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几乎全部是通过传媒。今日人类正在分裂为两种世界。除了真实的世界，还有一个传媒制造的世界。传媒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变宽，关注对象越来越多，但是依靠传媒技术扩展的世界，基础已经是传媒提供的间接认识，而不再是人的直接经验。

长期以来，西藏一直是西方的热门话题。传媒制造时尚。时尚不仅可以卷挟人们投入从众潮流，也因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而产生更多表演者。“炒”是形容形容现代传媒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热点越炒越热是一个正循环。在这种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真实世界发生偏离，发展成传媒制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就已经是这样一个传媒世界。

日本导演黑泽明拍的电影《罗生门》讲的是一个古代发生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几个当事人虽然都在现场，但每个人的“亲眼所见”却讲述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以至于审讯者和观众谁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事实真相，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真相。

这不是简单的诚实与否的问题，每个人对事实的观察和复述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主观体，他们与客观的关系取决于他们主观的角度。达赖喇嘛肯定是诚实的，但对同一问题只需变换一下叙述方法，听的人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印象。

九世班禅在1923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闹翻后逃离西藏，客死中国内地，直到签定《十七条协议》，拉萨方面才在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十世班禅返回西藏。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并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晤面。达赖喇嘛在他出版于1990年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这样描述他们的见面：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着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

最后，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于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后过的是多么凄惨的日子。[xxxii]

对这同一件事，另外一种回忆出自当年中共西北入藏部队的首长范明，他是当时中共方面处理和护送班禅返藏问题的具体负责人。他在1989年写了一篇三万五千多字的文章，回忆班禅返藏情况。其中班禅与达赖见面的部分是这样的：

班禅返回西藏，在拉萨与达赖会见的仪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达赖方面竭力找借口企图把班禅的地位和影响压低，提出在达、班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不让班禅驻锡大昭寺等。这些意见转达给班禅后，堪厅官员很生气。他们提出要是这样，干脆不进拉萨竟回日喀则，双方坚持不下。

……工委（指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又开会讨论，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小几岁，虽然不是师徒关系，但是达赖年龄大，从这一点出发，达赖与班禅初次见面时，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两人再行碰头的平等礼；座位问题，历史上达赖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一个垫子，这次达赖与班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朝贡改为达赖、班禅互赠礼物。经过反复研究，初步作出了四条决定：班禅给达赖磕头，达赖站在宝座前；班禅与达赖互换哈达；班禅与达赖互相碰头；班禅与达赖的宝座一般高……经过一整夜的工夫，班禅方面才勉强同意了。但提出要我们保证，不再变更。我向他们拍了胸膛，说了硬话，作了保证。回过来，我又找国华同志（中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谈堪厅的意见，国华说阿沛（阿沛·阿旺晋美）表示同意作出保证。

4月28日下午，达赖与班禅在布达拉宫会晤。但当班禅给达赖磕头时，达赖不站起来；而且把达赖、班禅互换哈达，变成班禅献达赖接；把班禅的座位不仅压得很低很小，而且摆在旁边。对此，班禅方面的人很气愤，纳旺金巴把他的棒都要举起来，班禅警卫营去的卫士，气得几乎要开枪。幸有刘旭初同志作了制止，才未酿成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是我们欺骗了他们。[xxxiii]

两个回忆如此不同，应该相信哪一个？简单地以信任感判断，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相信达赖喇嘛。但是对当时情况有一些了解，就更容易倾向范明。达赖与班禅的矛盾由来已久，噶厦政府百般阻挠班禅返藏尽人皆知，当时同意班禅返藏是迫于北京压力，于心不甘，为此而做出一些小动作，在接待礼节上压班禅一头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争执也符合西藏文化的特点。范明的叙述比起达赖喇嘛的叙述细节完整，更有说服力。而范明写文章时早已退休，此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挨整多年，没有太多的理由去编造与他不相干的事情。

当然，我并非说达赖喇嘛撒谎，因为我已经注意到达赖喇嘛的叙述中有“循官方的会见程序”的字样，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与班禅礼节之争的所有那些不愉快都放在这几个字之中，他并没有故意歪曲事实，只是没有将具体情况公开出来而已。而且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造成班禅方面不愉快的，不是达赖一边的问题，而是“官方的会见程序”，争执也是在下面人之间进行的。当一个被称为太阳、一个被称为月亮的两位活佛单独见面时，肯定不会为那些小事针锋相对，至少表面上会保持亲切友好。在达赖喇嘛的叙述中，尽可以突出这友好的一面。

如果真是这样，达赖喇嘛和范明的回忆就都成了真的。然而对同一事件同为真实的描述，给人的印象却截然相反，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差别就产生于叙述的技巧。

由此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传媒的技巧已经超过了事实本身，事情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由传媒、而不是由事实本身所决定。传媒不用故意歪曲事实，它只需要把事实中的要素进行不同取舍和组合，就可以使“事实”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再现。而如何取舍和组合是由传媒说了算的，这就是传媒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掌握巨大权力的来源。大部分事实都需要通过它的传播才能为人了解，它因此成为事实的主宰者。

达赖喇嘛自传里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在第十三章“西藏真相”的一开头，达赖喇嘛这样说：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份上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着：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么回答：“没什么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么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我自己的朋友。[xxxiv]

稍微了解一点毛泽东都会知道，从来自认为是“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尽管他的确把无数人关进了监狱，那都是他眼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所有人民都反对他。达赖喇嘛说到毛泽东这段话时，并不是用肯定口气，而是加上了“听说”和“据说”两个词的限制。但是他没有特地说明那可能是谣传，那么除非特别细心的读者能够注意这两个限制词，大多数读者就会认定毛泽东真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也真是那样做的。

凭借技巧，通过传媒所进行的复述不用撒谎都能改变事实，这已经是够糟糕的状况，更何况传媒的传播还的确存在着许多虚假的成份。除了专制政权的宣传机器进行体系化的谎言生产，即便以新闻真实为标榜的西方传媒，也避免不了哗众取宠、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的毛病。在西藏问题上，这种情况由于西方记者无法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证而变得更加严重。

中共对西方记者进藏采取了严格管制，由此切断了西方媒体对西藏的独立消息来源，只能从其他来源间接获得消息。前面说过，当今世界几乎只有两个提供西藏消息的来源，一个是中共，一个是西藏流亡集团。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再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且不说达赖喇嘛是否有自己的立场和政治需要，至少他已经有近四十年没见过西藏。不错，他与西藏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众多地下渠道，但可想而知经由那些渠道传递、过滤和整理的信息不可能没有倾向。再加上为了引导与投合西方的传媒世界，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离真实状况距离就可能更远。

例如达赖喇嘛1987年在华盛顿提出“五点和平计划”时称藏人死于中共迫害的人数为一百余万[xxxv]，在近年的演讲中，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一百二十万[xxxvi]。一百万的数字本身就已经非常惊人，以二十万的幅度增长，不知道根据是什么，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表达义愤，而不是公布事实。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谴责“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xxxvii]、“小孩被驱迫为奴工”[xxxviii]、“即使在西藏自治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xxxix]、八九年拉萨藏人抗议期间“中共至少杀害二千五百名无武装西藏人”[xl]……也都甚为离谱。

在西方广泛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夸张，如解放军强迫西藏和尚与尼姑当众性交，红卫兵到处强奸妇女的说法，显然距离事实相当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性行为在那时被视为极其肮脏和邪恶的事情，对于意识形态观念最强的解放军和红卫兵，尤其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如果个别人有那种行为，只应该归于背后犯罪（对任何人群都免不了）的特例。

美国人艾夫唐数度追随达赖喇嘛作系列采访，并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一年多，在他的书里描写班禅喇嘛1964年受迫害的场面，其中有这样一句：

……干部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开始打耳光，拳打脚踢班禅喇嘛，拽着他的头发将他拖到了舞台正中……

那本书的编辑特地在“拽着他的头发”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注上“原文如此——编者”。因为按照一般常识，喇嘛是不留头发的。在班禅喇嘛各个年代的所有照片中，都未看到过他的头发达到过能被人拽住的长度。

我提出这些疑问，不是反对藏人曾受深重迫害的结论，也并非全盘否定海外人士对西藏现状的研究，我的目的只是说明从铁幕之外了解西藏，消息来源大部分是道听途说，说者有立场，听者有目的，也会有为了政治需要搀加的宣传成份。这些似是而非并且经过加工取舍的消息再通过传媒扩散，对西方社会的民意和舆论起到了具有 “定向”性质的引导作用。

当西方在传媒中制造了一个西藏之后，那个传媒中的西藏又通过各种传媒渠道进入西藏，激发西藏人对其“应激”，影响西藏人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又为人为制造的传媒西藏提供印证，使其产生真实性。随着如此一个循环过程的不断滚动，西藏就越来越成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问题。

今天，由于达赖喇嘛的成功，西藏难民已成为国际难民中的贵族，整个西藏民族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这种宠爱通过各种渠道为西藏人了解。藏人从历史上一贯戒备西方人的立场，转变为对西方人无以复加的亲密和信任，连带着其他的海外来人，统统都被视为朋友。最典型的是喇嘛的态度，当年在他们的反对之下，西藏最早开办的英语学校中途夭折，而现在，寺庙里学习英语的风气极盛，会说英语高人一等。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去甘丹寺。一个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藏族警察在那里维持治安。我们同他喝了几杯青稞酒，有了点交情，他便给了我们一个忠告：若是有人问我们从哪来，可以回答是从香港、台湾来，日本、新加坡什么的也都没问题，只要别说是从内地来的汉人，尤其别说从北京来。我们对这个忠告做了一下试验，把自己说成香港人，得到的待遇果然不一样，处处得到笑脸和方便，若说英语，更受尊重。而当我们实说是中国内地的汉人，喇嘛们的态度马上就变化。非常灵。

一次我乘北欧航空公司（SAS）的飞机去奥斯陆，碰上SAS职工罢工，得转其他公司的飞机，原来的转机时间、途经空港全部被打乱。一位公差去奥斯陆的西藏官员在那趟航班上只找到我这一个中国人，于是跟我行影相随地开始辗转欧洲。一路上，凡是遇到需要交涉的地方，他总让我提醒对方他是西藏人。他相信只要西方人知道他是西藏人，就会乐于给我们与众不同的特殊帮助和照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每一个场合寻找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他可以进行语言沟通的，而且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从中国出来。我从我的西藏伙伴身上看到一种矛盾状态。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可是他一旦在西方人面前，就要强调西藏的特殊地位。我帮他填写入境表格的时候，他希望我把他的出生地只写成西藏，而不是他的中国护照上所写的中国西藏。平时接触，并不感到他真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他的表现更多地是被西方世界对西藏的态度激发出来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西藏人，他应该按照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人那样去表现。如此而已。

[1] 此宪法目前尚为草案，因为按照民主理念，宪法需要全体人民批准，而藏人的大多数因为在中共统治下不能参与讨论和进行选择。所以要等到那些藏人都有可能表态以后，宪法才能正式通过。但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流亡藏人中就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力。

[2] 《纽约时报》报道，接近诺贝尔委员会的人说，他们选择达赖喇嘛作为获奖者“是试图去影响中国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民主运动的学生领导人的努力的承认”。（ A·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页471）

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3。

[ii] 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5。

[iii]D·米勒，《西藏妇女的地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29。

[iv] 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6-417。

[v] 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7。

[vi] 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7。

[vii] 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42。

[viii] 梁辰，《西藏比中国有希望──一个灭顶文明的力量》，《民主中国》电子版第二十二期。

[ix] 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53期。

[x] 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53期。

[xi] 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53期。

[xii]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63，24。

[xiii]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21。

[xiv]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xv]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24。

[xvi]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xvii]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xviii]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51。

[xix] 达赖喇嘛等，《慈悲》，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页30-31。

[xx] 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3。

[xxi] 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5-266。

[xxii] 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xxiii] 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4。

[xxiv] 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3。

[xxv] 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92。

[xxvi] 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90。

[xxvii] 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89。

[xxviii] 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90。

[xxix]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48-249。

[xxx] 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1。

[xxxi] A·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72-476。

[xxxii]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91-92。

[xxxiii] 范明，《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页108-110。

[xxxiv]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63。

[xxxv] 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5。

[xxxvi] 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23。

[xxxvii]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79。

[xxxviii]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76。

[xxxix]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98。

[xl]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