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EQ《一》 情商EQ《一》 　　 　　 我认识一位香港来的母亲，每次她来New Haven看女儿，总要光顾一下我的小店。她说她有一对儿女，他们的智商IQ和情商EQ都很好，儿子的情商EQ突出，现在做律师，女儿的智商IQ突出,现在Yale读数学博士。这位母亲用IQ和EQ衡量孩子，开始还给我搞蒙了，智商IQ我懂，可情商EQ可是个新名词。又经过几天咨询搜索，一下想明白了，情商EQ不就是会交际有人格吗。回忆我自己，生长于乱世，这辈子智商IQ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看样子与教授科学家永远无缘了，可情商EQ倒叫我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做过一笔可以写进教科书的房地产买卖，现在看来完全靠得是情商EQ。 　　 　　 我出差旅行有个习惯，就是十分留意身旁的旅客，特别是在火车的包厢和轮船的头等舱里与旅客交谈，有时会得到教科书里学不到的知识和难得的人生指点。一九九一年我乘船从四川涪陵去武汉，同舱住的是山东阿胶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我夸老总真能干，把一个乡镇企业搞成了上市公司，问他是怎么控制技术的，我怎么就干不成呢？他说他和太太一个控制技术，一个管设备。看样子我们俩差距太大，有点话不投机，这时我注意到舱外甲板上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那个中年人正手扶栏杆眺望着三峡两岸奇峰美景，我走过去与他并排站着，从手上的金劳钻戒看像是港台一带人士。我猜对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十岁时去的台湾，一开始当小伙计，挣点儿钱后，就买股票和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移师加州。他说他每年要花六个月时间在世界各地旅游，主要是看房地产行情。我问像我这样没有钱的怎么做？他说挣了钱就做，都是一点点做大的。他又说，小伙子，我看你很聪明，下次我再见你，怎么说手上应该有五百万吧！我说可能吗，他说就是，干吧！大陆还是一片空白。此时他说得无心，可我听得有意。 　　 　　 那时北京人几乎没有投资买房的概念，而且八九年的动乱又造成了中国经济崩溃的假象，没有房的等着单位分房，有房的多把钱存入银行，先富起来的那批个体户大多是吃喝玩乐抖富，郊区开发的商品房也都是机构购买。北京人还有一个特点，离城稍微远一点就不挪窝，三环路以外更没人去了。同样一套商品房城区和郊区差价在两到三倍以上，即使这样郊区开发商大多负债累累。我在《北京晚报》上留心到一条广告：城里买一套两居室，到大兴可买两到三套两居室。这条广告在北京连续打了半年，据说这条广告不仅救活了大兴房商，而且后来给大兴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我研判大兴地理格局后，决定小试牛刀。我给在西安的母亲打电话，说我看好了大兴的房子，你们愿不愿意过来住，唯一不好就是名声不好听。母亲很有眼光，文革乱世中她提示我自学英语，这次她听了电话后毫不犹豫地说，买了就过来住。 　　 　　 那几年折腾我已经有五万块钱了，我带上钱开始看房了。第一次去新源西里小区还是一片工地，只能看看平面图，我选景靠中又金三银四铜二，我看好一个三层两居室，每平米八百元，各种费用加起来是八万两千元，预付百分之五十，余款进住时再付。我对售房大姐说能不能再优惠点，我们工薪阶层存点钱不容易。那时的售房大姐都是村姑，十分朴实，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买房人又欢迎又惊喜，而且说话直来直去，现在的行情看涨不看落，广告在北京已经打了半年了，房子每天都卖出一两个。我说，现在已是十二月底了，我这边再收点款子上来，您那边再跟领导合计合计，新年过后我马上过来买。 　　 　　 这事儿不能太张扬，又没有敲死，我回到家里有些心神不定，看气势凭感觉总觉得情况有变。好不容易等到新年后上班，我到大兴一看，八万二的房子变成了八万七，看来我的担忧是对的。售房大姐解释说，上次价格搞错了，是最早的一批房价，第二次调整忘记了变更。我想也是，怎么别的房子都是九万多，就是这个房子八万多。我说，大姐，我们做买卖可不兴这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谈好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不能想变就变。大姐坚持说，那是我们年前谈的价，您没买，过了年变新价也不能说不对。我有点气，但一想给父母买房这事还得忍着。我说，这样子吧，跟领导说说，就加两千吧，领导同意了。其实这时我忘了，情商EQ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注重个人情感交流，这时我应该说请领导和大姐出去吃顿午饭，也许两千块钱都省了，不过我当大爷当惯了，想不到这些。 　　 　　 北京这边敲定以后，我同在西安的母亲商量，下一步是落实余款，我自己也努力，让几个妹妹每人拿一部分钱出来。关于房子，你们有永久的居住权，产权归我就行了，母亲说没问题，几个妹妹也同情达礼，都说，哥，下一步你就别操心了。实际上就产权问题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争议，我觉得兄弟姐妹之间把这个问题谈得越早越好，我坚持父母有永久的居住权，父母是这个房子的最大受益者，买房所借的钱我和父母一定还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两年之后，大妹妹回国探亲带回六千美金，这些问题全部都顺利解决了。 　　 　　 四个月后可以进住了，我去交余款时，发现房价已上涨到一千二百元一平米了，我问售房大姐，还有没有便宜的房子？她说，别做梦了，下辈子吧。 　　 　　 父母高高兴兴到了北京，在妹妹的安排下顺顺当当地搬进了新居。父母进住后我才发现这是个高质量高素质的小区，除了搬迁户外，几乎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佼佼者，很多是孝子，为父母亲买的房，这里的人和谐极了。开发商在设计小区时没有想到设计车库，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有钱人进来。每到过节周末，小区马路上停着不少不常见到的名车，多是子女看望父母来的。这里再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父亲可以敞着怀跟人聊天了，很可惜，我当时没有体会到父亲的这种开怀的心境。 　　 　　 父亲在安度晚年之余，看着我每天骑着个摩托车，开始为我担忧起来。一天他指点津谜地对我说，咱们的邻居是靠办电子琴班发家的，北京的电子琴学校都是他办的。我当时不屑一顾，办学校能发财？其实就差这么一步，把我发明的计算机英语教学系统直接用于开班教学，必然前途无量。十年后当我看到北京新东方托福高收费高产出，把成千上万个华夏优秀学子送到国外，令美国考试界惊讶的时候；当我听说新东方的老师月挣二至八万人民币的时候；当我看到英语教学的产值可以同任何一个IT项目相媲美的时候；才体会到父亲的话一句顶万金的意义，不过良辰已过。 　　 　　 到了一九九五年，情商EQ又让我抓住了一次机会，用这套房子顶掉地安门帽儿胡同三十九号四合院，很可惜，只顶了半个，如果当时再有五十万的话，把整个院子捣腾下来，现在响当当地值一千万了。（未完） 　　 　　 02/03/07 情商EQ《二》 情商EQ《二》 　　 　　 父亲病了，病在情商EQ上，情商EQ重要的一条是要经得起人生的挫折和失败。听母亲说，父亲十六岁时在内蒙代表八路军骑战马独自去收编地方武装，获“英勇战士”称号，奖励府绸衬衣一件。一九四二年，他十九岁时，在延安获“学习生产模范”称号，受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奖励边币四千元。这些都是当年千千万万个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可望不可得的。人生到了晚年，如果晚年的景况与年青时的理想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是很难做到自我解脱的。父亲住进了大兴小区后再也不想离开了，把它当作难得的世外桃源，人生的最后避风港，到后来空军为他在北京解决了住房，由他来挑选，他也没有去住过一天。人一生的情怀与奉献怎能用一个房子来了结。 　　 　　 一九九三年大兴的房价还在飞涨，已经涨到两千三百一平米了。这时我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跟潘雅商量再买上两个大型三居室中间打通，一是咱们投资，二是让父母住得更气派一点，潘雅同意了,拿出十万作为定金。到了年底我的计算机项目合作伙伴开始赖帐不分我钱了，我对潘雅说我没有能力再吃掉这两个房子了，要不然咱们作为楼花炒掉。这时的房价已经涨到两千八百一平米了，我找到在大兴认识的朋友帮我找下家，按两千六百五出手。这个朋友看我很实在,不会赖帐，很快就找到急着买房的下家，是一个合资公司的经理，在我父亲家里，他当场拿出十五万现金，这个事就算了了。父亲还想过来看热闹，我说，爸，你别过来，你要过来他们就不敢做事了。 　　 　　 一九九四年，中国人怕四字，我也怕。一个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把我抛入人生的低谷，而且是一浪接着一浪，砸得我翻不过身来。先是研制开发的技术伙伴不再继续研制了，我说你们这样做先是拿了我的膛，更重要的是让出了一条金光大道，十多年后这些人个个不能说生不逢时，可以说怀才不遇了。接着合作的生产厂家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开始甩开我单干了，不过我没有上门求过情。顿时我由一个人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开始成了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了，有的人开始了趁人之危。这些我看在眼里苦在心里，怎么都里里外外都错，错，错呢。有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她的身边，给了我两千美金，说是再没有钱给我了，我说，妈，别这样，要跨先是自己垮。 　　 　　 我找到小学同学魏小湘，她父亲是位将军，她说她的丈夫钟安会做股票，如果我有钱跟他一块做算了。钟安要给我上课，讲授股票基本知识，我说红军出了这么多个将军，哪个是军校毕业的，带上五万块，开户，做股票。当时沪股520点，深股145点，钟安的股票是七百点买进的，到那时已经被深度套牢。我买些股票试试，有赔有赚，我开始暗暗地学习了。那时沪深股市每天都在疲软阴跌下滑，钟安在沪市四百点的时候，实在按奈不住赔钱的煎熬，清仓回家了。当沪市下降到323点，深市下降到104点，这时股票大厅门可落雀了，低位下跌的股票每天像重锤一样敲打着每个股民的心。这时我看到一位出租车司机哭着清仓走出了大厅，我追上去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来时带了十八万，现在就剩两万了。中午闭市的时候进来了一位电视台摄影记者，愤怒的股民要冲上去砸掉他手中的摄像机。下午一点开市后，四大利好消息突然出台，股票像脱了缰的野马迅速上涨，拉出一道道巨额长虹。我有幸看到了这奇峰美景，立刻领悟到，人生不就是股市吗，有低才有高吗，谁又能保证你一生只高不低呢。笑起来，再战一次明天的辉煌。 　　 　　 与此同时，由于北京郊区一个个生活小区的开发成功，牵动着北京居民的搬迁之心。当他们看到这一个个新建的小区被鲜花绿草覆盖，有独立的厕所洗澡设备时再也不想住那些世世代代居住过的土房了。大部分人等着拆迁分房，有的小换大，有的干脆想出售私房了。历史又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通过汪汉柏认识了张雪明，张雪明当时开了个公司专门从事蓄电瓶技术转让。实际上他得到的胶体蓄电瓶技术是个假冒技术，根本不能应用，他通过各种关系，拿到了国家科委的技术推广认证。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一批各种层次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值得细心琢磨。张雪明好面子，讲排场，喜欢用他的亲姨是李淑娴打牌，李淑娴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有一年，张雪明在兆龙饭店过生日我还真见过李淑娴一次。 　　 　　 一九九五年的一天，曾在张雪明公司工作过的一个叫张玲的职员给我打电话，说她父亲决定要卖掉帽儿胡同39号祖产，前几年已经卖掉了北房和东房，这次要卖掉南房。其实张雪明本身就是个房虫子，我还帮他八十万买下一个门脸四合院。这次张玲把信息直接透给了我而没有给张雪明，看样子是看上了我的实在和本分。因为前几年她父亲卖北房，买房的那个老李简直是个混球，付了一半钱搬进去后就不认帐了，到现在官司还没打完。我去看了39号的南房，地理位置很好，可以改成一个小饭馆。 　　 　　 在张玲的安排下，我开始和张玲全家人接触，先后见到了她的父母亲，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这家原是个殷实人家，三代单传，父亲娶的是苏州小姐，中国多年的动乱并没有给这家人造成太大的伤害，全家人一直完完整整地住着自己的小院，这种情况在北京很少见，问题是出现在家庭内部。先是父母在文革时离了婚，据说母亲当年表现比较进步，想与父亲划清界限，这些都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关键是有个从小娇生惯养横行霸道窝里横的弟弟张琦。张琦长大后从来不把家里的亲人放在眼里，几个姐姐出嫁后想回来住一天都不行，母亲一直随着几个姐姐在外面轮流过。最近几年张琦又跟一直单身的父亲闹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先是把老父赶出北房自己结婚住，后来又赶出小院，年老的父亲没有办法搬到了工厂集体宿舍。 　　 　　 老父见了我可能一下想起了他的儿子，握着我的手哭了起来，连声说，造孽啊，造孽啊，我是个败家子，我是个败家子。这时我的心像刀绞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绝情的父子关系。因为是家丑，我不好问得太仔细，但我搞清楚了卖房是全家大多数人的意见，趁人之危的事我从来不做。女儿们想帮父亲把南房卖掉，然后在郊区为老父买一套养老房。我说正好我在大兴有一套两居室，环境极好，你们先去看看，但不能惊动我的父母，他们都在生病，回来以后给我一个价码。她们很快就回了话，很好，这套两居室她们作价十七万，再加八万现金就行。我说你们还得等一段时间，我先把我父母的事安排好。 　　 　　 我父母虽是老干部，年青时走南闯北，飒爽英姿，但在情商EQ上是弱者，特别是在自己有了病以后。他们太迷恋那个世外桃源了，有了病也不想出来看，可能是怕被熟人撞到，回想起他们当年的英姿而遭嘲笑。我先安排母亲住进了友谊医院动了胆结石手术，接着跑父亲在北京的医疗关系。空军看我父亲病得很厉害，同意解决在北京的医疗关系，但仍没有解决住房的打算。我利用答谢的机会，精心策划了一场饭局，把空军老干办主任，南苑干休所所长和西安干休所所长请到潘雅开的大学生酒家，我暗示潘雅配合，我先陪他们慢吃慢喝，最后潘雅突然出现，提出一人陪喝三杯，那天潘雅把他们灌得服服帖帖，连说想不到空军老干部孩子中还有这么一对能干的兄妹。南苑干休所所长当场表示南苑正在盖房子，他们同意接受，这时我感到一切大局已定，剩下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我同张家开始了正式买卖手续，我们通过关系走的是私房交换，这样省去了一大笔交易税，我卖掉所有股票作为现金补上差价，我唯一的要求是要等我父亲住到最后自己不能住的时候为止，到此为止双方都同情达礼。 　　 　　 父亲终于离开了他那十分眷恋的小区，长期住进了医院。很可惜，他看不到今天了，他看不到当年骑着摩托车为他跑房子跑医院的儿子快成了专业作家了，看不到他的孙子已长大成人在美国学习全优快成栋梁了。还好母亲看到了这一切，她常捧着我的文章说，活到今天，知足了，知足了。我还是一句老话，这房子所收的房租都给母亲和日夜照顾父母的几个妹妹，我只要名分就行了。再有，把这件事一字一句写进书里，告诉世人为父母投资同为孩子投资一样都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投资。 　　 　　 02/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