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传说 马悲鸣 【按】2006年回国见一牵扯六四的老朋友，嘱我不要再跟民运过不去了。我也当面答应，故两年多来，我基本没再写与六四有关的文章。如今六四二十周年将届，我本无意重操旧业，不料刚从网上看到王超华的挑战(附录于后)。现在「自由中国」和「独立评论」这些民运严控的论坛都已经永久封了我的网名，使我无法自辩，而我又实在懒得提笔；不得已，只好在六四二十周年到来之际，把旧文次第重贴以享后来者并回应王超华的挑战。 马悲鸣 再拜 20090312 ～～～～～～～～～～～～～～～～～～～～～～～～～～～～～～～～～～ 中共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美国时最突出的一句话是说:“作为当事人的人民解放军参谋长，我可以说，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此话引起海外民运和一些美国人士的愤怒指责。美国是自由表达的社会，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说。民运人士则指迟浩田偷换概念，重复袁木当年的谎言。其实袁木当年也不是谎言，天安门广场上确实没有死人，这有当时亲历其境者刘晓波和周舵在电视上的作证。后来侯德建也在电影《天安门》里作证并无此事。 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就是指那0.4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没有死人，而在东西长安街两端和前门外突防时打死了人，袁木当时就承认有两百多，并没有否认。考虑当时精确统计上的困难，这个数字后来多少有点增加，大约能有三百人上下。丁子霖搜寻到的死难者最新名单是一百五十五人，袁木当时承认的数字比后来丁子霖找到的还多。而如果把丁子霖寻找的数字加倍，也正好在三百人上下。 大军突防，误伤无辜，在所难免。况且扩音器一直在不间断地播送警告。我看不出迟浩田或者袁木在「六四」死亡事件上说的“打死了两百多人”和“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这两点有什么偷换概念。倒是指责迟浩田偷换概念者自己不懂什么叫“偷换概念”。 柴玲在录音带里说:“他们真杀呀。他们向长安街两边的居民区发射火箭炮呀！”并说她们撤出广场后仍有最后一批坚持不撤的人都被共军集体屠杀在广场上的纪念碑下。这么震撼人心的惨烈事件，现在看来全是丧失理性的胡言乱语，至今也拿不出任何证据。刘晓波、周舵和侯德建的证词，恰好证明了柴玲的瞎说。 退一万步讲，即使将来真找出一两个死于天安门广场内者，那也就是袁木公布的打死两百多人的初步统计不够完全，再多加上一两个，比如由两百九十七、八人增加到二百九十九或三百。 事隔十年，王丹还在说着“成百上千的人被屠杀”这种误差十倍的旧话，故意模糊掉“三百人上下”这个相对更精确的估计数字以便再造声势。这些领袖们口口声声地说：“整个这次血腥镇压中，北京，我想数以万计来说，也丝毫不过分”（吾尔开希语）。还有诸如士兵服用兴奋剂，一边杀人一边狞笑和使用国际法禁用的达姆弹等小说家言。这些都是你们亲眼所到的吗？ 我们应该正面质问王丹等人，你们当时的位置在哪里？如果你们不是全都提前开溜，怎么到现在没有一个广场领袖肯站出来驳斥刘晓波、周舵和侯德建等人的造谣，证明自己在广场上亲眼见证了大屠杀。 在下非常佩服丁子霖女士为收集并公布「六四」死难者名单所下的功夫。但即使她收集到的这155名死难者名单上，也没有死亡地点这一项能证明广场上确实发生了枪击死人事件。袁木和迟浩田在这一点上都没瞎说。 ～～～～～～～～～～～～～～～～～～～～～～～～～～～～～～～～～～ 【王超华挑战书】 关于几篇涉及马悲鸣论点的旧文的说明 今天上传的〈我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立场〉一文，是2001年应当时的《新闻自由导报》之邀而写作，目的是厘清当时颇为流行的若干说法。具体的前因后果，在文章开头已有交待，这里不再重复。 这篇文章，和前些时候上传到这个博客里的〈野营的合法与非法〉、〈抗拒无形的黑名单〉，都包含了反驳马悲鸣或与之商榷的内容。前后十年时间里，我对他提出的命题进行了多次公开而严肃的分析辩驳，但他从来没有正面答复过。 去年在自由中国论坛，他不断将十几年前的旧文反复张贴，对我公开叫阵，却绝口不提我已经在这几篇文章中讨论过的他的若干关键性谬误。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到处反复重贴以往的陈词滥调时，他也不断重复宣称要就王丹柴玲等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进行审判；要丁子霖教授向这些学生讨还儿子的血债，却又同时要追究丁子霖教授的什么责任；而且到处声张他的“中共万恶，六四独善”的荒谬逻辑。 马悲鸣那种惯于以偏概全，将八九民运中某些个别现象孤立出来危d推向极端，借以大肆攻击个别人的论辩方法，绝不是真正尊重史实的进路，完全谈不上致力于探讨了解历史，更谈不上为社会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追求公平和正义。讨论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这样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绝不能使用美国律师法庭辩护的那一套，只在挑对方的毛病（包括语病）上卖弄聪明。即使说要坚持对事不对人，对观点立场不对人，我们也必须承认，马悲鸣谈论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方式，只会混淆是非，把水搅浑。 这些旧文章收集在这里，至少有立此存照之用。 2008 --12 --03 发贴者王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