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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抵御日本侵略进行备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从那时起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苏联和美国是先后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并进行合作的主要国家。本文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这段历史，并着重探讨两方面问题：第一，中国与上述三国进行合作的背景及国民政府在寻求外国援助时主要的军事、外交和内政考虑；第二，这三个国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过程、规模及其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本文在结论部分，对中德、中苏、中美三种不同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比较。
一、德国顾问与德国军火输华
1937年夏季抗日战争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其中最精锐的“示范军”装备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中日开战后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大约有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指挥，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将这一仗直呼为“德国战争”（TheGermanWar）。 考虑到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历史的缘由。
中德之间的交往始于清王朝末年。那时，德国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一，中德关系的基础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在中德关系的早期发展中，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舰船和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民国初年，德国占据着中国军火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德两国间的军火贸易得到迅速恢复，到20年代中期，德国再次占据了军火输华排行榜的首位。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为中德之间开展军事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早在１年以前，当蒋密谋反苏反共政策时，他就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物色适当的德国人选，以便日后与苏联决裂之时让德国人取代苏联军事顾问。 蒋之所以青睐于德国人，直接原因是他认为德国军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可作为改造中国军队的借鉴；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德国人的好感与钦佩。青年时代，蒋即认为中国应向德国学习，主张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作为指导中国实现统一的原则。后来，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口号：“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现实的需要加之由来已久的精神崇拜，使蒋介石坚定了联德的决心。1927年底，蒋在上海与朱家骅推荐的德军退役上校鲍尔会面，进行了为时一周的长谈。鲍尔就中国的军队建设和经济复兴提出不少建议，得到了蒋的赏识。
1928年，组织德国顾问团的计划付诸实施。3月，南京政府派出以陈仪为首的代表团由鲍尔陪同赴德考察。代表团有两项任务，一是吸引德国大企业和财团加入中国的复兴工作，二是聘请德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来华服务。这个代表团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从德国订购大批军火。当年11月，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值得注意的是，来华服务的德国人均以私人身份直接受聘于蒋介石，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按照《凡尔赛和约》有关规定，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国军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但不管怎么说，南京政府与德国方面的军事经济合作由此开始。
鲍尔理所当然地成为在华德国顾问团的第一任团长，在军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议、初步组建起一支教导队外，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打内战。1929年5月，鲍尔因在内战前线染上天花去世。从1930年5月至1934年5月，佛采尔受聘任德国顾问团团长。在华4年期间，佛采尔除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和“围剿”红军之外，也参与了中国军队两次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即1932年初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初热河的长城抗战。佛采尔任内，在华德国顾问团的活动开始得到德国官方的重视和支持。继佛采尔之后来华出任总顾问的是在德国享有“国防军之父”美誉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蒋介石对他倍加推崇和信赖，委之以极大的权力，甚至规定当他本人不在时塞克特具有代表他发布命令的全权。在短暂的10个月任期内，塞克特集中精力于加强中国的国防能力。应蒋介石的要求，塞克特还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这条被称为“东方兴登堡防线”的工事是中国抗日国防的一项重要工程。1935年3月，塞克特因健康原因离华，他的助手法肯豪森将军接替他的职务，成为最后一任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一直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态度。他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列强没有联合或单独干涉日本侵华的可能，中国必须倾全力自卫。他主张，当中国军事力量尚不足以进行现代化战争时，可考虑“用持久战抗敌”，同时应将四川省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在整军备战方面，法肯豪森继续其前任确定的三项主要工作：训练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加强长江一线的布防和加快中国国防工业建设。
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1934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政府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多用于内战，只是为装备德式“示范军”订购了少量重型武器。由于中方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后一阶段，双方改为实行易货贸易，这使得中国得以向德国订购大批军火，以弥补国内兵工生产的严重不足。1934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条款，中国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物资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农矿产品偿还。由于有了这种易货贸易合同，中方采购额迅速扩大。至1935年底，南京政府在德国订购的军火物资总价值已超过1亿马克。 从订货的种类来看，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等数量明显增加，这些武器显然为对日作战所需。同时，为启动塞克特提出的发展中国国防工业的计划和满足对德出口矿产品的需要，中国也增加了工业设备的进口。
1936年4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实际是将先前南京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升级为两国政府间的合同，同时由德国政府向中国南京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对国民政府来说，政府间的新合同无疑比同私人签订的老合同更有利，特别是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来看；但对德国政府来说，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涉政治立场。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中国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中国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中国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力量，并促使纳粹政府从后台走到前台。1937年6月，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赴德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人员等事项，德国政府再次肯定了易货贸易的原则，并表示愿调遣军事和技术人员来华服务。这次访问的结果表明，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德之间仍保持着友好关系。
1936年和1937年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据有关报告，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3.89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1.4亿马克，截至1937年10月，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为5000万马克。随后在11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300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12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在内的共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来华。如此看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1.44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这对加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们是忠于职守的，但德国顾问团经10年努力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就丧失了。1937年7月5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以总顾问的名义向中方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同中方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政府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8月13日，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87、88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调教的精锐部队。“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3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11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中国军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100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南京失守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此后他们实际上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
中日战争迅速升级并趋于旷日持久，意味着德国顾问团在华使命的终结。虽然在战争初起时德国宣布中立，并向中方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德国的中立实际已难以维持，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冲突。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3月，德国单方面决定中止已实施多年的中国军事学员赴德训练的合作项目。4月，戈林下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德国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6月下旬，为迫使顾问们尽快离华，德方发出极其严厉的训令：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随后，德方以中国未能如期允准全体德国顾问离华为由先行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此后再未派出驻华大使。7月5日，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返德。自1938年起，国民政府为挽回中德关系所作的外交努力几乎无一奏效，唯一的例外是德方又放行了一批军火。当年7月，经过中方有关人员和德国厂商的多次游说，德国政府最后默许将禁运前中方订购而应于７月交货的军火转交芬兰公司启运。在维持了几年冷淡的关系之后，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宣布与之断交。
二、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1938年6月，在德国军事顾问即将从中国撤出的时候，27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抵达中国，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扩张。
苏联军事顾问第一次来华服务是在中国大革命时期。1923年至1924年期间，苏联在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同时，又与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1927年，苏联对华关系遭到双重挫折：4月，蒋介石在北伐中途公开实行反苏反共政策，致使苏联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强行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引起苏联政府的严重抗议并撤回驻华代表。1929年7月，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发生冲突，双方关系完全断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几年的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依然存在，这就使得中苏关系的调整举步维艰。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两国是否需要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5月，中苏两国开始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进行磋商，但不久便因苏联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等问题而搁置，南京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没有意义。1935年后，面对日本向华北的不断扩张，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整对苏政策，实行“联苏御日”的方针。为此，蒋介石陆续派人向苏方试探，希望两国越过互不侵犯条约，直接签订互助条约。
但是，苏联政府坚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表示愿意在签订这一条约之后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苏联人担心，签订互助条约很可能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而南京政府正想把抗日重担转嫁到苏联身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别无选择，中苏两国终于在1937年8月21日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尽管蒋介石一再表示，他反对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联军事援助挂钩，但事实上，正是这个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援助中国。苏联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中国的有效抵抗来拖住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
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夕，国民政府就向苏联发出了援助请求。《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国民政府立即派出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外称“考察苏联实业团”）赴苏寻求援助。蒋介石给杨杰布置的任务是：促进苏联参战，也即是促成中苏互助协定，最低希望为“俾苏方源源接济我军用品”。对于中方援助军火的要求，苏联迅速作出反应。据《杨杰日记》所载：苏方“对于所需各物，尽量一次给与，且开价极低，一切愿望中国胜利之热诚处处表现”。苏联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等物资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间陆续运到中国，主要有军用飞机297架、各式火炮290门、坦克82辆、汽车400辆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枪枝弹药，总值为485574436美元。仅此第一批，苏联提供的飞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过了德国，其中一些是苏联所能提供的最好装备。
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援华军火的绝大部分是利用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支付的。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共有三笔，总计为2.5亿美元，中方前后共分9次动用。其中，第一、第二笔借款总计1亿美元，分5批动用，至1939年9月1日全部用完。第三笔信用借款，自1939年9月1日至1924年间，动用4批，总计略超过一半。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联对华第三笔信用借款的使用便告停止。这样，中国实际使用的苏联信用借款约为1.73亿美元。
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了优惠的信用借款，还以大大低于当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向中国提供武器军火。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立法院院长孙科1939年第二次访问苏联归来后，从莫斯科得到了一笔新的1.6亿卢布的贷款，按国际价格，这相当于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的价格折算成美金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这些条件都是由斯大林和蒋介石互通电报商妥的。据统计，截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止，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买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其中轻重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枝，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多发，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军火物资。
向中国派遣空军志愿人员是苏联援华抗日的一个重要行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空军约有作战飞机300架。当年8月中旬淞沪抗战开始后，明显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进行了殊死战斗，至11月底中国空军仅存作战飞机30架左右，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在国民政府发出紧急求援后，苏联政府迅速从苏联空军中调拨出飞机交中国使用。第一批飞机于10月22日飞抵中国，随同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是一个歼击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共计254人。
苏联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后立即担负起两项任务：一是直接参加对日空战和轰炸，二是培训中国飞行员和航空技师，重建中国空军。12月初，在南京保卫战关键时刻，苏联空军志愿队投入战斗。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上海、南京、武汉、兰州、西安、重庆、成都等地多次执行空中作战任务，并奇袭台北，给日本空军、海军及地面部队以重大打击。据国民政府当时的统计，从1937年8月至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日机1049架。另据台湾学者统计，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参加过25次战役，击落日机100余架，炸沉日军舰船70余艘。从1937年秋季至1939年夏季，先后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包括航空技师）有700多人，他们当中有200多人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生命。与此同时，苏联教官还为中国培训了1000多名飞行员和80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1939年夏季，欧洲形势日趋紧张，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分批回国。此后，只留下少数苏联空军顾问和教官在兰州、伊宁等地继续从事对中国空军人员的培训工作。
随着苏联援华规模的不断扩大，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的请求，苏联又向中国派遣了高级别的军事顾问。抗战期间，苏联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前后共四任，最初由1937年11月来华的苏联使馆武官德拉特文兼任，此后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隶属于最高统帅部，在总顾问之下建立了覆盖国民政府军队各战区、各兵种的顾问机构。派遣来华的军事顾问都是苏军中比较优秀的军官，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素养和较丰富的作战经验。根据苏方史料，至1939年10月在华军事顾问已达80人，至1941年初更增加到140人。从1937年至1942年间，先后来华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有300多人，而苏联军事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加上志愿飞行员等，总数大约有5000人。经由苏联顾问和教官培训的中国军校学员大约有9万人。
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主要是两大项，训练国民政府军队和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空军、炮兵与坦克兵等技术兵种中，苏联顾问和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1938年至1941年间，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了中国正面战场几次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制订，但苏联顾问的建议很少被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完全接受。唯一的例外是紧接反攻宜昌展开的第二次长沙会战。这一次中国军事当局完全接受了苏联顾问制订的作战方案，使日军遭到重创，被迫北撤，暂时放弃了南进的企图。
苏联在援华过程中谨慎地避免触及中国内政中的敏感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将全部援助都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援华初期，苏联曾考虑赠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一些武器。但蒋介石对此极其敏感，他曾几次致电在莫斯科的杨杰和孙科，要求他们对任何“以俄货直接由俄接济共党之说”，必须“严词拒绝，切勿赞同”。对这个问题，斯大林的态度也十分现实。在崔可夫来华前夕，斯大林曾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照理，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是向一个与我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则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由于有苏联的援助加上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斯大林的战略是让中国拖住日本以避免日苏战争，而蒋介石对苏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苏联参战。为此，国民政府作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蒋介石本人也曾两次急迫地请求苏联出兵。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至11月间。当时，上海的战事正处在僵持之中，而九国公约组织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中日冲突。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驻苏大使蒋廷黻询问苏联的参会方针，他十分关心的问题是“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间”。11月11日，斯大林接见杨杰、张冲，就中方请求苏联参战问题作出郑重答复：“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两周以后，蒋介石又亲自致电斯大林，呼吁苏联“在当前关键时刻”出兵，“给中国以生存的帮助”，“挽救东亚危局”。自然，这一呼吁毫无作用。第二次是在1938年夏秋之交。当年７月，苏日军队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一带发生冲突。8月，中日军队在武汉地区展开大会战。此时，蒋介石再次向苏联提出缔结互助条约的问题，希望促使苏联尽快出兵。9月中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答复说，只有出现以下三种情况苏联才能参加对日作战：（1）如果日本进攻苏联；（2）如果英国或美国参战反对日本；（3）如果国际联盟责成太平洋地区各国参战反对日本。这实际是明确拒绝了蒋的要求。
1941年，多方面原因促使中苏关系迅速趋于冷淡。1月，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围歼中共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这使得苏联不得不出面干预，并以停止援助来向蒋介石施压。4月13日，在看清日本已无意北进之后，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此后，苏联已无暇东顾。1942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奉召回国，这可以看做是苏联援华抗日政策告一段落的标志。此时，中美已经结盟，蒋介石也不再打算继续邀请苏联顾问来华。事实上，仍有一些苏联顾问和专家留在中国，直至1944年5月由于新疆问题引起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才将他们全部召回。苏德战争结束后，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三、中美结盟与美国租借物资援华
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并与美国正式结为同盟。中美结盟似乎再次印证了长久以来的一种说法，即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原本是两个相当疏远的国家，长期以来它们各自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如果不是日本疯狂的扩张和侵略的推动，它们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中日争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种任随事态发展的不介入、不干预政策，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以避免冲突。美国袖手旁观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它在中国并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一点。1933年5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5年5月，中美两国财政部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美国还参与了中国航空业的起步，这是与中国国防建设有关的唯一方面。1932年美国空军上校裘约特率领顾问团来华，协助中国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从1933年至1937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飞机供应者。在抗战爆发后的头半年里，仍有279架美制飞机运抵中国，此后才急剧减少。尽管美国在帮助中国发展航空业时谨慎而低调，但它毕竟在中国空军的萌芽阶段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蒋介石的设想是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九国公约会议和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才认真考虑制订战时外交政策的问题。1938年，经过一番讨论，国民政府最终确定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6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以下几点：（一）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二）对苏俄应与之联络；（三）对德应不即不离。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计有四项内容：（一）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二）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三）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美英之间已以争取美国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中美接近的过程由此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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