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谦：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 周恩来死后的三个星期，恰逢中国农历丙辰年的除夕。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冬天。当时正值数九寒天，朔风呼啸，滴水成冰。其时国内的政治气候也正如严冬一样，一片肃杀景象。由江青的御用班子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打头阵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大批判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那时多半还沉浸在对周恩来之死悲痛之中的中国人，尽管对眼下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和不平，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但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已经历过太多政治磨难的老百姓大都知道在幕后掌控这一切的那只手是谁。 就在这个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游泳池的院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喧闹的爆竹声。一时间，火光冲天，鞭炮声震耳欲聋。这一不同寻常的景象弄得中南海里负责安全警卫的工作人员好一阵紧张，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按照规定，在中南海禁地是绝对不准燃放爆竹的，毛泽东的住地更是戒备森严，甚至连麻雀都不让停落在树上。等人们弄清这一动静竟是来自毛本人的住地后，一个黑色的传闻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还有人证明第二天亲眼看见从游泳池拉走了整整一卡车的鞭炮屑。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只有在办喜事的时候才燃放鞭炮，以示庆贺。如果有人在办丧事的时候放鞭炮，就会被认为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人们本来就对毛泽东对周恩来去世的冷漠态度憋了一肚子气，因为毛不去参加周的追悼会，却在几天之前接见已经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而且又从"四人帮"那里传出"不要用死人压活人"的最高指示，百般压制老百姓自发悼念自己总理的活动。 在政治圈中了解内情的党内军中的老干部私下里纷纷为周恩来抱不平，认为周恩来一生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当牛做马，而毛对周的死却无动于衷，也实在太令人寒心了!这种情绪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这次"鞭炮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弄得整个京城沸沸扬扬。 人们被激怒了! 以悼念周恩来为导火索，触发了中国社会自文化大革命以后蓄积已久的政治危机的总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其后台老板毛泽东，敲响了文革的丧钟。几个月后，毛泽东也在忧病交加之中死去。中国现代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鞭炮事件"留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并没有因此而烟消云散，而是继续余波荡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中国的老百姓、学术界及政府当局。 长期以来，大陆官方出于政治的需要，一直讳言毛、周两人历史上恩恩怨怨的关系，文革时期更是禁忌，只准许毛泽东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出来撰写回忆文章。内容不是刻意遮掩毛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就是大加渲染毛、周之间的所谓"深厚情谊"。 然而，结果是越描越黑，非但没有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反而露出更大的破绽，因为这些记述和解释大都空洞牵强，有的甚至还自相矛盾。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周恩来的大半政治生涯一直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两人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实在是太复杂了，绝非一两件事情的肯定或否定，就可以简单了断的。 应该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的关系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同时也是非常复杂微妙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是了解和把握晚年周恩来乃至其整个政治生涯的一把钥匙。目前海内外已经出版的研究毛、周两人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难以计数，不过专门论及这个问题的却不多。而且即使涉及，也囿于各自的条件，大陆的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多有顾忌，欲言又止；而海外的则又难免给人以捕风捉影，隔靴搔痒之感。 正因为如此，本书的写作，相对而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在大陆从事周恩来和文革史研究多年，出国前是大陆官方《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文革部分的执笔人。在大陆期间，作者曾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档案室里泡过十几年，看过大量历史文献档案，其中有许多是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见天日的核心档案。 另一方面，作者因同情和支持一九八九年由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而在随后的清查中遭到整肃，目前寓居美国。与大陆学术界的同仁相比，享有写作上的自由，因此更有条件来写这样一本书，把周恩来这个依然在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并且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共政治文化之大成的"党内大儒"，重新放回当年那段天翻地覆、狂热恐怖的年代中加以审视，在拂去历史的尘埃，剥掉涂抹的油彩，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周恩来。 至于本书之所以选择晚年周恩来这个题目来透视其一生，是因为作者在大陆期间曾多年潜心研究过这段历史，采访过不少重要的当事人，看过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其中有不少是鲜为人知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周氏晚年是在文革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度过的，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难熬的一段，同时也是目前人们对他的历史评价中争议最大的。 文革期间，周恩来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充当了文革执行者的角色，帮衬迎合，跟着毛泽东做了不少亏心之事；同时为了自保，对毛极力隐忍周旋，内心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悲苦和无奈，把其人的政治哲学，品格、手腕以及个人素质中的一切潜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文革这场历史浩劫铸造了周氏其人留在今日世间的形象。周恩来生前身后的各种荣辱毁誉也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 周恩来究竟是何许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换句话说，他究竟是圣坛上道成肉身的完人，还是大奸若忠的伪君子?是浩劫中扶危定倾的功臣，还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是有意扮演双重角色，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演技大师，还是个内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两面人? 这正是本书所要剖析和展示的。作者将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和对众多当事人的采访，侧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揭示周恩来的处境、心态、为人处世之道以及在主、客观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既不讳过，也不苛责，秉笔直书，力求挖掘并写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其人的那种东西来，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便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第一章 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 翻开中国现代史，周恩来的名字始终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在上个世纪那场席卷世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浪潮中，毛、周两人无疑在中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一对如影随形、相辅相成的政治搭档，在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上合演了一幕幕的悲喜剧，把整个中国搅得大翻地覆，开启了一个狂想和动荡的年代。如果说毛是掌舵的，是主宰，是精神领袖；那么周则是执行者，是首辅，是内政外交的大管家，正是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在整整长达四十年的岁月中，无论是当毛泽东叱吒风云，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春风得意之时，还是后来在文革中败走麦城，一筹莫展的穷途末路之际，周恩来都始终侍奉著他，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趋。这种政治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周本人病死为止。这在异常残酷的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开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先例：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他也由此获得了一个雅号：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那么，周恩来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毛、周关系到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还是先从周氏晚年在病重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谈起吧。 乞求毛高抬贵手 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周恩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亲笔信，回顾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一九七五年六月间，在癌细胞的吞噬下，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即将油尽灯枯。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周氏预感到毛泽东始终对当年中央苏区两人之间的那段过节，特别是宁都会议上的一箭之仇耿耿于怀，即便在自己生前高抬贵手，身后大概也不会放过自己，于是在病榻上强撑着起来，用颤抖的手提笔给毛写了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 ，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 写罢这封信后，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恩来又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 ，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这篇读来令人百感杂陈的短信，浓缩了厚重的历史内容。它既是周恩来对他一生与毛泽东关系的自我总结，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解读周氏晚年内心世界的一条难得的线索。当然，事情并非像表面文章那样简单，这篇辞卑言重，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的东西，究竟是周恩来内心深处的真情表露呢，还是在乞求毛高抬贵手的韬晦之术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还是让我们先对毛、周关系作一番历史的回顾，来逐步寻找答案吧。 不是冤家不聚头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截然不同，却同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失意激进青年，在五四大潮的激荡下，怀抱著改造中国的政治理想，聚合在共产革命的旗帜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一部中共党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毛、周两人合作的关系史。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就是打下今日红色江山的那一代，大都是南方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是南方人，但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却迥然下同，相去甚远。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偏僻贫瘠的山村，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而周氏则出生在地处江浙的鱼米之乡、交通文化都很发达的古城准安，是个封建世家的破落户子弟。毛由于其父的专制和严厉粗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幼养成了反抗传统，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周则在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嗣母的养育下，从小就沐浴在温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并且深受江浙文化气质的熏陶，为人处世带有明显的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人格色彩。 与上述各自的气质相联系，毛泽东生性好斗，桀骛不驯，崇尚斗争哲学，凡事敢为天下先。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周恩来则为人沉稳内敛，待人谦和，克己忍让，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行事处世恪守中庸之道，从不走极端。当时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都经历过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被迫开始自己向现代化过渡的艰难进程中嬗变的关节点。 由于中国政府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权益交涉的失败，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的民族自尊心，整个社会情绪急遽左转，救亡取代了启蒙，倡导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无疾而终。国人在极度失望之余，认为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于是掉头而去，完全改变了自上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以英美为师的原有的历史演进方向，转而以俄为师，拥抱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 五四运动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激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极大的爱国热诚，吸引了一大批知识精英和激进青年投身其中。这批人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坚力量。前者如陈独秀和李大钊，后者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成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毛、周二人虽然出身、经历迥异，却在五四运动中风云际会，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双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毛在五四前后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评论》，与周在天津创立的觉悟社以及社刊《觉悟》，都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社团和刊物。尽管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还没有一面之交，但他们以文会友，志同道合，互相知名，彼此仰慕，则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毛泽东、周恩来二人最初的会面相识是在什么时候呢?根据现有的史料考证，大约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地点在广州。这时距五四运动已经过了七个年头。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周二人一文一武，在政治舞台上双双崭露头角，是当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则刚刚由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以领导自己家乡湖南工农运动的出色表现，受到中共党内的第一位大家长、人称"老头子"陈独秀的赏识，被选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员之一，并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总书记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很看重毛泽东，视为自己的人，在讲话中经常把他挂在嘴边上。不过好景不长，大概是由于跟马林太紧的缘故，再加上毛本人个性也太强，不愿甘居于人下，一年多后随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换马，毛也黯然地离开了中共的领导核心圈子，"告病"还乡疗养。 对于自己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泽东在日后回首往事时，曾经语带调侃地作过这样的评论："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起步虽然稍晚一些，却一帆风顺，后来居上。他正东渡日本求学，屡号不中后，一度灰头土脸，无奈之下，只好"返国图他兴"，寻找出路。适逢国内五四大潮的兴起，他因缘际会，投身政治运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五四运动后，他随国内兴起的旅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赴欧求学。在为个人寻找谋生之道的同时，深为五四人潮所激荡的周氏已经把此行的目的更多地放在寻求如何挽救国家危亡的解决办法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经过短暂的踌躇徘徊之后，周恩来如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面对国难深重的时局和战后欧洲百业凋敝的双重现实，放弃了原先一度倾心的英式渐变道路，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了最为激进的俄式革命道路，作为拯救中国的手段，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筹组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主要领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奉命回国，就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地位。 黄埔军校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他亲自兼任校长，而且也是培养中共军事人才最初的摇篮。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出身，因此与周恩来有着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是，这一经历使得周氏脱颖而出，成为中共领袖中实际掌握军事武装的第一人。 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其他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无法与其相比，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周恩来先后出掌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成为早期中共领袖中的实力派人物，是中共军队的创建人，与军队众多将帅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也是日后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总是心存戒备的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周恩来初次会面的确切日期，则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之后。这里，有周本人的回忆为讲。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蜜月的结束和两党分道扬镳的开始。事变的起因，国共双方各有不同的说法，大致经过是：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深感国民党大权旁落，又在党内权手中受到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联合打压，遂在国民党右派的推动下，决意展开反击，护党自卫。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氏藉口由中共党员担任舰长的中山舰异动，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准备将他绑架到苏联海参崴的流言，在广州宣布戒严，派兵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地，并要求所有中共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此后，蒋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实权。 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都主张进行反击。周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这样回忆道： "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联顾问)，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 由于当时作为中共太上皇的苏联顾问主张退让妥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只好听命。这样，中共党员被迫全体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本人则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为了这件事，陈独秀的儿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大骂其父"老糊涂"、"混蛋"!这实在是冤枉了陈独秀，让他为苏联人背黑锅。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这次邂逅相遇，虽然来去匆匆，商讨出来的对策也没有被上面所采纳，从而影响时局，但却成为毛、周两人日后在政治上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的开端。正是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平息红四军内斗风波 周恩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像小媳妇一样看他的脸色行事。曾几何时，周曾是毛的顶头上司，掌握著毛的政治命运。在红四军的内斗中，要不走周出来为毛转圜，把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毛请回来，由毛唱主角的中国现代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 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在以牙还牙，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同时，摸索探求重新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从这时起，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开始在政治上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少年时代就熟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失败后，仿效历史上草莽英雄惯用的办法，率领残部开赴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做"革命的山大王"。 应该说，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毛泽东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情天然有着一种比他人更为深切的领悟。他首先认识到中国的共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而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也恰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适合这一国情。基于这种认识，毛在以后的实践中开始离经叛道，大胆向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挑战，逐步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战略的主张：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味搞城市的武装暴动。 与毛泽东的离经叛道相比，周恩来则显得循规蹈矩得多，缺少毛的那种特立独行，大开大阖的领袖气魄。他在领导南昌暴动一炮打响后，并没有跳出"城市中心论"的窠臼，像毛那样深入农村，就地闹革命，而是率军劳师远征，南下广东，企图攻占海口城市，取得苏联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结果兵败潮汕，不得不乘一叶扁舟逃往香港。 不过，南昌暴动的惨败，并没有使周恩来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起。相反，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组织才干，特别是善于求同存异，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的品格，在中共党内得到了一致公认。平心而论，当时共产党内确实聚集了一大批富有理想、勇于献身的有志青年。但问题是当这些人聚集在-起时，就难免争强好胜，磕磕碰碰，互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氏的克己忍让，顾全大局，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的为人，就格外被人们所看重。这也是他能够脱颖而出，并长期留在中共的领导核心圈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为领导暴动失败而受到惩办，但毛却是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而周则只是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然后又被委以重任，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正式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在稍后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被继续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周大权在握，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这样，周恩来便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的光景。由于他们两人在中共党内所处的地位不同，形象地说，毛脚踏实地，而周则高高在上，因此两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大不相同。毛所领导的红军由于一直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因而事事处处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容不得半点马虎大意，稍有不慎，就会招致重大挫败乃至全军覆灭。周恩来则被夹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之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至少也是把两者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这固然是和周本人天性柔弱，富于调和有关，做事总是奉命唯谨，习惯于围绕著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用他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来说是"党内奴性"作祟；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当时形格势禁的结果--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中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因此，中共手里的自主权少得可怜，只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事事要看共产国际这个婆婆的脸色行事。 问题还并非仅此为止。共产国际是根据苏联的国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且不说这样势必脱离各国革命的实际，而且又总是根据联共党内斗争的风向，指令各国共产党开展各种反倾向斗争；也就是说，莫斯科刮什么风，中共党内就下什么雨。因此，毛泽东的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自然为共产国际所不容而成为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毛、周之间的角色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这并非是周恩来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当时中共党内开展的反倾向斗争往往实行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做法，用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术语，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雪上加霜。毛、周之间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积怨便由此而来。 在红军初创时期，主要有两件事，一直令毛泽东日后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的。 一件是在中共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灰溜溜地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时间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间。这对于视枪杆子为命根子的毛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击。这种下级党组织内部的斗争，远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卷入，按说对此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不过，事情的起因却与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来信"多少有些干系。 还在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认为如果集中，不仅目标大，容易被敌人消灭，而且难于保障部队的给养，"会吃光农村里的最后一只母鸡"。回国后，周恩来便根据这一意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间起草了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们将主力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外，还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说："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作为相应措施，随后周还指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显然是典型的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的照搬主义。问题还不仅仅于此，更糟糕的是此举致使红四军领导内部早已存在的分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围绕着党和军队的关系等建军原则问题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人们对身为党代表的毛泽东大权独揽，搞"书记专政"的家长制作风表示不满。 当时还是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因而人们对他还个人服气；另一方面却对他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颇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所以更受人拥戴。在这种情况下，自恃有中央作靠山，并怀有个人企图的刘安恭又浑水摸鱼，以中央"二月来信"为尚方宝剑，四处活动，挑动舆论，指责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分兵游击的决定，散布红四军领导中分为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一为反中央派，指毛所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管得太多"，"权力过大"，逼其交出军权。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红四军七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落选后，一气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养病"。后来红四军曾几次三番请他回去主持工作，但遭到毛的拒绝，理由是在没有分清是非前，不能轻易回去。毛还复信挖苦了接替他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一顿，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这样，在缺少了毛这个主心骨后，红四军军心涣散，连吃败仗，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事情后来没有闹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靠周恩来居中调解，化解了这场风波。不然的话，由毛泽东唱主角的中国现代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因为成为"光杆司令"的毛本人纵使再有雄才大略，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无法演出日后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活剧来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毛泽东在四月间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下级党组织像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这显示了毛蔑视权威，敢于抗上的个性。而作为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的周恩来在六月间收到毛的这封辗转来信后，表现出相当的民主作风，并不认为这是在违忤抗命，相反还觉得毛的申述意见不无道理，便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二月来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 ，并且不再坚持让朱、毛离开部队，而改为希望红四军前委指派一得力人员前来中央讨论问题。 在解决红四军领导内部的分歧时，周恩来充分显示了善于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尽管他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更熟一些。因为在周看来，这种在大敌当前， "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作法，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为了维护已经形成的毛泽东作为红四军政治领导中心的地位，周恩来首先批评了红四军七次大会对毛泽东的处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作法，指出这是"不应有的消极观念"。最后代表中央宣布仍然由毛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主要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九月间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领导内部的这场风波作了结论，并要求前委做到：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领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雨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来信"虽然对毛泽东也作了某些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为毛撑了腰，给了他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这与其说是周恩来对毛本人有多大的好感，不如说是着眼于大局的考虑。而毛本人也识时务地趁机转圆，重返军中。借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之机，毛泽东在红四军中重新站稳了脚跟，由此确立了更加牢固的领导地位。这对毛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因为红四军是当时中共军队中最精锐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后赖以打下红色江山的最大本钱。 红四军七大的这场风波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还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周在政治上还有恩于毛，帮助毛度过了难关。总之，双方不打不相识，以和衷共济告终。 宁都会议的缘起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毛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由周取而代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 另一件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对于毛、周之间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公案，海内外的看法大相径庭，各执一端，海外的多有渲染，咬定这是周恩来衔左倾中央之命，抢夺毛泽东的军权。大陆的则轻描淡写，尽量为周氏开脱。可惜，这两种看法都只是片面之辞，并非事情的全部。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从头说起吧。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红军和根据地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三是在此之前，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由毛泽东一手开创的、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脚之地。 立三路线是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急性病的一次大发作。当时周恩来正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不顾共产国际的阻拦，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并异想天开地企图把苏联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国革命，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 李立三的鲁莽行动，使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才积蓄起来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派别纠纷，从而给了共产国际扶植"忠于国际路线"的王明一派上台的机会。本来，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只是没有指出这是路线错误，而把它说成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却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提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得不吞下了由王明教条宗派全面掌权的这颗苦果。周恩来虽然被留在中央，却威信扫地，只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员。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话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经过这一场打击之后，周恩来元气大伤，虽说还没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变得和他性格相仿、个人关系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乡瞿秋白一样，但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叵测，特别是李立三因违抗共产国际而遭到的下场，却在他的内心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来就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极强的人，又有着临事而惧的个性，在他对事情没有看清并且确有把握之前，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学。 周恩来的这一特点，在经历了立三路线所引发的这场党内轩然大波以后愈加明显；如果说在此之前，周还有自己一定的主见，遇事敢于一争的话，那么此后他就变得时时引咎自责，行事缺少自信，畏首畏尾，生怕越雷池一步，完全让王明教条宗派牵着鼻子走。周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反省这一段时，说自己当时的头脑"失去了主宰"，尽管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但我无基本觉悟，仍充满着苦闷拼命地干，而且认为政治是人家(指王明--作者注)对的，比比过去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也各有短长，也就算了"。 正是这种处境和心态，决定了周恩来同毛泽东打交道时的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周是集钦差大臣和留用人员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作为中央派出的钦差人臣，同时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周必须贯彻执行以反对党内右倾和实行积极进攻策略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打击一切与此相违背的倾向。作为犯路线错误的留用人员，周又因背着政治包袱而自觉腰杆不硬，胆怯心虚，既想戴罪立功，以求重新得到党的信任，但又在原则与实际之间徘徊瞻顾，依违不决，应该说，周本人的这种矛盾心态对后来促成宁都会议的召开，是不无关系的。 事实上，周恩来到江西之初，并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海外广为流传的那样一衔左倾中央之命整肃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要想整毛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手中既有贯彻国际路线的尚方宝剑，而毛的一贯右倾也是在上海中央乃至共产国际远东局那里都挂了号的。不过另一方面，周也没有和毛一拍即合，打得火热，而是与毛若即若离，敬而远之。这其中既有政治上不言而喻的原因，也有两人出身、经历、个性上的差异。 应该说，用"相安无事"来形容毛、周之间最初的共事是恰如其分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和周恩来善于求问存异，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分不开。平心而论，周并不喜欢毛泽东的山大王式的作风和喜欢抗上、标新立异的个性，因为这实在与周本人的为人，特别是投身革命后所接受的组织纪律观念格格不入。实际上，还在他刚刚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时，就表现出对毛的这种看法和担心，甚至提出：对毛的部队要派人去视察，要坚决的改组。如毛的观念不好，一定要撤换。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还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期间，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专门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军事训练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红军仿效。周在进入中央根据地，特别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随军活动后，更加深了对毛军事才干的认识。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擅长的游击战术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苏区后，经过一段观察，认为中央红军的战术水平不高，而且"指挥战争顾虑太多，且主意不定，长于巧妙之机动，勇猛果断之行为不足，尤不喜乘胜直追，歼灭敌人"。此外，本来就一直对军事工作有浓厚兴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跃跃欲试，很想在战场上一显身手，但内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团结毛一道工作的同时，也有在作战指挥中借重毛的所长之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出于在政治上对毛泽东不大放心的顾虑，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周才不顾后方众人的反对，力主由当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的毛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在对毛的看法上，他和后方中央局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将军中大计的最后决定权让给毛，而是继续掌握在他本人的手里。 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十分明确的。他先是与前方诸领导人联名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随后，周又以个人名义直接打电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此作进一步申说： "现在我想是否可改为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作。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需帮助。玉阶(朱德--作者注)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豫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央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故此种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这封电报被大陆学术界每每引用，说明周在中央苏区两条路线斗争中是如何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不过总是掐头去尾，回避了他在政治上对毛的看法以及由他来督促毛改正错误等内容。舍此就无法说明周何以能够说服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任命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也无法对后来的事态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 然而，周恩来此举很快便弄得自讨苦吃，骑虎难下，而且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请神容易送神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阴差阳错地铸成了宁都会议的历史大错。 关于宁都会议的起因，目前大陆学术界一面倒的意见是由于前方与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问题上存在争论。后方要求前方坚决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主动出击，寻敌主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各块根据地的围剿。前方则从实际出发，避敌锋芒，等待寻找战机，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应该说，这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问题在于，前方并非铁板一块，在最高军事会议内部对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也存有争论，各执一见，争辩不休，弄得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非常为难，深受前方作战指挥的组织形式未能真正集权于个人之苦，甚至动了回后方工作的念头。为此，他在宁都会议召开的前夕，曾单独打电报给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述说自己的难处和苦衷，认为"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求在会上予以根本解决。 周恩来在电报中这样说到：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是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 他接着写道： "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下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信中所指，周恩来虽未明言，但很显然说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活脱脱地勾画出了那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毛：为人恣肆不羁，做事大而化之而又反复多变，谈问题往往不着边际，其中"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一语，更是点睛之笔。这与周本人务实缜密、中规中矩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反差，两人之间的意见不和乃至摩擦实在是难以避免的。用周后来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说，是"事务主义的作风与布尔什维克毛主席的作风互不相容"。 顺便一提的是，对于周恩来的这封信，目前大陆学术界不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刻意为周遮掩，但舍此就无法对宁都会议的前因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因为它实在是导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撤换的一个由头。 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事情后来是如何发展的。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本来就不甚放心对国际路线有抵触情绪的毛泽东指挥军队，认为"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对周恩来力主由毛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事也很有意见，但苦于找不到撤换毛的理由。周的这封信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做文章的题目，而且他们也刚好抓住了毛违抗中央，不积极执行"进攻路线"的把柄。因为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六日联名发布了红一方面军关于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而这是与临时中央关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中关于"以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于是，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诸领导人，对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提出严厉批评，说："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与此同时，他们又单独向周恩来提出撤换毛泽东的动议，声言要对一切违背积极进攻路线的消极等待观念进行"无情的打击"。这里请特别注意，撤换毛一事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之中，而非在会议进行之中才骤然提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事后给中共临时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关于召回泽东同志问题，是因为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过去名义上恩来虽负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实际上并不能起领导专一的作用，显然非有彻底解决办法是于战争领导极为不利的。会议前我们即将召回泽东的意见告诉恩来，他亦不表示一定意见。"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行事勤谨慎密有余，而敢作敢为的大气不足。这一性格特点，越是到历史的紧要之处就越发显露出来。这次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情本来由前述周氏的信而起，但事到临头，他却又打起退堂鼓来，患得患失，既想在作战指挥中一显身手，但又自信不足；既想解决前方指挥作战不能专责的问题，同时又不想得罪毛泽东，在两难之中犹豫不决，听任事态的发展，最后终于弄得事情无法收拾。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以任弼时为首的后方中央局成员以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为尚方宝剑，集中火力批评了毛泽东代表的中共苏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清算了毛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事情闹到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起初他只是想借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机会，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形式不能专责的问题，即便需要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也不必展开这样的党内斗争，如此大动干戈：尽管他在会上试图缓和批毛的火力，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替毛作了不少解释，但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撤换毛已成定局，无可挽回。不得已之下，周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毛仍留下来作助理；二是由毛负责作战指挥，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不过，他们也看出并体谅周执意挽留毛在前方的用心，用他们的说法是"我们鉴于他(指周--作者注)对领导和指挥战争尚缺少自信心，最后后方同意他负主持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办法"。应该说，后方中央局成员对周这种心理的揣测还是基本上准确的。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回顾自己这一段的心态时也说："我个人有实验之心，但又无把握且亦有团结之意，是实情。" 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同时也明白周恩来挽留他的用心，因此并不买他这点"团结之意"的账。相反，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后方去"养病"，也决不肯委曲求全，留在前方戴罪立功，帮周一把。当然，毛也并没有把事情完全做绝，还是刻意为自己预留了转圜的余地，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在这里是故伎重施。他看出周恩来的胆怯，不是主持大局的帅才。他的如意算盘是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被重新请回军中来收拾残局，就像当年红四军九大时一样。因为在自视甚高的毛看来，红军是他一人创建的，离开了他，谁也指挥不了。然而，毛未曾料到的是，此举几乎铸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他由此被完全排除在处理军机大事之外，无人理睬，整整坐了两年的冷板凳。而妨碍毛重返军中的最大障碍便是周恩来。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的日子也不好过，承受着内外夹攻的双重压力。在外部，国民党调集了四十万大军，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骨干，分左、中、右三路，对江西中央根据地实行分进合击，大军压境。一场兵力悬殊的大战已经迫在眉睫。偏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宁都会议又决定临阵换将，毛泽东也不愿留在前方作帮手。于是周恩来只好硬著头皮，临危受命，独立承担起前方作战指挥的重任，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求人不如求己。为此，他和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只好用"只有自己干"来互相勉励。" 在内部，宁都会议引发的党内斗争的余波未已。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对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很不满意，集体向临时中央告他的状，指控他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以消极等待为中心的右倾主要危险，"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更厉害的是，苏区中央局认为周恩来这次又旧病复发，"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指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这种批评火力之猛，兼揭老底，仅次于批毛，显然是要给刚上任的周氏一个下马威，从而把前方作战的决定权掌握在后方手里。 周恩来当然明白这一点，在随后的作战指挥中十分注意向后方请示报告，军机大事尽量征得他们的同意。不过，为了洗刷所谓重犯"调和主义"错误的指控，他还是站出来为自己辩白。他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表示： "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但因此"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在电报中并解释了之所以挽留毛泽东在前方的原因："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到后方，加以他神经衰弱得做不出什么事，甚至会走向消极，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开展而更彻底转变。"当然，周也明确表示毛在前方的角色只能是作他的助理，因为"实际上泽东单留主持战争，在政治上，在对行动方针的认识上确易发生错误，而不能得到保障。" 周恩来的申辩终于在中共临时中央那里讨回了公道。临时中央在复电中表示："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临时中央作这样的表态，当然不是在故意偏袒周氏，而是出于大局的考虑。本来，宁都会议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临阵换将，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如果再让周恩来背着重犯"调和主义"错误的思想包袱去主持作战，那就真无异于不战自败了。 周恩来虽然在中共临时中央那里打赢了这场官司，但他深知自己也因此被推上背水一战的境地：第四次反围剿一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一旦作战失利，其严重后果，不论于公于私都是不言而喻的。周氏本来就是一个临事而惧，做事一丝不苟的人。这次他在主持战事中更是兢兢业业，事必躬亲，一直坐镇在前方指挥所中，不分昼夜处理军机，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在指挥红军强攻南丰不成后，周恩来与朱德临机应变，采纳林彪的建议，改强袭为佯攻，用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接连在黄陂和草台冈打了两个大胜仗，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 值得一提的是，与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相比，第四次反围剿打得更加漂亮。因为前三次只是歼灭了国民党的杂牌军，而这次则是围歼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并创造了以往红军从未使用过的大兵团伏击战法。对此，蒋介行深为懊丧，称："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就连原先准备在一旁等着看笑话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这一胜利使周恩来如释重负，一扫心中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郁闷之气，而且也令他在红军中的声名大震，一时间在大会上作胜利报告，接受红星奖章，风头甚健。 相形之下，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泽东则黯然失色，备受冷落。毛此刻内心的不平之气可想而知。更令毛窝火的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不仅使他迅速东山再起的希望成为泡影，而且长期以来在红军中所形成的地位面临着周恩来的挑战。周不仅已在名义上取代了毛，成为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总政委，而且凭借以往在军中的广泛人缘脉关系加上新近的大胜，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成为红军中新的政治中心。而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驯顺屈从，凡事总是委曲求全的态度，又使得他成为在党内掌权的王明教条宗派刻意拉拢的对象。这两股力量在政治上联手使毛的复出更加渺茫。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帮衬，吃莫斯科洋面包的王明教条宗派甚至连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尽管他们气势汹汹，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处处拿"国际路线"压人，但他们在党内缺少根基，并不是自己的对手。而周恩来则不然，在党内颇有人望，在军中也有深厚的根基，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周为人圆滑，善于在党内斗争中左右逢源，从来不会站在失败者一边。而且正是由于周在政治上随风倒，甘心为"洋房子先生"枱轿子，卖力打天下，那帮人才得以在党内军中立足，令毛想很快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让毛泽东不能原谅的是，这时周恩来对他的态度世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说，周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之初，对毛还是敬而远之的话，那么当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以反"罗明路线"，斗"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来肃清毛在党内军中的影响时，善于转向的周就开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曾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心报，我即前去"。但是周后来却一直未于理睬，把毛晾在一边，而一头倒向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王明教条宗派一边，为他们跑腿办事，支应局面。这一点是毛始终不能宽恕的，同时也是周本人后来自觉愧疚的地方。 四十年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当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面，以讲党内路线斗争为名，再一次历数他在历史上反毛的错误，其中把宁都会议列为他本人"犯路线错误中最严重的罪过之一"，承认当时"执行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对此感到痛心疾首，说他自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上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周恩来把自己之所以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陷得很深的原因上纲上线，最后归结为个人思想没有得到改造，私心杂念作祟的缘故，说自己当时"怕掉乌纱帽，所以有丝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到了宁都会议掌军权，那就不是怕掉乌纱帽而是抢人乌纱帽的资产阶级个人私心膨胀了。" 周恩来在作这番报告时，内心的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当时，他刚刚被查出得了膀胱癌，正急待治疗，但为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写出这篇发言，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闭门反省，把当年的历史老账更新翻腾出来，一笔一笔地清算，最后写得脚都肿了起来，连鞋都穿不进去了。 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的这种苛待乃至建国以后种种祸国殃民的胡作非为，总是默默忍受，屈从退让，不敢出一句恶声，究其历史原因，不能不说与他在宁都会议上欠了毛的账，内心一直深自愧疚有关。这实在是毛、周关系中的关节，这也是本书不惜笔墨交待宁都会议来龙去脉的原因所在。 反客为主与主动让贤 在遵义会议作出的正式决定中，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当时只是周的副手，参与军机，最后决定权仍在周的手里。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权谋，反客为主，在"虚君"张闻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权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后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 如果说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曾经结怨于毛泽东的话，那么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对确立毛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则是有大功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主动退让的结果，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但为了维护非其莫属的领袖地位，在表面上却不想认账，有意湮没这一历史事实，在政治上精心制造了一个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神话，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中的这一段历史被弄得扑朔迷离，谬误流传，前后不能自圆其说。现在该是廓清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遵义会议是中共在长征途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召开的。长期以来，它被作为毛泽东确立其中共领袖地位的标志而载入史册。毛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是由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作战失利。而这一失败，主要应归咎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周恩来在军队中受排挤，失去指挥权有关。 一九三三年一月，周恩来还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艰难，也不得小迁入江西。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的身份把党务大权抓到手里，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当时压倒一切的是军事作战问题，而博古本人对此一窍不通，于是他又从上海搬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为他的靠山，授予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此后，博古和李德抱成一团，博古在政治上为李德捧场，李德则在军事上为博古撑腰，两人联手在中央苏区主宰了一切。 应该说，当时最有条件阻止由博古一人独揽大权的便是周恩来，如果他敢于站出来一争的话。周是当时在江西中央根据地中唯一的一个由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资历和个人才干都远在博古之上。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前连普通的中央委员都不是，按照党内资历，他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辈而已。博古当初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除了有着共产国际有意扶植王明教条宗派把持中央的大背景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在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王明和周恩来这两名常委在上海已经无法存身，不得不离开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推荐博古作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获得共产国际远东局批准。不过当时有言在先，指明这只是临时中央，不仅要上报共产国际批准，而且待日后多数中央委员在一起时，须开会补办手续。对此，周恩来是当时少数知情人之一。 然而，当博古到江西后想当然地接管并独揽大权时，周恩来却并没有当面捅穿这一点，提议召开中央会议进行确认，而是在一旁默不做声，听之任之。这固然是和他当时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前面分析过的那种畏首畏尾的心态在作祟，既怯于自己站出来挑头干，也不敢得罪有共产国际撑腰的党内留苏派。既然博古他们绝口不提这件事，周也就不愿意出来唱黑脸，自讨没趣，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周恩来的退让，并没有使一心抓权的博古善罢甘休，相反更得寸进尺，继集党务大权于一身后，博古又一步步地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他先是将随军行动的中央军委移至后方，增补他本人为委员，由后方对前方发号施令，剥夺了前方对军事行动方针的决定权；进而又根据李德的提议，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干脆撤销前方总部，把周调回后方，由李德一人把持整个红军的作战指挥权。以后，周本人虽仍作为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参与军机，但已沦为一个跑腿办事的角色，凡事都要听命于李德。 在博古、李德当政时期，周恩来之所以没有被排挤出局，落得和毛泽东一样的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隐忍和屈从，以及他所具有的组织才干确为党内所需的缘故。周氏的这两个特点，特别是前一个，既是他能够屡次在党内斗争中涉险过关，成为政治上不倒翁的原因，也是他最为人诟病之处。对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是这样检讨自己的： "这时期(指博古、李德当政时期--作者注) ，我的看人标准比以前有个改变，以前多从小节着眼，但还联系到品质。这时，以为只要他政治对，小节不拘可也，于是也就不注意品质了。这从王明、博古及以后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们也就利用我的弱点，以政治唬我，以鼓励我埋头干麻痹我，在小关节上又让我，在形式上又拉我，于是我从此一步步陷入了。"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段分析，对他自己弱点的认识还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幡然改过，这一弱点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又一再地显露出来，每次检讨过关之后，依然故我。这与其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毋宁说是周氏在中共异常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为了自保而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生存之道，而且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已经完全化为一种下意识的生存本能，两者水乳交融，很难分清何者为先了。 让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之间的较量。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这次蒋介石根据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建议，改弦更张，施行"战略攻势，战术守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力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边推进边修路筑碉，一点点地蚕食中央苏区。相形之下，作为赛克特的对手，同为德国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却在战略上犯了绝大的错误。在双方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他拟定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寸土必争，并且生搬硬套欧洲街垒战的教条，命令红军构筑要塞式防御阵地，采取"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拼消耗。结果红军东堵西截，穷于应付，虽苦战经年，但伤亡惨重，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西征，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湖南西部，同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然而，这次战略转移十分仓促，事先并没有经过认真的动员和准备，甚至连在政治局内部也没有讨论过，只是在当时中央"三人团"的核心圈内进行了筹划。"三人团"是在中央苏区大门广昌失守后，为了突围西征而设立的党内最高权力核心，由博占、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按照周氏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的说法，"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以行动的仓促，这次突围转移实际上变成了一次搬家式的大撤退，随军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甚至包括笨重的造币机，致使主力部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行动迟缓，无法机动作战，一路被动挨打，屡失先机，最后在湘江一役遭致惨败，军力折损过半，由刚出发的八万五千人骤减为三万余人。 湘江惨败之后，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严重动摇了博古、李德一言堂的统治。博古本人方寸已乱，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政治上无法交待，但又一筹莫展，颓唐沮丧，甚至一度到了想引咎自戕的地步，为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所劝阻。 周恩来此时的心情自然也十分沉重，思想上有极大的压力。他完全清楚党内军中的不满是冲着在中央主持一切的"三人团"而来的，而他本人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是无论如何难辞其咎的。不过，此刻更令他焦虑的，倒还不是个人的进退，而是如何收拾眼前的败局，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对此，他心中茫然无底，而且对李德的指挥也彻底失去了信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对李德在作战指挥中的一些作法曾有不同意见，也发生过一些争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而眼下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一意孤行了。 那么靠谁来收拾残局呢?周恩来思来想去，也只有毛泽东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毛的军事才能确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看出毛眼下正利用党内军中的不满，为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而四处活动。这种局面同样令周忧心忡忡。他十分了解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人，而这种搞法势必造成党内领导层的分裂，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对于已经处于危境之中的中共和红军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周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这种"病笃乱投医"和"相忍为党"的双重心态，促使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摊牌前，就已倾向于请毛泽东重新出山，于是开始不动声色地与博古、李德拉开了距离。其实，这种心情也并非周氏一人独有，当时在党内军中的高级干部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譬如，朱德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彻夜长谈时，就表示了同样的心情，说："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 让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宁都会议后，毛一直在伺机东山再起，但一时苦于找不到机会，毛在暂时隐忍的同时，一直在暗中活动，除了竭力保持他本人在党内军中已有的政治影响外，并多方做"分化"工作，收揽人心，寻找新的政治盟友。为此，就连他本人以往暴躁的脾气和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也收敛了许多。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有意识地同为党内国际派大将、但已和博古闹翻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随军行动，私下商议如何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毛泽东的这种个人企图，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圈中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李德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了当时被指定留守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打游击的政治局委员项英曾对此表示忧虑。李德写道："他(项英--引者注)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人、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 或许毛泽东确实不想为了自己的东山再起而人为地制造党内危机，不过一旦客观上出现这种机会时，那就另当别论了。当湘江大败之后，毛立即向博古为首的中央"三人团"发难，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并联合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提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要求开会检讨清算。博古，李德当然拒绝了毛的这种在他们看来是乘人之危的挑战。 大概是觉得此举"逼宫"的味道太过明显，正在考虑转向的周恩来一开始也不愿意明确表态支持这种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作法，因为在周看来，尽管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确比博古、李德高明，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党的团结。这一点始终是周氏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想法。对于当时的情况，毛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作丁这样的回顾： "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王稼祥负伤了，我们两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作别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下动了。他们死抱著斯大林的圣旨。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 XX(朱德--作者注)一个 ，XXX(周恩来--作者注)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似乎不大愿意在类似这样党内高层的谈话中提及，特别是建国以后更是如此，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不过，他当时曾在私下里对妻子贺子珍表示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周恩来的政治态度在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湘江惨败之后，博古、李德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的领导已经破产，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三人团"中具体管事的成员周恩来的手中。毛泽东鉴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一方面军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意图而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情势危急，需要尽快作出决定。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如果说在此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求开会清算领导错误的主张还在踌躇之中的话，那么当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他就别无选择了。于是，周氏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打破僵局，采纳了毛的建议而与李德彻底闹翻，会议并决定进入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失利的经验教训，解决领导层内部主力的争论。这一决定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且巨。对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时是这样回忆的： "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关于周恩来同李德在黎平开会闹翻一幕，他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有生动的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指周恩来，下同--作者注)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为李德很主观、很机械，他主张硬打硬拚。"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成员，他的倒戈，着实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顷刻之间瓦解了他们的抵抗。而且由于周在党内军中的资望，影响带动了一大批人。这些追随周氏的人，大都是党内军中的实力人物，且在政治上多半采取中立态度。他们既推许毛泽东的军事才略，但也不喜欢毛喜欢揽权专断嗜好整人的为人。在排除了博古、李德的领导之后，相形之下，他们更愿意让待人谦和、容易相处的周氏出来主持军中大计，同时借重发挥毛的军事才能，就像宁都会议前军中的领导格局一样。 事实上，当时党内军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为数不少，在领导层的摊牌，周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像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都是属于这一类人。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周、毛二人在党内的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检讨并承担了责任之后，仍然获得党内的信任，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而毛泽东只是作为周的"帮助者"的原因所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队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博古作了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了辩护，周恩来则不动声色地与博古的说法拉开距离，在副报告中则更多地强调了主观上的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和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周的这举动，与博古、李德划清了界限，致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最终解体。 接下来，多数兴会者主张改变领导，撤换博古，解除李德的指挥权。对此，博古想不通，李德坚决不接受，此外，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两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凯别则表示反对，认为把全部责任推到博古一个人身上不公平。双方为此顶起牛来。 最后，还是周恩来打破了会上的僵局，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的这一手十分老到，既摆出了高姿态，使得博古，李德陷于孤立，想闹也闹不起来，促使会议形成了最终的决议。同时，他本人也由此得到多数人的谅解，在政治上渡过了难关。 长期以来，毛、周关系中被弄得最为淆乱不清的便是遵义会议后这一段。遵义会议一直被认为是两人政治关系和党内地位逆转的关节点。在中共官方的党史中，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一直被作为确立了毛泽东党领导地位的标志而大书特书。这一点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特别是当毛在世时更是如此，对历史真相讳莫如深，形成了人们对中共党史只知有毛不知有他人的偏颇。 毛泽东死后，随着历史真相逐步被披露出来，这一定论发生了疑问。中共官方说法不得下退而求其次，改为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的领导地位"，理由是遵义会议恢复了毛对红军的指挥，而军事指挥权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即使是这个说法也大有疑问，因为缺少正式组织决定上的依据。关于遵义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现存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作者注)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通过遵义会议布政治上打了个翻身仗，但所获得的胜利远没有像后来所宣传的那样辉煌，更谈不上"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当时党内负总责的仍是博古(稍后改为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只是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的分工，参与处理军机大事，但还是作为周的副手。 关于这一点，陈云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应该说，中共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接下来发生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毛、周关系中的紧要之处，那就是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手段，以什么方式正式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名副其实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的?这在中共官方的党史中一直是个避而不谈的话题，这一变动过程，充分显露了毛、周各自的为人，长处和短处，以及由此演成的必然结局。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被推举出来主持军中大计，但毕竟是个"败军之将"，是党内各种力量妥协的结果，并未真正获得全权信任，实际上的处境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相似。本来作为一个指挥全军的统帅，需要独断决行的权力和意志，行事举重若轻，敢于放手一搏。然而，周本人既不具备这种权力，为人气质也不属于这种类型。周氏本来就是一个做事多畏多虑，临事而惧的人。在个人接连在党内斗争中栽跟头，并且导致红军蒙受重大挫败之后，原有的心气更是大打折扣，遇事未争先自馁。再加上红军正处于危境之中，任何一个决策错误都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因此，周此时临事而惧的心态比以往更甚。 平心而论，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一个全军统帅来说也是勉为其难的，非但于军事上的指挥作战不利，而且个人的精神压力也太大。从周恩来其后的应对之道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对此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现为在遵义会议后有意退让，而让毛泽东在实际指挥中唱主角。 周恩来的这种作法，正中毛泽东的下怀，给了他施展权谋，反客为主的机会。就为人而论，毛与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毛本来就是一个自视甚高，雄心勃勃的人，做事喜欢独断专行，敢于迎接挑战。这正和担当全军统帅所需要的气质相合。而且此刻毛又正处在政治上翻身后扬眉吐气的亢奋之中，正想大展身手，一扫几年来积在心中的郁闷之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同时，客观上也有此需要。毛泽东想新官上任三把火，通过打胜仗来为自己立威。此外，对毛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已经中断。这样天高皇帝远，更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了。 后来的事实讲明，毛泽东无论是政治谋略还是军事才具都高人一筹，令中共党内所有的对手甘拜下风。首先在军事上，为了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回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毛的指挥才能由此为党内所折服。毛本人也颇为自得，多次表示：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其次，在戎马倥偬之中，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在政治上也大有斩获，巧妙地采用改变中央常委内部分工的方式，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解决的组织问题，迫使博古交出党内负总责的权力，推由他的政治盟友张闻天取而代之。这一招颇为老谋深算，有一石数鸟之功：既堵死了博古在政治上卷土重来的路，同时又藉此拉住了具有国际派背景的张闻天，拿他当挡箭牌来堵住共产国际的嘴，使毛本人在实际上主导党内最高核心的决策而又不枉担虚名。这样一来，毛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地位大为巩固，有了组织上的保证，朝着中共最高领袖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不过，毛泽东并非是个常胜将军，其通向中共最高领袖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实际上，他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上城战役就没有打好，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个败仗"。这一挫败虽然没有对毛在党内军中的地位造成大的损害，但还是多少影响了他的威信。正因为如此，在稍后讨论攻打打鼓新场时，当毛泽东又一次力排众议反对攻打，甚至以辞职相要挟时，结果竟然弄假成真，与会者通过表决撤销了毛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而这一职务是毛在遵义会议后所获得的军事指挥上的实权职务。这样一来弄得毛下不了台，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最后还是周恩来居中转圜，才帮助毛解脱了困境。对此，周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周恩来在说这番话时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威望虽然已经大为跌落，其权势却还是如日中天。因而他有意回避了毛当时以辞职叫要挟，结果弄假成真，骑虎难下的窘境。不过，我们仍可以从小看出两点：其一，周恩来当时的地位依然在毛之上，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当时有关军事行动方针的决策中，周是最终拍板的。其二，毛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还是很脆弱，个人的权威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仍然有可能被人轰下台，如果党内有人蓄意找碴作对的话。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对林彪在随后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提出由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了，乃至在二十多年后斗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还旧事重提，因为他怀疑是彭在背后搞鬼，趁自己接连在指挥土城、鲁班两战失利之机，鼓动林彪写信，企图取而代之，就像他在湘江大败后乘机发难，取代"三人团"一样。因此，这时还远谈不上毛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这场风波，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挫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重演，毛随即以作战指挥需要独断专行为名，向已经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今后的军事作战。这一提议随即获得通过。 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出版的各种著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并据此推断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中共党内主管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似乎为毛找到了确立其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所依据的都是些重要当事人的说法，诸如张闻天、王稼祥乃至周本人的回忆，但由于他们部是在延安整风以后，毛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定于一尊的情况下回述的，有的还是在文革造神运动巅峰时讲的，因而不免掺杂政治因素，带有溢美拔高之处。 事实上，当时在军事二人小组中挂帅的仍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这一点就连毛本人也不讳书。他在文革期间谈起这段历史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即三人小组--作者注)，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这恰好印证了直到这时，周氏仍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一点当时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周在遵义会议后的作战指挥上并无大错，即使有错的话，责任也更多的在负责直接指挥作战的毛，因而没有理由改变周的这种地位。 再者，周恩来刚刚凭借他的领导地位帮助毛泽东渡过难关，化解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又怎么可能设想突然在没有任何变故的情况下，不明不白地被人取而代之呢?实际上，周在中共党内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一直到其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依然没有发生变化。这一点，从二月间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主题报告和会议的结论就可以得到证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在党内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逐渐被毛泽东所取代。这种变化随着红军逐步摆脱危境而日益明显。毛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独断专行、不甘久居于人下的人，在形势有了转机后，更是觉得主持军中大计非他莫属。于是，毛便施展权谋，在其政治盟友张闻天的配合下，反客为主，一步步把发号施令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毛泽东这种咄咄逼人的作法，自然不免让周恩来感到难堪，但善于隐忍退让的周氏似乎并不计较这一点，和在李德时代一样，安于担负起作战指挥中的具体工作，而将决断让毛来做。周的这种作法，与其说是无可奈何的拱手让权，不如说是相忍为党的主动让贤。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取代周恩来，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的呢?说起来并不光彩，颇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这要从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旋即发生的分裂谈起。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劫后相逢，本应同心协力，共渡艰难。然而在短暂的欢聚之后，双方便因歧见而彻底闹翻，分道扬镳。表面上的原因是对行动方针的"北上"与"南下"之争，实际上却是党内两个山头之间的权争，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个人领袖欲极强的人。张自恃是中共的元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当时又兵强马壮，实力远在中央红军的疲惫之师之上，于是便以此作为资本伸手抓权，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策动下面向中央提出要求，自任军委主席。 毛泽东深知张国焘在政治上有野心，是和周恩来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大权住握的毛又岂能将刚刚到手的权力拱手让人，忍受张某骑在头上发号施令?红一方面军虽然在实力上不及红四方面军，但因当时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们随军行动，占有天时人和之利。于是，毛便以正统自居，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张施计斗法。关于这一过程，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文章中，把毛泽东的工于心计和周恩来的相忍为党以及张闻天的"虚君"地位表现得淋彻尽致：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说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下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下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下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就这样，张国焘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成为红军的总政委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而周则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没有熟悉情况前，暂留军委帮助工作。在与张国焘的斗法中，更能显出毛泽东心计的是，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人缘很好，又擅长和各种人打交道，为了避免周被张拉过去，形成张、周两人联手的局面，毛又预作防范，随后任命周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应该指出的是，老于权谋的毛泽东在这里施展的是借花献佛的一箭双雕之计：既用画饼充饥的方式(红军总政委一职早已变得有名无实)，暂时吊住了张国焘攫取军权的胃口；又不动声色地搬掉了周恩来这块仍在名义上妨碍他发号施令的绊脚石，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军中实际上的领导地位。 然而，毛泽东不以此为满足，冈斥讣十那么名正言顺。为此，毛在与张国焘斗法的同时，仍在寻找机会改变遵义会议确定下来的周作为党内在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以便从根本上确立他本人对军队名符其实的领导地位。 恰好就在这时，周恩来病倒了，得的是肝脓疡，病情来势凶猛，连日高烧不退，不能进食，当时急需排脓，但在行军途中又没有条件开刀，医生只好用冰块敷在肝区上降温，其余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因为周病得很重，生死难料，不得不把邓颖超从休养连接来照料。五十年后，邓对当时自己的丈夫死里逃生的情景回忆说，当时周恩来睡在木板上一直昏迷不醒，她在照看叫的同时，从他脱下来的红色羊毛背心中挤虱子，结果找到一百七十多个，挤虱子的血把两个指甲都染红了，最后靠著用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周恩来才逐渐清醒过来，不时地呻吟著，并说肚子痛，在邓和医生的帮助下，终于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来，他的烧才慢慢退了下来。 周恩来病倒而暂时不能理事。正好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可趁之机来改变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使他在军中的领导地位名正言顺。在周因病无法出席会议的情况下，他和张闻天以"调整常委分工"的名义，联手合演了一出对周氏的"缺席撤换"。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由毛取代周分工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其在党内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也因此有了组织决定上的依据。这时距遵义会议已经过了半年。应该说，毛泽东和张闻天联手演的这出戏，排周的意味过于明显。因为按照一般常理，即使因病一时无法工作，也不必要马上就进行组织上的调整，完全可以采取由他人暂时代理的方式。很显然，这种组织调整在表面文章的背后，带有弄权施计，乘人之危的味道。目前没有史料说明当时周恩来本人对这一变动的内心真实想法，不过可以大致推想的是，尽管这种搞法未免令人感到有些下不来台，但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情况下，本来就有意推毛在作战指挥中唱主角的周氏正好顺水推舟，既是为大局考虑，他本人也无意枉担虚名，因此大约不会说什么，便接受了这种摆布。 然而，毛泽东还不想善罢甘休，尽管他已经正式坐上了军中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却仍对周恩来感到不甚放心，因为取代周的方式毕竟不那么光彩而令毛时时感到心虚。再加上周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并且仍然担任着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在军中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毛十分担心周目前的让权退让只是策略上的暂时隐忍，一旦时机有利，他将会卷土重来。因此，毛决定趁热打铁，借与张国焘斗争之机，进一步削减周的权力。 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摆脱红四方面军后，随后在途中俄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报告同张国焘争论的经过和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自任政委。同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军中大事。这样一来，周恩来不仅在无形之中失去了原先在让出红军总政委后担任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而且在"五人团"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实际军职的人，因而在军中的地位大为跌落，变得可有可无。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甚至几乎被排挤出军队。由被毛泽东称为"明君"实则"虚君"的张闻天出面，藉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朱德滞留四方面军，需要在组织上作出调整，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常委分工方案，提议：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任主席，而周改为负责党的组织局工作。 由于这一方案排周的意味太过明显，连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政治盟友王稼祥都觉得看不过去，主动站出来替周恩来打抱不平，在会上顶了张闻天，提出周有多年从事军事工作的经验，还是留在军中为好。毛一见张的方案碰了钉子，又转而出来做好人，假惺惺地推让说，军事工作仍由周负责，自己当副手。 对毛泽东这种表里文章，周恩来当然心知其意，无非是不想让自己染指军队，而让他一人独揽军中大权。周虽柯意推让毛主持军事，但也不想就这样被排挤出局，改做党的工作，更不想与毛一争：丰画享画芸：之萼轰皇盖子琵i岩誓言：弓?日•高下，于是顺水推舟，表态说：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任主席。就这样，毛出任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原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一人把党内外军事工作的最高职务独挑起来，而周则继续留任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正式作了毛的副手。 从此以后，这种领导格局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中共打下江山后的建国初期，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容忍周恩来一直留在军中，除了因为毛懂得在权力斗争中适可而止的道理，更主要的还是毛懂得用人之道，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周的辅佐。原因在于毛纵有雄才大略，也无法一人唱独脚戏，况且他缺乏组织上的才干，遇事大而化之而不愿做具体琐碎的工作；而这恰恰是周氏的所长，正是毛需要依赖他的地方。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份量、组织才干以及凡事隐忍的态度，毛泽东后来改变了企图将他完全排挤出军队的念头，转而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既把周视为可能向他在军中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对手而始终存有戒心，不断敲打，又把他看作是成就革命大业所必须争取乃至倚重的对象。终其一生，毛对周始终没钉摆脱这种矛盾心态的纠葛。这是我们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来把握毛本人交甽可处理毛、周关系的一把钥匙。 抗战初期的毛、周分歧 抗战爆发后，中共党内对出兵问题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愿与国民党捐弃前赚，共赴国难，通过打几个胜仗来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都持有这种想法。毛泽东却迟迟按兵不动，刻意保存实力，以便日后与蒋介石争天下。毛的主张虽说对中共日后的发展更加老谋深算，无奈曲高和寡，一时不为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因而在与王明的争斗中一度处于下风。 到达陕北以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政治领导中心地位的日益巩固，周恩来对毛的态度开始从主动退让、委曲求全转为降心相从，甘愿充当毛的副手。既然毛不愿意他人染指军队，周就知趣地接受毛的安排，留守后方，做军需保障和东北军的工作，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并且迅速打开局面，与执行剿共任务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秘密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在西北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暗中联合的局面。这不但为长途跋涉、师老兵疲的红军赢得了一个极为宝贵的喘息机会，而且更为日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使中共从根本上摆脱了困局，成为这一事变中最大的获益者。对中共日后的发展来说，周氏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开始接受毛泽东领导的同时，对他还是有所保留的，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心悦诚服，至多只是"半条心"。用周本人在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说法，是由于他"当时对毛的领导还没有信心"。应该说，这只是其一。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此刻在周的心目中，共产国际的权威仍在毛泽东之上的缘故。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后，虽说共产国际的威信已经大打折扣，但是中共毕竟在组织上仍隶属于共产国际。而且共产国际新近的某些指示，例如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等，尽管是出于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但也确实从方针策略的转变上帮助中共摆脱了困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又恢复了共产国际以往的权威。共产国际这时并没有明确承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复先斩后奏所确立起来的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而毛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又显露出越来越明显的独立自主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便被夹在以斯大林为后台的共产国际和正在中共党内崛起的毛泽东之间而不得不作出某种选择。这对于行事总是恪守组织原则，而且又经历了六届三中全会后那场由共产国际一手操控的党内斗争之后仍然心有余悸的周氏来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不愿在政治上跟毛太紧，以免遭受池鱼之殃。所以，在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恢复以后，当毛的主张与莫斯科的意图相左时，他往往附和共产国际的指令，而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使得一度缓和过来的毛、周关系在抗战初期又再度出现了问题。 事情还要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王明回国说起。王明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目的是贯彻苏联的战略意图，要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服从并维护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以避免苏联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险于两面作战的境地。斯大林当时认为中共的力量还过于孱弱，中国抗战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国民党，为此在王明回国前专门召见了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鉴于毛泽东在抗战中从中共的自身利益出发，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避琵与日军打硬仗，而把工作重心放在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中共力量上面，斯大林担心毛这种趁机坐大的作法会惹怒蒋介石，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从而使日本能够在中国腾出手来转而对付苏联。为此，派王明作为"钦差大臣"回来纠正这种偏差。用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是"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 王明回国后果然不负莫斯科的厚望，不遗余力地贯彻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批评中共在抗战爆发后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说这样只会"吓走同盟者"，称"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的主张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获得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的赞同。周在发言中联系他在山西抗战中的感受，也跟着批评了中央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在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主张应公开指出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国民党更信任和佩服中共。 周恩来在十二月会议上这样附和王明，批评了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主张，自然是看到王明手中持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对毛在国难当头之际，过于考虑中共的党派利益而处处保存实力作法的不同意见。因为在周看来，共产党人既然标榜是民族的抗日先锋，就应该表里如一，不惧怕承担牺牲，为友党友军做出表率，通过打几个胜仗来鼓舞士气和振奋民心。所以从抗战一开始，周就不大同意毛所采取的按兵不动的作法，曾在八月间的洛川会议上针对毛所提出的名为开展"山地游击战"，实则尽量避战的红军作战原则，婉转地表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随后亲赴山西前线推动抗战，参与策划了平型关战役，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当时在中共领导层中是有代表性的，即大敌当前，愿与国民党捐弃前嫌，真诚合作，共赴国难。像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博古、项英等人都持有这种想法，批评中共军队出动太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主张虽对中共日后的发展壮大来说，更加老谋深算，但无奈曲高和寡，一时并不为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因而不足在与王明的争斗中陷于孤立，暂时处于下风。 中国有句俗谚：一山难容二虎。对于中共这种集权体制的政党来说，正是如此，可以说，毛泽东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争论并不仅仅是政见之争，同时也是一场争夺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较量。双方对此都心照不宣。尽管毛在欢迎词中把王明的回国称作"喜从大降"，实际上却是忧上心头，担心自己刚刚确立起来的领袖地位会被王明夺去。王明则自恃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对中共的领袖地位志在必得。不过，真正令毛感到不安的，倒还不是王明咄咄逼人的架势，而是他的主张竟然在党内大有市场，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人在政治上都跟着他跑。这是最令毛忧虑之处。在毛泽东看来，只会夸夸其谈的王明手上虽然持有莫斯科的尚方宝剑，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实际上在党内缺乏根基和磨练，只是像山间的竹笋那样"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因而不足为虑。不过，一旦周恩来这批人人股，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本人虽无意在党内争雄，但却是一个可以影响党内力量对比的人物，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可以说，周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会在党内占上风。这次就让毛泽东再次品尝了陷入孤立的苦头，深感"中央已名存实亡"。为此，他曾向李维汉慨叹道："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然而，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他深谙权谋，懂得政治上的攻守之道。面对于明咄咄逼人的攻势，毛采取以退为进的旋略，让王明起草十二月会议的决议，以化解斯大林的疑虑。自己则暂时退居一旁，而把虚骄自负的王明放在炉火上烤。这一点，从目前保留下来的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层的集体合影中就可看出：毛总是不露声色地站在最边上，而让王明坐在正中。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着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他先是将周氏派驻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并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而准备将王明留在延安。但当喜欢出风头，不愿困守在延安穷山沟里的王明提出蒋介石要他"在汉相助"后，毛又顺水推舟，趁机调虎离山，同意他留驻武汉，让他那一套"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民党那里碰钉子。 王明不知底里，欣然前往。结果造成了毛泽东坐镇中共的大本营延安，以中央号令地方的局面。与此同时，毛又故伎重施，分化党内国际派，在继续拉拢张闻天、王稼祥的同时，又挖王明的墙脚，将一同回国的康生争取过来，还做了老国际派任弼时等人的工作，逐步扭转了在党内孤立的局面。 在毛泽东和王明的争雄之中，使攻守局面从根本上逆转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态度。共产国际在看到中共的政策有所转变之后，出于维护中共内部团结的考虑，并不鼓励王明继续在党内与毛争夺领导权，以免两败俱伤，削弱抗日营垒的力量。对王明更加不利的是，这时他在共产国际中的靠山，当年一手扶植他上台的米夫在联共党内斗争中遭到整肃，而现任主管中共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则对他印象不佳。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季氏专门托王稼祥传话，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对一心想当中共领袖的王明来说，不啻足当头一瓢冷水，失望之余，不得不开始收敛。 武汉失守后，国内外时局出现的变化，更是让毛泽东在这场争斗中占了上风。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失守，标志著国共两党在抗战初期短暂合作蜜月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国共两党之间愈演愈烈的互相猜忌、摩擦乃至武装冲突，最终爆发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在奉命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围歼。这一严重的挫败，不仅使得王明失去了他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新四军政委项英，而且使他鼓吹的"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调在中共党内破产。 与此同时，毛泽东所强调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则逐渐被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对毛来说，更天助人意的是国际形势的剧变。一九四一年六月，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战争初期，德军长驱直入，苏军则节节败退，大半国土沦陷，局势岌岌可危。苏联本身自顾不暇，再也没有精力像过去一样插手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了。共产国际随后不得不宣布解散。政治对手王明的后台老板无疾而终，这令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在与他争夺中共党内最高领导权的较量中不必再投鼠忌器了。于是，毛开始用心思盘算在党内彻底斗倒王明的问题。 在延安整风中 毛泽东在党内清算斗争王明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周恩来。周被指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和王明一起被批判斗争，经历了一段投身革命以来最难捱的日子。周本人从此洗心革面，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的领导，并为自己选定了历史角色。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获得共产国际的肯定，却并没有高枕无忧，他知道这种胜利并不巩固，王明也没有真正认输，仍在伺机卷土重来。另一件让毛大受刺激的是，周恩来赴苏治疗臂伤回来后，转达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国际领导人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主席团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称赞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这样的话。毛听后大为恼火，乃至一时失态，说出"什么理论家，不过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这样的话来。 毛泽东之所以对这样区区一句话如此在意，乃是触到了他的心病，他知道如果不彻底斗倒党内教条宗派的话，他本人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不巩固的。由此萌生了发动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党内教条宗派的整风运动的想法。 毛泽东是个深谙政治权谋的老手，他并非不想一鼓作气解决王明的问题，但顾忌王明背后有苏联人撑腰而暂时隐忍下来。再加上毛这时已经在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等不少问题上与莫斯科歧见日深，闹得很不愉快。因此不想再火上浇油，与远方(共产国际)搞僵关系，因为对于中共来说，维持与莫斯科的关系毕竟是大局。不过，毛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而是伺机而动，采取迂回战术，先扫清外围。 在这种情况下，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共理论家的张闻天遂成了首先开刀的对象，尽管他在遵义会议后一直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盟友。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大概是张闻天未曾想到的。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措辞尖锐，情绪激动，矛头直指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张闻天，发出了整风学习的动员令。 随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更是天赐良机。看到苏联已经无暇他顾后，毛泽东趁势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名，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旨在彻底清算斗倒王明，不仅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要在思想上确立他本人在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其实，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想这样做，曾经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一举解决王明的问题。但是，当时共产国际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解决抗战中的实际问题，而不应花很多的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强调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要特别慎重"。为此，毛才不得不把这个念头暂时搁置下来。现在，毛已经可以不必再过多顾忌莫斯科的态度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按照毛泽东所定的调子，把党在十年内战后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所犯的错误，提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来检讨和清算。深谙攻伐之道的毛先"打通"了博古、张闻天的思想，在他们承认并检讨了在江西主政时期所把的错误后，很快就解脱了他们，而将王明孤立组来。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识时务，不仅拒不认错，申辩他本人当时已在苏联，因此不能对中央苏区的失败负责，反而指责批评别人。王明这种四面树敌的做法正中毛下怀，在党内领导层中被完全孤立起来，成为众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会后，自知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的王明以攻为守，借季米特洛夫一份责问中共的来电，反过来指责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是自我孤立，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人资产阶级，建议目前仍以国民党为主，中共辅之，设法同蒋介石妥协，并表示决心要和毛泽东争论到底，不惜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随后，王明便称病躺倒，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王明的对抗反扑，更让毛泽东决心在政治上把他斗垮搞臭，随即成立了由他本人挂帅的清算过去曝史委员会。毛并亲自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指出这一时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其后，毛泽东又挑选出当年临时中央时期的九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痛加批判，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把王明等人包括周恩来在内批得狗血喷头。文中认定王明是这条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而且还给他戴上了"小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帽子。"这便是所谓"九篇文章"的由来。后来在文革中，毛又对此一再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石头"抛出来。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接着，毛泽东又趁热打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学习，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流毒，把全党统一在自己的思想之下。与此同时，又在组织上动手术。一九四三年三月，全面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把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排除出局，改由毛本人、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正式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并被授予"有最后决定之权"。虽然这在当时还是就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但新的中央书记处已经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核心，并且完全被清一色的毛派所掌握。 在书记处排名第二的刘少奇由毛泽东一手拔擢到中央，是毛在政治上坚定的盟友。另一名成员任弼时当年虽曾在宁都会议上力主撤换毛，但早已改弦更张，并且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立了大功，帮助毛改善了斯大林对他的印象，目前对毛也是鼎力相助。这样，通过这次改组，毛终于如愿以偿，在党内确立了他本人绝对权威的地位，成为中共神坛上一尊新的偶像。这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完成思想统一和组织调整以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展开了彻底清算王明错误的批判斗争。时间是选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这样在清算王明时，就不必再担心投鼠忌器了。关于王明的错误性质，毛一槌定音：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理论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博古等人是执行者与发挥者，并老账新账一起算，把王明在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上的主张上纲到"右倾投降主义"，指其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接下来，王明作为前后两次错误路线的罪魁祸首，被毛"请君入瓮"，在持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陷入了鼓破众人捶的境地，最后只好认错投降。 在整肃王明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周恩来。这既是报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与毛对当时党内形势的判断有关。延安整风期间，毛把党内各种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二是以周氏为首的经验宗派，成员大都像朱德、彭德怀、陈谷等这样一些曾和毛的共事中有过不同意见，以及一批在党内军中和周有较深渊源的人；三是以毛本人为首的正确路线派，即所谓毛派，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高岗、林彪、邓小平等。 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大都是党内军中独当一面的各路诸侯，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往往能左右党内的形势，这是毛泽东在作任何决定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批人先是和博古而后是和王明联手，才使得毛在党内受到孤立，吃了不小的苦头。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斗垮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趁机整服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的话，那么他本人在党内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还不能说最终确立起来。这是毛在发动延安整风时决心加以解决的。为此，毛对周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既打又拉，其中打和拉都是为了使他能更驯服地为其所用。毛相信如果周的态度能够转变过来，就能带动影响党内一大批人。 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连电催促一直常驻重庆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火速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党内高干的整风运动。当时时局正处在变动之中，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制造舆论，要求中共自行解散，并调集军队侵扰陕甘宁边区，企图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两手压中共作出让步。周因忙于临行前的未了事宜，加以天雨和车坏，途中又遵毛嘱在西安同国民党将领胡宗闹交涉其军队侵扰边区一事，所以耽搁了一些时日才返回延安。 周恩来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在与胡宗南办交涉时破坏了党的纪律。原来周在西安了解各方情况后，发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的部署并未进入行动阶段，因此认为中央考虑有所戒备是必要的，但延安为此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并且通电全国一事则"刺激太甚"，所以致电延安，建议通电在重庆、西安暂缓印发。对此，毛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周这样做完全是顾虑个人的安全而不敢对国民党方面示强，并甩出一句很重的话："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 这对于一直身处在国民党的笼潭虎穴，为中共尽心竭力办外交的周恩来来说，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和委屈，但也着实给了已经阔别延安三年的周氏一记当头棒喝，让他领教了已经今非昔比的毛的威势。对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里，不敢忘记。许多年后，他奉毛泽东之命检讨自己在历史下所犯的错误时，又再次提及此事，说："到王明投降时期，我的弱点暴露最多。一直到考虑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 周恩来确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他一回到延安，发现政治形势已经大变，拥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内的大势所趋，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时，正准备对他开刀的时候，周立则采取主动行动，对毛表示信服和拥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对于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毛泽东自然感到高兴，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顿，经过清算斗争后，彻底把他整服，今后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惩前毖后"。因此毛没有立刻对周高抬贵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针，在党内高层的整风I户，把周作为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为"教条宗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月连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高干整风的目的定了调子，说：从四中全会后，党内行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当然，毛并没有忘记把经验宗派同教条宗派加以区别，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 在高干整风期间，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一段难捱的日子。他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 "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历时之久，火药味之浓，都是他在以往的党内斗争中从未经历过的。其中不少用语，诸如"篡党"、"篡军"、"帮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后文革中所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甚至被威胁开除出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因为要说历史，不能不牵涉到牺牲的同志，他们已为党牺牲，表现了他们高贵的布尔什维克品质，而我连续犯了罪过，这在我涉及他们时，心里不能不难过。" 经过三个月的整风学习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学习组接受批判帮助，周恩来写下了近三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检讨提纲，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作了五天的发言。这是在党内高干整风中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给自己上纲上线，戴帽子，泼污水，系统清算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其中重点是中央苏区时期和抗战初期这两段。他承认自己"有经验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国际并与教条宗派有思想上、气味上相投之处，所以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担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迷惑人的口(原稿字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物，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阻碍"。 关于在中央苏区时所犯的错误，周恩来是这样给自己上纲的：为教条宗派肃清道路，造成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心关键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苏区反毛泽东的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一、项英阶段，取消肃反为最高峰；二、稼祥、弼时阶段，苏区党大会为最高峰；三、周恩来阶段，宁都篡军为最高峰；四，博古、洛甫阶段，五中全会为最高峰，篡党篡政篡军的完成。" 关于在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周恩来在检讨中表示："这是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确如毛所说为陈(绍禹，即王明-一作者注)、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第一次结合是经验投降教条，这一次要没有周、彭、项的拥护，教条宗派是建立不起统治的，故名为教条宗派打天下，或开辟天下。" 周恩来还对他之所以屡犯错误的社会家庭原因和个人品质进行了自我解剖。他在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我是个破产的封建世家子弟。这个家庭社会给我的(好虚荣)，包庇，爱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伥琐冲动的劣根性并未很好铲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养，更增加我的党内奴性、软弱性，便成为我以后长时期富有妥协性缺乏原则性的根源，同时又带有破坏性。"周恩来进一步解释道："动摇性是很明显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摇摆，特别是重要关头之转弯拐角时，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现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宁都会议) 。虚荣性表现在爱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处，常常原谅多于责备，同时，也养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质的毛病。冲动性表现在盲动和破坏纪律上(如武汉时期、洛川会议后，乃至西安最后• 一电) 。软弱性表现在党外之迁就倾向，党内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会前后、博古李德时代)。"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当时党内过火斗争的气氛下，对自己的反省、检讨乃至谴责，用语是很重的，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不过，他仍然对自己作了某种辩护。他这样说道：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在二十多年党的生活中，党的基本立场(即是说为党好)并未失去，而且也有许多锻炼，若干改正，如顽强性也渐渐生长，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因此摇摆不定并未发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发展到阴谋诡计；爱面子注意表面也未发展到说谎话做口(原稿字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的事情；盲动还没发展到不顾一切地蛮干，破坏纪律没走到分裂和小组织行动；党外迁就还没有失去最后界限，党内畏首畏尾乜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没有原则。因之，我的品质上基本特点是调和性与缺乏原则性。 这场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对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和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展开的清算斗争，后来终于在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而不得不收场了。这和延安整风运动出现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有关。 还在周恩来返回延安之前，根据毛泽东"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的部署，延安整风运动转入了肃清内奸、审查干部的阶段。这项工作由毛亲自挂帅的中央总党委负责领导，当时担任总党委副王任，同时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具体主持其事。 康生曾经追随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里长期共事，关系本来很密切，但后来对王明反戈一击，并且力排众议，一手撮合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而深得毛的信任和重用。康生看出毛泽东想在政治上彻底斗垮王明，于是有意夸大敌情，加罪于王明，甚至把周恩来也捎带上。他公开散布说，延安存在一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专门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来破坏党，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等都是其中的成员，这些人对新四军的失败和国民党特务大批渗入到延安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接下来，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风审干大权，在延安各机关单位、学校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区，仅仅在几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被诬指为"红旗党"(即打着红旗的假共产党)，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就连毛泽东后来十分信任的何尘施，当时仅因在中央统战部作为王明的副手，同时有过留苏的经历，也被关押批斗，妻子被迫跳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时间，整个延安地区"特务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毛泽东，对这种状况表示忧虑，并提出忠告，说："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它过去的领导人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出于个人友谊，我不得下对您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让我担忧""季氏接着表示："我认为，现在进行的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提倡的民族战线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们因此而把党引向分裂，像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开除出党，而应该保留他们，并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 在对毛泽东婉言规劝的同时，季米特洛夫对在康生主持下搞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说："我也觉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怀疑。那些像清除党内敌对份子和团结党的各种正确措施，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只能煽动相互间的怀疑，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助敌人瓦解党。" 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劝告当然不以为然，心里很不痛快，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共产国际虽然已经解散，但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权威和影响依然存在。加之眼下中共在诸多方面仍有求于莫斯科，因此绝不能把关系搞僵。况且季氏毕竟曾经有恩于毛--正是由于他的表态，才迫使对共产国际惟命是从的王明放弃了与毛展开的那场中共领袖的争夺战，毛才最终得以在党内独占鳌头。凡此种种，都令毛不得不认真考虑"远方"的态度，而对周恩来乃至王明的清算斗争适可而止。 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此刻也乐得顺水推舟，趁势收兵。因为在他看来，重点在党内领导层中开展的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既斗垮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又整服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最终奠定了他本人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毛不仅在组织上大权独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双料主席，而且在思想上也被定于一尊。由刘少奇提议，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同，写入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党章，从而在中共党史上正式开启了"毛泽东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延安整风运动确实可以而且应该凯旋收兵了。 延安整风运动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重要关节，对周恩来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遵义会议后，周开始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还只是"半条心"的话，那么通过延安整风，他从此洗心革面，开始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这固然是因为当时拥毛已在中共党内成为大势所趋，而且成为党章中对每个党员的要求，同时也是深感今是而昨非的周在比较了曾共过事的几位中共领袖的长短之后，对毛的领导心悦诚服的认定。 这以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毛泽东完全取代了以往共产国际的神圣地位，成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与此同时，周也为他自己选定了历史角色，内心深处以中国历史上辅佐雄主成就大业的张良、诸葛亮自勉，甘愿在毛的麾下充当助手，辅佐毛成就革命大业，实现推翻三座大山，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理想。 在以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毛、周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政治合作的关系，直到周恩来生命的终结。周始终恪守自己的这种历史角色，以君臣之道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尽忠守分，克尽厥职，从不作非分之想。无论是当他无端受到毛的捕总和整治，还是在毛陷入幻想，将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之时，周总是隐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即使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毛的错误时，也总是处处维护毛，唯恐有损"天皇圣明"的形象，乃至身后留下"逢君之恶"的骂名。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行事作为，固然是和他个人深自痛悔曾在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因而不想一误再误有关，但是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君为臣纲"这一皇权专制主义的老根来，实在是又粗又深，斩而不断，借尸还魂，继续在现代政治人物的身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主宰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便是思想激进、标榜同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党人最终也下能逃脱这种历史的宿命。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捉弄人的。周恩来这种一误不可再误的心态导致他晚年陷入更大的误区之中。当国家和民族由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空前灾难的时候，周既想努力保持忠于毛的"革命晚节"，又不忍心对国家的乱局坐视不管，于是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小心翼翼地在政治上走钢丝。应该说，周氏晚年的政治技巧不能说不圆熟，表演也不能说不成功，否则也就不会在他死后北京有百万人上街哭送灵车的一幕了。然而，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周恩来左支右绌，心力交瘁，却仍然得不到毛的欢心，而他本人也难逃良心上的审判，最后背负著沉重的十字架，抑郁而终。 这正是本书所要展开的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