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最终确定“清华简”的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即战国中期偏晚。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连同少数残断的在内,一共有2388枚,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多片竹简样本进行检测，竹简绝对含水率约为400%。受清华大学委托，中国林业科学院对清华简无字残片和漆绘木笥残部做了树种鉴定，竹简残片鉴定结果为“钢竹”，木笥残部鉴定结果为“枫杨”。各项相关数值从科技层面充分证实了清华简的考古价值。 目前可阅读的仅占三分之一 《保训》选段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新解： “最初的时候的舜，也是个按旧习俗劳作的普通人。虽然他的出身是历丘种地的农民，但是他与一般的农民不一样的地方是热爱思想追求真理之智，频繁的社会和自然灾难让他产生了揭示社会自然运动的规律性的强大愿望，所以他勇于探索真理真知以期保障自己的实践成功。 如果我们从他的人生信念的角度来看他的志向和愿望，那么舜的愿望是和平民大众的愿望没有不同的，他也和万民一样渴望着无灾无难人生幸福；如果我们从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的角度来看舜的理性和智慧，那么舜和其他的所有人就都有了区别不同，他的真见和德行就象大旗一样显明于四面八方。 舜能因事物运动而索其理，能见现象而明本质，因此他的自然实践和社会实践，才会顺利成功。 舜的德首先表现在他对道智的承传方面，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有功劳；舜的德其次表现在他对道智的实践方面，他用自己的人生实践证明自己的认识和言论的真实性和利益性。他的一生是鞠躬尽瘁的一生，他对社会的贡献是全面的伟大的。 所以他才因此得到帝尧的至高的赏识，被选择而为成天下的治权的继承者。” =========== 李学勤先生说“《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下面是目前透露出来的简文，看看还差多少。 李文：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 戊子,自靧。己丑,昧爽……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 赵文： 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 舜亲耕于鬲茅……救(求)中……得中…… 微……托中于河……追中于河　　 ===================== 周文王遗言 　　李学勤　 　　编者按:为海内外学界瞩目的“清华简”整理工作，自去年7月份以来，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有序开展，目前已初见成果。由于“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故本刊自今日起，开辟“解读清华简”专栏，给予关注。欢迎广大读者阅读，同时也期待学者们发表意见。 　　清华大学在2008年7月,经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战国竹简。有关情况,我在2008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刊出的《初识清华简》小文中已经叙述过了。事实上,从7月15日竹简到校时起,清华就组建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这批文物进行清理保护。已经知道,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连同少数残断的在内,一共有2388枚,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由于数量庞大,文字难释,简又经过流散,需要缀合、排比、释读,整理任务无疑是沉重和长期的,何况技术性的保护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目前要全面了解清华简的内容,还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开始清洗竹简时起,在观察间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些还确实是惊人的。这里想介绍给大家的,是我们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 　　《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篇简书完全是《尚书》那种体裁,开头说:“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大家知道,古代能在位五十年的王很少,刚好是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尚书》里的《无逸》记载周公的话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因此,我们看到这第1支简,便猜测是指文王。后来找出后面的简文有“王若曰:发(武王名)”,设想就证实了。 　　篇文没有记出月份,只有日子的干支:“戊子,自靧(即頮或沬字,洗脸)。己丑,昧爽……”。这是文王发布遗言的准备仪式,和《尚书·顾命》所记周成王死前的仪式相似,只是简单一些。 　　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用这两种史事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 　　第一件史事是关于舜的,文王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这段话讲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将事情做好。这使我们想到子思所作《中庸》所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近期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有《说甲骨文中的“阴”和“阳”》论文,论证“殷人已能定方位、辨阴阳,有了阴阳的观念”(见《黄天树古文字论集》),所以文王提到“阴阳”并不奇怪。如果考虑到文王与《周易》的关系,更使我们产生不少联想。 　　第二件史事是关于微的。微即上甲,是商汤的六世祖。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这里讲的是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王亥与上甲都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等学者从《周易》、《山海经》、《纪年》等文献中钩稽出这段久已湮没的史迹:商人的首领王亥曾率牛车到有易地方贸易,有易之君绵臣设下阴谋,将王亥杀害,夺取了牛车。后来王亥之子上甲与河伯联合,战胜有易,诛杀了绵臣。 　　周文王所说微的“假中”,是什么意思还需推敲,但按《保训》,微由此把“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于是汤得有天下。和上面讲的舜一样,“中”的观念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保训》篇反复强调的。 　　大家都熟悉,《论语·尧曰》载尧命舜:“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并云:“舜亦以命禹。”这与《保训》周文王所说有所不同,不过孔子确实重视中道,其孙子思所作《中庸》就引述了孔子有关的话,然后做了专门的发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提高到哲理的高度上来阐述,同时与“和”的观念沟通结合,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如何,《保训》的思想与儒学有共通之处,很值得探索研究。 　　谈到这里,自然难免牵涉到宋儒的“道统”论。朱子撰《中庸章句》,序的开首即讲“道统”,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朱子说的舜授禹之言,见于东晋以下流传的《尚书·大禹谟》,号称“十六字心传”,阎若璩等已经明辨其伪。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相信会引起各方面的兴趣。《保训》简的图片和释文,不久也会公布,供大家研究。 ======================= 《保训》的性质和结构 赵平安 《保训》的体式与古文《尚书·伊训》相似。先时间,次缘由,然后是训教之言。训教之言采用直接引语,《保训》用“若曰”,《伊训》用“曰”。两种方式均见于今古文《尚书》。我们知道,《伊训》是伊尹教导太甲的训辞,属于伪古文。它与《保训》如此相像,不会完全没有依据。若参照《伊训》,《保训》也可以叫做《文王之训》 。它极可能是《尚书》的佚篇。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书》,最早的莫过于周武王,这篇《文王之训》,无疑应踞于《周书》首篇的地位。如此,寥若晨星的文王史料,将因此而获得新的增长。《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各类文体,标题为“训”的仅存一篇,是伪古文。此篇提供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训”的样本。特别是训教本身关涉上古帝王所认同的核心价值,某种程度上有中国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介都不过分。这样的东西,《史记·周本纪》何以没有讯息?想来应是汉代已经亡佚,连太史公都不曾见过的缘故。地不爱宝,今日得见,何其有幸! 　　体会周文王的训辞,能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病重的父王对太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那正反训教的模式,反复叮咛的语气,那种惟恐不及训教的急切心情,反映了文王对太子的忧心和期许。那引经据典的训教方式,特别是对于典故的精心安排,又分明反映出他帝王的胸怀和高超的智慧。整个训辞运用了三个典故,构筑起训辞的基本框架。第一个是“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说从前前夗传宝训,必定把詷传下去。这是文王为自己传宝提供历史依据,提供正当性,显示他是效法先贤所为。詷,《说文》解释说:“共也。《周书》曰:‘在夏后之詷。’”王筠《说文句读》:“詷即同之分别文。”按《尚书·顾命》作“在后之侗”。陆德明《经典释文》:“侗,马本作詷。”陈3《说文引经考证》引王鸣盛云:“夏后之詷,盖谓中国君长之所共尊奉者。”王氏的说法,合乎简文,但不够具体。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参于天地,阖于民心,文武并立,命(名)之曰上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詷”的含义。“詷”与“中”相类,都是古代帝王即大位之前必须掌握的东西，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它们的意义与“詷(同)”、“中”的字面密切相关,又超出字面，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其内涵和外延都会有新的变化。从简文看,它们既是一种无形的理念,又是一种有形的文献。“前夗”二字,是一个词,从语音考虑,可以看做轩辕的借音。轩从干声,辕从袁声,前系字和干系字,袁系字和夗系字都可以间接通用。把“前夗”释为“轩辕”,音理上是有依据的。轩辕乃黄帝的名号。皇甫谧云:黄帝“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据《世本》、《大戴礼记》和《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黄帝为五帝之首。作为古代传说中的第一个帝王,文王训教以黄帝开篇,是非常适宜的。第二个典故是讲舜“救(求)中”和“得中”。“舜亲耕于鬲茅”,“鬲”指“鬲山”,“茅”指“草茅”。郭店简《穷达以时》:“舜耕于鬲山,陶拍于河浦,立而为天子。”上博简《子羔》:“尧之取舜也,从诸草茅之中,与之言礼。”可知鬲茅应指鬲山草茅。当此之时,舜曾惶恐求中,得中之后,“帝尧嘉之,用受厥绪”。第三个典故讲上甲微“ 中于河”,又“追中于河”。　　 　　在郭店简《语丛四》和上博简《容成氏》中作偏旁使用,从石声,可读为托。大意是说,上甲微在和有易氏开战时,曾将“中”寄放在河伯那里,待打败有易氏,形势缓和之后,又从河伯那里将“中”索回,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用受大命”。周文王透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阐明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天子位”的关系。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能践天子位。鼓励太子发钦敬勿淫,像舜一样求中,像上甲微一样保中,能“祗备不懈”,坚守“中”的精神,最终继承大位。这些都是正面训导。末了告诫说:“不足,惟宿不羕。”“宿”通“速”,《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无宿诺”就是“无速诺”,没有马上应答。《史记·淮阴侯列传》:“臣闻千里餽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不宿饱”就是“不速饱”,不能马上吃饱。“羕”通祥,郭店简《老子》甲本:“ (益)生羕。”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王弼本羕均作祥。这句是说,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就会导致不祥,招来灾祸。是从反面儆诫,故用“曰”另起,有强调意味。此类“曰”字,今古文《尚书》多见,曾运乾《尚书正读》称为“更端之词”。 　　训辞中的三个典故,第一个讲黄帝,第二个讲舜,连带提到尧,第三个讲上甲微。第二个和第三个都与“中”有关,联系紧密,浑然一体,自不待言。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一个讲“詷”,一个讲“中”,也有内在的逻辑可寻。《周易》说:“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与尧舜同属五帝,常连类而及。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和第二两个故事在结构上的关系。 ====================== 另一类观点: 李学勤和赵平安所发出的《保训》解读中对“求中”、“得中”、“还中”的理解是极其错误的。这里的“中”他们理解为一种中道的哲学思想，可从行文上根本就讲不通：一种哲学思想，一会存放在河处，一会又迎回来。这里分明是在讲一种物品。这个“中”如果要加上个书名号，谁都会明白是讲的什么意思了，可那时没有书名号，于是他们就读不利索。这《保训》里的中，其实是指黄帝的《中经》，又叫《天下经》，原有十二本，前后四本都搞失了，只留下中间四本，故叫《中经》。其中的内容是“负胜之图，阴阳之道”，当时是个宝贝。 　 　 第三类观点： “中”极有可能是部族领袖的委任书一类的东西。 第一段释文映证了《尚书-洪范》中“七、稽疑。。。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従，庶民従，是之谓大同。” 　 　 “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是汝则従，庶民従； “厥有施于上下远迩”是卿士従； “迺易位迩稽”是龟従； “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是筮従。 可见选后续领导人是要大同的人的，第一段释文证明“舜”是这样大同的人，所以成为了领导人，“得中”。因此，可以想像，文王是要武王也争取做这样大同的人。这实际是对武王的工作提出目标要求。 因此，“中”是部族领袖的领袖证明，也就相当于后世天子的“传国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委任状、任命书。 第二段释文说“微”把“中”先给了“河”，然后打完“有易”后又从“河”那里取回了“中”，可见，“中”是一个物品。 “中”这个物品其实质内容包括后来的“中道”，“中庸”，也就是说，后来西周所倡导的“中道”，孔子所说的“中庸”是从“中”引发出来的。我们今天说从中看出，从中引出，从语义逻辑上来看，“中道”，“中庸”是“中”的发展。我前文提到当时推举领导人的标准是大同，我认为，“中”这一个领袖证明的内容其实质包括两部分，即“中道”+易。“中道”，“中庸”也好，都是人治，是人为的东西，易是天经地义，是自然选择。“中”的深层理论就是天地人三才和德，也就是天人和一，是古代治国的政治理论基础。这一天人和一的治国政治理论可能是到西周以后才完善出现的，所以周以后的最高领导人又叫“天子”。 另外， 第一段释文中有“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这里的“小人”同《论语》中“唯女子和小人最难养”中“小人”的意思是相同的，可知，“小人”一词的基本词义在孔子以前的社会中指的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平民或者是奴隶。当时的社会分为“王侯卿大夫士”五级，“小人”指的是不入这五级的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可能是自由民，也可能是奴隶。我们今天所说的“害人之人”的“小人”是基本词义的引申，也就是引申词义。 文中还说到“(舜)恐求中”，可见，舜是在暗地里积极地准备竞选这个领导人的。因此，《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舜的英雄事迹，如跳伞，穿井，取两个老婆，对组织进行细化管理等等都是为当上，当好这个领导人作的努力。当然，舜是“作小人”，而不是小人，如果舜是小人，舜绝无可能当上领导人，舜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绝对是相当高的{《史记-夏本纪》说他是黄帝的后代)，才有可能被推举为领导人。正因为舜是大人“作小人”，所以才有另一个声音说舜是伪君子。 《史记-夏本纪》记载的舜的英雄事迹再一次映证了选领导人要过大同这个标准的要求。 选部族领导人用大同这个标准也证明了五行，阴阳这些古朴思想的尤来以久。原文中提到某教授证明商人找着了北，知道个阴阳，其实完全不用那么费事。因为，没有五行，没有阴阳，就不会有大同的标准。也就不会有这里的“保训”，也不会有《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舜的英雄事迹。又哪里来的《尚书》中的“大同”，看看《周易》这些就都清楚了。 周文王不可能作训 赵平安《〈保训〉的性质和结构》中说： 《保训》的体式与古文《尚书·伊训》相似。先时间,次缘由,然后是训教之言。训教之言采用直接引语,《保训》用“若曰”,《伊训》用“曰”。两种方式均见于今古文《尚书》。我们知道,《伊训》是伊尹教导太甲的训辞,属于伪古文。它与《保训》如此相像,不会完全没有依据。若参照《伊训》,《保训》也可以叫做《文王之训》。它极可能是《尚书》的佚篇。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书》,最早的莫过于周武王,这篇《文王之训》,无疑应踞于《周书》首篇的地位。如此,寥若晨星的文王史料,将因此而获得新的增长。《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各类文体,标题为“训”的仅存一篇,是伪古文。此篇提供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训”的样本。特别是训教本身关涉上古帝王所认同的核心价值,某种程度上有中国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介都不过分。这样的东西,《史记·周本纪》何以没有讯息?想来应是汉代已经亡佚,连太史公都不曾见过的缘故。地不爱宝,今日得见,何其有幸! 实际上，赵平安的这篇是从另一个人的立场和角度来支持李学勤《周文王遗训》的。 从上引文中可知，《伊训》已被世人公认为是伪文了。是啊，伊尹作为大臣岂可为商王太甲作训呢？何况如赵平安所说“特别是训教本身关涉上古帝王所认同的核心价值,某种程度上有中国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呢？ 周文王能作训吗？同样不能。原因是周文王只是谥号，他并没有真正为王一天。 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句。可证明后世所说的“周文王”姬昌在去世前只是商朝的“西伯侯”，其地位远不如太甲时代的伊尹（相职）。所以，如果是姬昌真的要给儿子姬发留下遗嘱，也只能是遗言，而不可以是“遗训”。 《史记周本纪》有“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　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 当年虽有“诗人”告诉西伯侯将来可称王并有所作为，但却并没有称王，是后人追谥为“文王”的。司马迁在史上两纪中只称周文王为西伯，也证明姬昌从未称王。 孔子曾说“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就是赞美西伯侯姬昌虽有能力称王而不愿称王的。姬昌死于纣王之前，何得为王？ 李学勤、赵平安说是《保训》是《尚书》中的唯一的“训”，而且应当是《周书》中的第一篇；因为，“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书》,最早的莫过于周武王,这篇《文王之训》,无疑应踞于《周书》首篇的地位。”这反映他们对孔子思想作风毫无所知。 孔子最爱讲礼而深恶犯上，姬昌本无王者之名分，周武王才是开国君王，就是周文王确实对儿子有治国方面的遗言，孔子也不会将其遗嘱作为训辞而收录在《周书》中。所以，《周书》只能始于周武王，而不可能始于周文王。君不见《夏书》、《殷书》之始乎？所以，不是《保训》“极有可能是《尚书》遗篇》”，而是绝无可能是《尚书》遗篇。 更何况从他们所提供的很少的〈保训〉原文就已经证明其根本不是周文王遗嘱。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 周文王做西伯侯五十年。在其当西伯侯期间，有商纣王在，谁敢称王？别人也不敢尊其为王。就是真的在纣王无道时姬昌曾称王，也不会有“王五十年”之辞。 如果李学勤、赵平安等连周文王的“文王”之名是谥号都不知的话，说明其历史知识太浅薄；如果知其“文王”之名是谥号，这里却又将“宝训”说成是“周文王遗训”，有“王五十年”、“王念日之多鬲”句在，何以判定此“王”是“周文王”？后虽有“王若曰:发(武王名)”,但既然姬昌未为王,何以判定“王若曰”是周文王呢? 李学勤写文名“周文王遗训”。赵平安又说:《保训》也可以叫做《文王之训》。连他们自己都只是说“极可能”，又为何如此肯定为“周文王遗训”或名之《文王之训》呢？还叫她〈〈宝训〉〉不好吗？这其中是否夹杂故意吸引人眼球的目的呢？ 看到这类题目的出现，使我不禁想起孔子的论语：“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意思是说：在研究文献时，我（孔子自言）还能发现有的史家对文献中的残缺文字不作臆想补充的那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也还能见到平常人家有牲口不吝惜给他人使用的精神，可是现今却没有发现这两种情况了。 李学勤先生是中国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却为什么不尊重原文献的命名（一般古文献名以简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二个字词命名）而非要自己来定这种根本不存在的词组来命名呢？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来自这些学术权威的武断作风呢？ 看起来，李学勤等人亮出了要在这一辈子解决所有历史存疑以惊世的架势，如果有这种先入之见，我想结果必是事与愿违的。 还是保持“史之阙文”的精神好！圣哉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