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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不是“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而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头脑发热”

思 马 恩

一. 解读总设计师关于大跃进的几句谈话

1980 年4月1日，总设计师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邓选2— 296）

总设计师这几句貌似十分客观公正的谈话，颇能迷惑人；确实也迷惑了不少人！但是，一方面，总设计师事后始终没有坚持“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而是造成了毛泽东一个人必须对“大跃进”中的失误负责这样一个极不实事求是的结果，面对这个荒诞无稽的结果，一贯把实事求是挂在嘴边的总设计师，从来没有根本就不愿意运用他所说的“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的观点，加以纠正，因为这个结果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另一方面，这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也经不起逻辑推理和分析！

1.“‘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既然总设计师、刘少奇和“毛泽东同志”一样的“头脑发热”，那末，从逻辑上说，他们也应该至少是赞成“ 大跃进”的！否则，就只有“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没有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头脑发热”！可是，联系下文看，总设计师口头承认自己和刘少奇“头脑发热”，仅仅只是虚晃一枪而已！

2.“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原来，总设计师和刘少奇的“头脑发热”，表现在只是对“‘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的问题，仅仅是“没有反对”而已！！对“大跃进”，总设计师和刘少奇为什么“没有反对”呢？总设计师没有说。我们只能借助逻辑推理进行分析。

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态度，最多只有以下四种：

（1）赞成。——既然“‘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那未，顺理成章的是，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对于“大跃进”，应该是持完全赞成态度的。

（2）反对。——既然“刘少奇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那末，就完全可以排除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公开对“大跃进”持反对态度。但是，这个说法却使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断定：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对“大跃进”持完全的赞成态度！——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没有反对”就意味着表示赞成的话，那末，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总设计师，为什么不直接实事求是地说，他和刘少奇是赞成“大跃进”的呢？！

（3）不表态。不表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持反对态度，但有碍于毛泽东的情面而不好公开反对，只好采取不做声的态度；另一种情况是拿不定主意，不好决定是应该持赞成态度还是应该持反对态度？毫无疑问，对于“大跃进”，总设计师和刘少奇显然是说话表了态的。——如果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对“大跃进”没有表态的话，那末，总设计师就会说他和刘少奇、“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4）内心反对而口头上赞成。——这是一切图谋不轨的阴谋家、野心家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而贯用的卑鄙无耻伎俩！应该说，这样不入流的下三烂手段，总设计师和刘少奇是不大可能采用的！

那末，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到底对“大跃进”怎样表态的呢？！按照逻辑推理分析必然是：

既然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态度，不象“陈云同志”那样“没有说话”，而是说话表了态的，那未，他们就不可能同时既表态赞成又表态反对，更加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表的什么态？就是说，他们在对“大跃进”表态了的前提之下，就只能是在赞成和反对二者之间择一：要么表态赞成，要么表态反对，而不可能表一个既不赞成又不反对的态（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表态再高级的总设计师都没有办法设计出来！而且人类智慧的发展永远达不到能够设计出来这样的表态水平，因为这样的表态不符合人类逻辑思维规律中的排中律！）！

既然总设计师说他和刘少奇“没有反对”，那未，就剩下了他们对“大跃进”表态赞成。但是，总设计师始终没有公开明确承认他和刘少奇对“大跃进”是表态赞成的！

既然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实际上对“大跃进”是表态赞成的，那未，为什么总设计师在既能够公开承认他和刘少奇“头脑发热”，又能够羞羞答答地在事实上承认他和刘少奇对“大跃进”是表态赞成的，还能够提出在“大跃进”等“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的情况下，始终不愿意光明磊落地公开承认他和刘少奇对“大跃进”是表态赞成的呢？难道他有什么无法说出来的难言之隐吗？难道他别有什么用心吗？

总设计师其所以在“大跃进”问题上，既承认他和刘少奇“头脑发热”，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他和刘少奇对“大跃进”表态赞成的情况下，说什么“刘少奇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从而造成了严重的逻辑混乱，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完全是总设计师为了替他和刘少奇特别是替刘少奇在“大跃进”中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的严重错误乃至罪过开脱（总设计师深知，只有把刘少奇彻底洗刷干净，才能把自己彻底洗刷干净）！！！为了实现这种开脫，总设计师颇费了一番心计：

首先，把他和刘少奇同毛泽东加以区分或切割：——虽然在“大跃进”问题上，他们和毛泽东都“头脑发热”，但程度不一样，态度不同，毛泽东赞成“大跃进”，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只是出于某种不可明言的无奈而“没有反对”“大跃进”罢了。

其次，在区分或切割的基础上分担责任：——“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邓选2—346，着重号系引者加）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只负出于无可奈何而“没有反对”的次要责任。
然后，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把总设计师和刘少奇特别是刘少奇在“大跃进”中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导致饿死人的严重错误乃至罪责，移花接木转嫁强加给毛泽东！

支持总设计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外右派们，对总设计师的这几句话心领神会！他们在总设计师痛心疾首地诬指“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越来越多”，（邓选2—295）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邓选3—253～254）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民主集中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邓选2—348）“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歌颂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邓选2—345）等等反对毛泽东的言论的诱导教唆下，终于实现了把总设计师和刘少奇在“大跃进”中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造成饿死人的严重错误乃至罪责，统统转嫁强加给毛泽东的罪恶目的！

总设计师为了借助“周恩来同志”在党和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来证明他和刘少奇正确，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周恩来同志”对“大跃进”的态度，描绘成同他和刘少奇一样：“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这简直就是对“周恩来同志”的高尚品格的公然侮辱！！！——众所周知，“周恩来同志”一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当他“头脑发热”，提倡搞“大跃进”之后，按他的为人，他是绝对不会象总设计师所编造的那样，把自己提倡搞“大跃进”的问题说成仅仅只是言不由衷的“没有反对”！

因此，总设计师说什么对“‘大跃进’，……周恩来同志……没有反对”，这纯粹是总设计师精心编造出来的一个骗人的大谎言！！请看事实：

“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客人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他们边走边聊。

周恩来：‘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毛泽东：‘噢，大——跃——进？’
周恩来：‘是的。《人民日报》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嗯，这个题目好，拿来给我看看。’

周恩来找来报纸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这个提法很好。’随即拿起笔在上面作了批语：‘提法很好。’

周恩来回到住所，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周恩来为了落实大跃进的具体实施方案，曾经招集谭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谈，拟定文件上报中央获得通过。大跃进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甄石：《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乌有之乡网2008—12—6）

总设计师为了反对毛泽东而否定“大跃进”，为他和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劣迹开脱，公开把自己制造出来的谎言强加给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自己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

3.“ 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对“大跃进”，陈云既没有表态赞成，也没有表态反对。为什么呢？是因为持反对态度，但有碍于毛泽东的情面而不好公开反对，只好采取不做声的态度；还是因为拿不定主意，不好决定是应该持赞成态度还是应该持反对态度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看到陈云本人公开回应总设计师关于他对“‘大跃进’……没有说话”的说法是否属实？！

但是，有一点是绝对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陈云没有表态反对“大跃进”！——如果陈云表态反对，那末，对于要通过否定“大跃进”达到否定毛泽东的总设计师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他就会说：陈云反对“大跃进”！

既然陈云本人没有公开承认总设计师说他在“大跃进”问题上“没有说话”是对的，那末，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陈云对“大跃进”表态赞成。——在政治局常委讨论“大跃进”问题的会议记录没有公开的情况下，我们姑且相信总设计师所说的“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4. 在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六个常委。总设计师只提到了五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没有提到朱德。我们就当朱德没有参与“大跃进”。

根据以上的逻辑推理和分析，我们可以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到：经过总设计师独出心裁的设计，在“大跃进”的问题上，在六个政治局常委中，朱德同志没有参与，“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头脑发热”的“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总设计师同志出于某种无可奈何“都没有反对”，于是，只剩下了“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一意孤行的坚持要搞“大跃进”！得不到政治局多数常委支持的毛泽东，其所以能够畅通无阻地发动“大跃进”，是由于他在党的领导中奉行“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导致“民主集中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

总设计师在精心设计出来了这样一个他通过否定 “大跃进”否定毛泽东所需要的陷阱之后，虚伪地说了几句冠冕堂皇掩人耳目的漂亮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假惺惺地慈悲为怀了－番！

事实真的就象总设计师所说的那个样子（“‘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他和刘少奇“都没有反对”）吗？！完全不是！事实是：在“大跃进”问题上，毛泽东头脑冷静到了“变为保守主义者”、“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程度；总设计师和刘少奇特别是刘少奇“头脑发热”到了胡言乱语的程度！！！！！

二.“没有反对”大跃进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大刮“共 产风”和“浮夸风”、鼓吹“穷过渡”的事实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大跃进”中，刘少奇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人，刘少奇亲手培植的共产主义试点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事；宣传口的把关者邓总书记是大吹大捧徐水经验、放射政治卫星的第一人，作为舆论权威的《人民日报》是大吹大捧徐水经验、放射政治卫星的第一报。



1958 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时，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邓小平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还没有翻身。”（《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着重号系引者加）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又一重要事实！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 “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鼓吹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72，着重号系引者加）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刘少奇到西华厅同周恩来谈话时说：‘……搞大跃进就象吹气球一样，气吹足了，气球就飞起来了。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吹起来了，大跃进就更加轰轰烈烈了。国务院的工作离不开你，我到全国各地替你去吹好了’。”（甄石：《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乌有之乡 2008—12—6，着重号系引者加）

1958 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 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 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 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他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 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 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由于刘少奇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 17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也来到东方红社视察。……在多穗高粱试验田里，东方红社副主任关景东和农业技术员关希顺向刘少奇介绍了多穗高粱的生长情况。刘少奇问：‘一亩地多少株？’关景东答道：‘8400株。’刘少奇问：‘每株平均几个穗？’关景东说：平均4个，不到5个穗。接着问：‘晒干了之后，一个穗能打多少粮食？’回答说，2两半。刘少奇笑着说：‘那总可以超过1万斤咯！’大家说：‘10000斤是有把握的！’刘少奇说：‘还可以想些办法争取15000斤嘛！’……刘少奇说：‘山东的谷子深翻5尺，施肥11万斤，密植 264000株，1亩地可产50000斤！’……。”（2008年9月5日《扬子晚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 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

三.“头脑发热”的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极力反对共产风”和“浮夸风”、“穷过渡”的事实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刘少奇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太冒进了，二三年时间太短，赶不上人家会嘲笑你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王任重和其他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天津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听后摇摇头说：“我才不信呢。”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其他中央领导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天津新立庄参观考察。这块试验田里的水稻确实长的不错，可当地的干部却又说能亩产十万斤。毛泽东听后连连摇头说：“我种过地，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你们骗不了我。”
一九五八年十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派往河北省调查农村工作的同志拿着一小捆发了芽的谷穗向毛泽东汇报说：“河北省的徐水、安国等县的秋粮大片大片坏在了地里，没人收获。”

毛泽东拿起这一小捆谷穗看了看气愤地说：“这么好的庄稼都糟蹋了，这是犯罪！”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天津召见河北省的部分干部时，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糟蹋秋粮的现象。河北省委的一个主要领导解释说：“前些日子少奇同志打来电话，他说今年的夏粮全国获得了大丰收，国家库存的粮食足够全国人民吃上二、三年，不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也让他们享受一下社会主义生活么。所以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这种不重视秋粮的现象。”

毛泽东听后说：“噢，又是这个少奇？”摇了摇头压了压怒气就无声了。

毛泽东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l—112，着重号系引者加）
毛泽东经过多方调查，不但发现了农业方面的五风问题，在其他行业也同样发现了五风的严重存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他视察过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存在的五风问题。不只是农业方面，其他行业存在的坏风气也受到了批评。还批评了陈伯达为共产风倡导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

尽管毛泽东全力纠正，但为时已晚。五风问题还是成了导致大跃进出现失误的重要因素。

1958 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这里讲到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说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么他那个时候与中央还是有区别的，与行政系统的距离应该更远了。无怪乎会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他想发表篇文章都办不到。而且，他自己对于搞经济与做诗的区别是很清楚的，用的办法也是不同的。不能因为他的浪漫诗篇就想当然认为他指挥打仗、搞建设都是用写诗的路数的。毛泽东写诗写“高峡出平湖”，但是在当时并不主张上马三峡工程。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 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 ”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 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关于密植问题，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据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毛主席对于“亩产万斤”之类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对于密植等问题是有正确认识的，但是对于这方面的死硬命令，他只有希望群众不管这些指标。他大张旗鼓唱低调，那么是谁唱高调、瞎指挥呢？

1960年3月 23日，毛泽东批示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又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 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指出：“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对于平调本质的认识，毛泽东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上去讲，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主张认真退赔，那么这是上面的谁搞出来的呢？真正懂得辩证法，应该不会思想混乱，前后矛盾的。

1961年6月12日，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 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63、64）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
11 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 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 ——引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固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毛泽东这里讲的“ 你”、“人家”、“别人”是指刘少奇。“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系指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1］。

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虽然压缩了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但仍然偏高。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这些话，反映了他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

毛泽东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

四. 几点结论

1.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政绩，一味片面地只讲“多、快”，而不讲“好、省”，不能正确地理解“多、快、好、省”之间的辩证关系，一味地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只顾追求高速度。

平心而论，在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本身也没有什么错，错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特别是刘少奇在“大跃进”中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最终导致了河南信阳地区等一些地方饿死了人的严重后果！

2. 经常把坚持实事求是挂在嘴边的邓小平，为了反对和否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仅仅在“大跃进”这一个问题上，至少编造出来了三个大谎言：

（1）“大跃进”是周恩来提倡毛泽东支持的，这是最顽强的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邓小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编造谎言说：“‘大跃进’，……周恩来同志……没有反对”！

（2）在“大跃进”中，毛泽东的头脑是最清醒冷静的，他坚决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刮起的“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的“穷过渡”，不惜“变为保守主义者”，让别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邓小平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编造谎言嫁祸于毛泽东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3）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积极支持“大跃进”，在“大跃进”中为了表现自己的巨大工作政绩，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拒不接受毛主席的多次批评教育，造成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邓小平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编造谎言为他和刘少奇开脱说：“‘大跃进’，……刘少奇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

既然邓小平为了反对和否定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大跃进”问题上至少能够公开编造出三个谎言来嫁祸于毛泽东，那末，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是，邓小平在其他众多的问题上，同样可以公开编造出无数的谎言来嫁祸于毛泽东！

唉！难道说编造连篇谎话，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选3—382）孕育出来的妖艳妩媚的罂粟花吗！难道说这就是被人们大肆吹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所具有的“伟大的”党性、道德、人格和品行吗？在世界上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有谁象邓小平这样编造谎言欺骗人民大众而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的呢？！中国共产党莫大的不幸和耻辱，就在于核心领导层曾经有过邓小平这样一个善于撒谎的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3. 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上跳下串，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既对自己的错误毫无悔过之意，又企图把自己的错误嫁祸于毛泽东和周恩来。

大刮特刮“浮夸风”。——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省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王任重同刘少奇谈话时说：‘天津一个村干部汇报，他们村有块稻田预计亩产超万斤。’刘听后说：‘一万斤是不是少了点，能不能搞它个三万斤、五万斤？这样可以更好的鼓励全国人民大跃进的积极性么’。” 1958年8月15日，在东方红公社视察时，“刘少奇说：‘还可以想些办法争取15000斤嘛！’……‘山东的谷子深翻5尺，施肥11万斤，密植 264000株，1亩地可产50000斤！’”

大刮特刮“共产风”、鼓吹“穷过渡”。——主张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如此等等。终于导致了“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肆虐，一些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
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不仅毫无自我检讨错误之意，反而图谋把自己和邓小平在“ 大跃进”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乃至罪责，嫁祸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茄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深挖深究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和责任。——“上次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

唉！难道说刘少奇大张旗鼓地“到全国各地替”周恩来“去吹”“大跃进……气球”，“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吹起来”，让“大跃进就更加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玩弄阴谋诡计，首先设法制造出“七分人祸”来，然后再把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七分人祸”强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提倡“大跃进”的周恩来、支持“大跃进”的毛泽东“他个本来面目”吗？！！难道说这就是被人们大肆吹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所具有的“伟大的”党性、道德、人格和品行吗？！世界上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有谁象刘少奇这样玩弄阴谋诡计而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的呢？！中国共产党莫大的不幸和耻辱，就在于核心领导层曾经有过刘少奇这样一个不搞马克思主义而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

4. 邓小平诬蔑“‘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但是，正是这个“头脑发热”的毛泽东，“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引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尽最大努力坚决顽强地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大跃进”中煽刮起来并一再坚持的“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的“穷过渡”！

1958 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 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 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引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 ’，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1959 年2月27日—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上，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引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

虽然“五风”是刘少奇邓小平煽刮起来的，责任不在毛泽东，且毛泽东又是千方百计尽力加以纠正而有功劳的。但毛泽东在1962年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失误的全部责任，向全国人民道了歉。毛泽东说：

“ 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么。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表现出了一代伟大领袖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尽管毛泽东不仅没有追究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责任，而且主动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煽刮“五风”的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保护，刘少奇并不领情，他不仅没有悔过之意、感激之心，反而利令智昏，把毛泽东替他承担责任看成是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发动进攻的大好机会。刘少奇为了实现取代毛主席的黄粱梦，在7000人大会上要把他和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煽刮“五风”造成的严重错误乃至罪过，趁毛泽东承担“大跃进”中失误责任的机会，以“七分人祸”的形式转嫁强加给提倡“大跃进”的周恩来和支持“大跃进”的毛泽东，打击毛主席周总理的威信以抬高自己，作了倒打一耙、图谋落井下石的露骨表演！——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的表演意犹未尽，14天之后，他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杀气腾腾的煽风点火说：“上次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表现出了一个阴险毒辣奸诈狡猾政客的卑劣品行！

5. 邓小平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破坏了”“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导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但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煽刮“五风”的时候，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破坏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背着毛泽东发表随意改动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的内容的社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的时候，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世界上有毛泽东这样没有权威、说话没有人（例如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听的“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吗？！“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民主集中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拒不执行党的决议而图谋另搞一套。而且，刘少奇另搞一套由来已久！！！早在1953年，刘少奇就背着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发文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选5—80，着重号系引者加）因此，破坏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导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等等的责任，完全应该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来承担！

6. 1962年的7000人大会和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暴露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图谋不轨的野心；刘少奇和邓小平此后几年的继续倒行逆施，终于使毛泽东下决心通过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文化大革命），解决中国共产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邓小平东山再起为他和刘少奇彻底翻案之后，通过改革开放执行刘邓路线，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70%的社会财富被0.4%的家庭所掠夺（资本主义的美国是60%的社会财富被5%的家庭所掠夺）。

这样，在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跃居世界首位，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的超级高速度！据《中国工商时报》2005年12月12日报道：到2005年末，内资私营资本的产值在GDP比重中约占49.7%，外商资本和港澳台资本的产值在GDP比重中约占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见《中国剪报》2005年12月14日）这个比重关系表明，我国社会的工业经济结构几乎已经倒退到了过渡时期旳1949年！！！！！——在1949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产值占34.7%，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占9.5%（其中公私合营占2.0%，加工定货占7.5%），私营资本主义工业（自产自销部分）的产值占55.8%。［9.5%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55.8%的私营资本主义工业＝65.3 %］（见《伟大的十年》32）

实践“邓小平理论”得出的这个最顽强的事实结果，反证了毛泽东关于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的判断，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以上引证的史料，凡未标明出处的，均来自：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刘德中《毛泽东与刘少奇谁应为三年困难局面承担责任》和开放式基金整…《毛泽东VS刘少奇：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补全）》。如有不妥当之处，请原作者谅解、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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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所引述的史料和所进行的分析，使我们有十分非常充足的理由做出公正的推断：无论是在大跃进中，刘少奇和邓小平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到处视察，蓄意煽刮“五风”、鼓吹“穷过渡”，还是刘少奇在1962年年初的7000人大会上和此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隐瞒自己煽刮“五风”、鼓吹“穷过渡”的严重问题、推卸责任、借机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嫁祸他人、要“还”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个本来面目”，或者是邓小平在1982年4月初公开制造谣言、进行否定大跃进的活动，目的始终都是为了抬高自己，反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2009.4.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