别是民间经营的青楼，不胜枚举，无法尽详。

从总体上看，在近世中国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江南地区，青楼妓馆堪称鼎盛，遍及城镇乡村。例如，江苏的扬州，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山塘、盛泽的归家院，以及杭州的西湖等，即为其中最著名的娱乐空间。

西湖因其风景名胜引人，周边地带青楼如林，在文人的笔下多有美好的回忆。明人张凯元的一首《西湖即事》，就透露着这样一种味道。[22] 田汝成直接就说：西湖“名胜之燕集，殆无虛日，鲸吞海吸，青楼红粉，争相承迎。”[23]

再看南京。这里是“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萧瑟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接也。”其间，风月楼台，娈童狎客，杂技名优，络绎奔赴。各类妓家还分别门户，争妍献媚。[24]

张岱对秦淮河边的河房青楼印象很深，说这里方便寓居，方便交际，更方便淫冶，虽然房价较高，但“寓之者无虚日”；河面灯船、画舫往来不断，两岸水楼中， “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客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着人。”[25] 洪承畴更以艳羡的口吻说道：“秦淮一波，红桥片石，其香艳沁人，魂梦至是。”[26]

孔尚任的一部写实性戏剧《桃花扇》，里面一位重要人物鸨婆李贞丽，有一段唱词：“深画眉，不把红楼闭；长板桥头垂杨细，丝丝牵惹游人骑。”显得颇具情调。孔氏借李贞丽在剧中的出场，将秦淮河一带的风月景观与人情故事，一笔带出：“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 [27]

这短短数言，使秦淮河一湾两岸，杨柳街道，林立的青楼，烟花风月之家，一幅迷人的春色跃然眼前。李贞丽出身的旧院，讲到的“长桥”，既是青楼之最，更是男性向往的所在。长桥，是长板桥的简称，在南京旧院墙外不远的地方，环境幽雅宜人，每到晚上，灯火竞辉，青楼女子们就弹起各种乐器，与金缕红牙声相间，“入其中者，无不人人自失”。[28]

就在这里，是著名文人余怀（1616－1696）于南京长期生活时的重要活动空间。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余氏完成了《板桥杂记》，记录的是明末秦淮河南岸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特别是第一章与第四章），频繁引用《杂记》，认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颇饶趣味”。

每逢秋风桂子之年，也就是乡试之时，“秋闱”之期，四方应试者毕集于旧院，结驷连骑，选色征歌；有的邀旬日之欢，有的已订百年之约。吴县人沈周（1427 -1509）曾说，在平时，旧院中色艺俱优的女子，多以二、三十姓结为“手帕姊妹”。每逢元宵佳节，以春檠、巧具、殽核相赛，称作“盒子会”，“席间设灯张乐，各出其技能”。这些，都堪称南京城的乐事。[29]

其中，著名的青楼女子数量实在不少。像李十娘，外貌出众，所谓“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所居之地“曲房秘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余怀与朋友们举行诗文之会，必以李十娘的私人空间为活动场所。再如葛嫩，更是才艺无双，余怀曾与桐城名士孙克咸一同造访其居：“阑入卧室，值嫩梳头，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叫声‘请坐’。克咸曰：‘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余怀用了二十八个字，尽展葛氏的美丽与其内闱的温馨。[30]

更著名的还有董白，即董小宛，在后世基本上是以一种柔美、娴静、多病（每年春天都会患病）的形像，长期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除了冒辟疆的回忆，余怀关于董小宛的记录，应是最好的材料了。余怀说她：“天姿巧慧，容貌娟妍。……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性爱闲静，……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户者，则时闻歌诗声或鼓琴声，皆曰：‘此中有人。’……后卒归辟疆侧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劳瘁死。”[31]

在《板桥杂记》中，至少有25位青楼名妓给余怀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们大多美丽、聪慧，有才学、识见，通晓民族大义，有崇高的气节和献身精神。

清前期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虽不专述青楼，但以其“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在这方面也记录了不少内容。扬州是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32]

青楼虽以艳华闻名，但其容纳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其具体生活情境和作为一种特定文化的载体，以及国家与社会对她们的态度，上述文人的记忆，或可反映一二。

二 偷欢与媒介

在明清时期，除青楼外，男女的交往，其实存在许多障碍。

清人李渔曾写有一首律诗，说是：“闺中隐祸自谁萌？狡婢从来易惹情。代送秋波留去客，惯传春信学流莺。只因出阁梅香细，引得窥园蝶翅轻。不是红娘通线索，莺莺何处觅张生？”[33] 此诗虽言男女偷欢之事，但点出了其中的重要媒介，像“红娘”、“狡婢”等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沟通，一般人的偷欢行为是存在很大困难的。

清代“坐花散人”编辑的《风流悟》，第二回“以妻易妻暗中交易、矢节失节死后重逢”讲述了清朝初年福建地方的一个乡绅赵舜生及其私生活，21岁的赵舜生虽娶有一房美妻，但仍心不知足，最爱偷情。

对于这样的偷情，古人深识其中趣味无穷。凌濛初论道：“只如偷情一件，一偷便着，却不早完了事？然没一些光景了。毕竟历过多少间阻，无限风波，后来到手，方为希罕。所以在行的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真有深趣之言也。”[34]

通过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编的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男、女的偷欢或交往，都需要媒介的支持。即使一些人靠自身的努力，能够达到目的，但仍脱离不了日常的媒介（如丫鬟、佣人、徒弟等）。

《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西山观设辇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迫活命》，讲了一位少妇与老道如何勾搭成奸，出于两厢情愿，所以非常顺利。老道知观、两个道童以及少妇吴氏，构成了一个偷情的小圈子，偷情的场所一开始就设在吴氏祭悼亡夫的孝堂，属于非内非外之所。虽然基本上靠个人的努力，但如果没有下人（吴氏的丫鬟与知观的徒弟）的听从安排，顺利偷情恐怕也很难。

《喻世明言》第一回“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提及的薛婆，每天串街走巷、家家熟识，费尽心机，而且以极大的耐心，安排徽商陈大郎与目不窥户、足不下楼的美貌少妇三巧儿私会，否则，陈大郎的偷欢之欲根本不可能成功。

冯梦龙还认为：男大须婚，女大须嫁；不婚不嫁，就会弄出丑吒。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儿家拿不定定盘星，也要走差了道儿。[35] 所以，对那时的社会来说，男、女成人时，都应该早了婚嫁之事，否则难免偷情露丑的尴尬。

《十二楼》中，“夏宜楼”的主翁詹公，家范极严，内外男妇之间最有分别，家人所生的男孩，十岁以上就须屏出二门之外。膝下一女，年近十六，尚未婚配，詹公怕他身子空闲，又苦于寂寞，未免要动怀春之念，就生个法子出来扰动他，将家人所生的女儿选了十来个，都拜他女儿作老师，每天忙着不得空闲，自然不生他想。这当然是詹公为防出现家丑，而想出来的良好策略，不过也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因为，当时有人用西洋“千里镜”（望远镜），寓居高处，整日偷窥大户人家的后院，看过无数佳人，詹公的女儿与下人们也早都被他一一看过。[36]

这样凭借器物或技能，达到“偷”乐的，恐怕为数甚多。凌濛初曾谈及嘉定县地方的一种特别风俗，是男人流行给小户人家女人篦头剃脸，有人为达到偷淫的目的，就专门要去学一学这种“整容”之技，为女人篦头剃脸，有机会进入内室；或者去做那婚筵茶酒，得以窥看新人。[37]

侍女与主人或其他男佣的偷情，在小说中，也屡见不鲜。[38] 不过，当时中上家庭的许多男女，一般从无两相会面的机遇，需要有人从中说合，甚至不惜用尽机关，才能得遂偷欢之愿。这里面，有一类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梦龙曾提到，一般正当人家既惹不得，也不应该过多接触的四种人是：游方僧道，乞丐，闲汉，牙婆。前三种人对于男女私情的诱引作用可能还不严重，惟有牙婆，是穿房入户的，女眷们怕冷静时，十个九个倒要攀他来往，时刻少她不得。[39]

李渔的《连城璧》中，也提到一种人叫“女待诏”，既会理发修面，也会按摩梳头，极受家庭女眷们欢迎，所以“是人都防备，独不防备他”。[40]

牙婆，“女待诏”，其实都可归于明清人习称的“三姑六婆”。这个群体，一般认为首先在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提及，并且提醒人们，这些人与“三刑六害”相同，普通人家一旦受其中一种的祸害，即非奸即盗，应当“谨而远之，如避蛇蝎”，才是“净宅之法”。[41] 其中，女医的角色改变（像产婆、女医者等）及社会对女医的控制，都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作为比较专业的妇产科医生，稳婆、医婆和药婆，即使是上层社会，也离不开她们所提供的服务。[42]

明人田艺蘅根据传统的说法，也将“三姑六婆”概括为：尼姑、道姑、卦姑和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除此之外，他认为还有绣花娘、插带婆、瞎先生等，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人物，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为害亦甚。比如绣花娘，擅长针绣活，大户人家都请其教导闺女，而这些闺女们往往在后来被诱为“花娘”。这个称谓，恰恰是杭州人用来骂倡伎和淫妇的。[43]

与田艺蘅一样，褚人获进一步解释了清初流行的三姑六婆，除当时人熟识的几种外，特别提到了这几种：卦姑，是看相算命的；师娘，就是女巫；药婆，是捉牙虫、卖安胎、堕胎药之类的；虔婆未知何所指，也许就是贼婆的讹音。[44] 这里的药婆，在小说中的例子，像《水浒传》中的王婆，兼营接生（即“收小的”）等业务，可以称为“非专业的民间妇产科医生”。[45] 在扬州，还有一个“王氏收生堂”，堂主王氏，也就是人们习称的“媪婆”，年六十，熟谙妇人生产之理，将其理论技艺刻成《达生编》一书行世。[46]

“三姑六婆”这类人群，在明清时期的口碑较差，极端的说法是：“专以淫词亵语诓骗人家妇女，为其所诱者，多致败坏门风，不可收拾。”[47] 显然，她们对于民间婚姻的巨大作用，与作为色情媒介的负面影响，同样都被当时社会所清楚认识。[48]

偷情既是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私欲，而防止其不良影响或后果，仍然是人们在得遂偷欢时，予以高度警惕的事。而上述略通妇科医道和避孕堕胎技术的稳婆等人，成了人们最可信赖的私密人群。

三 上流风尚和大众生活

尽管传统礼制对男女接触有许多的限制，有的家族甚至定有严苛的家规，反对男女杂处，要求“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皆以居室为之限”，否则与禽兽无异 [49]，然而仍有很多史料表明，明清时期的社会风尚，特别是男女关系，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有所谓禁欲与纵欲并存，处于性爱观念最为混乱的时期。[50]

明代成化以后，朝野竞谈房中术，甚至有人藉着进献房中术与春方而骤贵，促成社会淫势之风，也影响了文学创作。[51] 从明代中期以来文人的大量笔记、话本小说，对此都有所反映。女子私箱窃藏春宫画，“百有二三”；一般人“出谈鄙亵便牵娘”，连寺庙的斋僧大多不免色相之戒。[52] 李渔在那时也多遭批判，说他性龌龊、善逢迎，虽遨游缙绅间，但所作词曲小说备极淫亵，而且“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因此被诟为“士林中所不齿者”。[53] 受到诋毁的偷藏春宫画、房中术、携妓闲游等，恐怕正是当时的新鲜时尚。

江南地区城镇经济活跃，流动人口较多，服务行业兴盛，文人、乡宦、青楼名妓、侠客等人，频频出现于这些地方最优胜的去处，生活方便，信息便捷，更有许多奢侈性的消费场所，共同构建了一幅繁华的生活图像，颇有典型性。[54]

明代有人看到：“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競嗤鄙之。”[55] 明代中后期的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则特别指出了苏州风俗时尚深为时人所仿效的事实。[56] 差相同时的杭州人张瀚认为：“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57] 经商的牙人，只要碰到商货价值达一二百两的，就盛情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58] 有的人家，甚至到了“但求声势烜赫，不顾道望汙隆”的地步，令人惊叹。[59]

经济上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会导向更高的休闲生活追求。对此，谢肇淛曾深刻指出了士绅们的追求，基本上都是物质的享受：“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牀第之上。”[60] 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奢华至极的愉悦境界。

明代著名文人袁宏道在生活上的追求，就更具代表性了。万历二十三年，他正好在苏州吴县，给友人龚仲庆写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人生在世，生活上应达到五大快活，第一快活就是要“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新，口极世间之谈”；哪怕只做到其中一条，也就“生可无愧，死可不朽”了。[61] 也许这几条，袁本人未必能够做到一条，但是，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窥见一部分人的至高生活追求，也应该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深刻写照

再如张岱，在其《自为墓志铭》中，对自己的优裕生活，作了这样大胆的坦白：“少为纨绔子弟，极好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62]

不仅如此，被晚明士大夫们视为叛逆的李贽，甚至号称“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63] 据说，他曾强迫他的幼弟狎妓，有一次还率领僧众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去化缘；但对寡妇的守节，他又褒扬得不遗余力。[64]

历史悠久的苏州城，是太湖平原地区最为繁华壮阔的城市。这里四季从无寂寥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云，游客极盛，“春初西山踏青，夏则泛观荷荡，秋则桂岭，九月登高，鼓吹沸川以往”，文人绅士大多喜欢在虎丘一带“画船游泛，携妓登山”。[65]

在虎丘附近的普济桥下塘，有一个野芳浜。这里是一个娱乐的好所在，不过以男女寻欢为主。所以当时人有诗云：“觅得百花深处泊，销魂只在野芳浜。”这个销魂之处也就是“销金之窝”。而散泊在山塘桥、杨安浜、头摆渡等处的娱乐船，专门蓄养歌妓以招引顾客，的船与岸上共建歌院，顾客可以登岸寻欢，都令人销魂。不少船让辫发雏姬女扮男装取悦客人，俗称“鼻烟壶”，言其年幼未解风情，只堪一嗅而已。所以，这类船一时被人呼为“色界之仙航，柔乡之宝筏”。[66]

就“女色”而言，明清时最出名的，一般认为产自扬州，俗称“瘦马”。明人还特别说明，其品质高于一般的普通青楼女子，更高于私娼野妓，纳为妾侍后，能够严守闺门礼法，不大会争风吃醋，耗费男人的心神。[67] 除了女色外，男色的盛产则在东南的福建省。李渔早已指出：“从来女色出在扬州，男色出在福建，这两件土产是天下闻名的。”[68]

男色之盛行，其实在明代宣德年间，已很严重。当时著名的巡抚周忱在苏州视察时，告诫其门人说：“汝辈慎之。近来男色甚于女，其必至之势也。”[69] 周忱忧虑的，正是那个时代开始流行起来的一股风潮，将政府与民间秉奉的所谓“正统”礼法，在日常生活中，予以一一破坏。

清代江南书商嵇留的一段感言，更有代表性：“每刻小说及春宫图像……以为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春宫，以售多而利速也。其家财由此颇厚。”[70] 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对这些东西接受的广泛性。

士绅们拥姬纳妾，皆为当然之事。在上流社会中，生活华侈，姬妾广蓄，日常宴饮活动，都由名妓作陪[71]，是很普遍的情况。就连靳啬出名的徽州商人，“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7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江南的上层女子，大多数颇具才艺，由于商业化、教育的拓展，导致女性生活空间的扩大，写作、旅游、教书，以及活动于公共社群（如诗社）。妓院的部分从业女子，也能突破内外与出身的桎梏，广泛活跃于绅商阶层为主的男性世界。[73] 一些女作家创作的长篇弹词小说，如陈端生的《再生缘》、邱心如的《笔生花》等，十分著名。也正是这些弹词故事，被时人认为有引动女子春心的显著效果，使文人们颇感担忧。[74]

最下层的乡村妇女的生活景象则不同了。她们的生活极为繁苦，除了事夫、抚幼、敬老的本份工作外，还要从事与男子等量甚至更重的田间劳动，更要主持家庭中的育蚕纺织等经济作业。在太湖东南隅的陈墓镇，乡村妇女的日常劳动，几乎与男子相同：“凡耘耨刈穫桔槔之事，与男子共其劳。”[75] 此外，还要积极从事家庭手工纺织等副业，以维持生计。如青浦县的龙盘镇，村妇以纺织为主，一般一天只能织一匹，甚至通宵不得休息，“日用所需都从此出”。 [76] 有的乡村地方曾流传这样的歌谣：“有女莫嫁耕田人，六月戽水苦万分；一年四季不见四两肉，吃碗螺蛳开大荤。”[77] 颇含这些农妇的困苦和辛劳。

至于那些严守贞节观念的妇女，既要压抑生理上的需求，也要忍受心理上的许多重负。明人周晖谈到隆庆年间一个贞节烈妇，不仅反对母亲改嫁，而且在其夫身染重病后，誓言死要同时，结果用菜刀先行自杀，年仅21岁[78]，堪称明清时代有着强烈忠贞观念女子们的典范。

这就体现了明清社会男女关系中的另一种面向，即不能守节，夫死再嫁，或男女间有不慎的“接触”行为，都要被视为“不干净”；而女体本身，在男性的视野中，也常常是一个秽体。这样一种“不净观”，强烈笼罩着旧时的守节妇人。周作人认为，这种“不净观”在传统时代给予了女人永劫的苦难。[79]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尚和人们复杂的生活观念。

四 才子佳人及其时代变迁

清代嘉道之际的浙江钱塘人陈裴之，曾官南河候补通判，因妻室汪端体弱多病，湘雨、伫云、兰语诸楼名妓，都想成为陈裴之的妾侍。后来陈氏仰慕南京名妓王子湘之才艺，将她迎归钱塘。王氏时年十九岁，到陈家后，倒是服侍汪氏的时间较多，所以汪氏对她十感激。不久王氏得咯血症，“讳疾不言，渐至沉笃”，终因肺病而殁，终年二十三岁。陈裴之也很短命，只活了三十三岁。陈氏记录了王氏辞世前的若干情景：[80]

发长委地，光可鉴人，指爪皆长数寸，最自珍惜。每有操作，必以金弓区护之。弥留之际，郑媪为理遗发，令勿轻弃，更倩闰湘尽翦长爪，并藏翠桃香盒中。闰湘曰：“留以遗公子耶？”含泪点首者再。

由此可见，陈、王二人情爱之深。

现在流传下来的明清人的大量笔记小说和名士们的诗文集，可以让我们找到许多才子佳人的感人故事。像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朝宗与李香君，龚鼎孳与顾眉，冒辟疆与董小宛，吴伟业与卞玉京，孙克咸与葛嫩，都是当时较有代表的；另外有关陈圆圆、顾寿、寇湄等名妓一生悲欢离合的许多正传、野史，因大多处于社会动荡时代，让后人更加感怀至深。

例如，冒辟疆初识董小宛时，坦言董氏在半塘风尘之中颇有艳名，“才色为一时之冠”，那时她才16岁。[81] 董小宛归为冒氏侧室，时在崇祯十五年秋末。这年秋试发榜，冒氏中副榜，衣锦还乡。钱谦益偕柳如是亲到苏州半塘，花费了3000两巨资，帮助董氏摆脱乐籍，偿还债务，又帮助买舟送往如皋，最后与冒氏完婚。

在冒襄努力与董小宛交往的过程，有一个重要人物在他选择董小宛期间出现过，即陈姬，冒氏说她“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 这次会面发生于崇祯十四年早春的苏州山塘。见面的那天，陈姬还演绎了一段弋阳腔的“红梅”，“令人欲仙欲死”。等到冒氏省亲回到苏州，陈姬已被势家劫去。 [82] 这个陈姬，就是陈沅（圆圆），出于清初平西王吴三桂之讳，冒氏并未直书其名。[83] 清人钮琇在其笔记《觚賸》中，盛称陈氏之才华美艳，并略述了其生世命运。[84]

在《忆语》中，冒襄还曾言，陈圆圆虎口脱身后，与他见面道：“余此身脱樊笼，欲择人事之终身可托者，无出君右。”她颇愿随冒氏生活，冒氏却说与陈氏见面不过是“无聊闲步”而婉拒之。[85] 假如陈氏当时被冒襄接纳，也许明末以后的历史需要重新书写了。

再如顾媚，或称顾眉，时有“庄妍靓雅，风度超群”之赞，才华出众，被人推为“南曲第一”。余怀戏称顾氏的内闱是一座“迷楼”。据说，江南文酒之宴，“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座无眉娘不乐”。在崇祯十二年，顾与龚鼎孳（1615-1673）相识，龚是崇祯七年的进士，曾官兵科给事中；降清后曾官至礼部尚书。在崇祯十六年，两人成婚。龚是合肥人，视金玉如粪土，得顾眉后，更加轻财好客，怜才下士，名盛当时。[86]

不过关于顾氏的气节，通过冯龙见的《绅志略》与顾苓的《河东君传》的比照，清代中期桐乡人陆以湉认为，她远不如柳如是。龚鼎孳在降清前，一度投顺李闯，官授指挥使，常对人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位小妾就是顾眉。[87]

关于柳如是，据沈虬的《河东君传》（据葛昌楣《蘼芜纪闻》上引）称：河东君本姓杨，听其音，为嘉兴人。柳如是身材短小，“结束俏利”，特别是那一双小脚，是其平生最为自负的[88]，而且“色艺冠绝”，以致一时才俊奔走枇杷花下，车马如烟。[89] 柳如是曾适陈子龙为妾，其实就是做外妇，当时陈还是一名举人。崇祯十年，陈子龙成了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惠州、绍兴推官，兵科给事中，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

崇祯十三年，柳如是23岁，陈子龙33岁，而钱谦益已59岁。[90] 这年冬天，柳如是扁舟拜访钱谦益，“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潇洒，有林下风”，使钱颇为倾倒，盛称“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次年六月初七定情，柳时年24岁。钱为她专门在半野堂之西造了绛云楼居住。为营建此楼，钱氏忍痛将一套宋版两汉书削价200两卖给宁波谢氏，得银 1000两，作为造楼之资。[91] 该楼雕梁画栋自不必说，光在楼内藏的宋版书就有几万卷，还有许多珍贵的书画古玩，实是在“金屋藏娇”了。

顺治二年乙酉（1645）五月，南明弘光朝败亡，清兵东南侵，柳劝钱谦益殉节，“宗伯谢不能”；柳自己就奋身跳入池塘，欲自沉，结果被拦住了。这一情景，被钱的馆师、长洲人沈明抡亲眼目睹。顺治七年冬，绛云楼失火，延及半野堂，楼中所藏的珍贵书、画、古董等物，全部葬身火海。[92]

上述记载，与顾苓《河东君传》中的说法一致。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详细考证，认为顾氏所记可以信为实录。

钱氏失职后，自号“东涧遗老”，赋闲在家。钱氏一次戏柳氏云：“我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柳应云：“我爱你白个头发乌个肉。”当时传以为笑。钱谦益暮年不甚得意，常恨曰：“要死，要死。”柳如是就正色骂他：“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晚已。”柳氏亦被时人称为“女中丈夫”。[93] 据说钱谦益的钱财，一般都由柳如是经理，钱族中人都怀疑柳氏有私蓄，钱死后，钱家族人突于柳处索要，柳安慰众人后，入内室，长久不出，早已自缢而亡，众人方始散去。[94]

顺治三年，陈子龙殉国，时年39，柳如是29岁，钱谦益67岁。顺治五年，钱谦益本以黄毓祺案当死，为柳如是所救，使不死。陈寅恪认为，如果柳氏后来的归所是陈子龙，很有可能在29岁时与陈一同殉国，或与钱在顺治五年同死。[95]

《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与柳如是似有相类之处，两者皆为一代才女，而生活境遇都不甚如意，在社会动荡时期，却都有凛然气节和令人感佩的事迹。[96]

柳如是的密友卞玉京，也是一代名妓，两人都为董、冒之事的促成，起了关键作用。[97]

卞玉京，原名卞赛，自号“玉京道人”。她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十八岁时侨居苏州虎丘，卧房“湘帘棐几，地无纤尘”；谈辞如云，令人倾倒。《香艳丛书》第一集卷一《十美词记》记载卞赛寓居虎丘山塘白公堤侧时，“慕而邀之者，香车画舫，不绝于道”，但她“不好华饰，不轻与人狎”。大概在顺治七年秋末，吴梅村曾作《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赠给卞氏。后来卞赛在苏州选筑别馆，长斋事佛，顺治十七年亡故，葬于惠山祇陀庵锦树林。[98] 据载，吴梅村病殁前的“绝命词”，有这样两句：“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99] 吴与钱谦益都是在明亡后降顺于清朝，这两句清楚地体现了他们对家国的悲悯和无尽的怅意。

与一些江南名士有密切关系的佳人徐翿，小字阿佛，是嘉兴籍妓人，性慧能诗，随母迁居吴江盛泽镇，遂著声青楼间，每同当湖（平湖县城）、武原（海盐县城）诸公游，然心厌秾华，曾作《秋怨诗》五首，其中之一是：“自许恩情百岁同，那堪弃置任秋风。开帘见月还羞月，似笑齐纨笥箧中。”[100] 颇能表达其心境。

明人谢晋写有《青楼怨》一首，更体现了广泛的青楼女子，有着不一样身世和命运的共同心境：“钿筝理罢久支颐，簾外黄昏月上时。莺去燕来春暗老，含情惟有镜鸾知。”[101]

明清社会中更多的妇女，由于没有留名，更没有文人们帮她们写述生平，常常淹没不彰，也留给后人更多的想像空间。尽管如此，她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以及从下层到上流社会角色的变动，却引起时人不少的关注。要了解处于那个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存在无疑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明清时期情色小说的泛滥，娱乐场所娼女娈童的众多，对金莲的爱好，春宫画、亵玩品、春药等的公开流行，以及各类青楼娼馆的兴盛，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及内在转向。十八世纪以后到清末，那时的名妓素质与整体青楼文化的定位，已大不如前。[102] 民国十九年冬，邓之诚为《柳如是事辑》撰跋时称：“明季风俗之流荡，士人夫不立学行，唯鹜声气，至于佻达放纵，征逐于娈童姹女之室，穷极声色，服食器玩之好，而自以为风流。”[103] 这短短数言，是对那个时代，那样一种特定社会的面相，所作的精辟概括。

要之，本文以明清两代为时代背景，通过文人们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记忆，粗略地展示了以文人、风尘女子为主的人生情怀，日常生活中的男女情迷，以及其间透析的心灵世界。一方面，我们将重新认识明清时代妇女生活史，及其生命轨迹中与男性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从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男性与女性社会或生活空间的隔绝，并非当时社会的全部真实，传统限定的青楼、闲房与内闱三大空间早已被突破；特别是青楼名妓，与当时社会名流和文人绅士有更多的交往自由，其营造的闲暇空间，已建构起明清社会生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与儒学道统塑造的生活史，共同组成了明清时期性别社会的丰富面向，两者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