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误国误民

近代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又产生了对于中国未来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戊戌变法，晚清立宪运动，直至辛亥革命，其中历史戏剧而又不可抗拒地发展，过程的曲折产生了太多的遗憾和太多的如果，但是历史的盖棺论定作用并没有在若干年之后发生作用，很多人我们应为个人感情的原因而不能给予其客观的评价，孙中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国共两党之间都备受尊崇，但是如何尊崇都无法遮掩他对于历史和中国宪政的伤害。

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那个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孙中山结束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那时候我头脑了的孙“行者”总是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手里握着驳壳枪，喊着“弟兄们，冲啊”。后来知道辛亥革命始于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彼时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中餐馆打工为生。这些不过是花絮，我以为孙氏之所以误国误民就是因为他过于空想疏于实践，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做事不计后果。此等学艺不精之举加上他的号召力，适足误国。

孙中山曾经与严复论道，孙氏极力主张革命，而严复则认为改革更合适，孙中山便说道：“君是理论家，鄙人是实行家。”这句话满怀自信而似乎蕴含了对严几道的鄙夷，那么孙氏究竟是不是一个实行家，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孙中山曾经答应为袁世凯修建20万里的铁路，孙中山在袁世凯的资助下乘坐慈禧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带着大批失业党人到全国视察，至于后来当局要求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时发现铁道未建一寸，光视察费用就耗资百十万两。国外驻华记者威廉·端纳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提到：

“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内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缘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细线。”

当端纳针对他的方案提出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外国不会融资的时候他竟然说：“只要各省同意，政府是否稳定有什么关系呢？”孙氏对于困难完全没有认识，自己在想当然地以为画几条线就能够建成铁路，交给外国资金四十年运营权人家就会投资。20万里，中国至今铁路总里程也只有7.4万公里！就算资金到位又怎么样，通往拉萨的青藏铁路，在攻克很多科技难题之后，新中国政府直至2006年才建成，孙氏对于这方面更是根本没有想到，他的梦过于梦幻了。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甚至贯彻了孙氏一生始终，他在广州起义之前与日本朋友谈话时候就说准备发动革命，推翻清朝，创设汉民族国家。这种大话轻而易举就说出口。他甚至认为杀死长官，再派遣一些人埋伏以制援军然后即可成功，“以二十人进攻衙署，二三十人伏冲要以御援军，二三十人围攻旗界。”这种明显的低能意见显然贻笑大方，最后就在各地义军整装待发的时候传来了西江，汕头军队受到阻碍不能前进的消息，最后起义不了了之。就算能够起事，几百人守一孤城，能长久吗？之前孙中山甚至还请日本人帮忙起义，姑且不说他的天真，要是真的成功了，日后中国大乱，日本趁虚而入，真将国将不国。

1913年发生了宋教仁遇刺案，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孙氏立刻回国，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领导会议，孙氏坚决主张对袁宣战，他认为凭借两个师就可以打败袁世凯，完全无视实力对比，认为：“假令即使对立，至迟在一年内，北方当受制南方。”但是现实总是无情地摧毁他的梦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氏流亡海外。更为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竟然希望虎视中国的日本帮助讨伐袁世凯！果真疯狂到了极点。孙氏想当然以为他的正义之师可以击败袁世凯，无视黄兴等人的公开审判的司法方法。盲目乐观，倘若当初果真从黄兴之策，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成本，更是可能开中国司法之先河。不过倒是开了内战之先河！这等冲动盲目的举动不胜枚举，同时孙氏一事无成，难怪人称“孙大炮”。盖言他善于发炮，不能善后。

孙中山上面的过错只能说是“术”上之过。他本身的能力的限制导致他不能够成功率领革命，但是他的革命理论上的错误则是“道”的层面上的。相比于“术”而言，他的革命理论对于中国的伤害更大。我始终认为对于近代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要强过民主共和，中国实行帝制已于逾千年，专制思想，专制文化根深蒂固，并不会几阵欧风美雨就可动摇，即便表面上因潜伏起来而无法窥见，但是一旦需要必定迅速迸发。而且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基本的民权意识，遑论民主宪政的思想，只有极少部分留洋的知识分子有感于外国先进政治文明的好处，而不加以论证地考虑全盘接受。而本身究竟是法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尚在犹豫之中，他们唯一坚定的就是一定要革命。即便西方国家继承古希腊文明，极早便有民主思想，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英国即使如此，而相比较法国就是因为过于激进的革命导致了内乱不止，中国更是不应该。

美国学者古德诺著名的《共和与君主论》曾提到：

　“第一，行共和制者，求其能于政权继承之问题有解决之善法，必其国广设学校，其人民沐浴于普通之教育，有以养成其高尚之知识，而又使之与闻国政，有政治之练习。而后乃可行之而无弊。

第二，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盖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必流为军政府之专横。”

他指出了实行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同时也预言了仓促实行民主宪政的危险，不幸的是这些可怕的预言几乎都成为了现实。他又评论中国革命道：

“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决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

古德诺也认为中国之转化过于迅速而根基不固，民智未开，实行共和并非良方，他的观点同康子的观点有吻合之处，康有为支持公羊三世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观点，认为：

“今日由小康而进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孔子所谓生平之世也，万无一跃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之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大乱，法国其已然者也。”

但是针对古德诺认为的中国爱新觉罗德后代遭人民痛恨不适合作为君主的问题，康有为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就是皇帝当是清溥仪或是孔子的后代衍圣公，康有为同时又指出了革命和革命者的缺陷，他认为革命必将导致战乱与流血，中央没有共主，外国势力的渗透甚至有亡国之虞，他批评了革命者激情虽然有激情，但是没有思考，只知道打碎一个旧世界，却不知道也没有思考建立一个新世界。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想当然地以为一旦民主政体确立，国家便民主而富强，这种想法无异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旦穿上超人的衣服就能飞上天空了，一个国家，国民有权利意识，政治意识，参政意识，国民能够切实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能够懂得通过政治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君宪整体，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以上的条件，那么也是没有意义的。再者革命者对于形势与环境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忽视，在中国，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三元社会，皇帝，士大夫，百姓。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存在类似于西方的资本家集团和不同资本家集团，工人集团，农民集团，市民集团的各种利益诉求集团，政治正是在这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平衡之间存在的。亦即西方的社会可以纵向划分为各个集团，而中国的社会是横向的划分，工业的不发达与商业的落后直接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以这样的局势来直接面对民主，很是可笑。即便今天，我仍然不认为我们中国拥有民主，何况当时。

孙中山之误国误民在与他作为个革命的领导者，其本身并没有可靠的坚实的理论信仰，他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易变性与公式性，　孙氏的思想最初是改良，他上书李鸿章图变革，因不得而求革命，而即便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仍然是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徘徊。这一点与坚持自己，无论如何挫折都始终不渝的康有为相比，岂不汗颜，盖康氏基于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与思考的基础上，维护信仰，而孙中山则是明显的浪漫情怀与不负责任。后以美国为蓝本，后来又为限制袁而以法国为师，最后来走投无路向俄国学习，这种纲领性的易变来指导中国革命显然只会一塌糊涂。基本原则尚且没有，何以当国。他的政治思想如“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这是模仿西方的宪政观点。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算是中国和西方的结合，但显然没有领会权力分立的真正意图，行政院居首的体制并不能看出权力制约的用意。可以从中看出孙氏的民主宪政理论更多的是照抄照搬，而没有真正地认真考虑中国的国情，其后果自然可想而知。至于孙氏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观点，与公羊三世之说无异，放着改良不用而任性地强以为革命为唯一真理。孙中山儿戏革命，儿戏中华。换作普通人也就罢了，但是孙氏足以震荡中国，如此冲动，岂不误国？

我很认同毛主席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以其是否推动历史的发展。人们心中似乎总是认为凡是改良的就是落后反动的，凡是革命的就是积极进步的。但是现在的事实证明，改良更加适合当时的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革命党人罔顾国情，奢谈宪政，最终致华夏大地兵连祸结，战火纷飞，更加大大延长了中国复兴的道路，也使得中国至今仍然在宪政的道路上挣扎徘徊。

附：日本曾以卑鄙无耻的“二十一条”要挟袁世凯称帝，然而“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袁世凯也因此在一次国务会议上痛陈时情，欲大家奋发以图雪耻，而勿亡雄心。“我付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反观孙中山， 孙氏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内共11条，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相近。孙中山的人品及爱国的拳拳之心我毋庸置疑，但是孙氏的种种行为处处误国，处处误民。

作者：一生低首拜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