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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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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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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
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
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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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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