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逃到香港后穷困潦倒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又去炒黄金，想大捞一笔，结果又蚀了本。“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倒在地，摔坏了臀盆骨，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张国焘愁苦难堪。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困顿之极，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

　　由于中国大陆的逐渐崛起牵动了美国人的神经，美国的所谓的研究机构对穷困潦倒的张国焘产生了兴趣。美国堪萨斯大学所谓的名人中心找到张国焘写“回忆录“， 每月给他2000港元。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饥不择食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

　　美国政府的情报机构也看中了张国焘，在他们看来，张国焘不仅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而且与红色中国的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对他们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和中共的政策运作十分熟悉，因此张提供的信息。 这个时候的张国焘，一个曾经的革命者，曾经的爱国者，曾经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祖国，为美国对付中国出谋划策了。 

称“文革”难以为继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对毛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文革” 必然难以为继。

客观地说， 张国焘当时的服务对象是美国，这番评论还是能见到其不算太差的判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