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革命--邓小平的改革之路

      1976年金秋十月，巨星陨落后的中国，毛泽东的未亡人及其理论传人一同被华国锋送进了大牢，神州大地一片欢腾，人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恭贺我们伟大的党又一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很快，慈祥的伟大领袖的画像旁边，一个笑容可掬的腼腆面孔如影随形地浮现出来，一代英主新领袖冉冉升起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新主的资历不深，贡献不大，读书不多，本事不大，甚至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但是，排场却不小：画像到处贴，题字满天飞。政治上全面继承了前主的遗产，经济上萧规曹随亦步亦趋，祈望能够利用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政治资源，做一个太太平平的后主。

      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个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无疑还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此后在苏东波的浪潮席卷之下，要么是抛弃共产主义快速地迈入西方民主化之路，全社会经历一个很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激烈动荡时期，要么是加大专制力度，与北韩一道，独立寒秋，冷眼向洋看世界。

      在中国政坛上，邓小平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他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控制欲望不强，曾经有一句名言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据说一天的办公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玩。他的贪玩是有出了名的，象周恩来那样把工作安排到以分钟计算，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该管的管，不该管的放权，潇洒的很。甚至因为贪玩而因祸得福：庐山会议前，他在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打球摔断了腿，没有前去开会，因而躲过了面对面揭发批判彭德怀的尴尬场面。

      在国际共运史上，邓小平也是一个异数。在所谓的第一代领袖人物中，敢于对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大幅度修改的，只有铁托和邓小平二位。由于国际环境、国力以及民族矛盾的束缚，南斯拉夫的改革道路没有走完，南联盟自身也在铁托身后瓦解了。中国却实实在在的成功了。

      没有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人，是很难切身体会出邓小平对于今日中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以阿唐为例，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已经读初中了，天天不是学工就是学农要么就是学军，连假分数的约分还搞不大懂，求解方程更是云山雾罩地找不着北，但是小脑袋瓜里却泛起这么一个念头：毛爷爷死了，中国今后怎么办？

      一叶而知秋，当时至少95%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全体被洗脑了整整27年。

      毛泽东领导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是千年文化的沉淀也好，百年屈辱的反抗也好，西方一个哲学流派在中国的生根长叶开花结果也好，毛泽东个人不拘一格好勇斗狠的个性使然也好，总之，在1949年功德圆满后，在27年间对于中国人命运的影响大到无法想象：文化是贫瘠的，经济是凋敝的，政治是压抑的，思想是单一的，甚至，连衣服的颜色都差不太多。

      1977年，三度复出的邓小平面临的是，一场破了产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它是那样荒唐、那样极端、那样的远离人类文明的范畴，环顾全球，只有后起的柬埔寨能够与中国一比高下。也就是在这一年里，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之路。

      从1977年到1981年，以少年阿唐对于世界的朦胧认识，也能够感受到中国人价值观和舆论导向一点一滴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大多数已经习惯了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的国民而言，是一个和风细雨的过程，但是对于一部分利益悠关的阶层而言，还是相当痛苦的。记得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候，阿唐在高考前的紧张忙碌中偷空跑到机关食堂看电视新闻，公报宣布华国锋辞去一大堆职务的时候，旁边一个家伙气的一拍大腿就起身出去了，呵呵，估计Y是一个三种人，文革中窜上来的。清理文革得益者，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废除干部终身制，老邓得罪的人着实不少。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称的上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保持社会大秩序相对稳定平和的前提下，邓小平一手主导了这场革命，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把中国这驾承载着8亿人口的巨型马车从毛泽东旗帜下的极左狂热路线上驶上了理性务实和平崛起的道路上。

      在其后的80年代里，邓小平小心翼翼地引领着中国巨轮从社会主义的港口出发，在茫茫大海上探索着驶向资本主义彼岸的航线，从事着社会主义阵营中从来不曾有过的尝试：旧瓶装新酒。既要老船乘风破浪，还不能把老船给使唤散了，非常的不易。邓小平，这个来自四川的小个子不无诙谐的自嘲曰：摸着石头过河。

      一转眼，卅载光阴，中国这艘古老的巨轮居然摸着石头驶到了世界经济总量排名榜的第4位，不能不说是一个世间奇迹。其间，老邓所付出的心血、心力和代价是有目共睹的，经常处于两面作战的痛苦挣扎中：一方面是右派的民主诉求，鼓吹彻底埋葬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理念，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是左派对于过往革命的迷恋，叫嚣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和经济体制是不可动摇的，任何违背共产主义理论的的实践尝试都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不可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推广。不仅如此，为了稳定大局，为了让这驾破马车能够顺顺当当地跑下去，邓小平也不得不几度做出了丢车保帅壮士断腕的无奈之举：废胡罢赵，亲手斩掉了自己的左右手；64血案，演出了一出八大军区闹京华的历史悲剧。

      64事件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也是邓小平一生中的几大污点之一。老邓在运动的初期，对运动的规模和能量估计不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运动的中期，整个社会在宁静革命中孕育的不满情绪全部被学运整合到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府难以控制的自主力量的时候，又不习惯退让一步，借此机会建立一个政府与民间对话的管道和机制，一味硬抗，形成僵局；在运动的末期，为了所谓的党和政府的颜面，为了不让局势继续失控而导致个人威权的沦丧，居然采取了快刀斩乱麻，不惜流血五步悍然枪击民众的野蛮举动，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信仰就从道德的制高点上彻底跌落下来。

      64之后的中国，民众的心理非常灰暗，很多人依据以往的经验，以为中国共产党大概又要回归从前的革命老路上，甚至共产党内部大多数的高级干部们也是疑惑重重：改革开放，风险太大，任何对于毛泽东路线的调整，都可能最终引发人民对于中共威权统治的怀疑、不满和反抗，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否真的右了？新上台的总书记也是战战兢兢，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也不知道该干哪些事。

      还是邓小平，再次从幕后走到前台，大声疾呼：改革开放一百年都不能变，谁不搞改革，谁就要下台！以邓小平当时的平民身份，凭借个人的政治威信为资本对于前台执政者赤裸裸的威胁，非常类似当年毛泽东整刘少奇整林彪时的手法，显然是有违党章和宪法的行为，但是，中国历史上这一次的专制行为，却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它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没有因为极左思想的回潮而背离方向。

      今天，相对于前共产国家纷乱的政局和黯淡的经济，中国以其傲人的经济成就和稳定的政治结构夸耀于世，以至于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威权主义是经济起飞的最大助力，西方民主化之路并非是中国的必由之途。

      对于今日中国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西方大国忐忑不安：在黑箱作业难以琢磨的专制体制支配下的一个庞然大物，未来的走向是敌是友？前苏联集团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旧瓶真的可以装资本主义的新酒么？越南，曾经的朋友也是曾经的敌人，青出于蓝而于蓝，在不到20年的学习中国的过程中，甚至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全面开始了改革之路。

      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世界，中国不再是昔日那个唐吉诃德式的迷茫的汉子，孤独地挑战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它正在以理性务实的态度，迅速地融入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并且在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邓小平，这个曾经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实践者，为什么会带领中国走向了反叛共产主义的道路呢？

      阿唐以为，是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

      首先是邓小平的个性。

老邓是一个变通的人，在革命道路上一路走过来，大多数时候都是小老弟二三把手的角色，单挑大梁的时候很少。如此，他身上的历史包袱少，为人处世相当灵活，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文革中被老毛打倒，他在林彪倒台后给老毛写悔改信承认错误，表白自己对于文革是服气的，还愿意为老毛鞍前马后地卖命，老毛一高兴，就放了他一把，让他二度复出。这方面，高岗、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都不行，一把手当惯了，给点气受就会跳脚骂娘，事后，彭德怀几度给老毛写长信，仍然是抱着拦轿喊冤的心态，老毛怎么可能认错放行呢？同样，在华国锋时代，老邓也写了效忠信，谦恭地表示愿意以华主席马首是瞻，遂得以三度复出。

因此，老邓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浓厚。

其次是老邓在文革中的遭遇。

老邓在被打倒后，在江西赋闲其间，据说每天都要在居住的小院里面转圈圈想心事，这大概就是反思。阿唐估计，每一个文革中被打倒的当权派都会反思一番：靠，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亏大发了！于是文革后再掌权，马上就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得好好的，一个个非富即贵，免得自己哪天又倒霉了，子女们又满世界流浪。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的破灭，首先就发源于高干和高知一类的世家子弟，当年在西单墙上活跃的那些人，有几个是平头百姓出身？呵呵，扯远了。老邓这种量级的人物，大概不会过多考虑儿女情长的琐事，但是爱子因为受自己牵连而跳楼残废的惨状，不可能不对其心灵上构成强大的冲击：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级目的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吗？

文革显然是极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基本上是在几乎大部分政治局成员反对的形势下毛泽东一人犯下的。那么，这种制度本身一定有缺陷，以至于对于最高统治者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阿唐不是为老邓涂脂抹粉，他在70年代末曾经表现出来相当程度地对于民主政治运作机制的兴趣，比如说对于西单民主墙的宽容，也曾经说过象文革这种错误在欧美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话，当然，在党内传统势力的压力下，在自己的政治地位稳固下来之后，后来他又从那个立场上回归到传统的共产主义民主自由观。

最后是文革后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

一句话，中国人真的是折腾累了，也折腾怕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运动一个接著一个，镇反、反右和四清还是针对少数人的行为，合作化、大跃进和文革则是不折不扣的全民运动，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清净的角落。人心思变，人心思治。

总之，无论是出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使命感，还是出于对毛泽东路线的反动心理，邓小平在三度复出后开始了他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

邓小平改革之路的第一步就是政治上的非毛化，突破口就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等到迷魂汤喝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终于明白毛泽东的话也不是金科玉律，他老人家也是会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这尊神就从神坛上倒塌下来了。

大凡专制体制下的反传统运动，往往最后会演变成激烈的社会革命，这种例子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司空见惯的，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更是整整经历了38年。同样，反毛化的运动也呈现出来某种失控的迹象：对于中国革命的反思，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于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质疑等等。这个时候，邓小平叫了煞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予毛泽东以37开的评价，停止了对于文革和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大规模评论、批评和探讨的官方活动，鼓励全民一致向前看。

这一决议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实用主义风格，对于共产党的稳定执政而言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事实上，任何对于毛泽东路线的反思和检讨，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中共自身，彻底否定毛泽东就是彻底否定中共，两者之间不可能做出一个安全的区隔，听任非毛化继续发展，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中共倒台失去政权。邓小平的“不争论，不探讨，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除了为自己“拉社会主义的车，走资本主义的路”的行为做辩解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的自私动机。但是，客观上来看，这一举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减少了很多无渭的麻烦与痛苦。试想，以中国之大，专制程度之深，文化经济之落后，中共可能如台湾岛上的国民党那样，自觉自愿地培育发展自己的反对势力，最终在理性和平的竞选中交出自己手中的政权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邓小平真的率领中国走上了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改革之路，在国家版图维持相对完整，社会局势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没有十几年二十年以上的时间，中国是很难培养出一个初步稳定成熟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社会风气的。在这一漫长的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很可能难以制定系统、稳定和一贯性的经济政策来引导、规划以及控制全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不可能在二十世纪结束前完成经济的起飞过程。中国不同于苏联和东欧，人口素质、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都相差太多，经不起太大的折腾。

事实上，文革后复出的老干部们，作为中共统治的核心力量，他们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大多是拜老毛所赐，因此，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老毛的成见和怨恨是相当深的。以阿唐太的一位至亲为例，老人家是当年抗联的幸存者之一，文革后被打倒，家中佣人在诱导下揭发说老头是苏联特务，浴室的门把手内曾经藏有发报机，于是老人被扔进监狱，关了整整10年，放出来后一条腿就永远残废了。老人家很气愤地跟我们发牢骚：日本人一枪只是打掉了我几个牙，毛主席却整瘸了我的一条腿。从这一点上来说，邓小平没有顺应民意把毛泽东批倒批臭，政治上的大智慧还是很高明的。

老邓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走一步算一步，眼光并不是很远大。在政治上搞定了文革凡是派之后，老邓首先在农村祭出了曾经把中国从大跃进灾难中挽救出来的法宝：联产承包，分田到户。这一下，农民的肚皮终于可以吃饱饭了，家中也有几个余钱了，连带着城市的副食品供应也变得充分起来。记得阿唐刚上大学的时候，顿顿都是高粱米饭、窝窝头和土豆熬白菜，毕业的时候已经可以吃上小炒肉了，呵呵。

农民的生活恢复正常之后，老邓又开始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中遭遇了无数的挫折和困难，也犯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尤以80年代中后期的物价双轨制最为人所诟病，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成为64事件的导火索。双轨制本身恐怕也是中共内部左右两派争论拉锯妥协的结果，其负面效果不言而喻。

尽管邓小平的城市经济改革之路，一波三折，走的非常辛苦，但是在苏东波前后，在几个方面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是城市服务行业从全民所有制向集体和个体所有制的过渡，提高了行业效率和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让街头的混混和返城的知青有了安身立业之所，文革以来弥漫在社会上的那一股暴戾之气就此消失于无形之中，小流氓都跑去赚钱了；其次是乡镇企业的开拓和发展，在国有经济的丛林中硬生生地打出了一片天地，从此农民开始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中国经济构成中的工业化比重迅速提高；再次是三资企业的引进，由此带来的海外资金和海外市场，把中国和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又次是开放几个沿海城市建成了经济特区，集中国内外的资金建成了大型的出口加工中心；最后是中央对于地方的放权，从此经济的腾飞有了自由自在的成长空间。

因此，在苏东波到来之际，一方面因为64的恐怖记忆，国民对于政治的兴趣降低至最低点，另一方面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百姓的兜里有钱，碗里有肉，家中有粮。最重要的是人们价值取向开始了发散的过程，多样化了，一阵风似的单一思潮已经难以轻易地打动人们的心。结果，中国没有如苏东国家那般，卷入到激烈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运动中，中央政府得以继续有效地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终于赶上了二十世纪末期的最后一班世界经济快车。

邓小平的改革之路走到今天，已经差不多28个年头，与毛泽东时代的27年相比，中国命运的改变虽然没有那么天翻地覆，日后落在史书上的笔触大概也没有那么波澜起伏，那么引人入胜，但是，这场伟大的宁静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的实惠和好处，却是难以用笔墨描述的。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不再孤立于世界之林，不再为虚无缥缈的狂想去献身去打斗去灵魂深处闹革命，不再为明天的口粮后天的布票而犯愁，不再小心翼翼地窥视着政治风云以便及时地表态站队以免自己和家人遭受无妄之灾，人们终于有了初步的迁徙的权力和择业的自由，新闻界偶尔也能讲几句真话，至于百姓们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的举动更是司空见惯，没有人会因此而遭受到牢狱之灾。一句话，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观，中国的民主自由也有了若干小小的突破。

当然，因为历史的局限和传统的束缚，邓小平的改革之路走过很多的弯路，也犯过很多的错误，对于中国命运的改变也并非全部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其中的不尽人意之处后世之人甚至还将长久为之买单。

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邓小平的改革事业的基础始终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这部庞大的组织机构之上，他始终高举“四个坚持”的旗帜，其核心本质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论是在经济构成上如何变化，理论界如何争辩，价值观念上如何变迁，一党专制的政治架构从来没有动摇过。

三十年来，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迟缓甚至原地踏步，结果是造成今日中国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法制成熟程度极端不对称的非稳定结构，一种非常奇怪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

在经济构成方面，国有经济的比例逐年下降，并且大多数的企业危机重重，经济行为中最活跃增长最快的企业大多与国营企业无关。随著外资的涌入，三资企业的不断壮大，国有企业的阵地不断被蚕食的趋势显然是不可逆转的。在某种意义上，今日中国的经济构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从哪个角度去看，都与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定义沾不上多少边。

在政治模式方面，一党主导下的精英阶层全面操控了国家机器的运行，社会缺乏基本的民主风气与法制传统。从政治生态的角度而言，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的确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强人政治的色彩逐渐淡漠，昔日毛泽东一言九鼎式的独夫专制体制演变成为今日七嘴八舌式的精英专制体制，但是距离以民主、科学与法制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政治版图相去甚远。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时期，单就促进经济发展而言，很难一下子说清楚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孰优孰劣。以华人为主体民族的新加坡为例，实行的是开明专制下的精英政体，经济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丝毫不亚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但是，新加坡的法制基础相当完备，对于官员行为的监管非常到位，基本上杜绝了贪污受贿的行为。另外，其国民的教育程度高，新闻自由度大，社会透明度高，极大程度地弥补了威权专制政体下常见的缺陷。

中国的精英政体在缺乏舆论监督、民选淘汰和司法独立监察的情形下，很容易形成大面积的贪腐现象。举个例子，中国的电力行业因为近年来的能源短缺而呈现典型的卖方市场，也就是说厂家是大爷，因此与电力有关的企业赚的钵满盆满，旗下的员工，大官赚大钱，小官赚小钱，工人也有汤喝。曾经有朋友的父母来自电力行业，赴美探亲，出手阔绰到要帮衬孩子给付房贷的头款。如果是在一个民主与法制健全的社会，某一个行业出现过高利润的时候，舆论会吵翻天，民意代表会出来推动立法提高行业税收，司法机构会介入调查有否违法经营行为，但是，在中国目前只能通过政策手段来加以限制和调整，如税收和改变投资力度，对于企业的灰色收入和分配不公却无能为力。前者，因为其隐秘性和普遍性，即使国家审计局派出下厂核查的人员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人物，也难以一一查清，即使偶尔搞出一些事情，也会因为地方主义或者利益集团的包庇，难以对企业主管人员量刑问罪；后者，则是因为执政的精英集团的团伙性质的自私自利行为所导致的：经理们关上门来分配每个人的白色和灰色收入，外部没有舆论和司法的监督，内部没有工会组织为职工争取权益，高到是一般职工的多少倍完全取决于良心的多少。这里，还没有涉及官员们的个人贪腐行为。所以有人说，中国目前的贪腐现象是制度性贪腐：贪污是社会性的普遍现象，清廉则是个人性的偶然现象。

也有人说，贪腐是一个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在经济成长时期的普遍现象，是经济成长的润滑剂，毋须多虑；也有人说，早期资本主义就是弱肉强食，那是精英们该拿的，因为他们对于社会贡献大。姑且不论这两种说法的正确与否，也不谈道德的美丑与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单单就其对于经济层面的影响而言，后果都是极为严重的，因为这些钱都是灰色收入，很难遵循一个正常的管道投入到再生产的循环链条上去，要么是携款外逃，要么是家人移民国外，要么是私人放贷，更多的是在银行里面扒着，不知道哪天才能堂而皇之地拿出来消费和再投入。

因此，今日中国万象中，这种表面是清廉公仆实质是亿万富翁的尴尬现象，比比皆是。比如说性产业，明明已经在经济构成中占有了相当的比重，并且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依然是上不了台面的地下产业，国家不能征税，无法监管，结果就是肥了公安的个人腰包，衍生出黑社会的帮派组织，性病广告满天飞。

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现象，全部归咎于是邓小平的“犹抱琵芭半遮羞”的改革路线的遗产，是不够公允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道德清流和脸面情节恐怕也是根源之一。

毛泽东用了27年时间把中国打造成了初级共产主义的军营，消灭了几乎所有的与私有经济有关的经济形态、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邓小平用了5年时间来拨乱反正，在思想上澄清了毛泽东的极左理论，此后就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踏步不前。这一手段的正面意义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在20年的时间里，把中国从一个相当一部分国民吃不饱肚子的穷困国度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的超级经济大国，一场非常漂亮的经济改良主义运动。邓小平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唯一中共强人，他的世界观，他身上背负的共产主义传统，他过于变通的个性：做事情留有余地和玩弄平衡，导致了他没有走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他后来的继承者，江与胡，又不具备他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不能也不敢走出这一步。一直演变到今天，中共已经由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也就是所谓的工农兵的代表，转变为精英集团的代表组织。江总的三个代表论，就是想在理论上为中共这一角色转变而正名。因此，今天的中共还是中国唯一的政治力量，但是中共本身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中共了，这也算是时代的进步吧。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三千年信史上少有的美好时期，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是第二个大唐盛世。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把中国从共产主义的迷梦中唤醒，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没有愚蠢地在苏联倒台之后去扛共产主义大旗，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在外交上韬光隐晦保持低调以免遭到西方阵营的围剿，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把海外华人的资金引入了中国，同时还有他们的产品、技术和海外的市场，让中国的最大的资源--劳动力有了整个世界当作市场。当然，也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导致了人们在共产主义理念破灭和传统道德传统淹灭的情况下，道德体系呈现真空状态，全社会一致向钱看。

这三十年，中国的外部生存环境也是最好的时期：冷战结束，强邻倒台，没有外敌迫在眉睫的威胁，国防压力极小；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转型，大部分的加工业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911恐怖威胁，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正在中东疲于奔命，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异类行为，不是美国最为关切的问题；世界格局正在朝着协议解决争端、合作取代战争的方向转化，象一战和二战那样为了争夺世界原料和市场而大打出手的大规模人类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一句话，中国的确赶上了好时候。

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倚仗船坚炮利，轰开了正在天朝老大美梦中沉睡中的中国的大门，民族精英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国与工业化的西方强国的差距，以西方为师，开始了洋务运动，以图自立自强，他们的名字是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胡林翼、崇厚、丁葆祯。。。但是基于文化传统的束缚和个人眼界的狭隘，他们大多秉持着“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试图依赖技术进步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的，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国建成了初步的近代工业基础，从大刀长矛的中世纪军队一变而为使用先进兵器的近代军队。

不幸的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中国被日本打败，极大地打击了民族自尊与自信心，作为替罪羔羊，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也遭到了整肃，中国从此一蹶不振。

此后，急功近利的戊戍变法失败后，知识精英中的激进分子对于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企图彻底失去了信心，开始把矛头对准了满清统治者，最后以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中央政府因此而失去了对于全中国的有效统治，军阀混战，十几年无休无止，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基本停滞，以至于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步兵的制式武器中还有与张之洞时代相差无几的汉阳造。

辛亥革命后的纷乱局面的唯一正面收获是思想大解放，各种社会思潮充斥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马列主义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以科学民主为精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很可惜，中国一盘散沙的衰弱现状，民族精英中的主流分子已经不可能再有耐心去搞什么温文尔雅的改良主义运动了，于是，二次革命，北伐，最后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步松散地统一中国为收场。

国民政府顶着内外交困的压力，历经10年的努力，在自己能够直接有效行使管辖权力的江浙数省，从金融、工业和教育几个方面，开始全面打造近代化国家机器，并且以德国陆军为样板着手武装中国军队。很可惜，这一次的现代化努力再次被日本的入侵所打断，中华民族在8年的抗战中，几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其后，又是国共两党的3年血腥内战。

中共建政后的头一个十年，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在农民的血汗供养下，第一次建成了完整的现代化意义的工业体系。好景不长，紧接著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经济结构严重的伤筋动骨，工业化运动再次受到挫折。等到数年之后社会开始安定，经济重新恢复，却又迎来了文革风潮，这一运动，就是十年。十年之中，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因为天天革命而毫无进展是不公允的，公允的的说法是，经济建设中的大部分积累都被用于没有多少经济效益的三线建设和没有多少回报的对外援助上去了。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终于重新踏踏实实地开始从事应该从事的正经事情，尽管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假以时日，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一定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百年沧桑多少事，星移斗转再启程。邓小平不愧是一代中华伟人。

（一篇旧文，拿出来晒晒）