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是“百家合流”，那么，我们今天反思传统文化就应着眼于“百家合流”。

第一，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了解到古代各个时期的学术特点。战国中期以前为“百家争鸣”，战国中期以后为“百家合流”，秦是“术法合流”，汉初“黄老之治”是“德法合流”，汉武帝以后两汉为“孝术合流”，魏晋为“德儒合流”，隋唐是“仁术合流”，宋明为“术儒合流”。

第二，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了解中国古代学术的基本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来看；信仰领域基本为儒家所占，道与释只是偶尔短时在某些地区或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政治领域，主要是术、儒两家，术的比重不比儒小，二者几乎平分秋色。其间法、德等学说只是在短时期内起过某些作用；哲学领域，主要是道家的“道”。阴阳家几乎没有独立的体系，理学的“理”也主要从改造“道”发展而来。先秦墨家脱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直没有起过主导作用。

第三，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真正弄清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儒学在古代几乎从未单独起过作用，它必须要用术家予以补充，或去补充术家。传统上将汉武帝以后的学术都称作儒学，是从信仰上着眼的，这不科学。若从信仰着眼，单纯的孔子偶像能说明什么呢？

第四，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突出术家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重要性。术家的郡县制几乎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思想，术家的其他政治思想在秦和宋明亦一直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因此，术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儒家。不过，术家作为一个学派由于早先打法家旗号，后来打儒家旗号，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这是个大错误。不了解术家，就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同时也不能真正弄懂，传统上凭直觉早就感知的“历史封建王朝都‘阳儒阴法，儒法并用’”（实际应为“阳儒阴术，儒术并用”）的奥秘所在。

第五，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认清儒术是一家。中国古代学术一体化以后，其表现不是“儒术合流”，就是“术儒合流”，二者紧紧相联，密不可分。儒学的伦理政治，没有术家的阴谋与残忍永远无法实现；术家的阴谋与残忍只有披上儒学的仁孝外衣才有实践价值。向东去的路与向西去的路是一条，道德的反面是阴谋，阴谋的反面是道德，在中国没有“法治”的古代，正是二者的交互作用，才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运行与发展。

第六，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搞清“五四”以来传统文化反思的错误之所在。“五四”以来在传统文化反思上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懂“百家合流”，由此错误地把宋明理学的术家思想如“三纲”等当作儒家来批，造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最大冤案——孔子冤案。“五四”只打碎了一个早已失去价值的了孔子偶像，对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都未弄清。“文化大革命”是“五四”错误反思的继续，并将其推向高峰，所以“文革”不仅没成为“东方的启蒙运动”，反而引发了一场文化与政治的大劫难，反思者也一个个自己把自己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文革”大肆迫害知识分子、最后林彪、“四人帮”的垮台，无不是历史对这种错误反思的客观报复。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又是东方的“斯芬克斯之迷”。不是中国人科学地扬弃传统文化，就是传统文化在不断地吞噬中国现代文明。中国人科学地反思传统文化已刻不容缓。“文革”的失误早已从政治与学术上宣告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反思方法之荒谬，在传统文化的反思走入死胡同的今天，我们何妨改从“百家合流”的途径之一试。历史的起点与逻辑的起点是一致的，而中国古代“百家合流”之最早的有机合流——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不正是这一新途径的真正入口和科学基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