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我们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社论同时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了“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不仅开始点名批判了“反冒进”，还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他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还十分严肃地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毛泽东领导的反冒进和轰轰烈烈反右派斗争也开始了。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

    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此后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社论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