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出版了他的三部曲之一《列宁政治肖像》，其中也提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其中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有解密的档案文献。

　　有确切记载的是1989年12月公布的玛·伊里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的纪事。其中写道：“1920-1921年，1921-1922年两个冬天弗·伊里奇身体都不好。头痛，丧失工做能力，折磨得他如立针毡。我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次弗·伊里奇对斯大林说，他也许会瘫痪，求斯大林答应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帮他搞些氰化钾来。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弗·伊里奇求斯大林办这件事呢？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做事果断、心如铁石的人，再也找不到他能够求其办这种事的人了。”

　　玛·伊·乌里扬诺娃接着写道，“弗·伊里奇在1922年5月即第一次中风之后又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请求。弗·伊里奇当时认定，他的一切都完了，便要求把斯大林叫到身边呆一会儿。这个请求很坚定，大家都不敢拒绝。斯大林在弗·伊里奇那里确实呆了不到5分钟。斯大林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里奇要求他去弄毒药，说是因为已经到了履行以前的诺言的时候了。斯大林答应了。他同弗·伊里奇吻别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应当让弗·伊里奇振做起来，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里奇身边。他告诉弗·伊里奇，他同医生交换了意见，确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还没有到满脚其请求的时候。当时弗·伊里奇显露愉快的神情并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虽然又对斯大林说：‘您在说谎吧？’‘您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谎’，斯大林回答道。”

　　沃尔科戈诺夫间接引用了两份档案文件来证明此事。第一份是1923年3月21日斯大林致政治局委员的信。全文如下：

　　绝密

　　致政治局委员们

　　星期六，3月17日乌里扬诺娃同志（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极端秘密地通知我，“弗·伊里奇请求斯大林”，要我，斯大林，担任为弗·伊里奇弄到一份氰化钾并交给弗·伊里奇。在同我谈话时，娜·康还说，“弗·伊里奇遭受极大的痛苦”，“难以继续活下去”，她坚定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鉴于娜·康特别坚持，也鉴于弗·伊里奇要求，我同意了（在同我谈话期间，弗·伊里奇两次把娜·康叫来，并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无法予以拒绝，就说：“请弗·伊里奇放心并相信，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毫不动摇地执行他的要求。”弗·伊里奇确实放心了。

　　不过我要声明，我没有力量执行弗·伊里奇的要求，不得不拒绝这一使命，不管它多么人道和必要，谨此通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21日

　　信上有政治局委员们的批语：

　　阅。认为斯大林的“犹豫不决”是正确的。需要严格限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交换意见。书记（事务性的）不参加。

　　此前，斯大林给当时实际掌权的“三驾马车”的另两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便条没有署日期，但能够推定是1923年3月17日。

　　绝密

　　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刚刚给我来电话，秘密地告诉我，伊里奇的状况“非常蹩脚”，他病情发做，“不想、不能继续活下去，要求氰化钾，一定要”。她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因而要求“斯大林支持”。

　　斯大林

　　收信人对此做了批语：

　　决不能这样做。费尔斯特提供希望——怎么能够呢？就算没有这种希望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格·季诺维也夫列·加米涅夫

　　这两封信标示的日期比福季耶娃和玛·乌里扬诺娃所说的日期晚好几个月，并且出现难以注释的现象。第一，1923年3月17日列宁已经失语，他是通过什么办法让斯大林明白需要氰化钾的，并且从斯大林的信能够看出，有时候是斯大林同列宁单独“交谈”的。

　　第二，列宁在1923年初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分书记职务，3月5日又致信斯大林，提出断绝私人关系，此后又没有看到斯大林的道歉表示（斯大林写了道歉信，但因为列宁病倒，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怎么可能把如此严峻的任务交给他所不信任的人去办！

　　第三，斯大林信中说，“她（克鲁普斯卡娅）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给人的印象，好像克鲁普斯卡娅手头已经拥有氰化钾。但另一封信中又说，列宁要求斯大林“弄到并交给弗·伊里奇一份氰化钾”，可见当时列宁或克鲁普斯卡娅手头都没有氰化钾。这是相互矛盾的。

　　不过，从当事人的回忆和解密档案，能够肯定几点：1.列宁在中风后曾多次索取过毒药，第一次大约在1922年5月。2.列宁的要求是通过秘书福季耶娃、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或妹妹乌里扬诺娃提出的。3.委托斯大林弄来毒药并执行。

　　不同资料提供的时间差异较大，比较可信的说法似乎是1922年列宁第一次或第二次中风之后，因为这时候列宁能够用语言间接表达本人的愿望，并且这时候委托斯大林去办也比较合乎逻辑。当然，由于列宁曾多次提出过毒药的要求，也可能1923年3月17日是最后一次向斯大林索取，由于是旧事重提，能够不费口舌。在斯大林原信的复印件上，日期是清楚的，不像是捏造的东西，并且也没有捏造的必要。

　　“如果不能继续为党服务， 应像拉法格夫妇般死去”

　　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发病后才萌生的，他在同福季耶娃的谈话中提到“效法拉法格夫妇”。这指的是保尔·拉法格和妻子劳拉（马克思的女儿）他杀一事。1911年11月他俩服氰化钾他杀。拉法格在遗书中写道：“趁现在智力健全，回忆优良的时候他杀，以免无情的衰老接二连三地夺去我的生命中的全部欢乐和满脚，摧毁我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能力，瓦解我的精力和意志，使我成为他人和本人的负担。”

　　列宁曾经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拉法格夫妇的葬礼上发表演说。克鲁普斯卡娅就此事写道，他们的死亡给弗拉基米尔留下强烈的印象。列宁说：“如果你不能继续为党服务，就应当面对现实，像拉法格夫妇那样死去。”

　　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非常悲伤。他在悼词中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丧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恩格斯认为，猝然逝去的结局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种安慰，马克思不会愿意像废人那样活着，苟延残喘，去为医学增光。1883年3月15日恩格斯在写给右尔格的信中说：“由于天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本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的情况也是一样。医术大概还能保证它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对不能忍耐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做，守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但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时，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了。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平安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倒霉，而是生者的倒霉。’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像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的嘲笑……”

　　恩格斯和列宁的思路是一致的。对这些为革命而生的人来说，活着的意义就是为革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一旦丧失这种可能，就得到生存的价值，不能容忍“无能为力地活着”，“慢慢死去”！

　　从第一次提出请求起，列宁做了大量的工做，几乎给我们留下了整整一卷书（《列宁全集》第43卷），对社会主义做了新的探索，对党的建设留下重要指示。即便在1923年3月病倒之后，在1923年夏秋有一段时间健康情况还是有所好转，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宁顽强地进行恢复锻炼，进修语言，医生也寄予希望。如果不是党内高层出现一些导致列宁激动的刺激的话，逐步康复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