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是否可预测”的疑团终于解开了——汶川地震周年祭所思所想  

 

作者：陶冶  
“地震是否可预测”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汶川地震周年祭所思所想             　　

　 　

一位朋友老哥传给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某月刊2008年九月号，其中有郑蓬的一篇文章。因为标题很扎眼，“科学家”出尔反尔为ｘｘ“保奥运”造孽脱罪，大陆主流媒体围剿“地震可预测”。我怀着好奇的心情一口气读完，心中将信将疑，这毕竟是一家海外媒体，不可全信。可是，白纸黑字、大红标题、彩色图片，让我很难判断是否造谣、诬蔑？文章开头就直言不讳：　　

无数事实说明，为了在奥运会前维持“稳定”假象，刻意隐瞒大量的地震预测报告，和2003年隐瞒沙士疫情一样，结果造成近10万同胞死亡。　　

　 　

“专家”危言耸听　　

极力掩饰，其手下的传媒和“科学家”向“地震可预测”发动围剿。　　

《南方人物周报》却是内地的刊物，以《地震预测难难难》为题发表了对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陈运泰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构造物理与构造地质学家马瑾院士及中国地震局前局长何永年研究员的专访。三人异口同声地说地震不可预测。　　

陈运泰说：　　

第一，要预报地震，必须抓出它的前兆来研究，但地震发生在地下，看不见，摸不着。人却不能钻下面去观测。只能在地上设一些站台，这大大限制我们的认识。　　

第二，同一地点两次地震间隔时间通常比人的寿命还长，就算一个人穷其一生去认识研究都很困难。　　

第三，地震本身是很复杂的现象，因地而异。广东的地震跟福建的不一样，福建的又跟西部的不一样，地震发生的环境过于复杂，也是一个大难题。　　

马瑾说：　　

经常有人直接就捅到某一级领导那里了。双方都说自己的理由，最后领导也不好办。预测地震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但准确到时间地点，得拿出根据来。　　

何永年说：　　

举个例子，地球的半径是6370千米，人类现在能打的钻最深的才12千米，我们国家打的钻最深的才6千米。就像是一个鸡蛋，连鸡蛋壳都没打破。我们对地球的了解还很少。　　

陈运泰还为政府开脱说：　　

政府部门还是会多听专家的意见，但问题是所有这些临震预测的方法和手段都处在探索阶段，政府部门会参考到什么程度，那就很难讲。所以意见不被采纳也是有道理的。　　

地震预报是很敏感的，必须统一才能发布，而要是报不准，就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和动乱。　　

唐山地震后，只要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就会组织民众疏散到野外。当时许多人都曾被当局驱赶到野外过夜，但都没有“恐慌和动乱”。陈运泰为何要故作危言耸听？　　

当然，无缘无故被政府驱赶到野外过夜也不是好事，但总好过死亡——民众比较一下，相信也会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　　

　 　

预报地震可以不说得那么绝对　　

其实，政府在预报的时候，也可以不说那么绝对。可以向民众宣布，某地发现了什么地震预兆，有可能发生约几级地震，民众好自为之。　　

民众并不是要求当局一定要准确无误地公布出地震的时间、地点。海城地震前夕，政府要民众晚上睡觉不要上锁，发生地震时大家逃生有门，因此救了很多人。对这种告诫，就是不发生地震也无所谓。而唐山地震时很多人死在门后，因地震发生后锁打不开，欲逃无路。　　

汶川地震前，地震学家耿庆国、陈一文已打报告给有关部门，ｘｘ如果不是考虑到奥运即将开幕，而可以隐瞒，完全可以发布这些报告，让百姓自己权衡利害。　　

地震后，许多“土木工程师”为贪官奸商勾结建成的豆腐渣校舍脱罪说，学校教学楼由于是长方形，跨度大，所以地震时容易倒塌。好，既然如此，得到耿庆国、陈一文等的报告后，在不公布有地震预兆的情况下，也可以随便找个一个理由，给中、小学放两三天假，相信如果这样，许多中、小学生不至于死！　　

ｘｘ死死捂住正直科学家的地震预测，不吐露一丁点儿的地震预兆消息，是对汶川地震死难者的犯罪，任何科学家的开脱都没有用！　　

何永年还在香港喉舌《紫荆》上撰写题为《地震预报仍是巨大科学难题》的文章，称：　　

地震预报仍是一个巨大的科学难题。我们可以说，尽管我们已经积累了某些地震孕育和发生的经验，但是地震孕育和发生的基本规律并没有把握。由于人类对地球认识差得太远，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对地下的物质、结构、状态及其变化运动的规律获得真切的了解。　　

　 　

恶毒攻击耿庆国　　

《华夏地理》以《地震可以预测吗？》为题刊出对陈运泰的访问。陈运泰好像祥林嫂一样，继续唠叨着他的“短期的临震预测，目前的确还是世界性难题”。这篇文章最恶毒的是，在开头的导语中，讽刺“一位‘专家’在网上‘欲哭无泪’”，借以攻击　耿庆国　先生。　　

加入反“地震可预测”的当然不止以上三君，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徐锡伟研究员在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准确地预报地震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真正找到了在地震发生前与地震的发生有必然联系的前兆性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以《难以解读的地震》为题发表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宏（左加“金”旁）和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倪四道　教授的访问，两人都认为地震不可预测。　　

　 　

汶川地震前后“科学家”判若两人　　

但是，汶川地震前，“科学家”不是这样说的。　　

　2005年12月31日　，中共地震局局长陈建国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记者王志访问时说：　　

我认为地震是能够预测的，首先实践已经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刚才谈到了海城地震，谈到了30年来还有20几次比较成功的，或者有简单实效的预测预报。　　

同是一个何永年，在《两岸关系》2000年3月号撰写《面对地震天敌共筑减灾长城——大陆地震专家赴台参加‘两岸地震交流与合作学术研讨会‘小记》的文章说：　　

大陆代表团在会上宣读了11篇论文，反映了大陆30多年来地震科学技术和灾害管理方面的成果，如地震的预测预报、活动断裂、震害预测、工程抗震和地震灾害的法制管理等方面，得到了台湾同行的热烈反响。　　

何“专家”在这里讲到“地震的预测预报”“成果”，说明他当时并不认为“地震不可预测”。他还说：　　

大陆地震学者有关地震预测的研究，包括海城、孟连、岫岩等实现中短期地震预报的实例，引起了台湾学者的极大兴趣。原先，不少台湾学者认为地震是不可能预报的，现在他们也改变了观念并开始探索这一领域。　　

台湾地震学者本来认为地震不可预报，但在何“专家”等大陆地震学者的“教诲”下，“改变了观念”，说明何“专家”在2000年时认为“地震可预测”，只不过是因为现在要为党脱罪，而只好昧着良心出尔反尔。　　

1999年台湾“9、　21”　地震后，厦门市地震局局长叶振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厦门监测网去年（指1998年——编者）10月提交的会商报告认为：一、福建及其沿海地区1999年发生5至5、5级地震可能性比较小，概率为0、3；二、台湾东部地区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性很大 ，概率为0、6。事实验证了厦门地震专家的这一研究成果。　　

无数事实证明，大陆很多传媒和“科学家”在汶川地震前是认为地震是可预测的，但在汶川地震后，因为要为中央瞒报拍马屁，“保驾护航”，不惜出尔反尔。　　

笔者认为，地震在目前确实不能百分之百预测，汶川地震前大陆传媒、专家说“地震能预测”是吹牛。就是天气，科学技术这么发达的现在都不能百分之百预测。6月底袭击香港的“风神”台风，本来香港天文台就认为其中心不会经过香港，香港挂8号风球的机会甚低，但“风神”就偏偏光顾香港。“科学家”认为地震预测不够准确，所以政府不敢预报。他们是不是也会因为天气预报没有百分之百准确就要政府放弃天气预报呢？　　

汶川地震前有那么多征兆，那么多专家、学者的预测报告，只要当局“非正式预报”一下，就能减少很多人命伤亡。但当局因为要“保奥运”而不吭一声，刻意隐瞒，可谓罪责难逃。　　

　 　

我把这本杂志压在枕下，时不时就翻看一下，我希望从中发现不实之词，最好能找到个什么漏洞，证明作者是在捏造，是在恶意攻击我们的党；可是我又把它和后面的署名祁巍的《科学家还在努力，预报地震并非不可能》两篇文章结合着阅读分析，觉得地震可预测了。  　　

　1966年3月12日　开始了对井水的观测的袁桂锁（26岁）发现井水异常变化，剧烈地上涨翻花、冒泡，　3月22日　，正当他声嘶力竭地在村里喊叫时，7、2级的地震发生了。从此，袁桂锁和村里6名年轻人成立了隆尧县第一个地震科研小组。他们开始主要还是观测井水的变化，发现村里的30口水井都在地震前后有明显反应，其中以三官庙井最为敏感。他们把三官庙井命名为“马栏一号地震观测井”，后来这个名字载入了中国的地震预报史册，被称为“中国地震观测第一井”。　　

这口神奇的井惊动了中央，1967年3月，李四光来到马栏村三官庙井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马栏一号井”恰好处于两个断裂带的交会处，所以对地震非常敏感，虽然不深（7米），但它在水平方向沿构造带有远距离的水力联系。李四光勉励袁桂锁，抓住地下水观测不放，长期下去必出成果！　　

这口神奇的井像大地的眼睛一样观测着地壳的变动：1968年5月15日任县永福庄5、0级地震，从当年5月13日起，古井的水位大幅度上升，从井内东北方向翻花冒泡；1969年7月18日，渤海发生7、4级地震，从当年7月12日起水位上升，震前半小时井水变黑，剧烈翻滚。袁桂锁纪录下了这些宝贵的资料。1970年山东潍坊7、4级地震，1974年云南昭通7、1级地震，1975年辽宁海城7、4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袁桂锁也都根据震前水位的变化提供了不同程度的预报意见。　　

因为这口井，袁桂锁成了地震专家。他的论文《地下水与地震》，曾被国内外专家广泛承认和应用，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也先后参观该井，向他取经。　　

1977年，因为水枯，该井失去了观测价值。经袁桂锁清理后，井水又涌出。1984年，袁桂锁任隆尧县地震办公室工程师。为了更好地观测这口古井，他在古井旁盖了房子，把家搬了过来。　　

八、九年前，隆尧县地震局不再要求袁桂锁提供古井的水位变化，只要求提供电磁波数据，但袁桂锁还是坚持天天观测井水变化。2007年，袁桂锁因招车祸引发脑血栓，偏瘫在床，他的儿子袁英军就继续天天观测水井。　　

今年（指2008年——本人注）“5、12”汶川大地震前，袁英军观测到，从4月4日开始，水井水位连续下降。到4月27日下降了52厘米，但因为对水井的资料地震局没有要求，他就没有上报，只汇报了电磁波的异常。袁英军说，这口井应该说还非常灵敏，水位一直很稳定，受季节、天气的影响很小。父亲几十年来留下了大量关于水井的观测以及据此作出的预报经验，整理发掘出来对地震预报事业仍有重要的价值。　　

　 　

这篇文章没都引用，只到这里，就明白了，地震预测不见得是住在北京的“象牙塔里”的所谓“专家”级大人物所为，必须要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热爱这项工作的当地人的配合才行。如果用军事作战来说明的话，他们是第一线，是前沿阵地。他们最知敌情，最有战斗力。单从这篇文章看，若不是掌握了真实材料是写不出来的，况且袁氏父子的图片都在上面。从文字上看不出一点诬蔑和攻击的意思。跟前一篇文章合起来看，我觉得有一定的可信度。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汶川地震预测出来没能预报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也是中间哪个环节梗阻了，中央领导没有得到及时汇报或报告。这就成了我的心病，想对别人说不能说，不说又堵得慌。终于乌有之乡发了个讲座通知：请我国地震专家耿庆国开讲座。我　5月3日　看了乌有之乡播放的关于地震的视频片，见到了耿专家，看来确有其事。14：30时讲座开始了，耿专家从年轻时就接受了组织的委托，在周总理的部署和关怀指导下，投身于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一直干到现在，把大半生奉献给祖国的这项惊天动地，拯救数万人生命的伟大事业。他离开岗位之后，用自己的工资做经费，继续深入下去，实地考察，发现、研究地震的前兆，很有把握地预报了汶川地震的发生。他历尽千辛万、苦呕心沥血搞出来的科研成果，因不能创造“鸡的屁”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被主管部门拒之门外或置之不理，本该发挥作用却成了遗憾，本可成就 “无量功德”却酿成了滔天大罪！这对他个人只能抱憾，可是对国家来说，可就不仅仅是抱憾而已了！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还给我们的党抹了黑，让她背负骂名。　　

耿专家是含泪讲的，我是抹泪听的。开国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想着人民群众的安危，想着按毛主席指示办，让同志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当“小耿 ”向他汇报工作时说“我们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刚开口就被周总理打断了。周总理手拿着“中华”牌铅笔往后一扬，说：“什么‘亲切关怀和指导’？你不要给我戴高帽子，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是学习地球来了。”周总理认为自己也就是在按毛主席的指示做自己该做的工作，和在座的一样，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耿专家说，如果周总理晚走一年，唐山地震就不至于那么惨！这话不值得深思或寻味吗？　　

我心中的疑团终于解开了。我感谢乌有之乡能把耿专家请来。于是我第四次要求发言，开口就说：“耿专家，我向您致敬！”　　

之后在5月9日的讲座中我听主讲人说，拒不接受耿专家预测报告的国家地震局的头头和四川地震局的头头自己可相信了，并且跑到地球那面去了。我义愤至极，真是混蛋！你们扔下同胞自己逃命去了，还是人吗？我也要问那些地震发生之后大说“地震不可预测”的所谓“科学家”、“专家”们，如果地震真的不可预测的话，国家还养着你们这伙没用的家伙干什么？还设地震局这个机构干什么？难道你们是那些富人、闲人豢养的宠物狗？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抄录以上两篇文章献给遇难者，愿他们安息！　　

　 　

          陶  冶　　

2009年5月11日　23：58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