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的故事

牛戈

看到一个被迫当兵的老八路的帖子，便也想起我小时候听到的故事。也帖上来凑个热闹。不连贯，想到哪说到哪。

我从小生长在永定河畔，那里抗战时属冀中十分区，属日军的确保治安区。如果说抗战时哪里最艰苦，应该是晋察冀，如果说晋察冀哪里最艰苦，应该是冀中，如果说冀中哪里最艰苦，那就是十分区了。冀中其他地区到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时根据地沦陷，而十分区早于一年前便已经不能公开坚持了。
我小时在农村长大，那一带参加过抗战的老人特别多，下面就是一位与我有亲戚关系的老人的故事。他曾经是武工队的一个小头头，好象是小队长什么的。

买梨

一次老人带了一个队员到梨树地里找老乡买梨。那时只是远远地和梨的主人打声招呼，就自己上树摘梨，摘好一马搭裢，正往梨树的主人住的窝棚处走时，坏了，窝棚里正有五六个武装汉奸在那吃梨呢。

仇人相见，双方都都在腰里别着盒子，肯定有好戏看了吧？其实什么也没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双方只是愣了一下，接下来的事象是什么也没发生，谁都装做没看到谁。为了壮胆，老人在给钱时，那梨的主人推说不收，便声称他们政委带人马上就过来了，让他知道了我买梨不给钱我要挨批，用这句话镇住那几个汉奸。那几个汉奸也许真的让这几句话镇住了，或者双方太近都不方便掏枪的原因吧，眼看着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竟然什么也没发生。到了七十年代，那个和他一同买梨的队员已经是天津的一个坐小车级别的干部。

干妈

我们那抗战时期有个女的，是个女土匪，或者说是个女光棍，或者说是个交际婆（不能用交际花，因为她是个老太婆）。她本身的本事并不大，手下的武装也不多，但其人有丈夫气，说话办事骂骂咧咧，雷厉风行，不管谁，有求必应，“面”特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她有许多有头有脸的干儿子，三教九流，红黄蓝白黑，应有尽有，有土匪、有汉奸、有八路，甚至还有鬼子。这有点象是什么教或什么帮的教主帮主之类，但实际上她什么教也不是，什么帮也不是。她的面子宽表现在，不管哪一方抓了人，他连骂带劝地就可以将人保出，土匪绑了票，挨绑的主找她说合，她给说合说合，就可以交赎金放人；八路被警备队抓了，找她说说，也可以保出；八路抓了汉奸，找她说说，也好使，不过有时八路也是要赎金或其他代价的。我说的老人也是她众多干儿子中的一个，通过她办过不少的事。有时老太太过生日，各种颜色的武装头头们竟然还可以同在一个酒桌上喝酒，没想到吧。

干舅舅

四一年夏开始，根据地便已经完全无法坚持，沦陷后，好多八路干部和无辜百姓被惨杀，与八路稍有联系的动不动就活埋砍头，特别的随意，随意的象是路边店点杀活鱼活鸡那样，看谁头上有帽子印就杀，看谁食指有硬茧就杀，甚至看谁长的不顺眼就杀，其残酷程度远比电影电视剧里表现的要超出十倍。有一次老人也被俘了，鬼子汉奸挨个审问，审问很草率，有的问两句就拉出去杀了。问到老人时，刚刚开口问是哪个村的，老人随口说了一句是哪个村的，可这时正好这支汉奸部队中就有一个是那个村的，审问的人就喊那人过来，说看看这小子是不是你们村的。那人过来了，老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就对那人喊了一声“舅舅”，要不就是出于本能喊的“救救……”，可没想到的是那人很痛快地答应了，并对人说这是我的外甥，于是老人就这么捡回来一条命。

那人送老人出去时，小声问了一句：“小子，你是八路吧”？老人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只是跪下去，重重地给那人嗑了三个头。后来老人真的找到那个村找到那家，正儿八经地认了舅舅舅妈。

解放初，这个干舅舅被镇压了，老人管不了这事，没能救下这个曾经救过他的人一命，但一生对阶级敌人充满无限仇恨的老人却终生与反革命家庭出身的舅妈一家保持着亲密的来往。文革中舅妈挨批斗时，老人还冒着风险将其接到自己的家中，因为老人在当地有威信，红卫兵造反派也没办法。

干儿子

老人他们的武工队有一阵子专门抢劫日本人的洋车（自行车），抢了车干吗呢，不是要车，也不是要别的，是要那车的幅条，整车的幅条全拆下来运到根据地兵工厂加工成枪上的撞针。真正的鬼子特务队的洋车一般是不那么好抢的，能够抢的只是做洋车生意的主。因为老抢老劫，城里一个经营自行车生意的日本人就受不了了，就托人找到老人他们，求他们手下留情，他也知道他们只要幅条，就专门送给老人他们整捆整捆的幅条，只求他们别打劫他们的车子，就这样拉上了关系，双方成了朋友，老人他们所要的幅条呀什么的，那日本人总会尽力帮忙，那日本人还让他的儿子认老人做干爹，抗日的武工队长成了日本鬼子的干亲家，这事挺有意思。

跟白脖子借枪弹

这是我听他在酒桌上和别人说的，说要打仗了，他们手枪队都是短枪，要用长枪怎么办，就由他带人去白脖子那里去借长枪。白脖子，就是我们那一带对伪军的俗称。我当时还小，但觉的奇怪，就插嘴问，白脖子不是伪军吗，八路打仗怎么可能跟伪军借枪用呢，老人只是笑笑，不回答我的话。到了后来，从老人和其他老人嘴里得知，八路不仅仅跟白脖子借枪，还跟白脖子买枪、换枪，我就听老人说过，有一次他们搞到了一挺美国机枪，嫌家伙太长不好使，就找白脖子换枪，换了几支二十响。

吃猪食

老人说有一次他们让敌人追赶，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这天跑到一个村口，实在是饿的不成了，见一个妇女正在喂猪，他们就跑过去给那人扔下钱，抢过一个水瓢，舀了大半瓢猪食，一边跑一边将那猪食吃下肚去。够艰苦吧。

绝后

这是唯一一个我听后心理不舒服的故事。说是有一次他们找一个汉奸赎人，或者也许是交换人质吧，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想要救的人死在日本人或者那汉奸手里了，老人他们的武工队就将那汉奸的三个儿子全都弄出来以惩治汉奸的名义一个一个地勒死挂在树上，因为最大的儿子也还没有结婚，这一下就让那汉奸绝了后。这个故事至今让我感到不舒服。

至于打仗的故事，就太多了，就不说了。老人说他命大，说几十次他和战友们在一起，战友们都死了他每次都活下来了，他不只一次地说，敌人的机枪扫过来，他前边的人全倒下了，他后面的人也全倒下了，就他什么事也没有。还有那次被俘，和他一起被俘的要么被刺刀挑了，要么被活埋了，就他，遇到了那个舅舅，活下来了。

他还去过东北，估计是十万干部挺进东北时去的，但不知为什么很快就又回来了。

我老家那一带参加八路的特别多，而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勋标——一支盒子炮，这是其他的人所没有的。那是他参加战斗模范大会上奖励给他的。大约是一九四六年，他回到他的那个村当支书（那时我们那还没解放），就带了这支枪，后来解放了，他照样当支书，一直当到八十年代，一任支书当了三十多年，这枪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当兵离开原籍时止，都还一直在他家保存着，不过听说后来还是上缴了。

老人的村距我们村大约七八里路，小时候经常到老人家去，这是我很高兴的事，一是可以听他说打仗的事。老人经常到学校做报告也讲打仗的故事，但似乎我更喜欢听他在酒桌上和人说起的故事，显得更新鲜。一是可以玩那支盒子炮。老人玩盒子炮有一绝，他可以和人打赌：将盒子炮完全分解后用手绢捧着，距他身后三步远一个人追他，跑不到二十步枪要打响，还不能让后面的人追上。

有时我一个人有事也到老人家去，有时家里有人，也有时全家都下地干活去了，家里没人，就把大门拴上。说到这大门的锁法，那真叫一个空前绝后，大门照例是有锁环的，但当家里没人时，那锁环里锁着的却并不是铁的或铜的锁，而是随地找到的一小截柴火棍别在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锁君子不锁小人，这把“锁”就是最好的铨释。

我到了家门口要是遇到这种情况，自然是可以破锁而入的，到了屋子里，便又会有一个现在的人绝对遇不到的好东东——那把伴随了他一生的盒子炮，就始终挂在他家的墙上最醒目的地方，于是我就可以摘下来大玩特玩了。呵呵，这是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