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再剥华国锋的画皮”一文有感 红河谷 2008.08.14 读了“再剥华国锋的画皮”一文, 感到楼主的帖子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的唯心主义的瞎说, 请楼主不要借“剥华国锋的画皮”为名而实为掩蔽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的罪恶! 1976.10.6的政变真的是华国锋一手策划、发动的吗? 我们还是来看看下面的事实吧! 邓小平的晚年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所谓邓小平的晚年，大概可以从一九七三年算起（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到一九九三年为止（这一年邓小平病重已不能处理政事）。共二十年的时间。 　　邓小平晚年走过的路，可以分为几个小段： 　　１，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他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主要是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２，一九七五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实际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他打出“全面整顿”的旗帜，实际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有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案翻过来。 　　３，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七月，他被迫再次退出政治前台，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他当“后台老板”，一举完成了“解决‘四人帮’”的任务。 　　４，一九七七年七月至一九八九年七月，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此后，他通过： 　　批判“两个凡是”，撤销了华国锋的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作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判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 　　处理大学生游行事件，撤销了胡耀邦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处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撤销了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５，一九八九年七月至一九九一年，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遭遇新的挑战。 　　６，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邓小平被迫南巡，召开党的十四大，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立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注意上述第3条: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七月，他被迫再次退出政治前台，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他当“后台老板”，一举完成了“解决‘四人帮’”的任务。 关于“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具体情况，正式公布的各种材料中极少透露。而从这些极少的己透露的各种材料中, 还是透露了一些具体情况，可以作为参考。 一、“把‘四人帮’抓起来”是“元老派”长期准备的结果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只说了一句话：当时的形势“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根据有关记载：对于如何“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多次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新华社发稿的“杨成武生平”说：１９７６年，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危急时刻，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并保持了军队的稳定。 　　《李先念文选》第１５７条注释：“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争光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纪录片《邓颖超》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邓颖超到西山叶剑英的家里，商讨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在她的台历上，十月一日、十月六日这这两天的日期上划有圆圈作为记号。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叶剑英随即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自己住地不远的２５号楼住下，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给他转送文件。王守江回忆说：“后来叶帅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现在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二、“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关键是采取措施“说服”了华国锋 邓小平虽然通过叶剑英、李先念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是如果没有一枚中共中央的图章，他们的行动就不可能合法化，就要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而且也不易于争取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关键是争取、“说服”华国锋。 　　怎样才能把华国锋争取到他们这一边来呢？他们抓住了华国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华国锋急于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担心江、张、姚、王等人不会支持他。所以“说服”华国锋的关键，就是要让他相信：江青集团夺权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悔之晚矣。 　　果然不出所料，华国锋被“说服”了，而且，越到后来，华国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军队那方面好办，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最好是尽量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华国锋天天找人单独谈话，在动手抓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也被华国锋召去谈了很久。华国锋显然试图在事先就获得政治局里多数的支持，动手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之后再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这样一来，抓四人帮就可以说是执行了政治局多数的决定，是合法的。 三、“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另一个关键是采取了恰当的斗争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 “下决心，先发制人”。 　　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的策略： 　　最初，对江、张、姚、王采取措施用的名义是“隔离审查”，打的旗号是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四人帮’的问题”。１０月６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其后，对江、张、姚、王进行审查时用的名义是“粉碎‘四人帮’”。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把王、张、江、姚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最后，对江、张、姚、王进行审判时用的名义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 　　１０月６日政治局会议决定： 　　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在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１０月８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必须肯定。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都，后来又揭出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 　　对华国锋采取先“捧上台”的策略： 　　１０月６日，政治局会议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共中央全会追认。（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通过了这一决议。） 　　１０月８日，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说：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同志亲自领导下，十月六日、七日了两件事，一是十月六日决定除四害，二是十月七日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为我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我们的领袖，既是党的主席，也是军委主席，这实际上是主席在生前就安排好了的。这两件事是一破一立，解决了主席生前长时间要解决而没有采得及解决的问题，现在实现了。华国锋当主席，当我们的领袖。国锋同志民主、耐心，能听别人的话，有民主，有集中，主席看中了，是经过实践和考验得。核心是经过实践形成的，国锋同志主持这段工作，是解放后最困难的。总理，朱老总，主席都先后去世了，又有这么大的运动，他们又在里面搞，对他们四人帮作了仁至义尽。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四害。国锋同志今年五十五岁，是中年人，身体好，经验多，我们宣传国锋同志，包括拍电影。国锋同志是我们的领袖。主席说，我选对了，国锋同志在湖南湘潭当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说他无私不蠢（其实很聪明）。我们要宣传，要拥护，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 　　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最初，继续保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１０月８日，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说：邓小平有路线错误该批，现在批，以后还要批。但是批邓小平的时候，主席有病，不能出来，当时就是毛远新作记录，然后向主席汇报，把主席讲的又到政治局传达。毛远新的倾向性很大，这里面有问题，有些是走了样，加了一些东西。 　　１０月８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后，都作了自我批评，不能赖帐，应该进一步根据主席的思想，不断把自己估计一下，有时不那么有自知之明的。邓小平还要批，转弯子还要转，我不是袒护同志的错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块，有时候也得说，我们有这些问题，要慢慢改。 四、“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１，把以江张姚王为代表的文革派左翼势力，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 　　２，对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文革派右翼势力，明里是捧上台，实际是挖墙角，为把它们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清除掉打下了基础； 　　３，为邓小平重新上台推行他的一套路线、政策，扫除了现实存在的一个方面的政治障碍。 　　五、历史的评价 　　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毛泽东早有预见，他说过：“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因为，在领导层中，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层中，尤其是在“元老派”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对这件的评价，底层的声音、工农兵群众的声音，在一个时期内是很难反映出来的。抓起“四人帮”的消息公布以后，当时，不少人都随着单位组织的队伍参加了游行，并高呼“打倒‘四人帮’”、“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可是大家并不了解：毛主席刚刚去世还不满一个月，为什么一个党中央副主席、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其中还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一下子变成了打倒的对象？为什么华国锋一下子又变成了“英明领袖”？现在去听听老百姓的看法，与当时就有很大的不同，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会是怎么样？只有“天”知道！ 　　即使是在当时拥护采取这一行动的高层领导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深远影响，也不是没有忧虑的。 　　魏巍在一九九三年写的《话说毛泽东》一书中，就这样说过：“把‘四人帮’抓起来，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式，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决党内的经常矛盾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益。” 　　他特别引用遵义会议的例子说：“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开辟了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同时，就党内斗争来说，它也是一个最光辉的范例。试想，会议之前，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尖锐，争论是何等激烈，而且错误的意见在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是仅仅经过几天时间，这个党内最尖锐的矛盾就解决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从头到尾，都采取了共产党人最正常的斗争方式，即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确的决议。我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对遵义会议给以着力的描写，也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范例。今天虽然情况变了，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但是在党内斗争上仍应继承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见１９９６年再版单行本第３０页）。 　　在遵义会议上以及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式，那是因为他坚持的是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如果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错误的，那么，在组织路线和党内斗争方式上也必然是错误的。 　　这里，魏巍实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矛盾的性质问题，另一个是矛盾斗争的方式问题。人民同“四人帮”的矛盾，究竟是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对“四人帮”的斗争，究竟应该是采取民主的方法，还是采取专政的方法？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采取专政的手段，那么实行“专政”的一方，实际上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一些问题、一些人的处理，就曾经犯过这种错误。 原载---水陆洲《邓小平的晚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