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灾害群发期 　　　　 杨学祥 历史上灾害集中群发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是一些科学庸人谈灾色变，宁愿做一个社会的心理医生。近期有人提出，将厄尔尼诺，拉尼诺，低温灾害，太阳活动，禽流感，地震，甚至世界经济增长等等都连系在一起，统一考虑为“灾害群”，并认为有群发机制，这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在全世界每年都会有不同的自然灾害，在选取上有极大的任意性。即使相关系数达到100%，也难以说明某两种现象之间一定存在物理机制的联系，采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难以让人信服，更谈不上用来预报自然灾害了。其实，科学研究已论证了强潮汐、厄尔尼诺、拉尼娜转换与强震频发的关系，强潮汐、强震与低温及流感爆发的关系，强潮汐、太阳活动与地震、海温、气温的关系，有人视而不见，可能是其研究领域过于狭窄。香港大学学者章大卫及其同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面对突发的全球气候变化，提高防灾意识迫在眉睫。 1．气候变化是经济衰退和动乱战争的根源 香港大学学者章大卫及其同事认为，未来的战争冲突可能将归咎于气候变化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生态资源短缺。他们的研究已经发表在施普林格的《人类生态学》杂志网络版上。章大卫和他的研究小组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的战争频率，尤其是部分南方地区的战争频率与温度变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几乎所有战争的最高潮和王朝变更都发生在严寒时期。温度的波动对农业和园艺业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技术水平有限的社会里，比如前工业化时期的中国，温度的降低会极大地影响农作物和畜牧业的产量。据章大卫和他的研究小组称，在这样的生态压力下，战争将成为重新分配资源的最终手段。作者们总结称：“正是长期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产量变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战争与和平的循环转换”。他们建议研究人员在思考人类历史上战争的成因时应把气候变化这一因素考虑进去[1]。 海外学者许靖华根据历史上全球气候变化周期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全球小气候最适期人类社会繁荣发展而全球小冰期导致农业减产，饥荒和民族大迁移。他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有1200年的周期循环，与人类历史兴衰一一对应。古气候研究表明，近4000年以来于4个全球气候变冷时期，即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800年、公元400年及公元1600年左右的几个世纪——这种准周期性与太阳活动周期性变化有关。全球温度变化影响了地区降水形式：在气候变冷期，欧洲北部变得更潮湿，而中低纬度地区变得更干旱。这两种变化形式都不利于农业生产。历史记载表明，历史上民族大迁移是由于庄稼歉收和大面积饥荒，而不是逃离战争，公元2和3世纪的日耳曼部落的大迁移就是一个例子[2]。 如果说农牧业原始经济制约于自然灾害，现代大工业生产似乎与气候变化无关，社会发展的自然周期曾一度受到质疑。最近的全球变暖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现代社会的威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演越烈，资源、能源、环境和海平面上升，限制了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的短缺和争夺不可避免，冷战的阴云又布满世界的上空，军备竞赛持续升温。 香港大学学者章大卫及其同事称，未来的战争冲突可能将归咎于气候变化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生态资源短缺。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现代的战争原因是石油，未来战争的原因是淡水。许靖华的历史研究、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罗勇的“气候安全论”，表明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最新理解。如果科学无法理解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恃强凌弱的战争就可能提前结束目前的世界经济上升时期。 2．低温、干旱、鼠疫、战争导致明朝灭亡 马宗晋院士指出，从15至17世纪的200余年内，全球处于小冰期气候，世界上强震很多，其它自然灾害（如瘟疫流行）也很集中，这也正是太阳黑子蒙德极小值期[3]。这个时期太阳活动处于极小值，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小冰期气候产生的原因。明朝大旱正处在这一时期。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尤其是末期的 1580-1644年在一千年里是最寒冷的时期[4]。 据学者研究，明朝中叶，即1500年后，气温骤然下降，气温最低的阶段就是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600年至1644年。这段时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崇祯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的一段时期之中段，整个气温回暖是在明朝灭亡以后的1650年左右。自“万历”开始到“崇祯”时期，正好是极度寒冷时期的开始和终结。 　　据资料显示，从1600前后，极度寒冷的时期骤然加剧，粮食产量骤然下降，这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这样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极度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到了1619年整个“小冰河期”中气温最为寒冷的时期整整肆虐了20余年，这时发生了萨尔浒之战，以火器军械为主要战力的明军被迫在粮草和装备都匮乏，且训练并不足备的情况下和后金军开战，更为不幸的是此战中的三个分战场上，明朝军队的数量都不如后金军，后金军以其机动性取得了每每数倍于明军的优势兵力，战斗的结果以明军失败而告终。 　　崇祯即位以后灾情更是进入了谷底。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崇祯年间才达到灾变的高峰。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4]。 据文献记载估计，明崇祯大旱自然变异非常明显，黄河和海河流域持续少雨。1640年年降雨量不足300mm，5-9月不足200mm。华北地区 1640,1641年连续两年的降雨量均远低于现代大旱的1959-1960年。1637-1643降水距平值也显示出1637年开始急剧下落的趋势， 1640年达到历史最低，1643年趋于好转。 据谭徐明的研究，明崇祯大旱灾是逐步发展，1637年主要出现在华北和西北地区，1638年向南扩大到皖，苏等省。北方地区许多县志的灾异记载显示， 1640年出现数省特旱，核心旱区如山陕甘冀出现人相食的极旱情况。山西汾水断流，临汾夏季甚至“风霾不息”，即持续性沙尘暴。海河流域各河断流，晋、冀、鲁、豫大多州县伴随旱灾出现蝗灾、疫灾，甘肃省死人达80％以上。 明朝崇祯五年至十五年（公元1632～1642年）间，黄河流域发生了连续11年的大旱，这是近500年来连旱时间最长、受灾范围最广的一次极为严重的旱灾。干旱初期，黄河流域仅少数地区有庄稼受害和人畜饥馑的现象。后来旱区向南扩展到苏、皖等省，个别地区有人相食的现象。到了1640年和1641年，年降水不足300毫米，每年5月至9月旱情加重，禾苗尽枯，庄稼绝收。山西汾水、漳河均枯竭。河北九河俱干，白洋淀涸。这种淀竭、河涸现象遍及各地，人吃人现象严重发生了。1640年，晋、陕、冀、鲁、豫严重干旱还伴随着蝗虫灾害和严重的疫灾，使灾情更趋严重。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甘肃大片旱区人相食。陕西“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年），每石米价银一两，崇祯十三年以后，石米涨到银3两至5两，加上沉重的赋役，民不聊生，迫使农民揭竿而起，起义不断，导致明朝崩溃。崇祯时（1628-1643年）外有清兵临境，内有连年旱灾。河北、山东大量灾民弃耕逃亡，很多村庄变成无人村。自然灾害导致了经济的全面崩溃，并激化了社会动荡。崇祯时陕西关中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1644年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明朝灭亡以后，气温于1650年后开始快速回升，这才有了满清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气温回暖后灾情减弱罢了[5，6]。 据周同的研究，鼠疫也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明万历和崇祯年间，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暴发。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难以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7]。 3.历史教训 赫治清据史料记载统计，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灾荒最频繁的时期。明代，水、旱灾实际上各发生241、216次以上，其中大水、大旱各30余次。清代除个别年份外，几乎年年有水旱灾，其中大水、大旱各有60、55次以上。明代有12年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2年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清代7级以上地震有23次，其中8级和8级以上大地震9次。大蝗、大疫也多。特别是15～17世纪，灾害又呈多发、群发趋势，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灾害群发期。对明清时期死亡千人以上灾害所作的统计，旱、涝、风雹、冻害、潮灾、山崩、地震等灾害，明代共有370次，共死亡6274502人，清代413次，共死亡51351547人，合计明清两代死亡千人以上灾害共783次，共死亡57626000余人[8]。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灾害群发期源于从15至17世纪的小冰期气候，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和战争导致明朝灭亡。历史上灾害集中群发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6年前，魏松林指出，黑龙江省夏季温度存在30年左右的冷暖转换周期。在暖期中，出现厄尔尼诺的同时对黑龙江省发生夏季温度影响较弱，仅出现个别月份的阶段性低温（1987和1991年），不会造成全省大范围的持续性低温冷害；在冷期中，厄尔尼诺同期黑龙江省气温偏低或出现冷夏年。这与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的厄尔尼诺年易发生低温冷害的统计是完全一致的：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1957、1972、1969和1976年发生了中国东北严重低温冷害年和厄尔尼诺年，1888-1890、1900、1918-1919、1957-1958、1968-1969、1977年发生了厄尔尼诺事件和全球流感爆发，两者有必然的相关关系。这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有大量文献作依据[9，10]。 综合1890-2004年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流感世界大流行的6大气候特征：处于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及其边界；前一年或前两年为中等强度以上的拉尼娜年；20世纪50-70年代同时为中国强沙尘暴年；前后一年或当年为中国东北地区冷夏年（20世纪50-70年代同时为严重低温冷害年）；当年为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年；当年为太阳黑子谷年m或峰年M，m-1年，m+1年或M+1年。 1889-1890年、1900年、1918-1919年、1957-1958年、1968-1969年和1977年的禽流感爆发都满足这6大条件，同时，在1890年以来，满足这6大条件的只有以上6次爆发。第7大特征是当年为冬季或夏季强潮汐南北震荡持续天数异常年。后三次流感世界爆发都满足这一特征。现在，至少在20世纪50-70年代，我们发现了禽流感爆发与沙尘暴高峰的一一对应关系。1900年的流感爆发，因为偏离标准较远，因而也较弱 [10，11]。 尽管气候变化是战争的一个激发因素，但历史教训会让人类认识到：理智协调国家间的利益，合理整合和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防止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灾难，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战争的威胁下，欧盟向气候开战的计划必定化为泡影；消除战争威胁后的人类共同利益才能为人类适应气候变化开辟真实可行的坦途。2000年全球进入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低温冷害、沙尘暴和流感世界大流行使我们必须关注和预防全球气候异常带来的灾害。面对突发的全球气候变化，提高防灾意识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压龙。研究暗示气候变化将成为未来战争的根源（文）。发布时间:20070710来源: http://www.springer-sbm.com/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http: //www.chinainfo.gov.cn/data/200707/1_20070710_157896.html 2．许靖华。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国科学（D辑），1998，28（4）：366-384 3．马宗晋, 杜品仁. 1995, 现今地壳运动问题[M]. 北京:地质出版社, 10, 99-102. 4．原来明朝遭遇的是“百万年以来罕见的极度寒冷时期”。2007-8-28 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708/show809322c17p1.html 5．谭徐明。近500年北方地区持续严重干旱及趋势分析。水信息网。2004年10月29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13978 6．编辑：王春甡。第六章： “救中国”非玄奇之语。国际在线。2006-01-09 20:10:54 http://gb.cri.cn/9223/2006/01/09/1725@853903.htm 7．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5-16 3:18:27发布)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12 8．赫治清。中国历史上的灾荒与封建国家的对策。2005-09-25 载《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6550 9．魏松林. 厄尔尼诺事件对黑龙江省低温洪涝灾害的影响及其预报[J]. 自然灾害学报. 2001, 10(3): 79-86. 10．杨冬红，杨学祥，刘财。2004年12月26日印尼地震海啸与全球低温。地球物理学进展。2006，21（3）：1023-1027 11．杨冬红，杨学祥。流感世界大流行的气候特征[J]。沙漠与绿洲气象。200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