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扼住了历史的咽喉——1958年纪实 |
| 送交者: ByStander 2009年08月05日20:36:0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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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已经四、五千年，但能进入史册的年头却廖廖无几——１７８９年，１９８９年；当然，在它们之前也有过划时代的时期，但由于这些时期大多跨越了若干年头，所以难以让人记住某一个年号；而１９１７年则相反，最辉煌的时刻只在一个月甚至几天内就完成了，所以人们只记住了伟大的十月，而很少说１９１７年。 这些年头并非是一律的辉煌——有的光彩夺目，有的则揪心般的阴沉；有的令人欢欣鼓舞，有的则让人胆战心惊……比如，雨果写过的以革命恐怖让人战栗的法国的“九三年”；美籍作家黄仁宇写过的中国最早的特务统治《万历十五年》。 中国的近代史上，１９１１年和１９４９年无疑是最重要的年头，它们都曾给历史当头一棒，迫使历史的法则屈从于人类的意志……然而，这种气魄比起１９５８年来，则显得那样的软弱，那样微不足道——１９５８年，中国不再驱赶历史，鞭策历史，而是将历史拦腰斩断，中国人不需要改变历史的轨迹，而是要彻底地消灭历史本身。 就所显示出来的人类意志论，１９５８年使有史以来的任何年头暗然失色…… 慢性子的历史老人在中国这块国土上显得特别的懒散——几百年一个朝代，几千年一种社会形态。这种几十年、几百年如一日的生活，是那样有力的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惰性，所以中国的政治家都把超越这种惰性、使中国社会飞跃前进为己任。毛泽东是所有这类政治家中最伟大，也是最性急的一位，他以“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吞山河的魄力，使１９５８年——这个没有战争、没有革命、没有动乱，也没有流血牺牲的平常年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年。 这是“一天等于２０年”的一年，是中国人不再象中国人的一年，最富有理性的中国人一夜之间便被超越历史的欲念和狂热煽得如痴如醉，他们不分昼夜地战斗——向可恶的经济法则开战；向无情的自然法则开战；也向苍蝇、麻雀开战——没有哪一位政治伟人有胆量发动一场战线如此广泛的战争，也没有哪一位政治伟人能动员出如此规模的战斗力——从几岁的红领巾，到七、八十岁的小脚老太太全上阵了——这场战争的目标是明确的：立即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天堂——共产主义。 毛泽东真是所有伟人中最大胆的一位——他要中国在１９５８年就实现共产主义！他凭什么敢于作如此危险的政治许诺？凭人。这是毛泽东的答案。年青时代的毛泽东是位什么都不相信的伟大叛逆者——他不相信家规、祖训、国法；领袖时代的毛泽东则是什么也不相信的挑战者——他不相信斯大林的权威，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强大，不相信原子弹，不相信技术能力…… 毛泽东只相信人——而且是没有文化的人——相信“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碰巧这位只相信人的伟人就出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尤其是没有文呵化的人——的中国。于是，领袖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人民却从人多为患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从领袖那里得来了世界第一大国的民族自豪感的满足；而劳动人民也从无知的屈辱中解脱出来，从领袖那儿得到了历史创造者的伟大称号和雄心壮志；于是，上自领袖，有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治国雄心，下至农民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 １９５８年的序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拉开的。 说毛泽东只相信人，还不够。确切地说是，他相信人是可以达到任何目标的可靠手段，而毛泽东的目标是在中国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在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还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在人的奋斗下立即实现。 在１９５８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模式是以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内容的，而他给幸福生活下的的定义是“每人每年１５００斤粮食，１０００斤肉，２０斤植物油和２０斤布棉。”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谭震林在１９５８年对共产主义的具体描绘，更是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理想：“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 第一、要吃得好。不光是吃饱，每饨都有荤，或者吃鸡子，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当然，有些珍贵的食品，猴头、燕窝、银耳，作为“各取所需”还不够…… 第二、是穿。也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种样式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将来的布是用来作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他时间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呢绒……要发展狐狸。人民公社都饲养狐狸……才有狐皮大衣。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化城市比，谁是现代化？就是人民公社。 北方有暖气，南方有冷气，都是高楼大厦，什么电灯、电话、自来水都不在话下，收音机、电视机也不在话下…… 第四、是交通。除了赛跑，凡是要走路的都有工具……飞机也是四通八达，每个县都有飞机场……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太远…… 每个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 共产主义大体上就是这几条：吃、穿、住加上文化娱乐、科学、体育，这些总起来叫共产主义！“ 毫无疑问，这种以人民的高生活水平为标志的共产主义模式，在几年以后的“革命化”年代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说成是“吃喝共产主义”、是与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同样反动的修正主义货色。到到１９６４年以后，这种玫瑰色的共产主义理想已被铁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那时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不再是人均产值，不再是人均消费水平，而是吃苦耐劳的自愿程度，是人与人斗的自觉程度…… 相比之下，我们宁愿赞赏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所具有的人道而又浪漫的理想主义。 毛泽东急切地要把６亿中国人带入共产主义天堂，这不能不说１９５８年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然而，我们都非常遗憾地不能把他称为同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非常富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种完全无视客观条件的共产主义狂热，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灾难，并不比象铁那样沉重的文化革命时代少。 毛泽东在５０年代初曾说过，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也许需要１０年到２５年的时间，就是在１９５８年的早些时候，他还提出了１５年赶上英国这个在当时广为宣传的口号。 在３０多年以后的今天看来，这个时间表是那样的不切实际，然而到了１９５８年夏天、尤其是８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这个不切实际的时间表却已变得十分保守了，全国上下都在急切地要求立即实行共产主义制度，而许多地方更是宣布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保守的、怀疑的、一律当成“白旗”拔掉；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怀疑的声音了。 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狂热在１９５８年已达到如此程度，连以稳健著名的刘少奇都发出了极不稳健的政治号召：“我们要一直往共产主义前进！现在不要认为共产主义是很慢的啊！只要我们好好干，实现共产主义就很快了。”毛泽东不仅是思想的巨人，也是行动的巨人，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并没有停留在口号和决议中，而是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轰轰烈烈地实行起来。 中国人民在１９５８年短短的几个月的行动是那样的震惊世界——但没有震惊历史，因为历史早已被中国人的气魄吓跑了、消灭了，没有人再去注意他的存在了——以至于全世界都对这个把“六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组织起来而取得了巨大成绩的中国政府刮目相看了，许多外国人甚至相信“中国已处在进入真正共产主义时代的边缘了。”１９５８年的奇迹是由拥有六亿臣民的毛泽东创造的，他的强大武器是人的意志；他要创造的奇迹是，在短期内建立共产主义式的人民公社，以及只用几个月的时间使钢铁产量翻上一番。 人民公社是什么？按劳动人民形象生动的表述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还专门颁发了一个“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基础规模和内容有了十分具体的说明和规定： 建立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成立人民公社的基础：“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在克服了左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人民公社的意义：“打破地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的最终目标：“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通过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成分：是“农林牧副鱼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这个决议在最后还特意强调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能将人类数千年来关于大同世界、共产社会的朦胧思想，具体成如此清晰的条款和决议，表明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确实比任何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都更有胆识；而更叫人惊奇的是这个人类想往了数百年，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理想，中国***准备只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实现——１９５８年夏季以前，全国共有七十四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只是夏秋之季的三个多月时间，一亿一千多个以家庭为单位生活了数千年的农户，就被组织成二万四千多个人民公社，几千年的个人、家庭生活，被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所取代。 这是列宁以前的共产主义者想做而从没有做到的；而列宁只做了一点——仅建立了一万多个集体农庄——就赶紧退了回来；斯大林作得更多一些，但他是靠枪决、逮捕、流放了数百万农民，并用了三年的时间才作到的；并且，比起人民公社，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只能算作一些管理不善、组织不严的、松散的农业联合体，它只是使生产手段集体化而已。 而在中国，人民公社不仅使五亿农民告别了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个体劳动，还使他们告别了为自己家庭蒸调食物的厨房，告别了除生孩子以外的全部家庭生活，一切都是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以前，人类对共产主义有过空想；以后，极个别想入非非的共产主义者在极小的范围内——或是某一座原始森林，或是某一个荒岛上——实验过这种共同生产、共同占有、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主义。 中国在１９５８年实行的共产主义，不是小范围的实验，不是犹犹豫豫地探试，它坚决地一下子在五亿农民中全面地实现了这一切；而且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期间，没有暴动，也有公开的对抗，因此也没有大规模的枪决、逮捕和流放。 中国***的政治组织能确实堪称世界第一，而毛泽东能成为世界级的伟人，１９５８年是一个起点。只是到了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又一次煽起了八亿人民的狂热，才使得他在１９５８年的成功，显得不那么辉煌了。 中国很快地进入了共产主义，其速度和彻底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８月中央决议的规定——以“吃饭不要钱”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几乎在所有公社实现，还有许多公社实现了全面的供给制。 下面是《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日的报道： 有的（人民公社）实行了“七包”或者“十包”，即包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烤火费和结婚费等等。这种供给制当然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冲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界限，适合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公”的方面向前发展了，因此它应该属于共产主义的范围，是共产主义的萌芽。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结束中国农民为吃穿犯愁的历史的方法。他激动而急切地要求在更大的范围推广这种方法。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有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当时，１９５８年的粮食产量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据预测，将达到三亿七千五百万吨，与１９５７年的一亿八千五百吨相比，增长百分之一百以上。 有了这种事先预测到的粮食大丰收，“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就具有了科学共产主义的高标准，而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平等受穷。所以，在人民公社吃饭不仅免费，而且吃得好——在南方，达到了一天三顿干饭，在北方则是捞面条和白面馒头随便吃。中国人实实在在地尝到了共产主义的滋味…… 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给予中国人的共产主义当然不仅仅是大米干饭、白面馒头管饱吃，既然是彻底的共产主义，它必然涉及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中国农民得到的共产主义还包括，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完全军事化和战斗化——“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白天一起干活，晚饭后一起操练军事。公社的青壮劳动力干脆被组织成民兵，使劳动完全的军事化。１９５８年，四川省有三千万民兵，山东有二千伍百万…… １９５８年是新民歌、新民谣大丰收的一年，劳动人民既用民歌来表述自己的“大跃进”干劲，又形象地展现出他们发的奋斗目标。 下面这首新民谣就能唱出了军事划劳动所激发的革命胆略： 一把锄头一支枪，田间地头当战场，铁锄开动万斤亩，持枪练武保国防。 人民公社最不寻常的，是要与有几千年传统的家庭决裂。这一点明确地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家庭生活集体化的明显标志是公共食堂以及托儿所的大规模建立。 人类自有家庭以来，家庭的最主要任务——维持生存的吃饭和传种接代的养育后代——将统统移交给作为国家政权的一个基础组织——人民公社。 特别要强调的是，１９５８年在中国农村全面实行的托儿所制度，不仅仅是为了要将母亲从孩子的养育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能从家庭走向社会，而是为了消灭私有观念、消灭传统家庭意识。 刘少奇在１９５８年曾对托儿所工作做过指示：“托儿所应当全面发展，小学也要向⌒７矫娣⒄埂６孕『⒁康魃缁峤逃２荒馨阎氐惴旁诩彝ソ逃稀笨杉卸乱档姆⒄咕哂懈脑焐缁嵘畹闹卮笠庖濉?/P> 《中国青年报》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曾就托儿所事业对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意义，作过如下的阐述： 孩子们从小就在托儿所、学校里长大，大家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什么玩具、糖果、教室、阿姨、老师，以至院子里的向日葵和其他劳动成果都是大家的。这样，孩子们的头脑中就只有“我们大家的”集体观念，而不容易产生“我的”私有观念。集体生活要有规律，要互相帮助，这就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互助友爱精神。 这种动人的描写，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中时有流，但只有到了１９５８年才被中国***变为现实。 五亿农民不仅告别了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个体劳动，还告别原来意义的家庭生活。当然，家庭还存在，还有妻子、丈夫、儿子、女儿，但家庭只负责生孩子——而且生得越多越好，因为生得多无疑是为国家创造了“最宝贵”的财富——而不必操心养教。 这个现实被１９５８年几乎所有访问过中国的外国友人所见识——来访者必定被请去参观人民公社的幼儿园；同时，必然会得到教师关于孩子们在这儿根本不再想念家庭，不再想念父母的回答，因为公社向孩子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当然，私有制的家庭观念在父母那里会保留得久一些，尤其是当母亲的，她们会想念孩子，会想去看看孩子。但是她们会被告之，孩子们是被受过训练的保育员和教师照管，“母亲的看望是多余的。父母们必须摒弃他们的资产阶级情调，不必为他们的孩子操心，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与托儿所这个对共产主义千秋大业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生事物相比，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改变则更加迅速，立杆见影。 食堂和托儿所一样，也不是１９５８年才有的，但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与任何意义上的食堂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同样将其称为１９５８年中国的新生事物。 有了公共食堂，农妇将走出厨房，农民将告别他们的饭桌，家庭将不再靠粘着力极强的小饭锅连结在一起。整个中国农村社会被有史以来最大的饭锅扣在一起了。 在人类进行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没有哪一项比一起吃饭更能把个体的人变为集体的人了。夫妻应该是人类各种关系中，联系最紧密的一种，所谓“千口万口，不如俩口”。然而，在联结夫妻关系的所有纽带中，没有那一条比一起吃饭更有力量——夫妻间可以不一起花钱，可以不一起睡觉，但一旦到了不再一起吃饭，各做各的，各吃各的，那么这个家庭就该解体了。 公共食堂的发明人确实找到了肢解私有制的大本营——家庭——的最佳手段。 １９５８年的公共食堂绝对是人类生活史上，最为壮观的景象，几亿人几乎是毫无例外地在同样的大锅里吃饭。几亿农民的厨房里不再有炊烟，不再有铁锅，不再有菜刀…… 元朝初期的异族统治，也曾经让百姓交出过菜刀，但毕竟十户人家还准许保留一把公用，毕竟还允许拥有铁锅，还允许炉灶里往外冒烟。１９５８年则是彻底的，农民交出了菜刀和铁锅，既支援了大炼钢铁，又斩断与几千年的私有制生活方式的联系。 所以可以说，厨房里不再往外冒烟，是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主要标志和证明。 难怪在５０年代的最后两年，农村民兵的重要战斗任务之一，便是查看谁家的厨房冒出了炊烟。一旦有所发现，便会破门而入，收走隐藏的粮食，收走使私有制赖以生存的家庭炊具——铁锅当然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先民们曾经使用过的瓦盆、瓦罐。 在那个时代，这种偷食小锅饭的非共产主义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这是因为具有共产主义生活观念的一代，还在托儿所里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所以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意识还在成年人中作祟，他们还不能完全克服个人的口味，要偷偷点燃小灶调剂一下。 这个人类的伟大创举，在党中央的关注和直接支持下，（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８年曾下决议，要求“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居然维持了二、三年，一直到１９６０年，尽管大跃进已临近尾声，尽管在轰轰烈烈地实行了两年多的“共产”、“共吃”的共产主义之后，整个中国都累了——从中南海到农村的地头，到处都显得虚弱和疲惫不堪，但公共大食堂还懒洋洋地冒着炊烟。不同的是，一天三顿干饭、吃饭不定量、不要钱已被稀薄的菜汤和严格的定量所代替——提着瓦罐的农民，在公共食堂排队，按家庭人口定量，每人能分得两木勺撒有玉米面的菜汤。 进入６０年代，中国农民可以在吃饭制度上享受双轨制的优惠政策了——小厨房里又允许冒烟了。但是锅没有了，粮食没有了，有的只是从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植的一点瓜菜和从公家的地里偷来的星星点点的原粮…… 毛泽东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使共同创造和共同消费社会财富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一个小私有制的农村社会里变为现实，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五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仅此一项，毛泽东就足以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伟人的任何治国业绩暗然失色。 然而无可争辩的是，这种共产主义即使不被冠上“原始的”定语，至少也只能称其为初级阶段。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明白这一点，他懂得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毕竟要依赖于雄厚的物质基础。列宁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共产主义＝苏维埃＋电气化”，他当然知道的。 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在毛泽东的意识里是具体的——那就是“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毛泽东并没有忽视这一点。 和其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政治家不同的是，毛泽东不愿意等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进入共产主义时，再实行共产主义，而是先实行共产主义，再依靠这个人类政治理想中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去创造共产主义的高生产力。 毛泽东关于社会生产力的概念，也是具体的——那就是钢的产量。 在５０年代，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的领袖，都把钢的产量作为国家强大、经济发达的标志——有了钢铁就有了农业机械化、就有了粮食；有了钢铁就有了坦克、战斗机，也就有了强大的国防；有了钢铁就有了重工业，也就有了带动其它经济部门的基础力量…… 以前的斯大林这样认识，后来金日成这样认识，尼赫鲁这样认识，再后来卡斯特罗这样认识；当然，１９５８年的毛泽东也这样认识。 正是这样的认识，使毛泽东决定让中国在１９５８年全面地实行共产主义的同时，还拿出了一个同样雄心勃勃的治国计划——让中国的钢产量以每年１００％的增长率递增。 毛泽东是有道理的——既然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把六亿人民用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那么这六亿被共产主义组织起来的人民，为什么就不能使钢产量翻番？ 毛泽东相信人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使生产力翻番的奇迹已经在农村创造出来了。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９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奇迹。决议说： ……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农业产量都可以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钢铁产量为什么不可以增长一倍呢？ 这应该是更容易的：因为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长出粮食，但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炼出钢来——机关、学校、农村；还有，农作物需要季节，需要一定的时间，而钢铁生产却不受季节限制……于是，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发动起来了。 １９５８年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刻骨铭心的一笔，除了人民公社的成立，还有这个同样壮观的创举——这场由干部、军人、学生、农民都全力投入的大炼钢铁的运动。不展示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生产行动，便不能再现１９５８年的雄姿，不能显示毛泽东的治国雄心和魄力。 １９５７年，中国的钢产量是５３５万吨，５８年２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济计划部门在对原来的保守思想作了检讨之后，大胆地将１９５８年的钢产量计划定为６２４.８万吨，但到５月份，这个指标被提高到８００至８５０万吨，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一次将１９５８年的钢产量提高到１０７０万吨，是１９５７年的一倍。 毛泽东的建议被８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可；同时提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的雄伟计划还包括：１９５９年钢产量为３０００万吨，１９６０年达到６０００万吨，而到１９６２年第二个万年计划结束时，中国的钢产量将赶上美国，达到８０００万吨到１亿吨…… １９５８年的公共食堂绝对是人类生活史上，最为壮观的景象，几亿人几乎是毫无例外地在同样的大锅里吃饭。几亿农民的厨房里不再有炊烟，不再有铁锅，不再有菜刀…… 元朝初期的异族统治，也曾经让百姓交出过菜刀，但毕竟十户人家还准许保留一把公用，毕竟还允许拥有铁锅，还允许炉灶里往外冒烟。１９５８年则是彻底的，农民交出了菜刀和铁锅，既支援了大炼钢铁，又斩断与几千年的私有制生活方式的联系。 所以可以说，厨房里不再往外冒烟，是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主要标志和证明。 难怪在５０年代的最后两年，农村民兵的重要战斗任务之一，便是查看谁家的厨房冒出了炊烟。一旦有所发现，便会破门而入，收走隐藏的粮食，收走使私有制赖以生存的家庭炊具——铁锅当然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先民们曾经使用过的瓦盆、瓦罐。 在那个时代，这种偷食小锅饭的非共产主义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这是因为具有共产主义生活观念的一代，还在托儿所里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所以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意识还在成年人中作祟，他们还不能完全克服个人的口味，要偷偷点燃小灶调剂一下。 这个人类的伟大创举，在党中央的关注和直接支持下，（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８年曾下决议，要求“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居然维持了二、三年，一直到１９６０年，尽管大跃进已临近尾声，尽管在轰轰烈烈地实行了两年多的“共产”、“共吃”的共产主义之后，整个中国都累了——从中南海到农村的地头，到处都显得虚弱和疲惫不堪，但公共大食堂还懒洋洋地冒着炊烟。不同的是，一天三顿干饭、吃饭不定量、不要钱已被稀薄的菜汤和严格的定量所代替——提着瓦罐的农民，在公共食堂排队，按家庭人口定量，每人能分得两木勺撒有玉米面的菜汤。 进入６０年代，中国农民可以在吃饭制度上享受双轨制的优惠政策了——小厨房里又允许冒烟了。但是锅没有了，粮食没有了，有的只是从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植的一点瓜菜和从公家的地里偷来的星星点点的原粮…… 毛泽东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使共同创造和共同消费社会财富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一个小私有制的农村社会里变为现实，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五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仅此一项，毛泽东就足以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伟人的任何治国业绩暗然失色。 然而无可争辩的是，这种共产主义即使不被冠上“原始的”定语，至少也只能称其为初级阶段。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明白这一点，他懂得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毕竟要依赖于雄厚的物质基础。列宁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共产主义＝苏维埃＋电气化”，他当然知道的。 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在毛泽东的意识里是具体的——那就是“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毛泽东并没有忽视这一点。 和其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政治家不同的是，毛泽东不愿意等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进入共产主义时，再实行共产主义，而是先实行共产主义，再依靠这个人类政治理想中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去创造共产主义的高生产力。 毛泽东关于社会生产力的概念，也是具体的——那就是钢的产量。 在５０年代，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的领袖，都把钢的产量作为国家强大、经济发达的标志——有了钢铁就有了农业机械化、就有了粮食；有了钢铁就有了坦克、战斗机，也就有了强大的国防；有了钢铁就有了重工业，也就有了带动其它经济部门的基础力量…… 以前的斯大林这样认识，后来金日成这样认识，尼赫鲁这样认识，再后来卡斯特罗这样认识；当然，１９５８年的毛泽东也这样认识。 正是这样的认识，使毛泽东决定让中国在１９５８年全面地实行共产主义的同时，还拿出了一个同样雄心勃勃的治国计划——让中国的钢产量以每年１００％的增长率递增。 毛泽东是有道理的——既然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把六亿人民用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那么这六亿被共产主义组织起来的人民，为什么就不能使钢产量翻番？ 毛泽东相信人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使生产力翻番的奇迹已经在农村创造出来了。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９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奇迹。决议说： ……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农业产量都可以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钢铁产量为什么不可以增长一倍呢？ 这应该是更容易的：因为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长出粮食，但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炼出钢来——机关、学校、农村；还有，农作物需要季节，需要一定的时间，而钢铁生产却不受季节限制……于是，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发动起来了。 １９５８年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刻骨铭心的一笔，除了人民公社的成立，还有这个同样壮观的创举——这场由干部、军人、学生、农民都全力投入的大炼钢铁的运动。不展示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生产行动，便不能再现１９５８年的雄姿，不能显示毛泽东的治国雄心和魄力。 １９５７年，中国的钢产量是５３５万吨，５８年２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济计划部门在对原来的保守思想作了检讨之后，大胆地将１９５８年的钢产量计划定为６２４.８万吨，但到５月份，这个指标被提高到８００至８５０万吨，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一次将１９５８年的钢产量提高到１０７０万吨，是１９５７年的一倍。 毛泽东的建议被８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可；同时提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的雄伟计划还包括：１９５９年钢产量为３０００万吨，１９６０年达到６０００万吨，而到１９６２年第二个万年计划结束时，中国的钢产量将赶上美国，达到８０００万吨到１亿吨……
毛泽东的宏伟计划是无边的，他认为到七十年代中期，要达到人均一吨钢，７亿人就是七亿吨钢…… 好大的口气！但毛泽东还具有同样大的力气。自８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暂时撤出了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农业战线，而全力投入工业奇迹的创造。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会议的公报，发出了战略转移的命令： 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日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为了打赢这场只有四个月时间的钢铁翻番仗，毛泽东委派他最得力的助手周恩来担任“钢铁大跃进领导小组”的组长；周恩来又将他的８位副总理全部投入这场战斗。兵分八路，每人监督和负责一个地区的炼钢运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要求全国的舆论工具把宣传的中心从农业转向钢?/P> 当然，这些都还不够，都还不是主要的，毛泽东是最善于组织人民战争的天才领袖，必须动员全民！ 中国以人力资源丰富而骄傲于世，现在是证明人多好办事、人多能办事的时候了。人多真是最让中国人提劲的事；难怪当时的报纸报刊喜欢显示这个骄傲——遇到外交难题时，报纸说，我们６万万５千万中国人民绝不答应；遇到军事危机时，报纸说我们有６万万５千万人民有决心也有力量…… 这一次，６万万５千万人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能创造出任何国家都无法创造的生产奇迹。 在１９５８年，到处都有“一切向１０７０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高炉不够了，土法炼钢上；工人不够了，农民上、学生上、居委会的家庭妇女也上。从８月３０日北戴河政治局会议结束，发出动员会开始，到９月中旬，全国已动员了２０００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到炼钢运动的高潮，这个数字已上升到９０００万。 彭德怀元帅的估计数还要大，他认为在１９５８年的最后四个月里，全中国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的劳动日有９００亿个。 这是无法想象的历史壮观：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在１百多天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全部投入到炼钢运动之中—— ——知识分子上阵了：下面是《北京周报》于１９５８年第３４期刊登的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炼钢的报道： 为了响应政府关于在全国开展大炼钢铁运动的号召，我们也着手在自己的院子里建土高炉。大家都纷纷出力。很快，有些人拿来了破锅、破盆和破壶，另外一些人捐献了旧砖和石灰石，还有些人交出各种零件杂物。就时间而论，一座中国式的小转炉从开始建设到投入生产，在一天时间内就实现了。在这群人中，唯一能说是有些技术知识的是个年青人，他在我们的炉子投入运转以前曾参观过几座正式的高炉。我们最初试图使用“坩锅”炼钢，但失败了。现在我们使用自己建造的小转炉炼钢却一帆风顺。 据这篇报道说，用这种方法炼出的第一炉钢经检验符合标准。 ——学生上阵了：在１９５８年秋后，几乎所有的大学、所有的中学和相当一部分小学都停课炼钢了。他们建起各种各样的土高炉，他们挨家挨户收集废的或不废的铁器，然后拉着木制的风箱将废钢铁溶化，然后把溶化了的铁水浇铸成形，然后向上级汇报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铁块还是钢锭的数量。 这种汇报是极为隆重的——敲着锣，打着鼓，举着大红纸上写的喜报。的确，学生们是有理由庆贺的，搜集废铁已很困难，而要把这些废铁熔为铁水则更加困难。 那是一个汗流得多，觉睡得少的时代，但又是让十几岁的学生兴奋得蹦跳不已的年代——彩旗翻滚的誓师大会，灯火辉煌的炼钢工地的夜景，锣鼓喧天的报喜队伍；还有炼钢工地上丰盛的食品——这和农村人民公社一样，集体吃饭，既热闹又不要钱…… ——农民上阵了：农民是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运动的主力军。在１９６６年以前，毛泽东发起的每一个运动，差不多都以农民为主力。难怪许多外国人把毛泽东称为农民领袖。下面是一位英国记者在边远的云南农村，所看到的农民炼钢场景： 我们穿过稻田来到另一个村子，这里已经赶建了四座巨大的土高炉，到处人声鼎沸，一派忙乱的景象。有的人在搬运一筐筐矿石；有的驱赶着牛车；有的倾倒装有炽热溶液的大锅；有的站着摇摇晃晃的梯子上观察着炉子；还有的用手推车装运冶炼过的料渣——虽然这些东西是从高炉底部倾泄出来的，但是在我看来这跟从炉口倒进去的原料没有什么两样。 无疑，看惯了大高炉的洋人，对这种土法炼钢的描绘多有嘲弄之意。但农民的干劲和在１９５８年付出的代价是不该被嘲弄的。 １９５８年秋，中国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抽出去炼钢了。即使把每户的铁锅、菜刀收光了，也凑不够足以完成指标的钢铁，于是如果凑巧附近有铁矿，农民就用牛车拉，用人背。 矿石的需求量极大，因而，也是劳动需求量极大的工作。许多地方不得不让小学生去背矿石。好在农村的小学生年令偏大，个头也比城里的小学生偏高，再加上白面馒头管饱，所以这种悲壮的景象在当时只是显出了壮丽、轰轰烈烈的一面；炼钢燃料的缺乏，也是农民在这场大战役中遇到的困境之一。别说炼钢需要的焦炭，许多地方连煮饭、取暖还只能靠柴禾、马粪呢。但大炼钢铁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于是砍树成了大部分农村解决炼钢燃料的重要手段。 靠木材和风箱把铁器溶化成铁水、再铸成铁块或钢块或许可能，但要把农民辛辛苦苦背来的矿石溶解钢水就困难了——难怪外国人会看到从炉口倒进去的嫌肼浊阈钩隼吹亩髅皇裁戳窖?/P> 这真是一场倾家荡产再所不惜的战斗——铁器交光了，树木砍光了，劳动力抽光了。当时秋粮和棉花已是丰收在即，但这些成熟的果实留在地里、没有人去收获…… 此时，在农田里采取大规模行动的，是上半年在许多地方被宣布已被彻底消灭的“四害”之首——老鼠。它们象还乡团一样又回来了，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各种丰收果实，仿佛也一下子进入到共产主义。 已经晚秋了，玉米还长在田里，玉米棒子还留在玉米杆上，而玉米粒已经被老鼠“共产主义”了…… 今天看来，１９５８年的大炼铁铁运动真是既伟大又荒唐的，但这场运动当然是以胜利告终的——至少在１９５８年是如此。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刚刚结束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发表公报，宣布：“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钢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吨左右。”这不仅是伟大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这个不可思议的胜利是否耗费了太大的代价——比如，是否是以对农业生产的损害所换取的？ 否！农业在１９５８年取得了同样伟大的、同样不可思议的胜利——就是在这一份公报中，中共中央宣布了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粮食将由１９５７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加到七千五百亿斤左右，棉花将由１９５７年三千六百八十万担增加到六千七百万担左右……”都是刚好一倍！ 围绕着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的确定，也有过许多戏剧性的插曲。 １９５８年的农业奇迹已经大到没人能说清楚的地步，各省都根据共产主义热情和党性原则的高度来上报粮食产量，而政治局某些委员被下面的热情所鼓舞，甚至认为产量超过了一万亿斤。 最后，还是“由毛泽东亲自作出决定，宣布粮食产量是３.７５亿吨这个数字。” 刚好是１９５７年的一倍。这个权威的宣布便被统计局所认可了。 难怪，国外最权威的中国史书——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写道，官方“所公布的产量数字反映的是一种政治判断而非统计判断。”彭德怀是唯一一位公开站出来怀疑这个数字的政治局委员，但他立即遭到了清洗；陈云也是少有的几位反对运用行政和政治手段来提高农业产量领导人之一，他的关于各经济部门要平衡发展，彼此兼顾、促进的建议，被国外的史学家称为是“５０年代中国国内提出的最合理化的发展选择，但他的温和的建议被否定了，并被毛泽东挤到政治权力核心之外。”之后，我们就再没有听到过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的声音了…… 人以翻番为目标炼出了正好一倍的钢，农田和气候也为了让政治家能在公报中宣布翻番的胜利，而让农作物刚好增产一倍。 １９５８年不仅是充满豪情的一年，还是取得胜利最大的一年。那时，苏联刚刚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而在中国则天天都有放出各个政治卫星、经济卫星的报道、庆贺——万斤田、十万斤田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以至一些外国专家把《人民日报》报道的某个卫星田的产量折成体积，发现竟然可以在一亩地上铺成半米厚的一层。 其实，这是无需外国专家甚至也不需要中国专家计算，即使一个普通的农民或任何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普通人都能计算出，在一亩地上是不可能生产出十万斤、甚至一万斤粮食的。 然而，在１９５８年的中国，竟然没有人站出来作这番计算，因为《人民日报》已经这样登了，领袖人物已经这样肯定了；普通人不需怀疑，不需论证，而只需紧紧地跟在后面赶超。 各省都在１９５８年取得的胜利基础上，制定出更加振奋人心的１９５９年的经济计划。中国最大的粮仓之一的四川省宣布：将把１５％的耕地作为高产田，高产田的产量将由１９５８年的亩产千斤达到１９５９年的亩产万斤，增加十倍。其余的一般粮田也要达到亩产３０００～５０００斤！ 四川省的雄伟计划当然不是绝无仅有；而且四川也不是跃进最大的一个省份，当时胆子最大、步子最快，首创精神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 那是一个互相超赶的年代，没有一个省在报产量订计划时甘愿落后于其他省份。 到这时，人的意志力量真正得到体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情壮志终于实现，“一天等于２０年”的政治号召也终于成为事实。 毛泽东的治国雄心煽动出前所未有的狂热，这狂热又赢得了空前的胜利，这胜利又鼓舞了更加巨大的雄心，这是１９５８年中国人的心灵历程；１９５８年的胜利如此辉煌，以至它所激发出来的自豪感一直到１９５９年，还那样密集地笼罩在中国大地上。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周恩来发表了“伟大十年”的著名演说。此时，对大跃进提出质疑的彭德怀，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是，中国大地上又可以用一种声音讲话了。这声音是坚定的，加上周恩来那特有的尊严，全世界都为中国在１９５８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所深深感动了！ 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１９５８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这种跃进速度是帝国主义国家做梦也不敢想象的……”百分之六十六！这不仅是帝国主义、也是任何主义即使在梦中也都不敢想象的。这确是经济增长上的天文数字！ 在今天，年增长率达到七、八个百分点已属惊人，而要达到两位数，则会让某个政府紧张起来，担心出现发展失衡以及通货膨胀的危险……
但是１９５８年的中国，是一个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国家。我们为这样的速度自豪，并以藐视的眼光看着帝国主义国家的低速度。 因此，周恩来指出，在我们取得特大跃进的１９５８年，“美国工业比上年降低百分之六点五，英国降低了百分之零点九……”。在农业方面，既然有了那么多的万斤田，胜利当然就更加伟大了；于是，周恩来因此作了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中国政治领袖敢于作出的宣告——他说：“全国农民在参加了人民公社以后，绝大多数缺乏劳动力的人口享受着免费供应粮食或伙食的待遇；从前愁吃愁喝的困难生活，快要变成历史的回忆了……”然而此时，大跃进已接近尾声，而历史的反攻则正在蕴藏之中——仅仅几个月之后，被拦腰斩断的历史便奇迹般的复活了，并且展开了迅速地反击，要夺回它在１９５８年失去的阵地。 １９５９年宣告的胜利，象它们被突然创造出来那样，倾刻之间成为泡影——中国人在１９５８年播下的希望，竟在１９６０年收回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１９６０年的春寒来得特别早，还不等洋洋自得的１９５９年安然走完辉煌的历程，它就挟着春荒吹向整个中国大地。这股彻骨透心的寒风，迅猛而锐不可挡，倾刻之间便将两年来的狂热、以及这狂热所创造的一切神话、奇迹一扫而光——豪言壮语没有了，到处是耸肩缩背的中国人；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没有了，购买食品的规定多得数不胜数，在饭馆吃上一碗绝无一点油腥的面条，不仅要钱、要粮票，还得要出差证明，或是中转车票；高速度的增长率没有了，一进入６０年代，工厂里到处都在停工待料、搞精减下放——当“一天等于２０年”的口号被“劳逸结合”的口号取代之后，精疲力竭的工人和农民一样，开始一堆一堆聚在一起晒太阳；值得政治家拿到会议上炫耀的百分比没有了，在官方的沉默背后，隐藏着许多不祥的数字：１９６０年的粮食产量比翻番前的１９５７年还低了２６％仅１。４万亿吨，为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而重工业的年下降率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比起这一系列枯燥而令人沮丧的数字，更加震撼人心的是另一个悲惨的数字——中国在１９６０年开始的大饥饿中饿死的人高达１０００万以上！ 一项激进的政策可以使中国产生最为壮观的历史创举；一项错误的决策又使她产生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灾难。 这就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６０年代留给人类的启示。当然，１０００万也仅仅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数，就如我们永远搞不清我们曾经有过的成绩有到底伟大到什么程度一样，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灾难到底有多大——１９５７年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并客死他乡的右派分子有多少人？文化大革命被关押、枪杀的有多少人？甚至在瞬间发生和结束的灾难我们都难以说清——两次*****中，到底有没有人死？还有唐山大地震、河南大水灾、中越反击战，没有一样我们能说清楚…… 在大跃进的灾难之后二十多年，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治方，还只能以抽象的语言说，中国人为大跃进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代价？惨痛到什么程度？ 所以，上述１０００多万这个统计数字，也只能是进口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英国的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在谈到中国大跃进时写到：“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死亡率大大提高。一些观察家估计，因饥饿而死的人数可能多达１０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人”；另据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谈到这一悲剧时称：“食物产量的下降和分配制度的被破坏，导致了２０世纪空前的大饥荒……１９６０年的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仅此一年，中国人口就减少了１０００万。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１６００万至２７００万。”这次大灾难中，受害最深的恰恰是１９５８年卫星放得最多的几个省——河南、四川、甘肃、安徽、江苏，其中属安徽最惨，１９６０年的死亡率高达６８‰，有２００多万人为仅仅实行了一年多的共产主义付出了生命…… １０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人饿死，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将其与近代史上的几次大饥饿比较一下——从纵的方向看，２０世纪的中国经历过两次大规模饥饿：第一次，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整个北部中国被大旱灾所害，致使２０００万农民陷于赤贫，但死亡人数仅５０万；另一次是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即民间所说的“民国十八年大饥荒”。这次波及河南、陕西、甘肃的大饥饿中，有２００万人被饿死，而这个数字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战争破坏了铁路运输，使救灾难以进行。 从横的方向比，斯大林的强制农业集体化政策所召至的与中国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十分相似的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的大饥荒中，大约有５００万人饿死…… 顺便提一句，这１０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为大跃进付出了生命的人几乎全是农民，在城镇，这场大饥饿尽管比农村持续得更久一些，尽管这三年的饥饿给这一代的城里人留下了大批的肝炎和浮肿病人、留下了对饥饿的恐怖记忆，但毕竟每月还有２０几斤的粮食定量，以及即使少得可怜总还断断续续有的蔬菜供应——如北京市就有过每人每天一两蔬菜的供应标准。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从大胆地提出、到奇迹般地实施，一直到令人震惊的灾难性结局，都属空前绝后。真应该为１９５８年树碑、或建立一座以１９５８年命名的纪念馆，以此作为任何一位政治家的必修课……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跨越历史的伟大进军，就是这样悲惨的降下了帷幕——开端是壮丽的，尾声是惨烈的；唯独它的结束却无声无息…… 没有人宣布过１９５８年的失败，没有人为此作过检讨，没有人为其承担责任，也没有人因这场人为的灾难受到指责——留下的只是彭德怀为制止这场灾难而遭受流放、监禁、直至死亡的千古奇冤，以及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的死亡数字都大的饿鬼冤魂；还有，因在大跃进中充分显示了治国雄心，而进入到超级伟人行列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正是这种权威才使毛泽东有可能在几年后，又一次发动了比１９５８年的经济大疯狂更加狂乱的“政治大疯狂”——文化大革命！ 好不容易才从“超越历史”的误区中挣扎出来的中国社会，又一次被她的领袖引入到一个更加可怕的政治误区——一个完全丧失了法制的人类社会。
◎后记：就1958年，与毛泽东对话 作者：世界因您所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而把您列为历史上最大胆的治国伟人。以１９５８年中国的现状，您当然不仅仅是靠政治勇气，就作出了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立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重大决策吧？毛泽东：首先的考虑是，革命必须一个接着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要泠场。作者：但是１９５８年的中国距科学社会主义应有的物质基础相差甚远。 毛泽东：贫穷也有是革命的条件——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所以我早就说过，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作者：革命总得有一定的推动力，在１９５８年那场惊天动地的经济革命中，您所主要依靠的力量是什么？ 毛泽东：我们的物质条件就是人——我们有６万万５千万人。人是决定的因素，人比物更重要。 作者：贫穷和落后是旧中国的重要遗产之一，它的后果是大量的文盲和愚昧。在您的６万万５千万臣民中，真正具备进入共产主义的精神条件的毕竟是少数。 毛泽东：没有文化也是有利条件——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为劳动人民确立共产主义思想要比知识分子容易。 作者：您靠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去营造一个理想的社会？ 毛泽东：在历史上，总是文化程度低的人战胜文化程度高的人。 作者：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又是靠什么去建设共产主义？ 毛泽东：靠政治思想觉悟。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觉悟首先出在穷人身上。物质条件好，不出政治觉悟。 作者：后来，彭德怀元帅反对政治挂帅的提法，他说：“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他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毛泽东：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则是小资产阶级泄气性，悲观性……所以我们把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作者：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之后，除了彭德怀，全国还有三百多万人因对１９５８年革命持怀疑态度而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紧接着，中国就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大饥饿……对此，到底应由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负责，还是由他们所批评的“大跃进”负责？毛泽东：１９５９年，形势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的程度。１９５８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它的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作者：有一千多万中国人为这一个指头付出了生命…… 毛泽东：这是始料未及的事。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发明权是我？……１９５８年６月我讲了１０７０万吨钢，从此闯下大祸，９０００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北戴河公社决议是我建议写。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 作者：也不能完全由你一个人负责——当时，作出决定，并且全力执行的还有党的副主席、政治局，还有政府班子……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误。我可以这样评价吗？ 毛泽东：那是你们这一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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