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小猪 第三节 大炼钢铁 认识到了只是心动，心动不如行动。佐贺藩首先按照荷兰人的书建设了铸造大炮用的熔铁炉——反射炉，把心动变成了行动。受佐贺藩的影响，与佐贺藩同在九州岛的萨摩，接着是水户，学习佐贺藩建设反射炉，然后波及到长州、菲山、冈山、鸟取，最后还把豪农和商人卷了进来，发展成了席卷日本全国的大炼钢铁运动——大炮铸造运动。 这场大炼钢铁运动，从外因来说是由于西方外来的压力引起，内因则是日本的幕藩封建体制。邻居藩有大炮了，如果自己藩还一心一意谋发展，闷头发大财。那么，如果藩国之间因为什么矛盾争执起来，刀枪相见，那钱肯定是属于有大炮的。于是，你造大炮我也得造。藩国造了，幕府也得造，要不然就没有军事优势支配那些藩国了。 这场大炼钢铁运动的技术源泉虽然都来自那本荷兰人的书，是一次向日本的技术转移。但是，没有进口一台外国设备，没有聘请一位外国人进行技术指导。当时外国的精英和优秀技术者都集中在中国捞世界，到日本的只是些等外品，聘不到是很正常的，这方面后文会提及。日本武士们组织传统的职人、铸物师、大工、陶工、石工，土法上马。根据这书上登载的示意图，建设熔铁反射炉，然后根据书中的说明一字不差的操作反射炉，熔化生铁，铸造大炮。 土法上马违背科学规律大跃进大炼钢铁必然失败。萨摩藩的第一号反射炉，试运行时，炉内的耐火砖不耐高温而脱落，并且基础不牢，炉体逐渐倾斜，最后只有解体。水户藩建设的反射炉上的烟囱被台风吹倒。武士们对反射炉这样巨大建筑所必要的基础和强度的知识一无所知，只按照书本上的示意图施工的结果。 更加困难的是反射炉运行后，熔铁的注入，大炮的制造。《铁汞全书》 的翻译者杉谷雍介留下了宝贵的初期运行记录，后被人编辑出版，名为《反射炉的由来》。这本书记载了16次试运行记录，全部失败。 第一次填铁900kg，只有大约一半融化，铁水向注口流动时变成糊状，阻塞了注口，最后只有30kg的铁水流到铸型，试验失败。 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是炉温不够。于是尝试各种办法提高炉温。终于在5个月后，第五次试运行时，成功用核铸法铸造出了第一门大炮。所谓的核铸法，是在炮膛的位置放一中子，在铸造过程中形成炮膛。虽然依然只有一半熔融，可以想象当时杉谷雍介成功的喜悦。但随后的大炮试验，装火药700钱，大炮炸裂！ 荷兰人的书上说核铸法造的大炮强度低，应该用实铸法。所谓的实铸法则是铸造出一个实心的圆柱体，然后用钻刀开孔，形成炮膛。荷兰人的书上记载了钻床的示意图，佐贺藩调集大工土法上马制造钻床，水车驱动。终于在第3年3个月的时候，第12次试验记录了土钻床的工作过程：开始一昼夜能进刀一尺多，但水车经常出故障，修理耗费了大量时间，最后用了一个半月时间才完成大炮开孔。试射时，铁弹重1800钱，火药1000钱，大炮破裂！ 《反射炉的由来》记载了3年7个月时间的16次运行的记录。这期间，虽然每次铸件的质量都有少许改善，但没有一次大炮试射成功。总共核铸3门，实铸8门，共11门全部破裂，此外还有穿孔一门，断头一门，还有4门没有加工。 累累失败的记录，杉谷雍介冷静的观察，观察生铁的熔解情况，注口熔铁的颜色，破裂断口灰色的浓淡，调查汽炮的状况。与书中的记载比对，查找原因，寻找办法，改进工艺……。现在的日本经济技术史学家们看到这些记述，对先人所呈现出的近代科学精神所感动！ 100余年后，中国也有一场类似的土法上马大炼钢铁运动，也留下了失败累累的记录。面对这些失败的记录，当代中国学者脑海中呈现的词汇是“愚昧落后无知，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说明当代中国学者的“科学精神”已经死亡，或许“科学精神”从来就没有过。 经过不断失败，1852年，佐贺藩终于制成了能用于实战的铁炮，到明治维新止，大约制造了200门大炮，竟然还制造了有膛线的大炮。 同时期的中国，查阅的资料显示中国军队大约装备了一半火器，但什么样的火器不详，同样是火器，传统火器与西洋近代火器有质的区别。找到这样的一个文献： 能静居士日记（节录） （注：赵烈文，字惠甫，自称能静居士，曾国藩的机要幕客。日记全稿共54卷，从咸丰八年五月四日起至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止，前后32年。） 　　（同治二年五月初九）初九日，……录王虚斋语：湘省造枪炮系包工，劈山炮每尊十三千，抬枪每支四千三百，小枪每支一千二百，铁炭在内。去年此处开局（注：开局，指设立枪炮局。），赴湘省招募铁工，彼处咨送五十名，开来工价则用点工，合计劈山炮须二十千四百，抬枪六千，小铁枪二千方够。本局计算太贵，又从湖省招来包工，同造劈山炮，计价十五千六百，抬枪四千三百，小枪一千五百，虽较点工轻减甚多，而视湘省实价尚宽数百文一件。制造之例，凡铁百斤用煤炭二百斤，谓之一铁二炭，即已宽裕，若不节省，有一铁三炭者。 从此文献看，这位曾国藩的机要幕客并没有实际造过枪炮，大概管财务和物资调拨。从“凡铁百斤用煤炭二百斤，谓之一铁二炭”一句看，肯定是按照传统工艺造的鸟铳，而不是西洋制法，原因会在后文叙述。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却没有在中国结实。一开始就体现了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日本是用手看世界，中国是用嘴看世界。原因可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动手，而工匠们又是文盲，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武士，则身体力行，古来武士讲究文武双全。 看样子，中国要现代化，知识分子与实践相结合，劳动者与知识相结合是起码的要求。 第四节 铁改造制度，铁改造文化 大炼钢铁需要克服重重技术上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并不是单个藩国所能解决的，需要冲破幕藩封建结构，进行相互交流合作协同。 佐贺藩计划建设反射炉的时候，菲山藩已经建设了一个小型实验用的反射炉，开始了熔铁研究。佐贺藩建设反射炉的时，菲山藩派遣了技术者和职人协助。在没有熟练外国人指导的条件下，只有不断实验摸索，只有一次经验的人的助言都是十分宝贵的。菲山藩建设正式反射炉遇到困难时，佐贺藩派遣技术者和职人协助。菲山藩的反射炉一直完整的保存到今天。 水户藩的铸跑计划，则完全委托从其它藩聘请的3位兰学者做总指导。其中一人是萨摩藩的竹下清右门，是建设萨摩藩反射炉的技术人员。一人是很有名的兰学者大岛高任，来自南部藩。 南部藩，望文生义，可能在日本南部，实际在日本东北，今天的岩手县、青森县、秋田县，再往北就是北海道了，由于藩主叫“南部”而得名。这里有高品位的磁铁矿，群山环抱，森林资源丰富，是炼铁的好原料，南部藩是日本两大传统制铁地域之一。南部藩的首府是盛冈市。中国铁道部购买的日本E2-1000型新干线就运行在东京——盛冈，再往北到达八户。盛冈往北约2/3的路段是隧道，新干线几乎不见天日，于是被称为“地老鼠新干线”。隧道出来则可以观赏到美丽的田园风光，于是E2-1000型新干线的车窗非常大。中国铁道部慧眼识珠，选择了E2-1000，可以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法国和德国车就没有这能力了。 大岛高任17岁时到江户、长崎学习兰学。兰学家们密切关注佐贺藩的铸炮进展，遇到的困难，思考原因，商讨解决办法。比较一致的见解是，佐贺藩的反射炉直接使用传统方法制造的铁，这种铁熔融困难，即便熔融了也不能造优质大炮。应该使用洋式高炉从矿石制铁。于是，大岛高任提出了高炉——反射炉一体方案。 传统制铁法首先出现在今天的土耳其地区，后传播到中国，经朝鲜半岛流传到日本。传统制铁法使用木炭或煤炭，温度较低，约1500度。煤炭中硫的含量高，会使铁变脆。根据湘军造枪炮用煤就可以判断，湘军使用的是非常古老的火器。 即便是在严格的封建制的制约下，大炼钢铁也必然催生了相互协作的必要。需要超越藩的框架进行协作交流。在江户、大阪、京都、长崎有大的兰学塾，这4个城市不属于任何藩，是幕府直辖地，是集中全国各地人才的场所。武士在这些地方的兰学塾学习，必然产生了与其它藩武士的友情和知识的交流，为将来打破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打下了基础。 随着佐贺藩铸炮事业的进展，深感有深入系统研究的必要。1852年，佐贺藩成立了名为“精炼方”的研究机构，研究冶金和铸造，还研究蒸汽机和蒸汽船。由佐野常民负责，通过兰学者的人脉招聘请了不少外藩的藩士，如京都的兰学者福谷啓介、“机巧堂”的田中久重父子、和歌山的兰学者中村奇辅等。不久，福冈藩和萨摩藩也如法炮制聘请外藩人才建立类似的研究组织。藩国开始尝试打破封建的界限。 反射炉是综合的大工程。建设反射炉必须动员组织铸物师、锻冶师、陶器师、水车师、大工、左官、右工等等，这样的工程是手工业社会没有的。手工业社会也有很大的工程，但没有这么多职业需要相互协调配合。涉及的知识不仅是兰学，还有本土的手工业技术，还需要超越藩的框架去协作管理。这种大规模不同职业的协作，孕育着打破等级森严的封建身份制度，不问身份，有能力者立前头，即便是只有一次经验者。此外，这样大规模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即便是长州、萨摩、佐贺等西南雄藩，筹集资金也非常困难。 岛原、鸟取、南部等贫穷的小藩，自己没有能力筹集建设反射炉的资金。鸟取藩则与山林地主合作建设运行反射炉。岛原则基本采取民营形式建设反射炉。水户藩聘请南部藩的大岛高任建设制铁的高炉和熔铁的反射炉，由于安政大狱（1858-59），幕府强制终止了水户藩的铸炮事业。大岛高任回到南部藩的釜石地区继续建设制铁高炉。由于贫穷的南部藩出不起建设的费用，由商人出资，大岛技术指导建设。这个根据荷兰人书中的示意图，日本土法上马，后被称为“大岛型”高炉， 1858年12月1日制洋铁成功。这一天被称为铁的纪念日，大岛高任也被称做日本铁之父。 大岛型高炉对日本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进展，使用水车送风，木炭消耗只有传统制铁法的1/3，传统制铁法几日操业制铁完成后，炉子会被废弃，而大岛型高炉是半永久的制铁炉。随着大岛型高炉的成功，南部藩的铁山主逐步采用了大岛型高炉。到明治维新，南部藩有10座大岛型高炉，附近的仙台藩有2座，合计12座洋式土法高炉，成为一大型制铁地带。它们为明治维新后建设官营釜石制铁所提供了技术和人才准备。 1871年，大岛高任随同明治政府派遣的欧使节团参观欧美。大炼钢铁的人，耳闻目睹的西方就是铁就不奇怪了，于是就有了《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記》中的记述。这与后来中国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非常不同，对当时中国留学生来说，刷盘子送报纸和到工厂打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挣钱的多少，于是看到的西方就是钱。铁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 幕末大炼钢铁，与明治后直接联系的项目并不很多，但重要的是对日本制度和精神的改造。大炼钢铁在政治制度上突破了幕藩的封建框架，萨摩、佐贺、长州等大炼钢铁的主力，后经过曲折的道路实现联合，成为倒幕的主力，最后建立中央集权。经济制度方面，多工种的组织协作管理，洋法土法并举，与民间资本相结合。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明治后的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都能看到当年大炼钢铁的影子。 大炼钢铁使日本人在精神上认识到：如果做，就能成。虽然会伴随着无数困难和失败。只要组织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就可以克服艰难险阻。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些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中国日本都家喻户晓的《西游记》其实就是讲述这样的精神。但是，真正遇到困难，却是猪八戒式的行为准则：散伙，分行李，回高老庄。 今天，日本岩手县的釜石市，在大岛高任第一座洋式土法高炉的遗址上耸立着纪念碑。纪念大岛高任的丰功伟绩，是他还有他的无数前辈团结合作，把日本带入了铁的时代，虽然历尽艰辛和失败。而中国则是另外的纪念，中国的大炼钢铁已经被彻底否定，进博物馆的是小岗村散伙分行李的誓言书。大岛的土高炉把日本带入现代化，散伙分行李的誓言书不知道把中国带向何方。 铁改造制度，铁改造文化。实际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但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完全相反。经历了大炼钢铁的日本人，这么理解：推进新的生产力发展，然后改造生产关系与新生产力相适应，新生产关系再反过来促进新生产力发展。中国后来虽然经历过大炼钢铁，但被彻底否定了，于是这么理解：因为现有的生产力落后，需要采取旧的生产关系与之配合，旧生产关系反过来推进旧生产力发展。于是，中国的改革就是散伙分行李，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夭折。 第五节 大跃进 大炼钢铁除了造炮外，许多藩和幕府还制定了军舰建造计划。为了和西方舰队对抗，当然集中在大炮和军舰两部门。还有很多藩设想陆上作战，积极制造洋枪。洋枪使平民经过短期训练就可以取代职业武士，洋枪的逐步普及，一些藩还建立了不问身份的“人民武装”，这从根底上动摇了封建身份制度。造炮、造军舰、造洋枪成为1850年代一大席卷日本诸藩的军事工业运动。在这场军事工业运动中，武士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步深化。 1853年，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制定了洋式帆船12艘、蒸汽船3艘的一大造舰计划。和反射炉一样，萨摩藩并没有建设洋式帆船和蒸汽机的经验，可能连实物的都没有看过。洋式帆船的建设，召集领内因海难漂流到海外，见识过西洋船的渔民。而蒸汽船，则组织翻译一本荷兰人的书《水蒸船说略》，根据书上所载的图建造。在这书的末尾，萨摩武士横山安容，落款为嘉永5(1852年)年7月的跋文中这么写到： 欧洲人横行世界，所依赖的仅是军舰和大炮。我们已经能够制造大炮了，蒸汽驱动的军舰还不能制造。此书根据主公（岛津齐彬）的命令翻译。我们也将可以建造蒸汽船。 此文表明，随着当时大炼钢铁造炮逐步成功，诸藩的信心逐步增长。对于比大炮复杂得多的蒸汽机，并包含复杂推进系统的蒸汽船，如果继续深入研究荷兰的原著，也能够自力制造。这是当时他们对工业的初步认识。 在萨摩藩建设反射炉处于难航阶段，为了追上已经成功的佐贺藩，岛津齐彬的名言“彼も人間なり、我も人間なり（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来激励萨摩的武士。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能造，我们也能造。看到此，让我感慨万千。读运十飞机副总设计师程不时的回忆录《天高歌长——我的飞机设计师生涯》，其中有这么一段：改革开放后一次出国访问，程不时受邀讲飞机设计。随行的领导对他说：中国人造草帽还行，造飞机就算了。 岛津齐彬虽然是幕末对西方认识深刻的一位。但对于这么大的造舰计划的可行性，所需要的工业基础等几乎一无所知。对于这一点，佐贺藩主锅岛直正、菲山的江川太郎左卫门，还有大岛高任和杉谷雍介等，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推进这些事业的武士们，首先想到的是造炮，然后造军舰，由此关联产生的庞大问题则考虑不到。推动他们开始的仅仅是“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的精神。 不顾自己的客观条件，不尊重客观规律。1854年萨摩藩大跃进，基本靠自力建造了4艘洋式帆船和1艘蒸汽船。荷兰海军士官对此留下了宝贵的目击证言： 一艘约千吨的萨摩藩建造三桅帆船，根据古老的造船学教科书的图面制造，非常丑陋。从总体上看象以前东印度公司的船，各种装具不适合，所到之处都是缺陷……。 这是萨摩舰队中的万年丸号。根据古老的造船教科书和漂流渔民的经验建造的。那么那艘萨摩藩建造的蒸汽船呢？荷兰海军士官这么写到： 两人到系留在我们船旁边的一艘很小的蒸汽船去参观。这艘只有2丈长的明轮木船，装载着日本最初的蒸汽机。由于是最初的试验，非常不完善。从汽缸的长度判断，这蒸汽机大约有12马力，但漏汽及其它缺陷，实际只能输出2、3马力。 这是日本最初的蒸汽船云行丸。不顾客观条件，违反客观规律，大跃进造出的东西毫无实用性，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中国人是这么评论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的。但日本人却认为这些大跃进是日本现代化的开始，值得载入史册，虽然粗苯丑陋。 陪同荷兰海军士官参观的是长崎海军传习所的学生胜海舟。外国军人和日本武士一起参观并评论日本制的蒸汽机，这是从未有的划时代事件。1853年，日本开港后，原来处于对西方垄断贸易地位的荷兰面临英、美、法的竞争。于是，荷兰为了加强与幕府的关系，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培训幕府和各藩的武士。佐贺藩的佐野常民就被派到海军传习所学习。荷兰还赠送给幕府一艘现代化的蒸汽船“观光丸”，装备150马力的蒸汽机。长崎海军传习所的教官由学生胜海舟陪同参观萨摩的船只，则是在1858年。 这位荷兰教官继续写到：一次都没有见过蒸汽机，只根据简单的图面，能制造这样机关的人才能非凡，感到非常吃惊。 当代日本人读到荷兰教官的记述，会有相同的感想，仰慕先人的才能和成就，先人为日本的现代化奠基。但当代中国人则彻底批判先人的大跃进，两相对比，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不能现代化的原因。 在“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精神驱动下建造云行丸的武士们，到长崎研究荷兰赠送的“观光丸”。佐贺藩的杉谷雍介和精炼方的田中义右卫门也到“观光丸”做严密研究，他们也有大跃进土法造蒸汽机的经历。 1853年7月，4艘俄罗斯军舰进入长崎港。在这之前，俄罗斯已经几度要求通商，这次是得知美国向日本派遣远征队的消息而来。美国佩里舰队1个月前进入浦贺港。佩里最初采取威压的态度，开着大炮进入江户湾，使江户陷入恐慌。相比而言，俄罗斯舰队一直是绅士风度，好言进行交涉要求通商。 在这期间，日本方面的交涉代表，幕府方的川路左卫门和佐贺藩士本岛藤太夫和饭岛奇辅等到俄罗斯的船内游玩，在船中看到的印象最深的是蒸汽机车模型。 走在先头的川路左卫门记载下了看到的景象，大概5寸大，用燃烧的烈酒驱动，在桌子上铺设的轨道上回转运动。俄罗斯方面的记载是：日本人看到后吃惊的合不拢嘴。 陪同参观的佐贺藩士本岛藤太夫和饭岛奇辅在这之前已经参观过蒸汽机车模型。本岛在佐贺藩负责制造洋枪。饭岛则是佐贺藩精炼方的技术人员。他们除了震惊外，还冷静科学的观察。离开俄罗斯的军舰后，很快向佐贺藩主锅岛直正汇报在俄罗斯军舰里的所见所闻，并进言由佐贺藩精炼方制造蒸汽机车和蒸汽船的雏形，也就是模型。 得到许可后，佐贺藩士们开始查阅外国文献，自力制造蒸汽机车模型。2年后，蒸汽机车模型制造完成，全长约40cm，轨距143mm，比俄罗斯军舰上的蒸汽机车模型更大。1855年8月，给藩主锅岛直正做了运行演示，陪同藩主的有年青的藩士大隈重信。明治后，这位大隈重信强力推进日本的铁道建设。 担任长崎港警备任务的除了佐贺藩外，还有福冈藩。这两个藩每隔1年轮流承担长崎港警备任务，相互间竞争意识很强。佐贺藩蒸汽机车运行的消息传到福冈藩主黑田长薄的耳里，于是他发出了“我藩也能制造蒸汽机车”的伟大号召。类似的话对中国人也非常耳熟，不过中国人认为是极左。于是福冈藩也制造完成了蒸汽机车，可惜的是没有留下详细记载。 这些大炼钢铁大跃进的武士们观察观光丸的蒸汽机运行，认识到了自己巨大的差距，其中一人写到：传统的铁工及器械，是不可能制造实用的蒸汽机。目前的情况，只能暂时先从荷兰购买。 云行丸的蒸汽机是黄铜制造。与其说是工业品，还不如说是艺术品。日本没有精密的铁加工传统，只有使用相对比较好的黄铜铸造技术。但是，黄铜的切削技术也没有，而是靠手工研磨。即使是开一个孔，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有人形容萨摩藩的事业是“无翼者飞翔”，机械制造的基础和金属加工的工艺完全没有。在长崎看到由精密机械加工的，完全没有漏气的“观光丸”的巨大蒸汽机，对他们的认识影响非常大。 越是积极想与西欧作战，积极扩展军备的藩；越是派人频繁出入长崎，与外国人接触，实际观察和操纵外国的坚船利炮；结果就越早觉察到与西方作战的危险。透过眼前看到的西欧巨大的船，精密的机械，强大的火力，他们能够看到背后制造它们的诸产业的协作网络，能很快意识到建设这背后的诸产业协作网络是国民的财富，国力的象征。亲手干过大炼钢铁大跃进的武士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而此时的中国人在干什么呢？1862年，长州的高杉晋作，萨摩的五代友厚，佐贺的中牟田仓之助，到上海，时值太平天国之乱末期。发现中国军队还在用传统的武器，于是问带队的将军为什么不用西洋器械。将军回答说，知道西洋器械的威力，但中国更尊崇人的“勇武”。如果对付不了长毛贼，还可以请西方的军队。日本武士认为这些话语说明中国军队已经自认不如西方军队，完全没有与西方作战的想法和勇气。可能这时候就埋下了后来日本入侵中国的种子。日本武士见识到了上海的繁华，但日本坚决不能做上海第二。 由于中国彻底否定了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中国人的思维就颇不相同，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香港的繁华会在旁边画个圈，想做香港第二。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却还在强调“积极性”，与一百多年前的将军强调“勇武”没有多少区别。读史到此只能感叹造化弄人。 　　附录： 　　财经频道 > 左右间财经评论 > 经济茶座 梁小民：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来源：商界-中国商业评论 作者：梁小民 　　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 　　作者简介：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是由资本家启动并推进的，走了市场经济之路，最初的投资主要来自原始资本积累。 　　 　　尽管原始资本积累是“火与血”的过程，充满了罪恶，但历史证明，由私人推动工业化是正确的。中国的工业化是由官员启动并推进的，走的是政府亲历亲为的计划经济之路。 　　私人与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私人投资于工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精于成本—收益分析，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换言之，私人资本家用自己的钱投资，成功了可以大富大贵，失败了身败名裂，非跳楼不可。有这种动力与压力，做起事来不能不认真。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强国，只要能办成，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况且，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成功了可以在现时升官，未来名垂青史，赔了也不伤及身家性命，官照当，福照享。这不同的路径就决定了工业化的不同命运。 　　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正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推动者。其结果如何呢？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指导思想错误 　　在晚清官员中，张之洞是开放的，他想通过办工业来拯救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他担任湖广总督时筹办了炼铁、炼钢、纺纱、缫丝、铸造银元等厂。《清史稿•张之洞传》说他“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一位饱读四书五经，对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经济知之甚少的人，用政府的钱去办工业，会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张之洞想办钢铁业，始于他担任两广总督时。他看到洋铁之入超，一年达230万两白银，遂写出《筹设炼铁厂折》。他委托清政府驻英大臣刘瑞芬与英国谐赛德公司签订合约，制造炼铁大炉两座，日产生铁100吨，并随附炼铁、炼钢、压板、抽条，及制作钢轨的机器，共83500英镑。这一计划中的炼铁厂原定设在广州城外的凤凰岗，而两广地区缺乏铁矿和煤矿，多亏机器运回之前，张之洞调为湖广总督，继任的李鸿章以广东产铁不多为由不办，否则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的。这种偶然并没有改变张之洞办铁厂失败的结局，不过失败的代价不由两广人民承担，而由湖广人民承担。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炼铁厂计划移至湖北，这就有了以后的汉阳铁厂。张之洞以“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的思想来办汉阳铁厂，又对钢铁业一无所知而自以为是，一切由他决断，这就使办汉阳铁厂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耗费巨大的闹剧。钱花得很潇洒，但结果并不妙。这似乎成了以后一切官办企业共同的特点。 　　技术失误 　　先来看选址。湖北的铁矿在大冶，这是光绪元年就由盛宣怀雇的英国工程师勘探出来的，并由盛宣怀卖给了张之洞。张之洞把铁厂办在了汉阳，与大冶的运输距离为120公里，每日产铁百吨，所需铁砂的运费就达60多元。而且，汉阳附近无炼铁所用的焦煤。马鞍山的煤虽产量大，但所含灰份与磺质太多，无法使用。江西萍乡的煤是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才发现的。这就只能用河北开平或国外进口的焦煤。加上运输费用，每吨焦煤要白银16～17两，而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才白银30余两。 　　把炼铁厂选在汉阳已经错了，张之洞又坚持将厂建在大别山麓。这里地势低洼而潮湿，必须先垫高地基才能建厂。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30余万两白银，相当于包括购买机器及运费在内的建厂经费300万两白银的1/10。手笔是够大的，用钱也相当可观，哪一个私人资本家会做这等蠢事？ 　　建好了厂要买机器。炼铁炼钢用什么设备是有技术要求的。钢的含磷量超过0.2%质量就不高，容易断，因此，要根据所用的铁矿含磷量来决定采用哪种设备。当张之洞订设备时，刘瑞芬公使就打来电报，要求把铁矿的样本送至英国检验，以便确定制造哪种设备。但这时大冶铁厂尚未开工，张之洞又担心运去矿石耗费时间，只想早日开工，竟告诉对方，什么炉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们中国什么矿都有。结果英国运来的炉子不适用，汉阳铁厂产的钢铁易脆裂折断，不能用于锻制或铸造，制造的钢轨也无法使用。钢铁质量差，价格当然就上不去。光绪二十年，汉阳铁厂的钢铁上市。当时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汉阳厂的产品每吨 23两白银都无人问津。 　　制度之殇 　　官办的企业就是官场衙门的翻版。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清是官场最腐败的时候。由张之洞办汉阳铁厂，自然又是一个衙门。不懂企业的官员当政，专家就没有发言权。官员任用私人，公款消费，贪污肥己。一位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洋务是绝对办不成的，因为“中国的官员不是在办洋务，而是在发洋财”。无论张之洞个人的品质操守如何，他办的企业是无法避免低效率和贪污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张之洞》。《张之洞》虽然是小说，还是反映出汉阳铁厂之混乱和贪污成风的状况。这样的企业即使没有选址、选设备这些技术上的失误，也注定是要失败的。汉阳铁厂开炉生产仅仅4年，累计的亏损已经达到 100多万两白银。无论强国的动机多么高尚，赔钱的企业只能误国。这才有以后将汉阳铁厂转给盛宣怀官督商办。 　　官员办企业赔了钱自然要政府和纳税人“埋单”。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二省，财政收入有限，清政府财政又困难，张之洞就用币制改革来为自己的错误“埋单”。当时流通的制钱重一钱，铜元重二钱七，张之洞接受陈衍的建议改制钱为当十铜元（即1枚铜元等于10枚制钱）。仅此一项就获利1400万银元。这种币制改革大大增加了货币量，致使物价上涨了10余倍。 　　张之洞是以“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来从事洋务运动的。这就是要在维护封建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这就是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失败的根本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