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罗隆基

一、运交民国少年时
　　江西省泸水南岸，有一座清秀的小县城，名叫安福。公元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四日清晨，罗隆基就诞生在这里。安福虽非名都大邑，却在当代出了四个名人：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和彭学沛，人称安福四才子。这四个人年岁相近，相继考入清华留美学校，相继出洋留学，不愧为才子。王造时曾为沪上七君子之一，彭学沛曾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文应四九年前曾担任过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主任委员。

　　罗隆基的祖父经商。父亲罗念祖是个前清秀才，后来以教私塾为业，在江西吉安执教。在他的学生中，出了两位名人：一是吉安人刘峙，后来考进保定军官学校，做过河南省主席；一是阜田人罗家衡，曾赴日本留学，专攻法律，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大员。罗隆基有三兄、一姐，一弟。他排第四，人称四哥。他九岁时，生母病故。罗隆基自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所以虽然他后来成为洋学生，而他的文章却一派中国风格。

　　一九一三年夏，北京的清华学校在全国招生。这所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的全称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是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作经费兴办的，学制八年，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经过四年中等科、四年高等科的学习，然后送往美国公费留学。这所学校名声大，招生少，考生众多。罗隆基在南昌报考，夺得江西总分第一，终于步入清华园的大门。在他之后，彭文应、王造时也分别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学校。

　　清华园位于北京西郊，那里本是满族亲王──端郡王载漪的王府，幽静而又典雅，是读书的好场所。罗隆基一到那里，便结识了同时考入的湖北同学闻一多。两人都喜欢写作，思想都颇活跃，很快就结为好友。闻一多擅长诗歌，而罗隆基擅长政论。他在清华学校曾写过一篇"论秦始皇"，一开头便一语惊人："始皇之功，功在焚书；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书......"世人皆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历史之耻，他却不从众论，独树一帜，以为焚书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清华学校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才"的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说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

　　一九一九年，身在清华的罗隆基参加了"五四"运动，有一次，他曾被军警包围，差点被捕，然而，当时他竟能灵机一动，躺在一座桥下，然后脱险而去......

　　一九二一年，罗隆基踏上远洋客轮，渡过碧波荡漾的太平洋，来到彼岸的美国。他与同班同学何浩若一起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它的同班同学闻一多于翌年来到美国。一九二三年，张君劢从日本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他最初在那里读化学。后来，出于对英国着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罗隆基又从美国去英国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学生，并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他留美又留英，后来亦被人称为"英美派"。时处多难的祖国，也就是罗隆基后来时时刻刻都要指骂的"旧中国"，就这样为他们这一代青年铺开了锦绣一般的前程......

二、西方归来做狂人

　　少年的罗隆基因运交民国，所以，他非但能有出洋深造的自由，而且更有学成归来后"大骂民国"的自由。民国时代，象罗隆基这样的一批留洋派知识分子，大都自奉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已经建成民主自由制度的西方强国留学，虽然不甚了了西方民主制度所来之艰辛，却享受了一个成功、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般般好处。所以，当他们一旦镀金归来，踏回国门，便常常会对已经、甚至正在遭遇千辛万苦的民国，一万个看不顺眼，甚至会对刚战胜了复辟、于外患内忧之中正在为实现宪政而不得不施行训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张鞑伐﹕轻则以已经建成的西方民主制度为标准，反对训政；重则张口便要大骂一番"独裁和专制"之语。其中若再夹上些"求仕进"的孽根未除，便非但不会珍惜这已经来自不易的自由，甚至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与民国的死敌沆瀣一气，结帮搭伙，虽受人利用而不自知，从而给万般艰辛的新中国制造了无尽的混乱与困扰，直至跟民国的敌人同流合污，非推倒这个不仅给了他们做学术的自由，而且给了他们大搞反对派政治之自由的中华民国不可！

　　罗隆基这个从美英学成归来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个在中华民国才可以称得上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就是其中极为典型的一个。

　　一九二八年，罗隆基留洋归来，就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面对国民党志在实现宪政、并且是刚刚开始的训政建设，他看不惯，便把对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愤懑之情，倾泻在稿纸上。他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月》杂志上接二连三地掷出了他那一篇篇非刀即枪的政论："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共产主义"等等。他的这些政论，却直到今天，都没有可能在他曾一心相与的"马列中国"发表。

　　他"直论朝政"，骂兴尤酣。读读他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就几乎将一个正在艰难推进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国民党骂得体无完肤："非党是不能做官，为做官便要入党，这又不幸已成为中国目前互为因果的事实。我不是说国民党党员，个个要做官发财；但一般要做官发财夺取权利的人，在现状底下，一定会来入党。中国的士大夫，本来就不讲究气节廉耻。袁皇帝时代，眼见他上表称臣，曹总统时代，眼见他买票贿选；如今，又眼见他口念遗嘱，眼见他胸悬党徽，眼见他口衔加同志，眼见他位居要职了。君子有穷途，小人无绝路。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

　　骂兴至此，他也就更加兴致勃勃地骂了开去："那时，在英美，我是侨居异邦的学生。如今到了自己的国家里来了，可以放胆讨论国是吗？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说句痛心的话，我们小民，想要救国，无国可救；想要爱国，无国可爱。在党国的名词底下，在党人治国这个名词底下，我们的确是无罪的犯人，无国的流民......"

　　他的这番"宏论"，若敢于骂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即使是骂在今天的中国，罗隆基怕也早已是"五枪分尸灭十族"了。

　　然而，直到他根本无视国家的艰难困顿，无视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连篇累牍、越骂越欢、无休无止之时，上海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也只是派人来"请"他过去"坐了六个小时"。

　　然而，罗隆基是一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角色。因为那时节，他还没有遇上那个非但要摸罗隆基这类老虎的屁股，而且更要将他这类老虎斩尽杀绝的毛泽东。所以，罗先生岂但是不在乎，而且更要大骂特骂一番不可了。于是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界了，更为此发表了更为强烈的反蒋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秃蟪。他骂道："我个人的被捕，是极小极微的事。牢狱，我登堂尚未入室。就是我无故被杀，算得了什么？我六小时自由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值不得小题大做。然而，党国的领袖们，我希望你们去查查各地的公安局，看里面还有多少无辜被拘的人民？再检查各军营、各衙门，看里面还有多少无辜受罪的人民？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于是暗地枪杀......这就是如今的情况，这就是如今的民生！我们小民的呼号是：我们要法治，我们要法律上的平等！......拒捕、缉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这是笨人的笨法子？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他以六个小时被客客气气地请到公安局去"光荣坐牢"的经历，便不分是非黑白地对执政党和政府骂出了这一大番狠话，要是他敢于骂在毛泽东时代，他怕早已象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管了。就是今日的江总书记，也绝对要封死他的嘴巴，直到他窒息而死。

　　此后，罗隆基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继续在《新月》上连续地发表政论，恶狠狠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于是，诸如"服从的危险"、"平等的呼吁"、还有就是所谓"对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的批评"，便接二连三地出炉了，并终于为共产党所发现、所欣赏。于是，乃"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地搭上了同一条船；于是，一个被称为英美派的自由知识分子，竟然与将英美的自由和民主视作"天敌"的共产党同流合污了。

三、甘做中共马前卒

　　其实，罗隆基的那些自由派战友们对他无时无地无事不大骂国民党、蒋介石，不大骂中华民国政府，是颇不以为然的。他们当中有人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只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四十年代初，张道藩曾暗示他不要再骂政府、骂领袖、骂国民党，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官职，他算是闭了几天嘴巴。后来，只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他便开嘴大骂。他的这些表现，无疑会使一心要推翻中华民国的中共"赏心悦目"，从而对他"红梯相与，暗道相通"，直到将他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共产党"红外围"，一个中共"地上地下"的大红人，并在国民政府给了他"骂"的自由和"反"的自由的时代，使罗隆基为中共篡权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一方面虽然要领导人民艰苦抗战，一方面则给了人民越来越多的政治自由权，因而也就给了中共因不抗战而能够大搞统战的"最佳历史机遇"。一些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遂成为他们积极拉拢的对象。民主遂成为工具，自由遂成为武器，一起被他们攥在手中，向着正在艰难地抗战救国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围剿过来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罗隆基担任了宣传部长。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的主张纲领"也公开发表了。他们以高喊抗日为掩护，以高叫民主为手段，在依然是血溅中华的艰苦抗战岁月，于中国人民抗战的大后方，掀起了又一道"假自由之名以行反对抗战政府之实"的"大会战"。用中共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马上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赞道：‘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将会开辟更好的途径......'"

　　好一个"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这个偏要在战争岁月来推动的所谓民主运动，这个在任何一个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国家都不可能推动的所谓民主运动，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中共史家回答得好："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实际上是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第三力量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并进，结为联盟，成为同盟者。从此章伯钧、罗隆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盟友"。底牌终于被中共史家们后出来了。只是中共史家还回避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章伯钧早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他不过是进"同盟"来领导"统战"的罢了。为此，章伯钧的太太曾回忆说："那时候，伯钧真忙，天天要找左瞬生谈判，回来又要向周恩来汇报。"明眼人一读便知，既是盟友，则何必又要天天向中共领袖周恩来汇报呢？罗隆基更在他的遗稿中详细地谈到了他和章伯钧跟共产党的亲密合作。他说："民盟中央跟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作，绝对不是从旧政协（指一九四六年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始的。早在旧政协开会前，民盟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和我自己，早已同共产党在重庆的领导人，就关于抗战反蒋运动的问题，经常秘密中有所协商，并共同进行工作。举几个很小的例子：早在民主政团同盟的时代，民盟在当时就同四川、云南两省的实力派军人领袖，如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早已有了秘密的关系。他们俩人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员。他们是当时西南实力派主张抗日反蒋的人。他们两人都向往共产党对抗日反蒋的领导，都愿以自己的实力，对这个共同的目的有所贡献。由于刘、龙俩人都是民盟的盟员，四川方面通过张澜同刘文辉联系，云南方面通过我和龙云联系，就进一步地加强了西南四川、云南两省实力派同共产党的密切合作。刘文辉的驻地是西康。他有时会到重庆来。当他在重庆的时候，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同盟方面的章伯钧和我，就同刘文辉四人进行过秘密会商。在云南方面，经过我同龙云的联系，后来共产党方面亦派有秘密代表驻在昆明。后来昆明同延安又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龙云还指定缪云台作为代表，民盟方面由我代表，加上共产党在昆明的负责人，亦成立了一个三人的秘密委员会，经常讨论怎样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准备支持和策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力，以贯彻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时亦发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是要抗日、还是要共产党的革命，是做抗日的盟友、还是做一心要推翻抗日领袖和抗日政府的共产党的盟友？在这里，实在已经被罗隆基回忆得清清楚楚的了。罗隆基在他的遗稿里面交待的，不过是"假抗日的名义，以帮助共产党篡权夺国"罢了。罗隆基们既然都能够与龙云、刘文辉这类只知封建割据，却从不知道何谓民族大义、抗日大节的封建地方军阀搞到了一起，并成为中共策动这些封建遗孽的联系人和策反者，则他作为自由派、英美派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早已被扭曲殆尽了。难怪国民党报纸曾借用俄国人的名字来笑称闻一多为"闻一多夫"，罗隆基为"罗隆斯基"了。

　　罗隆基在他的遗稿中还回忆了他与中共领袖王若飞一起，怎样跟国民党针锋相对地斗争故事："经过王若飞代表同我事先几次讨论，我们两人就共同商定，在小组中来同国民党王世杰进行斗争......在每一次开会前，他总要把每一次会议的战略战术向我分析一番。他每次谈完话，总要向我叮嘱几句：你不要随便退却，轻易让步啊。我总是笑着说，王司令官，你放心，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

　　是的，罗隆基在为中共作马前卒和统战卒的日子里，确实是对给了他骂和反的自由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从来不曾让过半步。这与仅仅数年后，他在被共产党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那番涕泗交流的哀告景象相比，直有人鬼之分。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史家才会这样高度地评价罗隆基说："在肩并肩的战斗中，罗隆基已经紧紧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了......罗隆基活跃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支持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尤其是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部长，又担任了一九四六年二月在重庆创刊的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的总编辑，并以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的身份，不断地发表讲话，发表文章，充分发挥了他的口才和文才，痛快淋漓地斥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热情洋溢地赞同着中国共产党。"

　　然而，曾在抗战时期就保证要在战后推行民主宪政，战后确实又一心想要推行民主宪政的国民党及其政权，虽然明知罗隆基已经成为中共的得力帮凶，却仍然迂腐十足地要来拉拢罗隆基。对此，罗隆基回忆说："我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早已相熟了的......他多次鼓励我，好好站稳中间立场，共同来调节中国的内战。他总是这几句老话：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我爱美国，也爱中国。我生在中国，也要死在中国。他装着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习惯于搬弄一套牧师的假殷勤的语言（按：罗已经全然用的是共产党的语言了）...... "我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初同马歇尔有一次比较长的谈话。他问我，可否民盟先参加政府，由新的政府来设法停战，以后再请共产党参加政府。他说，假使民盟肯这样做，他可以向蒋介石建议增加同盟的委员名额。我当然听懂了，这依然是蒋介石要拆散民盟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阴谋。我就告诉他，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又说，这一点是同盟半年多来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变动的，亦不是民盟任何领导人个人可以变动的。他只是点头称是不断叹气而已......。"

　　马歇尔对罗隆基"背景"的无知固然令人好笑，但罗隆基作为共产党帮凶的嘴脸确是够鲜明的了。于是，中共史家说道："罗隆基明朗、进步的政治态度，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许。"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各报都刊载了"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为受委托保管中共代表团京沪渝蓉等处遗留财产紧急声明"。罗隆基终于开始公开以共产党盟友的身份说话了："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各地之房屋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三月五日签订契约，先将南京各种财产造册点收，并请林秉奇律师作证。"罗隆基终于后出了中共"代办"的身份。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罗隆基就更是对外摊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他与张澜等人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已经俨然以夺权胜利者共产党的声威宣告说："我们很坦白地劝告中国南部一切未解放的各省市的伪政治组织及军事力量，应彻底觉悟，今后对人民革命的任何抵抗是毫无效用的，今后任何负隅顽抗只是愚蠢的行为......"在将中国大陆人民推向"被解放后"那血海般凄惨命运的罪行中，罗隆基们无疑也是这个旷古罪行的制造者之一。虽然，此时，他自己被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指为"向党和人民负隅顽抗"的日子，也已经离他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