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初即大宝，深知上两朝之弊，颇有些励精图治的意思。他一改宪、穆、敬时期的奢华风气，出宫女3000余人，放五坊鹰犬，省冗食1200余人。同时勤于政事，每逢单日一定上朝和群臣议政，对于臣下的意见也能接纳，政号清明，这一点就比宪宗晚期以及穆、敬两朝大不相同，当时的朝政有了一些新气象，朝野对他都有些期冀，希望能在他的治理下使当时历经祸乱颓败不堪的朝政重兴起来。《资治通鉴》中说：“文宗年才十七，颇知孝谨，尊生母萧氏为皇太后，奉居大内，太皇太后郭氏居兴庆宫，称王太后为宝历太后，居义安殿，当时号为三宫太后。文宗每五日问安，凡羞果鲜珍，及四方供奉，必先荐宗庙，次奉三宫，然后进御。就是敬宗妃郭氏，已封贵妃，敬宗子普，已封晋王，文宗一体优待，礼嫂抚侄，始终不衰。并且去佞幸，出宫人，放鹰犬，裁冗官，省教坊乐工，停贡纂组雕镂，及金筐宝床等类，去奢从俭，励精图治，擢韦处厚为同平章事，每遇奇日视朝。奇读如期。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历久方罢。待制官旧虽设置，未尝召对，文宗独屡加延问，中外想望太平，翕然称庆。” 　　 虽然文宗有心振作成李唐一代名主，但有心未必能成事。他在性格上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优柔寡断，不能长期信任他人，而自己也缺少果断，不能择善固执，往往一件事和臣下们商议已定，不久他自己却突然改变主意，朝令夕改，弄得宰相也无所适从，“军国重事，不能果决，往往与宰相等已经定议，后辄中变，所以宽柔有余，明强不足。众善不胜一弊”。这导致臣下无法正确了解他的意图，做事束手束脚，同时也使文宗不但不能成为明主贤君，反而变成任权宦欺凌摆布的懦弱君主。以至当政仅数年，便因宦官挠权，朝臣勾心斗角，奢侈浪费，腐败回潮，朝政再度败坏。而文宗又仁弱少断，欲制却不得其术，所用非人，所借非力，遂成甘露之变，酿晚唐未有之惨祸，致政局尽入阉宦所控，颓败日渐，终无起处，庶几及亡。 　　 文宗在位十四年（公元827—840年）间，朝政上的主要大事有二：一是朋党之争颇为激烈，朝臣分为牛（牛僧儒）、李（李德裕）两派，各有朋党，互相攻击，史称“牛李党争”。二是宦官权势高涨。文宗虽然是宦官拥立，但宦官的飞扬跋扈也是令他深感不滿，政权以至皇帝的生死废立已经全由宦官操纵，他的祖父宪宗、哥哥敬宗都死于宦官手上，他父亲穆宗和他自己都是由宦官拥立才当上皇帝，所以他对宦官专权的危害看得比较清楚，一心想铲除宦官势力，夺回政权。但是文宗过于柔弱，这一点朝中大臣多数看得清楚，韦处厚就因此乞请避位，但文宗再三慰劳，不令辞职。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王播力求复相位，不惜重金贿赂权宦，并终得入朝为同平章事。这样，小人复进，正士日疏。而地方强藩如魏博等镇，也开始日渐骄横，文宗即位不久，政局就危机四伏。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文宗诏举贤良方正，及直言极谏诸士，由文宗临轩亲策，命题发问，大旨在如何端化，如何明教，如何察吏，如何阜财等条目。他的目的是想借此延揽人才，培植自己的势力，以为日后铲除权宦打下基础。昌平进士刘蕡，独痛心阉祸，条陈万言，公开反对宦官掌权，认为要国家安定，应该排斥宦官，把政权交给宰相，把兵权交给将帅。“愿陛下思开国之艰，杜篡弑之渐，居正位，近正人，远刀锯之残，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则朝政自理。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揽国务，臣恐祸稔萧墙，奸生帷幄，曹节侯览，汉中常侍。复生于今日，此宫闱将变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将相之职未归，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将危也。……陛下何不于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时贤相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狎亵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还愿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诚能揭国柄以归于相，持兵柄以归于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进，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如此而有不万国欢康，兆庶苏息者，臣不信也。……” 　　 当时考官是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等，他们读了刘蕡的文章，相率叹服。但是到了决定录取的时候，谁也不敢表示态度，因为王守澄、梁守谦等势焰逼人，录取了刘焚，得罪了宦官，他们的位子也就保不住了，必且遭祸，不得已将他割爱。当时有二十二人中第，统皆除官。道州人李郃被任河南府参军。他奋然道：“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勿厚颜乎？”遂邀集同科裴休、杜牧、崔慎由等联名上疏，愿将自己科名让与刘蕡，以嘉扬刘蕡的忠直。但是文宗也怕权宦为难，便将原疏搁置不做批答。后来刘蕡终生未能出仕，仅由牛僧孺等召为幕僚，后来且为权宦所诬，贬为柳州司户参军，抑郁以终。 　　 刘蕡这件事更使文宗感受到了权宦势大，使帝不能为帝，即令贵为君主也需忌惮，不得自由。从这时起，他也更坚定了铲除权宦，恢复帝王权威的想法，并开始物色自己可以依靠的人手，准备对权宦进行反扑。 郑注、李训 郑注（？——835），绛州（今山西）翼城人，本姓鱼，因冒郑姓，故时号鱼郑，人目之为“水族”。其人形体眇小，两目短视，尝挟医术游江湖间，自言擅金丹之术。始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元和末至襄阳，逢节度使李愬疾，注为之疗。愬得其药力，因厚遇之，署为节度衙推。“注诡辩阴狡，善探人意旨，与愬筹谋，未尝不中其意”。后跟随李愬移镇徐州，又为职事，渐参军政，妄作威福，军士多半侧目。《新唐书·郑注传》：“初郑注为李愬牙将，监军王守澄恶之，请去之。愬曰：‘注虽如是，然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荀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谒守澄，守澄初有难色，不得已见之，坐语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语，恨相见之晚。” 李愬推荐郑注给王守澄，却未料到这一举措给晚唐王朝埋下了一个祸根，未免失人。这次会面的次日，王守澄即对李愬说此后：“郑生才具，确如公言。”此后，郑注即跟随王守澄左右，王守澄入朝掌控枢密，郑注也跟随到了长安，不遗余力的日夜为王守澄谋划，益见宠任，所有关通纳贿等事，多由郑注一手经营。长庆、宝历之际，国政多专于王守澄，郑注随其，累从山东、京西诸军，历卫佐、评事、御史，又检校库部郎中，为昭义节度副使。因宋申锡事，被提拔为通王府司马，充右神策判官，致使朝野骇叹不已，守道正人对其侧目。太和七年，罢邠宁行军司马，入京师。对于王守澄与郑注的狼狈为奸，侍御史李款曾连章弹劾，“郑注内通敕使，外结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文宗虽然下旨查究，但王守澄藏匿郑注，令其潜伏神策右军中。当时的神策左军中尉韦元素以及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等人因为郑注借助王守澄的势力嚣张跋扈，所以对他也颇忌恨，《资治通鉴》：“左军中尉韦元素，枢秘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壳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右军中，弘楚请以中尉意，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中尉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叩头请罪，具言其奸，杨王必助中尉进言。况中尉有翼载之功，岂以除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谷曲，谛听忘倦。弘楚詗伺再三，元素不顾，以全帛厚遗注而遣之。”仅凭贡谀献媚，就令自己起死回生，郑注的手段可见一般。李弘楚因为没能除掉郑注，郁怒非常，随即辞职离去。未几，便因疽发背上毕命，想来是因为除奸不能恼恨攻心之故吧。这时的郑注在京城善和里起宅院，每天招聚京城的轻薄子弟、方镇将吏等一些轻浮躁进的人，以招权利。隔天便去王守澄处密语，经常通宵不寐。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九月，文宗身患风疾，口不能言。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郑注进药方一卷，文宗征郑注入宫诊病。服用药后，感觉有验，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心中大悅，对郑注青眼有加，始为恩宠。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对文宗说郑注“其人奸邪，陛下宠之，恐无益圣德”，但文宗对此并不以为然。其年十二月，拜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对文宗的这一任命，谏议大夫郭承嘏等极力反对，多次上表。鉴于反对声音大，郑注便推辞了一番，文宗派中使安慰他，他还是表示不接受。直到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初才接受，但还推举曾弹劾他的仓部员外郎李款代替自己接任此职，说“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当时的人都对郑注的这种虚伪表演不屑。 李训原名仲言，是唐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进士擢第。他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揣人意。李仲言在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曾做过河阳节度使府掌书记，当时他的叔父李逢吉为宰相，因为他善计事，所以对他颇为亲厚。宝历元年八月，石州刺史武昭因过失被贬为袁王府长史，心中愤愤不平。宰相李程提议要给武昭升官，李逢吉因与李程不和，故有意驳斥李程的这一提议。不久，武昭在一次饮酒中，借着酒兴对好友左金吾兵曹参军茅汇扬言要刺杀李逢吉，被人告发。李仲言为陷害李程，便欲胁迫茅汇中伤李程，被茅汇严辞拒绝。随后及武昭事发被杖而死，李仲言受牵连坐罪流岭表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文宗登基大赦天下时，李仲言也获赦，因丁母忧赋闲洛阳。当时李逢吉也被降任东都留守，心常怏怏，意欲再入为宰相。李仲言揣摸其意后，便自言与正受文宗宠信的郑注关系亲密，可使其从中斡旋，或许可以达到目的。李逢吉认为可行，便送给李仲言金帛珍宝数百万，让其入长安以贿赂郑注。郑注收受李仲言德贿赂后，便将他引荐给了王守澄。李仲言的口才媚术不亚于郑注，片言即说动王守澄欢心不已，得其推荐以善讲《易》入谒文宗。《易》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文宗诏李训讲《易》，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说李训是小人，不宜亲近。皇上力排众议，还是传旨在浴堂召见。当时李仲言有母服，难入禁中，文宗令他“戎服、号王山人”入内面圣讲《易》。一见之下，文宗喜其仪状秀伟，颇工文辞，应对敏捷，以为是个人才，便当面承诺重用。 李仲言除母服后，文宗即欲以其为谏言，充翰林院。当时宰相李德裕以李仲言从前所为为由反对，文宗说：“然岂不容其改过？”李德裕对曰：“臣闻惟颜回能不贰过。彼圣贤之过，但思虑不至，或失中道耳。至于仲言之恶，著于心本，安能悛改邪！”文宗又以李逢吉所荐为由，李德裕接着反驳道：“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文宗想安排李仲言改任他职，又遭到了李德裕的反对，于是转问时任检校司空、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的王涯。王涯最初也是激烈反对文宗任用李仲言的，但是看到文宗的意思很坚定，而且李仲言身后有王守澄、郑注等人为靠山，担心自己，态度遂改变。此时见文宗征询自己的意见，便认为可以。李德裕在旁急忙挥手制止，正好被文宗回头看见，文宗对此非常不喜，面色怏怏。虽然李德裕极力反对，但最终拗不过文宗，随后文宗便以李仲言为四门助教。诏命既下，给事中郑肃、韩佽欲封还敕书。李德裕对此甚喜，言于王涯。未料王涯随即召郑肃、韩佽说李德裕留话与二人令其不用封敕，二人遂罢。次日问及，李德裕惊道：“德裕不欲封还，当面闻，何必使人传言！且有司封驳，岂复禀宰相意邪！”王涯贪权固宠，不远邪佞，最终也给自己招致了祸端。 李仲言既得任命，文宗对其厚加宠爱。当年十月，即迁其为国子监《周易》博士，并充翰林侍讲学士。还在李仲言入翰林院日赐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示恩宠。当时两省谏官伏阁切谏，言李仲言奸邪之人，海内皆闻，不宜令侍宸扆，但始文宗对这些谏言始终不肯接纳。随即，李仲言请命得允，改名为李训。 郑注、李训既邀天宠、秉权衡，便开始排挤对自己不利的人，矛头首先便对准了李德裕。当时李德裕掌中书，为抗衡他，王守澄、李仲言、郑注通过文宗于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九月征召与李德裕不和的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入京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借以分李德裕的权，不久更是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直接将这个眼中钉赶出了京城，其后又改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去了兼平章事。当时李德裕、李宗闵身边各有朋党，互相挤援。文宗对此状况极为忧虑，叹道：“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就在李德裕被赶出京城的同一天，李训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这一任命遭到了给事中高铢、郑肃、韩佽、谏议大夫郭承嘏、中书舍人权璩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在文宗的坚持下，反对没有起到效果。 排挤对手的同时，郑注、李训还不忘了培植自己的势力。郑注对在宋申锡一案中告密对己有恩的京兆尹王璠非常感激，而王璠又与李训交好，于是李训、郑注共同向文宗推荐王璠，自浙西观察使任上提拔他为尚书左丞。王璠也知恩图报，与郑注等一起进谗言，打击李德裕，说他曾经暗中勾结漳王，图谋不轨。文宗大怒，召王涯、路隋等宰相商量要将严惩李德裕。路隋为李德裕分辨，文宗却将对李德裕的怒气迁于路隋，令他代替李德裕职任，这就免除了他的相位。御史贾餗因为与李宗闵、郑注等相好，这次便得了机会继路隋为相。 引虎驱狼 宦者权宠太过，已成祸胎，文宗对此感受犹切，已不堪忍受。虽然表面上还要对宦官表示优近宽容，但内心早已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一祸患。而且，元和逆党至今尚未受惩处，先皇雠耻未雪，虽贵为九五，实为阉宦傀儡而已，此种局面，对于一个力图有所作为的君主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但是身处九重，动静受制，朝中又多是权宦近人，或互为朋党倾轧营私，难以与之谋。此前与宋申锡方有所图谋即漏，谋未成却几成反噬，因此，文宗在挑选自己要依靠的力量上尤为注意。现在，郑注、李训突然冒出，对文宗来说，不啻是天助。这两个人都受王守澄宠信，如果与他们谋划，会避免王守澄等人的怀疑，而且这两个人还不是当时朝中二李（李德裕、李宗闵）朋党，正可倚为腹心。从这一点来说，文宗认为这两个人是合适的人选。 当时李训为翰林侍讲，利用为文宗讲解《周易》的机会随侍文宗左右，暗中揣摩察觉文宗本意，便在言语上逢迎上好，语及时弊再三愤激，借此打动文宗。文宗见李训纵横言论，才辩超脱，以为是个干才，倚之必能成事，于是便将真心图谋托与李训、郑注，这两人遂以诛宦官为己任，朝夕计议，指陈方略，规画太平，除阉宦、复河北、收河湟，谈兵纸上，原是良将。自此，文宗对这二人宠信不二，所言无不从，李、郑声势一时显赫。外人但以为这两人是倚靠宦官才擅作威福，并不知他们同文宗还有密谋。 李训、郑注既受文宗密托除尽朝中权宦，那么横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对手便是将他们引荐提拔上来的当时权势最大的宦官王守澄。因此，李、郑二人第一步便着手对付这位于己有恩的人。 当初在平宝历之乱的时候，右领军将军宦官仇士良有功，但其后一直受到王守澄的压制，因此对王守澄心怀不满。李、郑二人建议文宗将仇士良提拔上来，分王守澄的权来抗衡。文宗接受这一建议，于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五月进擢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王守澄虽对此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仇士良（781—843）字巨美，出身世代宦官之家，循州兴宁（今属广东）人。唐顺宗时，仇士良进入太子宫做宦者，后授掖庭局宫教博士，元和初年（公元806年）加宣徽供奉官，很快又转为朝散大夫、内侍省内给事、兼宣徽供奉官，不久，又迁任内常侍。自元和十年（815）至宝历二年（826），仇士良以太中大夫、内侍省年常侍的身份先后出任平卢监军使、淮西行营宣慰使、凤翔监军使，又曾任右监门卫将军、充内外五坊使等职。史载他飞扬跋扈，“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仇士良由凤翔监军使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十二月即发生刘克明、苏佐明弑唐敬宗的变乱，仇士良参加了此次平变，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却受王守澄的压抑，数年不能升迁，并出为鄂岳监军使。虽于太和元年（827）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转内坊，典内侍省，但仍是“秩清事简，优逸自娱”，直至太和六年（832）才真拜内侍，知省事，由此，他才成为宦官中的头面人物。 李训、郑注为了对付王守澄，竟将这个人提拔了上来，无异于引虎逐狼，留下后患。 提拔了仇士良抗衡王守澄后，为了防止王守澄疑心反击，便将屡与王守澄互相争权倾轧的对头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等撤换掉，逐出京师。六月，出杨承和监军西川，韦元素去淮南，王践言去河东。接着又以杨承和等曾庇护宋申锡，又和李德裕、李宗闵内外勾结，收受贿赂为由，流放杨承和到驩州、韦元素到象州、王践言到恩州，不久又遣使将三人赐死。趁王守澄正为自己的对手失势而得意的时候，李训、郑注又出釜底抽薪之计，以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一招着实老辣，名为尊崇，实质是夺了王守澄的权，使其无力反抗。宪宗暴崩，内外皆传王守澄指使宦官陈弘志所为，仇士良被提上来后即揭发此事。当时陈弘志任山南东道监军，九月，李训授意仇士良以文宗名义召陈弘志入京，在青泥驿，下诏派人以杖打死陈弘志。十月，又遣宦官李好古赐毒酒酖杀王守澄，对外却不明宣，只说是暴毙，还追赠为扬州大都督。至此，元和逆党全部遭诛。内朝为患的仅剩仇士良、鱼弘志等数人了。 小人得志 铲除王守澄等人只是李训、郑注实现与文宗的图谋的计划的一部分，要想彻底铲除权宦为祸这颗毒瘤，仅凭李、郑二人之力显然不够，因此，在对付王守澄的同时，他们还着手培植自己的势力，擢升亲信，排斥异己，巩固既有的权势。李训、郑注原本小人，心胸狭隘，睚眦为恨，对同自己有芥蒂者，不是诬其贿通中官，便陷以党同二李，非贬即逐。 当时京城有讹言，传郑注供奉文宗金丹，须小儿心肝配以成药，民间不明真相俱是惊惧，满城士庶纷匿小儿，不令外出。文宗听说心下大为不满，郑注也不明谣言自何而起，便与李训以此事架陷与之有隙的京兆尹杨虞卿，说此谣言系杨虞卿家人捏造。文宗大怒，于六月将杨虞卿下御史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为杨辩解，被文宗怒叱。郑注因为自己求两省官时为李所阻，遂趁机进谗言在文宗面前谤毁李宗闵，文宗下诏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逐出京城，后来又贬为处州长史，八月又被贬为潮州司户。杨虞卿被贬为虔州司马。著作郎、分司舒元舆因为与李训关系好，李训掌权后，便提升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后舒元舆负责审理杨虞卿一案，被擢为御史中丞。而吏部侍郎李汉则被贬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浣被贬为遂州刺史，都是被诬指为李宗闵一党。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七月，李训以国子博士的身份被擢为兵部郎中、知制诰，依前侍讲学士，太仆卿郑注被擢为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郑注初被宠幸的时候，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曾向文宗上谏，认为郑注奸邪。现在郑注一朝发迹，李珏即被贬为江州刺史，随即再贬为柳州司户。中书舍人高元裕是郑注衔恨的人，也被指为李宗闵党，被贬为阆州刺史。当时凡是被李训、郑注所忌恨的人，都被他们诬指为二李之党而遭到贬逐，以致朝堂上人人自危，文宗也了解了这种情况。李训、郑注也担心被别人指责，遂于九月奏请文宗下诏：“应与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之外，馀皆不问。”至此，人心才稍稍安定。 忠贞之士屡遭贬逐，而奸邪小人却逢时而进。前庐州刺史罗立言贪赃枉法，却因为赂结郑注，而被提升为司农少卿。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被提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并同平章事。舒元舆阿附李训、郑注，凡是被这两个人所嫉恶的，他都弹劾，因此才得以为相。贾餗也被擢为相。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也依靠李训、郑注被提升为御史中丞。当初李训、郑注被文宗召对时，问及富人之术，李、郑二人虽然天资狂妄，但对于经略谋猷，却没有什么办法，只以榷茶法应付。这种方法是以百姓的茶园，收为官府经营，命使者主持，实则害民。文宗被其言所惑，到此时李、郑权秉朝纲，便任命王涯兼榷茶使。王涯虽然知道这种方法不可行，但却不敢违背，于是只能百姓受苦。 李训、郑注提拔的这些人，都是些奸滑之辈，为了迷惑天下人，他们也提升了一些名臣故吏，如加宪宗朝宰相，当时任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的裴度兼中书令，加令狐楚、郑覃为左右仆射等。这一手段颇具迷惑性，不仅文宗被迷，当时的一些士大夫也认为朝纲太平有望了。 李训想要自取相位，但恐廷臣不服，便先推御史李固言同平章事。文宗认为李训有功擢升他为同平章事，至此李训正式登阁拜相。当时人们都认为郑注也将很快拜相，郑注自己也想，但是侍御史李甘扬言说如果任命郑注为相，他将上表弹劾。郑注非常嫉恨，奏请贬李甘为封州司马。但是郑注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李训是依靠他的引荐才得以飞黄腾达，可是李训内心也是忌惮郑注，不愿意他也为相。李训托称除阉未尽，须由内外协力，方可成功。其实是想最后连郑注一起收拾掉，这样他就可以独霸朝纲。这一理由冠冕堂皇，郑注不疑有他，遂表示愿出镇凤翔。但是同平章事李固言不知道李训的计划，在文宗面前反对郑注出镇。文宗觉得李固言不能顺承旨意，免去他的相职，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出镇兴元军，竟将其赶出京城。至此再无人反对，郑注也得以出任为凤翔节度使，命即赴镇。郑注想挑选名家才望之士做他的副手为参佐，看上了礼部员外郎韦温，但是却遭到了韦温的拒绝。当时有人劝韦温说：“拒之必为患。”韦温回答：“择祸莫若轻。拒之止于远贬，从之有不测之祸。”遂坚决推辞。此人甚有见识，非王涯、舒元舆之辈所及。十月，检校尚书左仆射、凤翔尹、凤翔节度使郑注走马上任。 当时李训受宠无比，天下事几乎都由其所决。王涯等人只会见风使舵曲意逢迎。连掌权的宦官，如中尉、枢密、禁卫等诸将，见到李训也都慑其威，趋承颜色。 在王守澄死后，生下来的掌握权势的老宦官还有仇士良、鱼弘志等。李训、郑注要想彻底完成文宗密托，自己独揽大权，就必须除掉这些宦官。他们密结河东节度使李载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准备开始尽诛宦官、独揽朝纲。于是，一场惨祸就在他们的导演下上演了，这就是后世史称的“甘露之变”。 事变经过 当初李训与郑注密谋除尽宦官，定下的计策是郑注出镇凤翔后，精心挑选数百名壮士作为亲兵。当年十一月要葬王守澄于浐水，郑注奏请自己卫护丧葬事，带领这数百亲兵持白棓、怀利斧，同时奏请文宗下诏令内臣中尉以下都去浐水送葬，届时郑注关闭城门，指挥亲兵将这些宦官一网打尽。但是在郑注启行前往凤翔后，李训又改变了计划，他与舒元舆等人密谋说：“如此事成，则注专有其功，不若使行馀、璠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部曲，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先期诛宦者，已而并注去之。”于是另遣大理卿郭行馀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为河东节度使，让他们多招募壮士，作为部曲；同时又任命刑部郎中李孝本为御史中丞，京兆少尹罗立言代理知府事，进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以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载义兼侍中。这些人中除李石外，都是李训的私党，分置要地，指望日后起事大功告成，不但尽杀宦官，就连郑注也一并除去。所计不可谓不毒！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等人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当天，文宗御临紫宸殿问事，百官参拜后按班站定后，受李训的指使，左金吾卫大将军出班奏称：“左金吾听事后石榴夜有甘露，臣递门奏讫。”说罢，即蹈舞再拜。这时李训、舒元舆也赶紧率领百官向文宗道贺，李训并劝文宗亲自去观看：“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文宗准其所奏，遂帅百官移驾含元殿，先派李训等带领两省官员去察看一番。 所谓“甘露”，据说是像雨一样是从天上降落，不过与众不同，就像液体水晶，附物即不滚落，也不会被阳光蒸发。“天降甘露”是一种千年难遇的吉兆，预示着君王的圣明，国运昌隆。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均认为“甘露”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圣药”，“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服用后能使“不寿者八百年”。因此，帝王称之为“天酒”、“神浆”，梦寐以求之。有些帝王听说降下甘露，马上改变其年号，以甘露命名，如汉宣帝刘询、前秦苻坚等，都以甘露作过年号。还有的帝王为了祈祷甘露下降而大兴土木。如汉武帝曾在长安城外的建章宫内建造了一座高２０丈、大十围的承露盘。在封建帝王们看来，甘露既是吉祥的象征，又是长生不老的仙药。据《资治通鉴》载：“八月（即太和九年），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仅仅过了三个月，天又降“甘露”，这种原本可遇而不可求的所谓“神物”对文宗这一朝来说可谓“情有独钟”了。 唐代的皇城分宫城和皇城。宫城在皇城的中央，除太监和皇帝宫嫔等，一般人没有密诏是不能进入的。左金吾府在宫城外皇城内，驻扎着保卫宫城的军队。李训等人离开含元殿后，过了很久才回来。回来后，李训奏称：“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称贺。”文宗这时配合得很好，故作不知的问道：“韩约妄耶？”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么，韩约当然是妄奏了。随后，文宗又命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帅诸宦官前往察视。 仇士良等人去后，李训立即召郭行余、王璠两人入殿受敕。王璠感到害怕了，两股战栗不敢前行，只有郭行余拜受殿下。这时候两人所募部曲已有数百人，皆持刀立丹凤门外，李训已先使人召令受敕。河东兵陆续进来，邠宁兵却观望不至。 仇士良等人来到金吾厅，正遇着韩约，但见他行色仓皇，气慑汗流，不敢抬头视人。仇士良感觉奇怪，问道：“将军何为如是？”韩约忙以生病搪塞。正在此时，一阵风将帷幕吹起，露出了里面埋伏着的兵士，同时传来了兵器碰撞发出的声音。仇士良久历仕宦，经验丰富，见此心知情况不妙，慌忙返奔。金吾厅侍者想要关门，被仇士良怒骂，竟然没敢关门，让众多宦官得以逃脱。韩约也是无用，此时竟不指挥士兵冲出围杀，任由仇士良等逃掉。 仇士良等人逃回含元殿，对文宗报称有祸事发生：“事急矣，请陛下入内。”随即抬起软舆想将文宗抬入后宫。李训见仇士良等人逃回，知道韩约处有变，急忙招呼金吾卫士，大喊：“金吾卫士上殿来，护乘舆者，人赏百千。”此时仇士良已经指麾众宦官将文宗扶上软舆，抬起来从含元殿后向北跑去。李训见势头不对，急忙跑上去抓住文宗所乘软舆大呼：“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这时候金吾兵已经登殿，罗立言帅三百余京兆府兵士从东面、李孝本帅二百余御史台吏卒从西面包抄过来，会同金吾卫士在含元殿内击杀宦官，片刻即有十多人死伤，受伤的宦官流血呼号不已。此时仇士良等人抬者文宗乘舆已经奔近宣政门，李训还在攀舆呼叫，文宗想是对混乱的局面害怕急于逃命，大声呵斥李训。仇士良在与李训搏斗时跌倒在地，李训拔刀欲刺时，仇士良被其他宦官救起，宦者郗志荣颇有勇力，冲上来挥拳击中李训胸部，将其击倒。文宗乘舆随即入宣政门，立刻将门紧紧关闭。众宦者既脱险境，齐呼万岁，而百官见此则惊骇纷散。此时李训已知谋事不济，为保自身趁乱换了一套从吏衣的衣服，骑马逃逸，还于道中扬言：“我何罪而窜谪！”旁人对此并未生疑。 郭行余、王璠两人见势不好早已逃掉，罗立言、李孝本等人见李训已经逃逸，知道事情已经失败，也随即逃窜。而宰相王涯、贾餗原来没有参与李训的图谋，看见含元殿变故陡起，不明白发生了何事，仓猝间逃回中书省等候消息。稍后，舒元舆也跑了回来，他还故作不知的问王涯、贾餗何人谋变？这时两省官员也纷纷来探问消息。三人俱以尚未查明为由回答。 仇士良等知道此事必是文宗参与，怨愤不已，对文宗出言不逊，文宗既惭且惧不敢回答。仇士良遂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帅禁兵五百人讨贼。时已近午，王涯等人将要会食时，吏人急忙来报禁兵已从阁门杀来。舒元舆因为参与李训一党心虚，闻报先逃，王涯、贾餗随即逃命，却无马匹，只好步走，狼狈万状。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闻知份涌争门逃命，刚跑了半数，禁兵就杀到，六百余人皆被杀死。仇士良等又分兵关闭宫门，大兴屠戮，搜索各司官吏，连贩卖的平民也不放过，又杀死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整个皇宫被搅得天翻地覆，长安城街坊也遭受了一场血腥洗劫。 随即，又派遣千余人出城追杀逃亡，并遣兵在城中大肆搜捕。舒元舆易服后单骑逃出安化门，被禁兵追上擒获。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时，禁兵追上将其擒入左军。当时王涯年已七十多，挨不过桎梏掠治之苦，只好自诬，自供称与李训等谋行大逆，尊立郑注。王璠逃归长兴坊私第后紧闭大门，以其府兵自固。神策军到门前佯呼：“王涯等谋反，欲起尚书为相，鱼护军令致意！”王璠竟然信以为真，出门来见，真是利欲熏心自送虎口。神策将道贺再三，等快到左军时才将其拿下。王璠这才知道自己受擒，涕泣行至左军，见到王涯埋怨道：“二十兄自反，胡为见引？”王涯答道：“五弟昔为京兆尹，不漏言于王守澄，岂有今日邪！”王璠闻言俯首不语。神策军又于太平里抓获罗立言，以及王涯等人的亲属奴婢，皆捕入两军。户部员外郎李元皋是李训的再从弟也，李训对他并无恩情，也被神策军捕杀。前岭南节度使胡证以巨富闻名，神策军士欲罄其财，遂以搜捕贾餗为由闯入其家肆意掠夺，胡子溵稍耐不住，便遭杀戮。随即，如匪一般的神策军又闯入左常侍罗让、詹事浑鐬、翰林学士黎埴等人家中掠夺一空。长安城内诸多恶少趁变乱陡起，借机滋事，伪托禁兵剽掠财货，因私杀人，互相攻劫。直闹的偌大一个长安城鸡犬不宁，尘埃蔽天。 次日百官入朝，直待日出方开建福门，禁兵露刃夹道，惟准每官以从者一人相随。行至宣政门，门尚未开，宰相御史知班等人俱不在，百官乱次站立，班列无序。文宗驾御紫宸殿召见百官问王涯等人为何没来，仇士良应声说王涯等人谋反，已被下狱，并将王涯自书状呈上。文宗悲不自胜，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等人升殿传示供状，问令狐楚等人是否为王涯手书，二人答是，并说事果如此，罪不容诛。文宗于是命令狐楚、郑覃留宿中书，参决机务，并命令狐楚草制文策，宣告中外。因为令狐楚在文告中叙述王涯、贾餗谋反事用语模棱两可，引起仇士良的不满，在其阻挠下，只任命郑覃同平章事，后添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与郑覃一起为相。朝政渐安，但坊市犹未定，里间恶少尚剽掠未止，文宗命左、右神策军将杨镇、靳遂良等各帅五百人分屯通衢大道、击鼓警示，并斩为乱者十余人，余众方散，然后坊市略定。贾餗易服潜逃后隐匿民间，一夜后闻知禁军把守各处搜捕，自知无路可逃，遂素服乘驴诣兴安门对禁军士兵说：“我宰相贾餗也，为奸人所污，可送我诣两军！”遂被执送西军。李孝本改绿衣以帽障面，单骑逃奔凤翔，行至咸阳西为神策军追擒，解送京师。 李训自宫中逃出后，直奔终南山，投靠其友僧宗密处。宗密为藏匿他欲剃其为僧，但徒众担心招引祸患不欲此事，将李训赶出。李训遂转奔凤翔郑注处，至柷厔镇为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师。方至昆明池，李训自思必死，但恐至神策军多受酷辱，便对解差说：“得我者则富贵矣！闻禁兵所在搜捕，汝必为所夺，不若取我首送之！”解差遂枭其首送入京都。 仇士良知道宗密收容李训，非常恼恨，派人将他捉来审问，责备他知情不报，并威胁要将他处死。但宗密乃天下名僧，华严宗大师，此时年过半百，早已智慧通融，他怡然的回答：“贫僧识训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对宗密的回答，鱼弘志非常推许佩服，遂为之求情，奏请文宗免除其罪。后宗密于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正月在兴福塔院圆寂，终年六十二岁。整个甘露之变中，他大概是牵涉进去而没有受到伤害的唯一的人。 既知李训已死，仇士良即命左神策军三百人持李训首，并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余四人；右神策军三百人缚贾餗、舒元舆、李孝本献于庙社，徇于两市。命百官临视，腰斩众人于独柳之下，并枭其首于兴安门外。各人亲属不论亲疏悉数处死，连幼童也不放过。或有妻女不死者亦没为官婢。王涯因主榷茶苛刻，致百姓怨恨，今见其死皆快，诟詈之余，尚有投砾击之者。 王涯有再从弟王沐老且贫，闻王涯为相，于江南家抵京附之，欲求出身。在长安二年多王涯才见他一面。王涯待他非常冷淡，很久才许以微官。及王涯家被收没，王沐正好在场，结果以亲论与王涯俱遭腰斩。舒元舆有弟元褒、元肱、元迥，同时为官。除舒元褒早卒外，余全被族诛。另有族子舒守谦为舒元舆弃置江南，此时也得以逃脱。 处决王涯等人的当天，令狐楚被任命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权京兆尹。数日之间，生杀除拜等朝政大事，都取决于仇士良、鱼弘志两人，文宗别说干涉，很多事情根本就不知道，完全成了一个摆设。 虽然李训等人已死，京城已入掌握，但郑注尚在，且为一镇节度，总领兵戎，若不及早除去，使之羽翼成丰，终是心腹之患。于是，仇士良派人带着密敕到凤翔，暗令监军张仲清速斩郑注。甘露之变发生时，郑注已经率亲兵五百人赶到了扶风，扶风令韩辽知郑、李为谋，不供具，携印及吏卒逃奔武功。郑注听闻李训事败，遂折回凤翔。属下魏弘节劝郑注杀监军张仲清及大将贾克中等十余人，以便掌控凤翔，但郑注此时惊于李训败，不从此言。张仲清接到仇士良密令后，不知如何下手，与前少尹陆畅商议，押牙李叔和献计，让他邀请郑注意同饮酒，暗中伏兵于酒席中下手除之。张依此计柬约郑来计事，郑注自恃有兵卫守护，竟未作细思，贸然赴约。张仲清见郑注携兵卫前来，迎其入厅殷勤相待，令郑注不疑有他，李叔和便引郑注护兵出外就宴，再怀刃入厅，伺郑注不备近前抽刀刺杀。一击得手后，伏兵突出，门吏又将外门关住，遂将郑注护兵杀尽，再开门收捕郑注的亲信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人，一并处斩。钱可复女年仅十四，为父求免，但张仲清不从，仅允免其自身。该女凄然道：“杀我父，何面目以生！”遂亦被杀。卢弘茂妻萧氏临刑时诟骂道：“我太后妹，奴辈可来杀！”此语一出，兵惧而敛手，由是得免。其余的郑注及钱可复等人家属尽被屠戮，死者千余人。时朝中未知郑注已被诛，尚下诏褫其官爵，派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为防郑注起兵，京师戒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鄜坊节度使萧弘皆勒兵以备非常。陈君奕尚未出都，张仲清已遣李叔和传送郑注首级，悬示兴安门，群臣皆贺，人情稍安，京师诸军始各还营。又籍没郑注家，度支奏“籍其赀，得绢百万匹，它物称是”。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走避数日，于一夜半潜出，行至崇义坊下，为神策军所捕，当即拥至左军中责问反状，韩约犹自强辩，遂戮之。至此，甘露之变全案人犯尽皆被刑。仇士良鱼弘志以下，俱进阶迁官。仇士良加官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其他宦官如鱼弘志也擢任上将军等职。张仲清因诛郑注功被擢为内常侍、咸阳令，李叔和为检校太子宾客、凤翔行军司马，并赐钱千万。 至此，所谓南衙北司之争结果已具，朝政完全被宦官的北司控制，宰相大臣都成了北司的文书而已。宦官气焰熏天，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视朝士如草芥。每次群臣在延英殿议事的时候，仇士良等动辄就用李训、郑注为乱一事来折辱宰相大臣。郑覃、李石实在忍耐不过，反驳说：“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李、郑实为权宦所进，此言令诸权宦无颜以对，稍感屈软，朝士缙绅赖此略存颜面。当时中书省官衙毁于乱火，惟剩残垣破屋，诸般事务皆被毁坏殆尽。江西、湖南献来衣粮等物，好让宰相召募从人。李石上言道：“宰相若忠正无邪，神灵所祐，纵遇盗贼，亦不能伤。若内怀奸罔，虽兵卫甚设，鬼得而诛之。臣愿竭赤心以报国，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导从足矣。其两道所献衣粮，并乞停寝。”遂从此言。 事变之后 仇士良等深怨李训、郑注等人，此时朝政已被掌控，遂欲尽除李郑余党，凡与之有瓜葛亲，或暂蒙奖引者，每日里诛贬不休，使得朝吏旦夕难安，不知何日自己也成“逆党”而被诛贬。一日，文宗视朝，问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回答道：“渐安。然比日寒冽特甚，盖刑杀太过所致。”郑覃也说：“罪人周亲前已皆死，其馀殆不足问。”文宗虽然同意此议，但数日也未下赦文，因为此时的文宗完全是个傀儡，无能为力了。 忽一日京城又起谣言，说有强盗将至，士民闻者无不大骇，四处奔走逃避。两省诸司官员也乱了起来，有的甚至来不及穿好衣服便乘马奔逃。当时李石、郑覃正在中书省中议事，旁顾身边，吏从已逃去一半。郑覃也有些惊惶，对李石说：“耳目颇异，宜且出避之！”李石坦然道：“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属，不可轻也！今事虚实未可知，坚坐镇之，庶几可定。若宰相亦走，则中外乱矣。且果有祸乱，避亦不免！”郑覃听此以为然。李石坐视文案，从容镇定，毫不为乱所困。不久有敕使相继传呼：“闭皇城诸司门！”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正帅部众立望仙门下，对敕使说：“贼至，闭门未晚，请徐观其变，不宜示弱！” 敕使闻言乃退，骚乱的局面到了傍暮时分才安定下来。是日，长安坊市诸恶少年俱着皂衣，执弓刀望着皇城，想等皇城闭门即动手掳掠，幸亏内有李石外有陈君赏从容坐镇，才得无虞，否则京城又是一番混乱。到了日暮，毫无变动，人心方才平定。当时两省官员应入直者，都与其家人辞诀，可见当时的局面是多么的混乱不堪。 原来，当初王守澄未倒时，与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誗等相恶，李训、郑注因此借口将者六个人分遣到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等处巡边，同时命翰林学士顾师邕起草诏书赐给六道官员，命令他们将这六人处决。转瞬间李训即败，六道虽得诏，但皆废而不行，并召回这六道巡边使。仇士良还以顾师邕矫诏为由将其下御史狱。十二月流顾于儋州，顾行至商山时又被赐死。田全操恼恨李训、郑注除己之谋，在道中扬言说：“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这话传到京城，遂致惶恐。乱日正是田全操等人乘驿马疾驱入金光门日。田全操等人虽然回到京城，但当时京城是仇士良的天下，他们人少势孤也不敢随便挑起事端。况且仇士良等已经杀死多人，再要挑起流血纷争恐会激成众怒，所以乱事未有再起。 隔日，文宗即下颁赦诏：“逆人亲党，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馀一切不问。诸司官吏虽为所胁从，涉于诖误，皆赦之。他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惕。见亡匿者，勿复追捕，三日内各听自归本司。”此诏一下，人心方安。 当时神策军横暴，京兆尹张仲方懦弱，不敢过问。李石觉得他不胜任此职，奏出为华州刺史，改派司农卿薛元赏继任。薛元赏却是刚正有气节，一天来到李石府中，听见李石刚坐厅听事，同一个争辩的甚为激烈。薛元赏派人去看，原来是一神策军将和李石争论。薛元赏遂趋步入厅，责备李石说：“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说完即出厅上马，呼左右侍从入厅擒住军将，令至下马桥候审。侍从拥军将先行，薛元赏至下马桥时，军将已被褫衣，跪在道旁。薛元赏方命动刑，神策军将同仁已告知仇士良，仇急派一宦官前来召之：“中尉屈大尹。”薛元赏回答：“属有公事，行当继至。”当下杖杀军将，然后改服白衣，去见仇士良。仇士良责问：“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薛元赏神色不惧，坦然回答：“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仇士良知道军将已死，也无可奈何，反温颜道谢，呼酒与薛元赏欢饮而罢。 越年元旦，文宗御宣政殿，受百官朝贺，大赦天下，改元开成（开成共五年，从公元836年—840年）。仇士良奏请以神策军仗卫殿门，谏议大夫冯定上述反驳其不可为，仇之谋不得行。 二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治所在今山西长治，辖潞、泽、邢、洺、磁五州，兵强马壮，为一方雄藩，又邻近京城长安，军事上占有便利条件。刘从谏的实力雄厚，前亦曾与李训相谋）派人上表诘问王涯等人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国荣庞，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右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籓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仇士良等得知闻此奏，也颇感畏惧，因此劝文宗加刘从谏官，进检校司徒。但三月刘从谏即复遣牙将焦楚长上表让官，称：“臣之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直陈仇士良等罪恶，请正典刑。仇士良虽然说刘从谏借端谋逆，但心下很是惊惶。 左仆射令狐楚上奏说：“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灭，遗骸弃捐。请官为收瘗，以顺阳和之气。”文宗惨然良久，乃命京兆尹派人收葬王涯等十一人于城西，各赐衣一袭。但仇士良尚存余恨，暗中派人发掘瘗坟，弃骨于渭水。几天后，皇城留守郭皎奏请：“诸司仪仗有锋刃者，请皆输军器使，遇立仗别给仪刀！”文宗从其所请。 刘从谏上表后，仇士良等有所畏惮，因此稍稍敛迹。李石、郑覃等方可略伸意见。文宗也借此苟延。倘非，以权宦乃时之跋扈，未料所为何事。 四月时，迁前被贬谪的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凡是以前李训等所指为李德裕、李宗闵同党而遭贬谪者，稍有收复。 此后，文宗即软囚于宦官之手，国家政事皆由宦官集团专权，文宗对此一筹莫展，只是饮酒求醉，赋诗遣悉，意忽忽不乐，两军球鞠之会十减六七，虽宴享音伎等盈庭为戏，也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某日，于延英殿对李石说：“朕每与卿等论天下事，则不免愁。”李石回答：“为理者不可以速成。”文宗又说：“联每读书，耻为凡主。”李石回答：“方今内外之臣，其间小人尚多疑阻，愿陛下更以宽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刘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赏以劝为善。”数日后，又对李石说：“我与卿等论天下事，有势未得行者，退但饮醇酒求醉耳！”李石回答：“此皆臣等之罪也。” 宦官骄横，人情惶恐不安。李石为人忠正，常面折仇士良，故纲纪还能粗略维持。仇士良心中忌恨。开成三年（公元838）正月，一天李石上早朝，仇士良在途中埋伏刺客，欲暗中行刺。李石行至半途，为刺客射伤，随从惊散，马因受惊奔回私第。李石伏在马上跑到府门时，再次遭刺客袭击，马尾被断，本人幸免于难。事后，考虑到自身安全问题，李石遂屡次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虽明知其故，但对仇士良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辞去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唐文宗完全受制于宦官。开成三年十月，文宗的太子李永突然死去，文宗更加伤感。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春，闰正月，老臣裴度返回京师，因病重不能入见。文宗派人慰问。三月，裴度即病故，谥曰文忠。文宗奇怪裴度没有遗表，问其家人，得到未完半稿，以储嗣未定为忧，言不及私。 数日后，文宗患病，稍好些退朝在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陪伴，赐酒问他：“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回道：“陛下尧、舜之主也。”文宗叹道：“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惊道：“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文宗神色凄然道：“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随即痛哭，泣下沾襟，周墀也伏地流涕。从这天开始，文宗抑郁成疾，不再视朝。 十月，群臣议立太子。因为文宗仅生一子（即太子李永，早夭），遂立敬宗少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抑郁成病，不能下床，便命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召来宰相李珏和杨嗣复，嘱咐他们辅助太子李成美监国。仇士良、鱼弘志得讯，于当晚就伪造遗诏，废太子为陈王，于十六王宅迎立文宗之弟颍王李炎为皇太弟处理军国大事，太子李成美仍封陈王。仇士良并带李炎登上朝堂接见百官，文宗闻知也是无法可想，群臣更是无人敢反对。稍后，文宗带着无限的惆怅病死于长安宫中的太和殿，终年32岁，葬于章陵（今陕西省富平县西北20里处天乳山）。庙号文宗。皇太弟颍王李炎即位，是为武宗。 唐武宗即位的第二年改元会昌，会昌共六年（公元841年—846年）。会昌年间，李德裕复起为相，朝政多由其主持，因此，会昌政绩其实就是李德裕的表现。武宗虽为宦官所立，但生性英明果断，并不信任宦官，所以会昌年间宦官的气焰暂时减弱。虽然会昌年间的宰相不止李德裕一人，但由于李德裕受到武宗的信任，于是李德裕无形中成为宰相之首，而会昌年间政绩好于前朝，所以，后来有人推崇李德裕为唐代的能相。 尾声 文宗崩后，仇士良犹自追怨文宗不已，凡是文宗生前亲信的人，相继被他找借口诛贬。因为李珏、刘弘逸曾受文宗临终托付，不久，宰相李珏被罢免职务、枢密使刘弘逸等人被诛。文宗生前宠幸的杨贤妃曾经请文宗立亲生子安王李溶为皇太子，仇士良为了炫耀自己翊戴武宗的功劳，遂揭发此事，并以此劝说武宗将杨贤妃、安王李溶与陈王成美一并赐死。而仇士良自己则因功迁任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实封户三百。后又封开府仪同三司、右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 仇士良虽然名为宦官，但是却有妻室子女。他的妻子安定胡氏是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胡承恩之女，为他生育子女五人。他曾在开成五年十月以开府仪的名义请荫其子为千牛，遭到正直不阿的给事中李忠敏的批驳：“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一时弄得仇士良面红耳赤，又羞又恼。后将李忠敏出为婺州刺史。 武宗即位后，对仇士良又屡有加官晋爵。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二月赐予他纪功碑，诏令右仆射李程撰写碑文；八月加授观军容使。但是武宗并不甘心于受阉宦所掣，他表面上对仇士良尊宠，实际上对他专权干政厌恶已极，“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武宗倚信的是宰相李德裕，君臣和衷共济，朝纲一时颇有振兴之势，宦官的权势因此受到抑制，这使得不可一世的仇士良很是懊恼，他没想到自己拥立的皇帝却在疏远自己，深感恐惧不安。仇士良想扭转这种局面，值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时武宗将受尊号，登丹凤楼宣布赦令。仇士良遂扬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他还怂恿禁军兵士说：“审有是，楼前可争。”企图唆使禁军乘机作乱。幸而李德裕明察善断，将此事奏知武宗，揭露仇士良的阴谋。武宗立即命使者告谕神策军说：“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神策军士乃不敢轻举妄动。 仇士良的阴谋未逞，惶惑不自安，已是黔驴技穷。为保富贵，遂于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以老病为由请改任散职，武宗同意他的请求，诏令他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 六月，当他的一众宦官门生簇拥他离开宫廷时，仇士良向他们讲了一段肺腑之言：“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近则又纳谏，智虑深远，减好玩，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众宦官听后，都非常感谢仇士良的教导。 回家不久，仇士良即故世，诏赠扬州大都督。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六月，有宦官在他的私第发现其私藏兵器数千件，上奏武宗。思及其既往罪行，武宗颁下诏书，追削仇士良先授官爵及赠官，并籍其家财产没入官。至此，罪恶多端的仇士良得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甘露之变是唐代的皇室为反抗宦官专政所作的最后的反扑，是继王叔文事件之后唐代士人和宦官发生的又一次大冲突，但是王叔文和宦官仅是“文争”，所以朝臣牺牲不大，也未过多牵连。而李训、郑注这次和宦官却是发生了“武斗”，造成朝臣牺牲惨重，牵连众多，并且使朝臣和宦官逐渐走向彻底对立。从这一天起，唐代已经开始衰败，直至最后亡于朱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