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是不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领袖？

拉巴平措说，“３·１４”事件以来，外国记者向他提起最多的问题就是“达赖喇嘛到底是不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领袖”？

拉巴平措说，首先，西藏宗教在藏传佛教以外还有别的宗教，如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藏传佛教内部也有许多教派。佛教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到１１世纪中叶以后，西藏佛教进入各个教派形成时期，相继出现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五大教派及其一些支派，另外有一些小的教派，还有佛教和西藏原始宗教相结合而成的苯教。这些教派各有自己的主寺、祖寺、创始人、传承体系和教派领袖人物。

“如果在西藏不同寺院、不同僧人以及信教群众中进行调查，问你们所供奉和崇敬的宗教领袖是谁？不同教派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就是说，达赖喇嘛并不是西藏宗教共同的唯一的最高领袖。”拉巴平措说。

拉巴平措说，即使从达赖所属的格鲁教派来说，达赖也不是宗教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唯一的最高领袖。格鲁派的创始人是宗喀巴，而宗喀巴采取佛祖释迦牟尼的传承方式把衣钵传授给自己的大弟子，由此形成了甘丹赤巴传承体系。甘丹赤巴成为格鲁派中宗教地位最高的人物，地位高于达赖和班禅。拉萨举行每年一度的祈祷大法会时，只有甘丹赤巴才能坐在大法会的法座上。

拉巴平措指出，现在达赖系统的所谓政教地位，实际上是自五世达赖以来，因为得到了蒙古贵族军事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支持，拥有了更大的管辖范围，才逐渐成为西藏地方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实力集团，达赖成为西藏地方权力机关即噶厦政府的总代表。在日喀则地区则还有班禅的辖区，同样得到清朝中央的直接授封和管理。

达赖集团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们不仅要知道达赖集团表面上说放弃了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实际上想要什么。”朱晓明表示。

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达赖集团一直鼓吹所谓“中间道路”，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大藏区”，一是“高度自治”。

朱晓明指出，“其中，‘大藏区’是达赖集团的领土要求，‘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的政治制度要求。‘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政治主张的两块基石。”

达赖在其达兰萨拉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大厅正中，悬挂着一幅所谓“西藏版图”，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２４０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就是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大藏区”。

朱晓明指出，“大藏区”的说法，从行政区划上、宗教上、民族上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从行政区划上看，从来就不存在由西藏地方管理的所谓“大藏区”。１９５９年以前，以达赖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没有管到西藏以外的地方。从宗教上看，更不存在由达赖喇嘛管辖的“大西藏”。达赖喇嘛是西藏黄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不仅其他教派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和苯波教等不归其节制，就是班禅管辖的地区也不容他插手。从民族上看，青藏高原地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的地区。除了藏族之外，还有汉、回、蒙古、土、门巴、珞巴等十多个其他世居民族。

朱晓明说，达赖集团鼓吹“大藏区”的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流亡藏人来自不同地区，存在不同利益的教派、群体，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乃至纷争。打出“大藏区” 的旗号可以达到笼络来自其他地区各种势力的目的。第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为分裂活动造势。国际上很多人并不知道青藏高原还世世代代居住着汉族、蒙古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第三，表面上不讲“独立”，只说“大藏区”，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要把分裂活动从国外转向国内，恢复他们对西藏的政教统治权力。

朱晓明说，所谓“高度自治”，就是要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不会赞成任何流亡者以否定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为条件进行谈判。

拉巴平措指出，达赖想复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政教合一的制度，也就是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制度。在那个社会里，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即９０％以上的农田、牧场、牲畜和生产工具被官府、贵族、寺院上层所控制，而大部分人民一无所有，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农奴“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而且９０％以上的人口世世代代都属于自己的领主，农奴特别是家奴，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生杀大权掌握在主人的手里，可以被主人任意宰割、买卖、抵债。

朱晓明指出：“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权早已被西藏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权所代替，西藏的命运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达赖集团来决定，而只能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