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考证:毛泽东生平事迹诸多疑点的史实真相 |
送交者: 一叶扁舟 2008年03月13日08:39:1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专家考证:毛泽东生平事迹诸多疑点的史实真相zt 《毛泽东史实真相》:本书作者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问答的方式,对毛泽东生平事迹研究中的诸多疑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评述,实事求是,拨开迷雾,努力还原和接近历史的真相。全书史料扎实,论述严密,同时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毛泽东是从北京还是从上海到长沙与杨开慧结婚的?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一书,其中这样写道: 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杨开慧……这年冬天,两人便同居结婚…… 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伟人之初:毛泽东》一书记载: 1920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6月,张敬尧被逐出湖南;7月初,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 1920年7月,毛泽东到底是从北京还是由上海回长沙的﹖ 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解放军出版社的《东方巨人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开慧》等著作记载,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 5月5日抵沪,继续做驱张工作,写有《湘人为人格而战》,刊于6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 5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海还多次与陈独秀会晤,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等。 6月11日,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当天,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一文,提出湖南人应为废除督军制、实行湖南民治而努力。 7月7日,从上海回到长沙。途经武汉时,与恽代英等商讨了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问题。 从上述情况看,如果毛泽东是从北京直接回长沙,那么,上述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就不能在他的光辉历程中体现,也就不能载入革命史册了。【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恋的?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识产生爱情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这样记述: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做报告。事也凑巧,这次会议在永新县城举行,子珍是团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和她闲谈起来,他们共进晚餐,吃了两只鸡,喝了两瓶酒。 两天后,子珍帮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没有走。第二天吃早饭时,毛对此事毫不隐瞒,“贺同志和我相爱了。”毛对同事们说。 据《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和《贺子珍》等著作记载,上述这段记述有以下明显的错误: 第一,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是1927年10月6日,而不是1928年6月。 第二,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江西宁冈县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相识产生爱情的。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江西宁冈县东源乡大仓村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第一次会见,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了手下的部将后,还向毛泽东介绍了贺敏学和贺子珍。 贺子珍当时年仅18岁,年轻貌美。毛泽东见到贺子珍,以为这姑娘可能是袁文才或他手下部将的女儿。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说:“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 毛泽东询问了贺子珍的姓名后说:“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 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这天回到家里格外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会面的情景,一面讲一面笑。他还对贺子珍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革命军第一团官兵没有立即上山,而是到莲花和湖南的攸县、茶陵等地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住在茅坪村南侧一座山脚下的李氏私宅里养伤。 毛泽东利用在此养伤的机会,经常同袁文才、王佐等促膝倾谈,连患疟疾尚未痊愈的贺子珍也找过几次,听取她的意见。就这样,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对毛泽东非常敬佩,觉得毛泽东的住处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于是便让毛泽东住到茅坪的八角楼。 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外出找人谈话或到河边散步,都要从袁文才家门前经过。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见到了她都要走过来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和蔼亲切,给贺子珍留下美好的印象。 以后,毛泽东与贺子珍接触的机会更多。特别是贺子珍在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岭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九陇山工作,毛泽东在九陇山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因此,彼此更加了解,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工作,使他们产生了爱情。 他们相爱后公开同居,则是1928年的事。由此可见,上述说他们相识几天便公开同居,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贺子珍离开毛泽东,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吗? 过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因为江青“插足”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关系破裂。有的甚至这样说:“贺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当面大骂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与贺子珍大吵大闹。而毛泽东喜新厌旧偏爱江青,大发雷霆指责贺子珍。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延安出走离开了毛泽东。”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记载,江青于1937年8月底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达延安,先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从敌占区到延安的人,特别是党员,都要接受审查。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让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党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让她于11月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前,江青不可能单独接触毛泽东。【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江青被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8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那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中受过重伤,加上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贺子珍对毛泽东说,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很紧张。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营养严重不良,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她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负担。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经常疼痛,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毛泽东起初不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被日本占领,她只得暂住西安。毛泽东得知,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去苏联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但贺子珍不听,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不可能让她与毛泽东单独接触。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江青与毛泽东第一次相见在何时何地? 江青于1937年8月底到延安,第二年11月19日与毛泽东结婚。那么,她与毛泽东相识是在何时何地呢? 有一次,江青接见美国女记者维特克时谈到,1937年8月她从西安往延安进发,途经西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时,与毛泽东相识。她说:“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对江青与毛泽东的相识是这样记述的: 在洛川会议期间,毛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对他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在会议的第四天,一群来自上海文艺界的年轻人在日本侵略之后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他们途经洛川。这群人中有一个23岁的女电影演员,这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她叫“蓝苹”…… 她当时搭乘给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那天,她与毛眉目传情,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洛川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按照上述所说,在召开洛川会议的“第四天”与毛泽东相识,就是8月25日。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江青到延安第二天,由当时中组部组织科科长王观澜和其爱人徐明清带着江青去见毛泽东,从而相识。 第三种说法,是毛泽东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特里尔在《江青正传》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当他像牧师一样站起来讲话时,蓝苹脸上露出笑容。她比大多数学生皮肤白一点,因为他们都是农村的,在西北农村呆的时间也长。鼓掌的时候,蓝苹故意引人注目。讲话结束时她提了几个很幼稚的问题,而且跑到前面跟毛泽东讲了几句话…… 第四种说法,是在中央党校与毛泽东相识。对此,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江青秘传》一书中有过记述。 从上述情况来看,第一种说法是江青“吹牛”,根本不可能。洛川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研究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如此重要,怎么可能全体出来迎接江青呢﹖ 1937年8月底,江青到延安后,因为要审查她的党籍问题,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暂住两个月,在这样情况下,江青到延安第二天,王观澜不可能带着她去见毛泽东。因此,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的第二种说法,是不可能的。【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关于江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与毛泽东相识的说法也不可能。因为毛泽东于1937年8月30日由洛川回到延安。这年的9月和10月,毛泽东没有到鲁艺作演讲。在这期间,江青正被审查党籍问题,不可能让她到鲁迅艺术学院听毛泽东演讲。11月,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才结束其审查,让江青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7年11月29日,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接替李维汉任校长。江青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做帮佣,他们是老相识。康生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后,江青正在党校学习,他乡遇故知”,在这种情况下,江青通过康生帮助,加上自己主动争取,她与毛泽东相识,显然是毫无疑义的。 毛泽东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还是副部长? 1917年,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影响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孙中山在绝望中看到了光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伟大的转变,积极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定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革命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还通过决议,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31日,举行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等。 关于这次会议确定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人选问题,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说: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根据毛泽东这个自述,我国许多著作记述毛泽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而施拉姆撰写的《毛泽东》一书,则有不同的记述: 这场复杂的戏的第一幕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毛在回广州时,除了关心农民运动外,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领导职务。最初是秘书,后来是副部长。 上述两种说法,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据考证,这两种说法都是有误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记载: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闭幕后,于1月31日至2月6日接着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任秘书。【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毛泽东年谱》记载,1924年1月3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构,组成国民党中央党部;还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伦、汪精卫为执行部常务委员;邵元冲任文书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宣传部部长,恽代英任秘书。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以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1926年1月1日至19日,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下午,代表国民党中央在会上作《宣传报告》。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仍推举汪精卫任宣传部长,秘书为沈雁冰。2月5日,汪精卫提议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经第二次常委会讨论通过。2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部长由沈雁冰代理。然而据沈雁冰回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后的7个月内,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亲自动笔写文章近30篇。他还特别重视利用宣传机关的有利条件捍卫国共合作,宣传贯彻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同反动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不负众望,很快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20日的会议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规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于是,毛泽东便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既没有担任部长或副部长,也没有任秘书,而是任代理部长。 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向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由新右派独揽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此党务案被通过后,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5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毛泽东等辞职问题案。6月2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改组,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被免去委员职务。【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重任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吗?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克福建上杭县城后,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这样记载: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召开,会议选出新的前敌委员会,并通过决议重任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与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密切的联系。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城内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 会议开始后,陈毅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会议最后所做决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由于会议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所以改选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攻占上杭,在县城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青年出版社《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一书记载: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时,陈毅已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前委负责人只剩下朱德一人主持会议,加上当时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出击闽中某些战斗的失利,红四军的领导力量,特别是政治工作大大削弱,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3天,结果选出来的红四军第八届前委,毛泽东仍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即史称“九月来信”),特别强调: 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上述情况说明,在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他仍未当选书记。 毛泽东重任前委书记,是在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的。 宁都会议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对立吗?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气氛紧张,争论非常激烈。 有的著作记载,宁都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这无疑是错误的。 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上)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是有严重分歧的。 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咄咄逼人,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而周恩来不同意,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因此,他坚持:“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会议最后表决,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上述情况来看,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说了什么话? 1997年6月18日,北京电视台举行智力竞赛,节目主持人向参赛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说了句什么话﹖ 有的参赛者回答说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有的则说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而节目主持人最后宣布标准答案时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说了两句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翻阅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开国大典是这样报道的: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不大一会儿,林伯渠秘书长就宣布典礼开始。接着,毛主席走到麦克风跟前,庄严而兴奋地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而当时负责采访和报道开国大典的新华社记者李普说: 前年有人突然问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是不是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的,我一时做不出肯定的答复。静下来想一想,这件事其实很明白,这是他在政协开幕词中说的。开幕词大气磅礴,情文并茂,标题就是这句话。这篇雄文曾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月1日在天安门上他宣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一件标准的公文,不用任何抒情的词句,这件公文当天就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了世界各国政府。【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在开国大典现场担任播音任务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丁一岚,于1997年10月10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进行纠正: 我的记忆力近年来已经差了很多,但是对当年毛主席说的这两句话,我不会记错。因为:第一,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讲话时,我和齐越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实况转播,我们站的地方距离主席台只有十几米,当时的情景终生难忘(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还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我手头保存了毛主席在开国大典时的讲话录音。这些年写开国大典转播情况回忆时,我听了不少次录音。第三,我保存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专刊”,毛主席在当年9月21日致开幕词的全文。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没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而有“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此“开幕词”,是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题,这句话白纸黑字印在其中。这些史料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肯定说我不会记错。 丁一岚的回忆,同样证实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只说了一句话,即“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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